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被认为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悲壮也是最辉煌的一所大学，短短的七年时间里，这所在最艰苦、最恶劣环境下弦歌不辍的高等学府，培养出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大量新中国两院院士与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正是在这所大学里，大量青年学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身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践行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报国口号。
1937年11月1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这所大学可以说是西南联大的前身。开学两周后，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一个月后南京沦陷，并出现南京大屠杀此等人间惨案。临时大学的青年学生皆为北、清、南三所高校的优秀学子，他们不忍看到自己的国土任人践踏，百姓被肆意屠杀，于是投身前线杀敌报国，就成为许多热血青年急切的目标。
长沙临时大学教授合影
面对日军的入侵，这批大学生不但没有被吓到，反而展现出极大的报国热情，许多同学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青年学生应该认识到自己身上背负的责任与使命，投身到抗日浪潮中。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有近300名大学生在保留学籍的基础上，拿着投身抗日工作的介绍信，赶赴各地的战地服务团、训练班、空军学校、工程学校，或直接选择参加国民革命军，有的还选择穿越重重阻碍前往延安。对这些学生的热情与要求，临时大学也尽最大可能支持、满足。
总体而言，这批学生的选择大致分为三个方向，一是直接前往国军部队，成为一名军人，二是选择参加各地的战地服务团，三是选择到敌后战场参加游击战。无论是哪一种途径，这批学生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尽可能发挥他们的长处与优势，如参加敌后游击队的清华大学学生马继孔，便在山东拉起一支游击队，并于1938年被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一些理工方向的大学生，如胡大佛、汪德熙等，在八路军根据地的军工厂中做出巨大贡献，他们研制出的火药炸弹对八路军的作战起到很大帮助。
青年女性抗日战地服务团
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完成前往昆明的迁徙之旅，学校也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身处内陆的西南联大学生虽远离前线的硝烟与炮火，但他们心中的抗日热情并未熄灭，他们依旧渴望投军报国。
1940年，美国军人陈纳德受中方邀请，在中国组建“中国空军美国支援航空大队”，即我们熟知的“飞虎队”。鉴于飞虎队成员大多是美国人，故需要相应的翻译官参与到飞虎队的工作当中，为此国府军事委员会特地在昆明开办“战地服务团译练班”，其主要成员则决定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中挑选。
飞虎队
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短短几天时间，便有数十位同学报名参加，像我们今天熟知的许渊冲先生（著名翻译家，北大教授），便是当年参加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之一。许渊冲在完成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后，又被分配到“飞虎队”的机要秘书室，每天要负责将各种军事情报翻译成英文并呈递给陈纳德，以便陈纳德对飞虎队的任务进行安排。
学者许渊冲读书时便参加过战地服务团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美国加大对中国军队的援助力度，大量美军顾问来到中国，以对使用美国军械的中国士兵进行训练，各种训练班随之出现在昆明。为了接待大规模的来华美军，中方迫切需要大量优秀的翻译人才充当双方沟通的中介。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诸多高校，再度成为国民政府征召翻译人才的主要来源。根据国民政府的安排，100名西南联大学生被选拔参加译员训练班，授课教师由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担任，像陈序经、闻一多、潘光旦等著名教授，都曾为译训班上过课。
闻一多
经过培训的联大学生，会以翻译官的身份被分配到各个军事机构，除极少数被分配到印度远征军、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外，大部分学生被分配到昆明美军总部，然后再被派往云南各地的美军联络组。这些学生大部分在指挥部内工作，但也有极少数被安置在一线的作战部队充当翻译人员，有的还与日军进行过面对面的作战。像被安排到印度远征军工作的15位联大学生，甚至在印度学会了无线电修理、驾驶飞机等技能。
在印度受训的中国远征军
1944年，国民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鼓励知识青年参军作战。根据政府规定，凡18-35岁且受过中等教育以上，身体状况良好的青年，都可以参加部队与日军作战。与之前小规模征召军队翻译官不同，这一次号令是面向全国的，而且是征召作战部队而非后方翻译官，这对内心充满怒火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报国机会。
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但此时的中国并不平静，这一年日军发动战败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史称“豫桂湘战役”，数十万国军在日军攻势面前节节败退，日军一路从河南打到湖南、广西，大片国土沦陷，重庆岌岌可危。一向较为安稳的大后方昆明，此时已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西南联大的青年学生对日军的仇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在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学生从军后，从军热潮席卷了整个西南联大。
青年军的旗帜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的五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儿子早已是美军翻译官，四个女儿除了出嫁的长女与年幼的四女外，都以身作则，勇敢报名参军，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梅贻琦先生
至1945年全面抗战胜利前，在600多名联大学生中，有318名学生报名从军，最终经体检合格者有266人。可以说，整个联大有一半学生都参与到青年学生从军浪潮中，在整个大后方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当时的报纸称西南联大的青年学生是“西南联大的光荣”，并号召其他高校向西南联大学习，缔造出更多的荣耀。
西南联大的青年学生参军后，大多被编入国民政府特地成立的青年军当中，他们被分配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训练基地，在此学习武器操作、汽车驾驶等军事知识和技能。1945年3月26日，由西南联大学生组成的青年军第二零七师服务营第二连全连通过汽车学校的考核，创造了学校的新纪录。学生们开着汽车跨越千里，从印度开往昆明。极少被编入空军的联大学生先被送往昆明的中央航校，随后在此参加军队，他们参与到了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之间的最后之战，并亲眼见证了中国的胜利。当然，在这数百名参军的学生中，有许多同学没能见到胜利的那一天。比如：
1937年底即从长沙参军的何懋勋，于1938年在山东齐河县的作战中牺牲。
1944年6月，参加空军的戴荣钜在掩护队友轰炸长沙时，被日军击落牺牲。
1944年8月，王文在衡阳保卫战中坠机牺牲。
1945年7月，胜利曙光即将到来之际，缪弘同学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他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后世青年学生应该学习的榜样。
接受训练的青年军
自1937年至1945年，先后有数百名联大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今日的西南联大旧址中屹立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便写道联大学生中“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在联大学生中，每一百人就有14名学生参军。他们有的在军队中从事翻译工作，有的前往敌后战场从事游击战，有的在军工厂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有的则驾驶战机与日军作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牺牲在与日军的作战中，他们毫无疑问都是民族英雄。
余斌：《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说到昆明现代派》，《滇池》2005年第12期。
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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