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总会给人无尽的想象，源于它强大的集聚和辐射能力。以上海为例，上海作为长三角老大哥，凭借其强大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带动长三金融业一路高飞。
如今，如果不考虑位于北京的中央国有金融系统的“总部经济”，那么长三角金融业在总量和增量上都好于京津冀和珠三角地区。此外，浙江、江苏也都形成了金融特色产业，与上海形成差异化发展，长三角金融“一超多强”的局面已然形成。
金融的精英文化曾让不少学子向往，毕业后挤破头也想进金融行业，哪怕是到银行当柜员。金融从业人员也随之攀升，11月15日发布的《2019中国长三角金融人才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显示，中国金融行业人才总量逐年增加，内地的核心职能投资管理人才接近15万人，占全球的10%。
金融人才总量上去了，但高端人才稀缺依旧没能突破。“白皮书”的数据显示，核心职能金融从业人员的占比，中国长三角的比例为2%，而美国、英国的比例为6%—8%。相比之下，长三角甚至是全国的高端金融人才都还不够，所以不难理解，上海浦东新区为何要推出海外人才“9条”等人才政策，打造浦东国际人才港等一系列动作了。
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内地最为成熟的金融阵地，已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一超多强”格局，对全国乃至全球金融人才都颇具吸引力，本地高校人才自然留在区域内的就比较多。数据显示，有上海本土高校教育背景，2017年以来通过招聘平台进入金融行业的人才中，86%选择留在上海，较北京和深圳市本地金融人才的留存率，分别高出3个百分点和8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区域内的金融人才即便跳槽，也倾向于选择到区域内的城市。2018年以来，2018年以来，有七成从上海流出的金融人才选择了苏州、杭州、南京这三座城市，不可否认，人才流动也间接加速长三角区域内金融的一体化发展。
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最有力的要素，对金融产业尤其如此。2018年，长三角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比重为21.5%，金融市场规模占全国24%，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全国比重为19.4%。
长三角金融业的地位可见一斑。这不仅得益于，上海金融龙头大哥的辐射效应，也有江苏、浙江不断创新，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功劳。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统计，2018年长三角29个城市共发布49项金融相关政策，形成良好的金融创新文化，保险创新、小微金融和产业投融资是金融创新的重点领域。
近几年，金融科技火得一塌糊涂，就连跳广场舞的大妈都能和你聊上几句，从这个角度，早年打着“金融科技”名号获客的P2P功不可没。这两年，P2P爆雷潮接连不断，身处金融科技中心的杭州难免会波及，一番去伪存真后，“中国金融科技引领城市”的称号依旧非杭州莫属。
前不久举行的第三届钱塘江论坛上，《2019全球金融科技产业40城（Top 40 Global Fintech Cities by Industry）》发布，报告聚焦城市中的金融科技上市企业及累计融资5000万美元以上头部企业，涵盖遍布全球六大洲的70多座城市。
报告显示，全球金融科技产业40城已形成“8+32”格局已逐步成型。第一梯队8个城市中，中国占据4席（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杭州排名第六，紧跟在伦敦，排在深圳前面。不仅如此，杭州在金融科技企业融资总额、均值等均位列全球第一，而在去年杭州还跻身全球七大金融科技中心城市，在用户体验榜单中排第一。
近年来，以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为代表的互联网新技术，正在开启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金融行业只是一个开始，而杭州抢占先机，成为了在中国称“金融科技第一城”，便没人不服的城市。就连蚂蚁金服总裁胡晓明在清华五道口论坛上霸气地公开预测，“杭州和深圳将会成为中国未来两个新的金融中心。”
杭州的底气何来？仔细分析，和阿里巴巴产生的积聚效应、市场需求和政府规划推动不无关系。
杭州在金融科技领域能取得如此成绩，有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阿里的入驻，特别旗下蚂蚁金服已成长为全球估值第一的金融科技独角兽，引发的行业积聚效应越发明显，同花顺、连连支付、PingPong金融、挖财网等一批细分领域的金融科技公司在杭州涌现，让杭州这座金融科技城有了更多讲故事的筹码。
如今，由金融科技、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普惠金融等产业形成的杭州金融科技生态初步形成，除了龙头企业的积聚效应，背后更多的是市场需求拉动和政府打造营商环境的助力。
先来说市场需求。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在国家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浙江连续19年上榜企业家人数位居第一，这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天堂，而民营企业是对效率最敏感的主体，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让它们对创新有着本能的渴求，加上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支持，金融科技在杭州的发展水到渠成。
另一个直接的推动力就是政府的行政支持。杭州金融产业的定位是长三角南部的区域金融中心，为此，杭州市政府出台了《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专项规划》等政策，发展金融科技的决心昭然若揭。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金融办主任冯伟在接受证券时报专访时透露，杭州市加快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打造了蚂蚁金服全球总部、连通科技公司等170余个重点项目；核心区入驻企业省级总部达90余家；5个金融特色小镇集聚机构5000余家。
这些项目促成产业集聚，能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创建良好营商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人才。目前，杭州市金融人才集聚程度居全国第四。
长三角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群，也是民营经济活跃区域，金融创新的步伐也走在全国前列。有研究表明，保险领域是长三角金融创新活跃度最高的领域，其次是小微金融创新。
提到保险领域创新，就不得不提江苏。近代中国民族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莫过于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内部创建的保险招商局，而盛宣怀就是江苏常州人。
江苏的保险基因随着经济发展愈发强大，2010年保费收入就率先在全国突破1000亿元，如今，江苏省已成长为保险大省，保费收入已破3000亿，保险密度常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保险密度是保费收入除以人口总量，通俗地说，是某地区常住人口的人均保费水平。
复旦大学保险系常务副系主任陈冬梅对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研究员分析，影响保费收入的因素都会影响保险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的结构、受教育的程度、风险与保险意识等。为何江苏省的保费收入和保险密度常年稳居全国前列，上述这些因素就能找到答案。
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均收入自然就高，这是保险密度高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这不难理解，此时，数据就能说话，江苏省的经济常年位居第三，2018年，全省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8096元，比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近1000元，而2018年，江苏省保险密度为4120元，全国排名第三，虽然只占全省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0.8%，但这一水平也高出同期全国水平的1.2个百分点。按照江苏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到2020年，全省保险密度将达到6000元/人。
人口结构是推动江苏保险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江苏省201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达23%，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6%，大约每5个劳动力就要赡养1位老年人。
根据联合国确定的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4%，或者60岁以上人口达到20%，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不难看出，江苏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值得一提的是，统计还首次发布了老年人健康及生活状况，“一半以上的老人是空巢，七成以上有慢性病。”
江苏省深度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保费收入结构，也带动了当地保险产品的创新。据官网披露的数据，2018年江苏省原保费收入约3317亿元，其中，财产险约为859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2405亿元，寿险达到1985亿元，约占保费收入总额的60%。同时，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全国15个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城市，江苏就占了4个，分别是南通、苏州、徐州、常州。
公开资料显示，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主要由个人缴费、政府补助和医保基金划转组成，试点期间的筹资标准为100元/人•年。其中，前两者按30元/人•年交，医保基金按40元/人•年划转。
当然，江苏的保险创新远不止如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电梯责任险、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覆盖经济发展各个环节，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创新产品还形成了模式，在全国各地推广，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无锡模式”、大病保险“太仓模式”、新农合“江阴模式”以及农险“联办共保”模式等等。
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无锡模式”为例，在环保部公布了22个省环责险的4556家投保企业名单中，江苏投保企业数量占一半以上，位列全国第一，推动环责险地方强制保险，无锡正在探索全国第一个地方立法开展环责险。
未来，长三角金融的融合发展有望进一步加强，杭州的金融科技和江苏的保险产品创新，只是一个开始。
作者 |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研究员 何欣
编辑 | 谭保罗
排版 | 沈沁心
南风窗·江南智造总局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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