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在床上摇蒲扇，身下坐着被棉被捂住的83岁病重老人。同一栋房子里，老人的亲生儿子在事发时正在楼上，全然未知。
这一幕怎么看都像是恐怖电影里的情节，但却真实地发生在2020年5月2日，江苏常州溧阳的一栋乡村民居里。
家政行业乱象，从五年前的连环杀人“毒保姆”案，到三年前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从未停下。
在此期间，保姆虐童、盗窃、跑路等新闻频繁见诸报端。
在老龄化问题加剧，青年夫妇无法全身心照料家庭的现状下，家政行业的招聘需求激增。数据显示，深圳、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今年3月对家政行业的招聘需求环比增长超过200%。
急于找帮手的家庭“顶梁柱”，得不到五险一金的保姆，利益优先的家政中介，三者环环相扣，彼此需要又相互猜忌。
2015年，广州曾曝出两起连环杀人“毒保姆”案。
涉案保姆何天带与陈宇萍在应聘时提前约定，如老人突然死亡，雇主必须支付满月工资。而两人分别在雇主家里工作不久后，老人均突发逝世。
庭审供述时，何天带承认曾杀害10名老人，随身带着针筒和毒药；陈宇萍则表示是想杀死老人后早点拿着工资回家过年。
据京华时报报道，有相关人士透露，陈宇萍不止涉及一桩案件。但部分案件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起诉。广东地区的家政同行称陈宇萍的花名是“鸡萍”，常常“执死鸡”（粤语意为捡便宜，得到意外的好处），争抢照顾病重的老人。该案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后，这一说法被延伸至保姆行业的黑色链条。
“毒保姆”何天带在庭审现场
在近日的江苏常州溧阳市“保姆闷死83岁老人”案中，最受关注的几个细节如下：
1.保姆虞某行凶时对老人的挣扎视若无睹，并在事后安抚家属“不要慌，我送走了很多人”。
2.家属在事发时毫不知情，系老人女婿事发后回看监控才发现蹊跷。
3.保姆虞某此前有医院护工经历，与老人的大女儿相识十余年。
4.保姆虞某每月工资3000元，曾表示有人愿出更高薪聘请她。案发后主动讨要礼金。
行凶镇定，熟人介绍，主动要钱——这几个要素正是人们对于“恶魔保姆”的印象。
虞某在案发现场走动
据常州网2013年6月30日的微博显示，住家护理老人的家庭服务人员，初级的最低工资为3000元，高级最高可拿5000元。
由此估算，虞某作为保姆的薪酬并不算太高。而家政行业的“风俗”是，服侍老人去世，雇主家庭还应给保姆一笔“解秽金”，这意味着，在一些提前约定好的情况里，雇主还需支付整月的薪资。
目前，虞某真正的杀人意图还未有定论。
与五年前相比，国内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了，实际问题层出不穷。
疫情逐渐平稳后，家住广州的郭阳便开始为“如何找到一个靠谱的住家保姆照顾婆婆”而烦恼。
在咨询家政公司的过程中，她遇到的问题环环相扣。她的婆婆常年习惯说粤语，但本地人少有从事保姆行业的，只能承诺从本省偏远地区或者相邻省份里选择。
另外，实际上签订的合同仍是中介三方制合同，工资交付等细节问题都需要自己与保姆沟通，中介公司收取5000元服务费仅负责更换保姆及每月回访，以及两份保险——给雇主买的财产险以及给保姆买的人身意外险。
2014年12月13日，雇主选中了45岁、曾经当过护工的保姆何天带到家中照顾70岁的老人，图为当时的收据证明
当然，最头疼的还是保姆每月六千元的工资。高昂的保姆费用，令工薪阶层的郭阳进退两难。
对于目前令千万家庭头疼的养老问题，法律政策上是否有所保障？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昌松律师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表示，现有的法律框架中，《婚姻法》对子女赡养年老的父母有规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保障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等也有所规范；《社会保险法》规范了养老保险制度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对城市市民老人相对有保障，广大农村老人主要还是靠“养儿防老”来解决，而且社保只是最低生活保障上的依靠，不可能保障老年人生活得很好。法规制度起了一些作用，根本出路还是建立大量市场化的高质量养老敬老机构、健康发育的家政服务市场。
江苏常州溧阳市“保姆闷死83岁老人”案中被害人的小儿子在接受采访
2019年11月，北京召开了一场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为主题的会议，其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49亿；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仅有各类养老机构2.99万个，服务床位合计735.3万张。
2.49亿对735.3万，其中的缺口，不言而喻。仅靠养老机构，中国无法解决近3亿老人的生活问题。尤其是在重视孝道的中国社会，把父母请进养老院或者交给外托机构，被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孝”。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这一代人，即将面临“421”甚至“422”模式的重压，即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要照顾4位老人及两个孩子。在工作与孝道的平衡之间，住家保姆似乎成了不得不做的选择。
近几年，除了令公众印象深刻的特大案件以外，保姆雇主间的激烈冲突、偷盗财物跑路、控诉雇主等新闻也频繁见诸报端。
刘昌松表示，缺乏高规格的立法和政府的有效监管，可能是保姆行业屡屡出现这类恶性事件的根源。刘昌松律师表示，保姆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
首先是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和家政服务公司信誉低，社会普遍感到这个行业不太靠谱；
其次保姆的薪酬待遇和入职门槛低，例如这次虞某的工资也就3000来元，这个价格不可能吸引很优秀的保姆人员；
再者国家监管和行业自律都严重缺失，导致健康发育的保姆市场没有形成。
溧阳市公安局对此次案件的警方通报
目前，针对家政服务行业，雇主与保姆之间无法成为典型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法律法规的建设上也有空缺。
“现在国家层面的家政服务立法完全是空白，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立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在这方面的立法都缺失，目前还是2012年商务部出台的《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规格低，内容不完善，效果差是必然的。”
刘昌松律师还提到，“劳动关系毕竟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争议调解与仲裁法》等进行规范，有劳动监察部门进行管理，私下雇佣保姆就不享有这些保障。
现在这一块出现薪酬待遇纠纷一般靠《合同法》（口头合同也是合同）、人身损害纠纷一般靠《侵权责任法》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等进行规范。”
受到全国关注的“保姆闷死83岁老人”一案仍在查办当中。而家政行业未来走向如何，或许会成为影响千万家庭生活质量的关键要素。
作者 | 赵靖含
排版 | MINT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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