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去。”学员们班服的右臂上写着这样的三个字。
在十一月的山东莱芜，一百多名青年编剧相聚于此，参加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主办的“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他们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聆听大师授课、练习小组创作。在电影市场尚处恢复期的当下，用“写下去”三个字来表达自身的坚持。
常说剧本是一剧之本，但聚光灯照射到编剧的时刻却总是有限。国内有太多扶持青年导演的组织与活动，相比之下，编剧能获得的机会相当稀少。对于青年编剧们来说，时常处于很难有机会被行业前辈看到的处境里，找不到成长的方向。
所以在编剧班的这七天的时间里，尽管很难为未来的迷茫找到某种确切的答案，但不少学员还是得到了自己经验之外的收获。
“要花10年的时间，然后有200万的练习量，你作为编剧才能成熟。”作为本期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主讲导师的徐浩峰如是说。
“怀才不遇”或许是许多青年编剧需要面对的常态，在编剧行业中，已经有过作品的成熟编剧会是大多数项目优先的选择。这对于还没能拥有第一部作品的新人编剧而言，的确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但某种程度上，这也符合创作的客观规律。好的剧本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练习和修改的基础上，也需要创作者人生阅历或文化储备的积淀，这就注定了行业里很少有30岁以下的知名编剧。同样作为主讲导师的张冀也对毒眸提到，“编剧不像演员，可以在某个难以预知的节点一炮而红，作为创作者还是得符合创作的客观规律，成功是一步一步达成的，需要时间。”
正因如此，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在六届的发展历程中，逐渐确立了创意营的活动形式，力求给到青年编剧更多练习的机会。在开班首日，一百多名学员被分为十余组，每组6-10人，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在为期一周的时间内完成一个剧本大纲的写作。写作的主题是通过抽签的方式诞生的，包括时间、地点、类型、人物身份四个标签。
贾志杰
谈及如此设计的初衷，导师贾志杰解释道，“编剧的工作往往是接受别人给你的创意。商业公司先提出一些具备市场性的元素，整合成策划再交由编剧进行创作。很多创作的开始就是带着束缚的。”创意营的抽签式命题实际上就是为了模拟行业真实状况。
但四个标签之间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彼此互不关联，例如有的小组抽到的四个标签分别为“教师节、沂蒙山、战争片、律师”。这也给拿到命题的学员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四个标签中有一个特别不合适，也可以稍微变动一下，不必完全拘泥其中。”贾志杰补充道。
团队编剧、命题写作、限时创作，尽管限制条件不少，但的确是大部分青年编剧独自工作时难以获取的体验。于是，在为期一周的创作过程中，不同的小组也产生了不同的工作方式。
有的组是组员们共同头脑风暴，你一言我一语逐渐拼凑出来完整故事；有的组是每个组员先各自构思好一个故事雏形，然后在群内投票选出组内最佳，再共同帮助这个故事继续完善。
但许多小组遇到的共同问题是，都会有个别学员对产出最终成果的积极性有限，在团队创作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最终依赖小组中更加积极主动的学员完成大部分工作。这或许是每个团队合作式的工作中常见的窘境，但对于积极参与讨论的学员们来说，能够见识到同行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也是此次旅途重要的收获之一。
短短一周的时间里，学员们既要上课，又要利用课余时间打磨小组剧作，是不小的工作量。在上课的间隙、食堂的饭桌上、深夜宿舍的走廊里，都常常响起激烈讨论剧本的声音。
最终，意外的化学反应诞生了不少形式新颖的习作，尽管这些故事或许很难具备落地的可能性，但至少是一次想象力倾泻的体验，把实际创作中或许会被放弃的天马行空的想法予以保留。
在市场环境遇冷的时期，能成功落地拍摄、上映的项目本身也需要机缘。在机缘到来之前，多加练习、修炼内功，或许才能成为有准备的人。
对导演来说，创投、电影节、扶持计划、训练营、工作坊......市场上有太多可供选择的学习交流平台。他们可以拿着自己的项目，来到这些活动中聆听行业前辈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对于自身创作的好坏优劣，有更清晰判断和努力的方向。
但对于编剧来说，走过六届的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发现，青年编剧最缺乏的就是“一个能对齐的标准”。本身行业里针对编剧这一工种举办的活动数量就更为有限，尤其是在影视资源不尽丰富的地区，编剧很难有见到行业前辈的机会，以对自己的创作形成更贴合实际市场环境的判断标准。
今年的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环节，在导师贾志杰的支持下加入了“剧本医生”项目深入计划。学员可以带着自己创作中的项目申报该计划，在选出十个优秀项目之后，贾志杰会为创作者进行一对一的针对性辅导，厘清学员的创作意图，并使其更成熟落地。
同时，每位主讲导师授课的主题，也是十分贴合当下产业现状的热点话题，比如文学改编、新主流电影类型化等等。
徐浩峰
一些导师的课程内容，也给学员带来了常识之外的新工作方法。徐浩峰提到，“近十几年来，好莱坞输出了大量的编剧工具书，这些书在比我晚一辈的创作者里，不论是做电影、电视剧、纪录片都很管用，可以说是成为了一套显学。”在这样的条件下，徐浩峰选择在授课的过程中跟学员们分享了他自己的一套迥异于工具书的编剧方法，让不少学员颇受启发。
“徐老师教的方法跟工具书是反着的。”作为高校教师的学员范虹就对此感触颇深，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写作习惯和写作观念有更新的，“我回去会重新理一理思路，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写一写。”
除了与导师的交流之外，学员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大部分编剧的性格更偏内向，所以我们就希望尽量能用规则去推动他们产生更多交流，这也是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从一开始的只有授课环节到加入创意营环节的初衷。”主办方表示。
在学员构成上，主办方充分考虑了多样性，不仅有专职编剧，也有一部分有编剧基础能力的导演、制片人、影视公司策划等从业者，年龄跨度也覆盖了从45岁到刚毕业的学生。经验、履历如此差异化的学员构成，在主办方的理解中，恰恰是为了彼此之间能够产生新的碰撞而设置的，“相比于只有专职编剧的学员构成，如今的设置也能令学员们在创作之余，彼此之间产生业务往来的可能性。”
一些导演会在私下分享进入创投、电影节等活动的经验和教训，一些影视公司策划会分享影视公司在挑选和孵化剧本项目时的视角，也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创作者互相分享本地对影视项目扶持的政策机会。
这都是很难在公开平台上接收到的信息，在如今从业者互助的大环境下显得弥足珍贵。
一代人有着属于一代人的特质。
谈及这一代青年创作者的共性，张冀认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大家还是动得比较少，真实的生活细节很多时候是靠编编不出来的，可能现在网络这么方便很多人会通过上网查找资料的方式来替代这个过程，但这是替代不了的。”
常年被学术研究占据主要精力的范虹也认为，他自身在写剧本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但这一次在小组创作中，他所在的小组也在尝试走出舒适区。在莱芜采风时，他们了解到当地的一段真实史料，在创作陷入困境时从这段史料当中获取了故事的灵感。有些时候，真实发生的历史其实比编出来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
青年编剧有局限，但也有属于这一代人的优势。时代的快速发展，让认知随着代际交替的更新速度加快，在张冀看来，有经验的成熟编剧也会容易在创作上陷入窠臼，这个时候也需要年轻人用更新的视角来帮忙打破。
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青年编剧很难拥有独立编剧的作品被拍出来的机会，但却可以加入编剧团队，在与成熟编剧的互动之中，逐渐从团队当中的辅助角色走到主心骨的位置上，这也是张冀更加认可的关于青年编剧上升通路。“可能这个行业对编剧是不够重视的，但对剧本肯定是重视的，当编剧可以通过剧本来展现和证明自身能力的时候，才有机会去赢得尊重。”
这也关乎于编剧行业的另一个普遍性困境——由于国内电影产业偏向于导演中心制，在每个项目中导演话语权是最高的，这让许多其他工种里优秀的从业者都将成为导演当作更进一步的职业追求，而少有在一个岗位上钻研一生的志向。这一点在编剧当中尤为显著。
张冀
张冀提到，在他接触到的编剧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想做导演的，而他们的理由基本上都是因为受不了导演对他们的控制。但在他看来，“一个人拥有了导演的身份，当然有可能会减少因为话语权缺失而面临的很多问题，但如果他其实是一个不适合当导演的人，那么他实际上要付出的东西可能更多，这是得不偿失的。”反过来，作为编剧，依靠自身的专业性同样有可能获得行业的尊重和认可。
本质上，这也是国内电影产业工业化水平不足的一个侧面。导演在主创团队中享有绝大多数的资源与注目，而其余工种的上升空间始终有限，让“匠人精神”成为一种稀有的品质。许多不擅长沟通交流、组织管理的青年编剧被迫成为导演，而一些擅长影像表达而非文字创作的青年导演也勉为其难地当编剧。或许在行业头部的项目中可以有更明确的职能分工，但年轻创作者的中小成本项目中却常常没能实现最优配置。
行业的进化需要过程，但从前辈传递给青年编剧的精神力量和时代认知是能作用于内心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产业阶段中，青年编剧能做的就是“写下去”。
电影是一切，一切为了电影。载满学员的巴士逐渐开离园区，但旗帜仍在风中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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