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淑霞
1931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无论在少年时代还是领导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始终与书相伴，读书，成为毛泽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毛泽东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的一生对图书馆有着浓厚的情结。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祖辈务农。他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但对儿子毛泽东的管教很严厉。1896年春，弟弟毛泽民将要出生，毛泽东来到外婆家唐家圫。八舅文玉钦是个读书人，为人正直，尤其注重节操，在家开设蒙馆。因毛泽东年纪幼小，舅舅只让他到蒙馆旁听，聪慧好学的毛泽东很快就能信口背课文，挥手写文字。
八舅的藏书室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藏书室的藏书不仅包括四书、五经、百家经典、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还藏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等，内容十分丰富。虽然幼年的毛泽东还没有能力阅读这些书，但是，这些经典已经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毛泽东初次接触书籍就是从他舅舅的藏书室开始的，八舅的书斋可以说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座图书馆。
1902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始习读经书，长达6年。旧时私塾老师只点书不讲解，毛泽东将私塾学习概括为“四书、五经，背得，可是不懂”，自称这个时期为“六年孔夫子”。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传统私塾所称的杂书。他利用课余时间，除熟读背诵孔孟之书，还阅览《西游记》《水浒传》 《三国演义》 《隋唐演义》《精忠传》等所谓杂书，从而观察到世间民众疾苦、世道不平。
少年毛泽东极爱读书，即便是帮助父亲劳作的同时，仍旧挤出时间，往返十几公里到外婆家把能借到的书几乎读尽。由于对读书的酷爱，毛泽东不顾父亲的反对，断然离家，到毕业于政法学堂的本家秀才毛麓钟私塾中读史籍，阅经典。在毛麓钟的指导下，毛泽东的习文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在毛麓钟的极力鼓励下，1910年秋，毛泽东来到了具有洋学堂氛围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所新式学堂，教经书，开设自然科学、史地、音乐等课程。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完全被新生事物所吸引，眼界大开。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只有半年的学习时间，东山学堂藏书楼却让他眼界大开，他初步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影响，同时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启蒙教育，并有了自己的政治见地。在这里，毛泽东接受了康、梁维新的思想，成长的步伐、救国救民的思想向前稳稳地迈出了一步。此时的毛泽东已认识到中国的苦难，为自己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毛泽东本人后来曾这样评价：“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典礼与纪念八一南昌起义11周年大会上讲话
1911年春，东山学堂的贺岚岗老师应聘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成绩优异的毛泽东被贺岚岗老师带到长沙。这时的长沙处于辛亥革命前夜，青年学生革命情绪高涨，革命党很活跃，社会上充满新的气象。1912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由于毛泽东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博览群书的眼界，计划式教学越来越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于是，在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半年书的毛泽东毅然退学，制订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
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建于清末，藏书为湖南全省之冠。每天毛泽东总是第一个进馆，晚上闭馆才回去。望着楼上楼下满架满柜的图书，毛泽东常常忘记饥饿与寒冷，全身心投入到书籍的海洋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墙上挂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让毛泽东了解到世界。他广泛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图书报刊，从中了解到西方的进步以及中国的时局。而此时辛亥革命的爆发让毛泽东进一步受到新思潮的洗礼，救国救民的思想越发强烈局势的动荡，来自父亲的干预，让毛泽东的自学计划难以为继，将近20岁的毛泽东“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设计自己和未来”，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该校1914年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创立于1903年，这里有一批思想开明、学识渊博的教师。被称为“亚高学府”的校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新旧兼容，中外兼有。
毛泽东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到去图书馆查找图书和阅览报刊，并与图书馆管理员熊光楚（新民学会最早会员之一）成为好朋友。毛泽东还喜欢单独或与好友到后山读书。大家入寝后，他常常到饮茶室等处看书，因为这些地方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同时，毛泽东十分关注图书馆资源建设，常常记下图书广告、期刊宣传上有价值的图书报刊名字，建议图书馆购买。书店也成为毛泽东的常去之处，他把购买的新书自己阅读后赠送给图书馆，让有价值的图书发挥更大作用。
毛泽东曾这样描述他在湖南一师图书馆读书时的情形，一进图书馆，“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年半的时间，按照计划研习中国的古代经典，国学造诣进一步提升，并且深受“湘学士风”影响。同时，毛泽东利用图书馆广泛阅读西方哲学、伦理学，认真研读亚当·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穆勒的《穆勒名学》、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近代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著作。毛泽东还十分关注时局政治，认真阅读全国各地的报刊，并认真摘记，从中了解中国乃至世界局势，科学、民主、解放等新的主张，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并刻苦锻炼自己。
图书馆把毛泽东引入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逐渐摆脱康梁改良主义，开始具有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道：“湖南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虽然是一所较好的学校，有毛泽东钦佩的老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它旧式刻板约束式的教育模式，不能满足毛泽东探求救国真理的需求。于是，他按照自己的计划独立自学，以文会友，并与萧子升、何叔衡成为好友。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当时时局混乱，为探求真理，毛泽东与张昆弟、萧子升等一同北上来到北京，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而奔波。
第一次到北京的毛泽东眼界大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新文化的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认识发生急剧转变。经支持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生活拮据的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馆员。毛泽东在这里可以广泛阅读京、津、沪等地的重要报刊，还积极接触校内各种革命思想团体，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等先进组织，进而研究各种学说。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接触到的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和学者有蔡元培、陈独秀等等，并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演讲。李大钊的言行使毛泽东具体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便迅速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19年春，毛泽东从北京带着新思想和革命激情回到长沙。同年12月，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他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再次入京。在京期间，毛泽东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 《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史》等著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经过时代的洗礼，思想理论的积淀，一腔热血的毛泽东怀着救国救民抱负和理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不仅充分利用图书馆，而且还主张创办图书馆。
1921年，毛泽东联合进步青年在船山学社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附属图书馆，并将原来的藏书楼改为图书馆，除征集、接受捐赠外，还大量购买进步书刊。包括《阶级斗争》 《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 《新青年》 《觉悟》等马克思主义书刊678种，3677册。并经常将新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收藏到馆内。在长沙，毛泽东联络当时新闻、教育、工商界知名人士共同创办具有图书馆功能的文化书社，社内设有阅览处供市民免费看书学习。
1922年，毛泽东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工作。为了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觉悟和水平，毛泽东在长沙都正街创办湖南青年图书馆，馆内设有秘密阅览室，杨开慧负责馆务工作。馆内收藏《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6年3月，毛泽东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设立讲习所图书报刊阅览室，宣传马克思主义。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十分重视革命队伍思想理论整体水平的提高，在人力、物质和文化条件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为方便广大党员干部和苏区群众读书学习，以红军搜集来的书刊为基础，在叶坪村创办苏区中央图书馆，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在苏区工作期间对苏区中央图书馆建设投入极大的热情，“他每到一地，便动员军民并亲自动手搜集所有已形成文字的东西”。并把马恩列斯的书统统从苏区中央图书馆找出来借阅，埋头研读。图书馆成为毛泽东与革命人士谈诗论道，提高理论思想水平，交流对各种问题看法的场所。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于1935年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边区图书馆的图书基础相对薄弱，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阅读需求。毛泽东对边区的图书馆事业给予高度的关心和支持。1936年9月，毛泽东对李富春提出的建立“流动图书馆”的建议立刻作出批示并附上“流动图书馆”的管理制度，解决了战争年代党员干部的读书读报问题。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丰富图书馆资源。1936年11月，他电告叶剑英等人，选购一批“真正的通俗的而有价值的”图书，每种买50部，作为学校和提高干部文化水平之用。为了丰富图书馆藏书，毛泽东多次嘱咐其他领导人从外地购买图书。他曾四次为图书馆捐款，甚至把自己的部分藏书捐献给图书馆，丰富图书馆文献资源。同时，提出要制定严格的图书管理与借阅制度，保障图书馆的图书不损毁、不失散，使图书资料得以有效利用与收藏。毛泽东严格遵守图书馆借阅制度，为全党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学习，成为党员干部进一步开展工作、提升能力的重要条件。1941年12月22日，毛泽东提议在中央书记处设立中共中央图书室，并亲自指导征集时事资料。中共中央图书室成为讨论时局的场所，其丰富的时事资料成为政治局讨论分析问题、领导决策的重要参考，对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3年月，中央精简机构，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成立的中央研究局，合并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财政经济部的图书馆、图书材料室，成立专供研究机关、中央各部委工作人员等使用的中共中央图书馆，并提出制定图书管理与借阅制度，保障中共中央图书馆的图书不失散，不损毁，有效收藏与利用图书。
毛泽东十分重视边区图书馆建设大力倡导开办图书馆。1937年5月24日为满足中央各机关干部阅读书报的需求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办中山图书馆。延安中山图书馆是陕甘宁边区影响最广泛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随着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图书馆图书报刊的藏量迅速增加，读者也越来越多，1941年对中山图书馆做了扩建。新馆落成后毛泽东亲自为中山图书馆新馆题字。
毛泽东酷爱读书，热爱藏书。在边区局势相对稳定后，毛泽东为自己建立的私人图书馆“毛泽东图书馆”，藏书丰富，留下10万册藏书，成为“菊香书屋”的雏形。
1962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阅读 《解放军画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对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1956年1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扩大）上的讲话中宣布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学艺术、文化出版和科学事业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广大知识分子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同年6月，召开专门研究发展科学事业各项政策措施会议，制定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方案确定了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研究图书馆的统筹安排和全国规划；解决有关中心图书馆之间的分工合作，研究有关编制联合目录、新书通报方面的问题并制订计划等。在这个方案的推动下，新中国图书馆在图书调拨、采购协调、资料交换、编制联合目录、干部培训和开展馆际互借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图书馆事业迎来了发展高潮。
虽然毛泽东说过“双百”是一个基本性、长期性的方针，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气候下，这一方针并未被很好地贯彻执行。特别是“文革”期间，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与之相关的图书馆教育研究工作也受到干扰，我国图书馆事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1年，毛泽东批示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发布《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图书馆担负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重要任务，要加强对图书馆的领导，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图书馆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全国各媒体纷纷发声：办好图书馆，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从此，图书馆工作逐步回到正常轨道。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学术交流逐步恢复。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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