“谥号”，指人死后，后人按照其生平事迹予以的“或褒或贬或中性”的评价文字，乃系对死者一生的高度概括。清朝时期，朝廷对于官员的“谥号”有着明确规定：1、一品大臣，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给予“授谥”；2、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例不授谥。
一般而言，清朝时期正途出身（翰林出身）或者获封“大学士职衔”的一品官员、享受一品待遇的封疆大吏才能获得“文”字谥号。而在以“文”字开头的谥号中，又以“文正”最为难得，最为尊贵。所以，自唐朝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想要得到一个谥号，那就是“文正”。对于清朝的文官而言，更是如此。
当然，如此显贵的谥号，皇帝也不会轻易授予，必须拥有“正色立朝、德被后世”的品行操守；于朝中拥有极高声望、极高地位和特殊恩宠的“柱国之臣”，才能获得皇帝特旨追谥“文正”。
在清一朝的两百余年间，仅有8位大臣获得了“文正”谥号，如此谥号的含金量，可见一斑！
清代大臣形象
那么，这8位获谥“文正”的清朝大臣都是谁？相比较而言，谁又是朝廷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所在呢？
8位“文正公”中，若论谁最牛，还真不好说；但若论谁最差，谁最名不副实，结果却显而易见。
汤斌，其先祖汤宽曾跟随明太祖朱元璋起兵，而后世代为官，直到汤斌这一代。
康熙二十三年，时任“内阁学士”的汤斌被康熙皇帝钦点为“江宁巡抚”（也就是后来的江苏巡抚）。汤斌在巡抚任上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康熙皇帝将汤斌调回京城出任“太子师傅”的时候，江宁百姓“停市三天，哭泣挽留”，甚至烧香叩头为其送行。
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汤斌升任“工部尚书”；十月，61岁的汤斌病逝于任上。根据时人笔记记载，汤斌去世时“体卧板床、身着陋衣，唯余俸银八两”，在同僚好友的资助下，汤斌的葬礼才得以举行。
曾任“江宁巡抚”、“工部尚书”的汤斌，临终仅余俸银八两，仅凭这一点，他就足以被追谥“文正”。奈何，汤斌生前受到“明党”攻击，无辜蒙冤，康熙皇帝并未给予其该有的谥号待遇。雍正年间，雍正皇帝为其平反；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其追谥“文正”，算是还了汤斌一个公道。
受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影响，乾隆朝名臣——刘墉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但在真实的清朝历史中，刘墉绝不是和珅的对手，也从未将和珅视为对手，甚至在担任“左都御史”（也就是中纪委书记）期间，仍然静默自守、得过且过。而且，历史上的刘墉也远没有他的父亲——刘统勋声望高、影响大。
根据《清实录·世宗实录》的记载，刘统勋去世二十多年后，时任“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仍被嘉庆皇帝称为“刘相之子”。
“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先生曾在《清代通史》中如此评价刘统勋：“服官五十余年，居相位十余年，朝廷依赖之如肱股”；《清史稿》对其的评价为：“有古大臣风，亮哉”；《中国名人志》对其的评价为：“为官近五十载，清正廉洁，秉公无私”。
乾隆三十八年，刘统勋病逝于上朝的路上，乾隆皇帝亲往吊唁、悲痛落泪并将其评价为“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的“真宰相”，并下旨追谥“文正”，号召朝臣向其学习。
朱珪，嘉庆皇帝的老师，曾长期于地方任职，乾隆朝后期为数不多敢同和珅叫板的“刚直铮臣”之一。
嘉庆皇帝亲政后，朱珪被调回京城并迅速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监管工部事务”。嘉庆十一年，朱珪病逝，嘉庆皇帝号啕痛哭并给予了“半生惟独宿，一生不言钱”的至高评价，而后将其追谥为“文正”。
嘉庆朝初期的朱珪，到底拥有多高的朝廷地位？《清代通史》曾经如此评价：
“刘”，即刘墉；“王”，即王杰。但刘墉或有“静默自守”，王杰亦或有“刚愎自用”，唯独与二人地位相当、影响相当的老臣朱珪，“可谓国之柱臣耳”。
乾隆年间，曹振镛官至“侍读学士”，一个正厅级的高级秘书；嘉庆年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成为兼任常委的住建部、水利部部长，行政级别为正国级；道光元年，成为朝廷首辅兼领班军机大臣，正式开始了长达15年的朝廷一把手生涯。
曹振镛到底有何特殊之处，为何能身历三朝而不倒，而且能得道光帝如此信任和倚重呢？
曹振镛为官50余年，始终谨慎小心、唯唯诺诺，既没有突出政绩，也无大的过错，正应了后世对其的评价：“八方无事岁岁丰，无灾无难到三公”。清官可敬，贪官可恨，但像曹振镛这种身居高位却毫无作为地“庸官”，才是大清王朝真正的害群之马。
可“英明”的道光皇帝偏就觉得曹振镛“人品端方、最可倚重”，甚至在其死后还美其名曰“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予以了“文正”谥号。
只是，曹振镛能得“文正”谥号，到底是褒奖，还是羞辱呢？
杜受田，咸丰皇帝的老师，也是教导咸丰皇帝“藏拙示孝”以赢得皇位之争的关键人物。
除去“帝师”这个尊崇身份外，杜受田还享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其所在的家族被后世称为“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正儿八经的书香门第，家世异常显赫。
道光三年，杜受田延续了家族荣耀，以“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的傲人成绩，成功进入仕途。助咸丰皇帝夺得皇位以后，杜受田被晋升为“吏部尚书”兼领“太子太傅衔”，而后升任“协办大学士兼领礼部尚书”。
根据《清史稿·杜受田传》的记载：
也就是说，杜受田的官职虽不显赫，也从未进入朝廷权力中枢，但却能直接影响咸丰皇帝对军国大政、人事任免的决定，地位特殊、影响巨大。
咸丰二年，杜受田病逝，咸丰皇帝“伏案痛哭，如丧考妣”，并亲自率领文武大臣前往祭奠。除了将杜受田追谥为“文正”外，咸丰皇帝还给予了其一项极为特殊的恩宠，将其追封为“太师大学士”。清代文臣能追赠“太师”者，唯杜受田耳；清代文臣，能追赠“太师大学士”者，唯杜受田耳。
曾国藩，“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被后世评价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国人精神之典范”。
同治三年，曾国藩率领湘军攻破南京，天平天国宣告失败，此时的曾国藩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时期——坐拥江南财赋之地，手握三十万雄兵，天下督抚大半出自其门下。如果此时的曾国藩挥师北上，能不能推翻晚清政权不好说，但绝对能造成致命打击。
当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曾国藩，并没有这样做，但按照咸丰皇帝临终“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的遗命，凭借一己之力为大清强力续命数十年的曾国藩仅被晋封“一等毅勇侯”已属委屈，死后追赠“太傅”，追谥“文正”也属必然。
为什么要将这两位“文正公”放在一块？
因为李鸿藻和孙家鼐并不是因为“正色立朝、德被后世”的品行操守，才被追谥“文正”，而是因为一个惯例：
同治朝以后，曾任“帝师”的一品大员，如果没有大的过错，一般都能得到“文正”谥号。当然，同治朝以后，也只有李鸿藻和孙家鼐两位帝师而已。
“正色立朝、德被后世”，至高无上的评价，不容挑剔的操守，能被追谥“文正”就足以说明了这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巨大贡献。但就8位“文正公”的生平事迹来看，曹振镛绝对属于名不副实，甚至和“文正”背道而驰的所在。李鸿藻和孙家鼐这两位“帝师”虽然都没教出好学生，但一位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强力主战；一位则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也算“德被后世”，总比曹振镛强了太多。
所以，如果要为清代8位“文正公”排名，那么“临终唯余俸银八两”的汤斌，应属首位；而一生奉行“少说话，多磕头”的曹振镛，最适合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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