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中国人几乎都是念着“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的诗句长大的，但现在许多人已不知晓农民多么艰辛。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及将来高科技的耕种方式，都不可能“天种人收”，总得靠人们用手中的农具（机具）去完成播种、管理、收割、扬晒、储运等工作。尽管人们对过去农具的知晓程度不一，或是生长在大城市里的人，或是学生和还没懂事的孩子，但他们迟早会有机会去接触它，甚至将来会有不少人成为运用农具的行家里手或研究农具的民俗专家学者。
近日，北京创投市场，枣庄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资深媒体人郝玉彩曾多次到滕州市滨湖镇调研古郁郎国文化及民俗文化，发现滕州市滨湖镇民间流传着灌水要有踏车、风车；割麦割稻要有镰刀、草腰子；挑把运把要有把叉、农船、竹篙；挑粪挑桶儿泥要有扁担、粪桶、舀子；挑渣要有泥拉儿、钉耙；挑河要有大锹、担子；碾场、掼把、压麦苗要有碌碡，等等。当年，农民天天有活干，从大年初一“开门红”到年三十上午收工再迎新年。我们大队每年种“三熟”（两熟稻子、一熟麦子），年年都有“双抢”（抢收、抢种），劳动强度大，劳动周期长。那时我与家乡人民从事农业劳动，与天地相伴，与农具为伍，脚踏实地，送走太阳迎来月亮，至今想起那时的劳动场景仍历历在目。
我们在探访中发现不同农具的特点，以一个个真实、精彩、鲜活的劳动人民的故事，讴歌了在农业生产一线劳作、心地善良的“泥腿子”。每件农具都在他的笔下变“活”了，有“动感”了，件件有灵性，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一年四季，农活有若干种，耕作、播种、管理、收获、运储等，农具在农民手中所承担的作用，由他勾画出来，俨然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
滕州市境内的许多汉画石像壁画，真实地展现了后稷教民稼穑、发展原始农业的动人场景，令人倍生敬仰之情。石器时代是向青铜时代过渡，标准是青铜器的出现和成熟，青铜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标志是铁器的出现和冶铁技术的发展
善为国者必先治水，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公元前3世纪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再到被称为世界水利建筑奇观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凡是有水的地方，必有城市的兴起、区域经济中心的发展和崛起。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明由于气候、土壤、地形等的差异，形成了南方以种植粟、北方以种植稻为主的格局。黄帝治水的成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青铜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我国农耕文明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秦穆公主持兴建了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一一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饿”地“天府之国"。
“大禹治水”这一事件发生于龙山文化时期，而从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来看，主要有以下的重大发现：据史料记载，自春秋战国至今黄河入海口航道发生了多次变化与更改，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时间，黄河由淮河平原入海口，转至黄河北部的山东半岛入海口。当前河南东部、山东半岛等平原地区，以及淮北平原（淮河北部）、苏北平原的大片地区，都发掘出大量龙山文化遗址。但淮北平原龙山文化遗址属于龙山晚期，龙山早期出土的遗址较少。从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山东岳石文化的考古发掘来看，龙山晚期，而且鲁南淮北平原北部的遗址分布较为密集。
这就表明，4000年前黄河由淮河平原入海口，导致了淮北平原水域的环境比中原地区恶劣，因此部落与人居的聚集也较少。而公元前2000年以后，由于黄河改道山东半岛的渤海口入海，从而缓解了淮北平原的河流泛滥状况，之后慢慢又开始形成了较为密集的聚落遗址。
另一个考古发现为“贝壳堤”。“贝壳堤”是在海水不断冲刷海岸细沙，海岸泥沙被带走而贝壳等粗质物被留下的情况下，产生的以“贝壳”为主要物质的堤坝。当前黄河北部平原、苏北平原等地，都发现了大量贝壳堤遗迹。同时根据对“贝壳堤”碳14(C14)的测定，发现渤海湾有两道“贝壳堤”遗址距今在3000-4700年左右，苏北地区也有有两道“贝壳堤”遗址距今在3000-4700年左右。这就表明：在黄河由淮河平原入海时，渤海湾由于海水对海岸的侵蚀，会形成粗质物聚集的“贝壳堤”。同时苏北平原由于黄河河床抬高淤泥扩张，原有的“贝壳堤”会被淤泥掩盖，而海岸线也会向外扩张。反之，在黄河重新改道北部的渤海入海口后，渤海湾的“贝壳堤”也会被掩盖，而苏北平原海岸又会受到海水冲刷而后移。
因此可以断定：共工、鲧、大禹治理黄河洪水的时期，正是黄河由淮河平原向黄河北部平原改道的时期。共工、鲧治理时期黄河流经淮北平原入海，大禹治理时期黄河流经渤海口入海。那么为什么由渤海口入海后，黄河的水患就得到治理了呢？这里需要引入自然环境和地理的因素加以分析。
1.自然环境：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是天象中的“九星连珠”时期，也是通常学者所说的“小冰河期”。在“小冰河期”到来后，旱灾、涝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率，都远远高于其他时期的灾害发生率。据大量史料记载：帝尧时代黄河水泛滥于天下，各种禽兽遍布九州，年谷不登《孟子·滕文公》。从前三苗大乱，天妖夜出，雨下了三天，龙生活在庙里，狗在街上哭，夏天结冰，地上泉水乱冒，五谷不收，民众大为震惊《墨子·非攻下》。这里的三苗大乱，指的是尧、舜、禹时期的三苗战争，即华夏集团、苗蛮集团之间的战争。
虽然以上史料存在夸张的成分，但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小冰河期”自然环境的恶劣。而从距今4000年左右时期，例如：江苏、浙江等长江地区的村落遗址，关于淤泥层、古树沉积的考古来看，反映出这一时期曾发生过多次的水患与洪灾。
2.地理因素：黄河中上游的河南、山西等地地势较高，而且该地带土质为黄土地，地下水水位较低，土壤渗水性也较好。因此在发生黄河水患的情况下，即使不使用任何的洪涝灾害处置措施，也能够将部落转移到地势高的地带得以保存。而处于淮北平原、苏北平原的长江地区，其地势相对于黄河北部较低，而且主要土质为渗水性较差的黏土。因此在共工、鲧两位首领治理黄河水患的过程中，其不可能对淮北平原、苏北平原的水患进行控制。
黄河中上游、淮北平原地形图
这里要说明一下，共工、鲧、大禹三位首领的治水方式有所不同：根据以上考古发掘出的大量城墙、城郭遗迹，可以得出尧帝、舜帝、夏禹等时代，已经出现了较为完善的对外防卫措施。共工、鲧所使用的治水方式，应该是在城郭(外城)筑起堵截洪水的堤坝，却并没有对洪水的流向进行有效疏导。而在共工、鲧治水的时期，正处于“小冰河”、黄河流经淮北平原入海的时期，其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对黄河水患完成治理。(具体可对比1998年、2017年南方水灾，就不难理解共工、鲧两位首领治水的难度。)
而在大禹治水的公元前2000年，地球“小冰河”时期基本就要结束，与此同时黄河又开始改道由渤海口入海。因此大禹使用疏通河流、疏导阻碍水流障碍的方式，就能够很好完成引河入海的任务。
到这里，《大禹治水》这一传说的分析也就结束了。《大禹治水》作为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并不仅仅像很多史料说的那样：由于共工、鲧两位首领采取了不当的治水策略，而大禹采取了恰当的治水策略，这样就导致了大禹治水的成功。这种说法忽略了“地球冰河期”、自然环境与地理环境等因素，因此是较为片面的思考。而传承与传播接近历史真相的“故事”，才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滕州市滨湖镇郁郎国遗址（距今四千多年）第二层发现的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这个发现意味着，我们的先民在此之前已经拥有了管理水的能力。
早在新石器时代，聚居在今日郁郎国遗址（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原始先民，就已懂得在村庄外围挖掘壕沟，以防兽害及外氏族的入侵。在微山湖留城文化时，居住在微山湖沿岸的先民，已开凿了小型渠道，把水源引进住地，以便饮用洗涤。
到了公元前２１世纪，中原地区进入了文明社会，中原农业和农耕技术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在夏到春秋的这一过渡时期中，中原农业进入了沟壑排灌的农业时代。殷墟甲骨文除记载了不少农事活动内容外，还出现了“犁”字的象形文字，可能牛耕农业已在中原大地兴起。周朝晚期，铁制农具在中原地区渐次使用。作物施肥，病虫防治，土地连作与休耕制度被人们所采用。耕作方式上出现了耦耕和犁耕，并重视深耕和休苗的作用。中原先民们还在田间管理方面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作法──锄地。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和方法初步奠定了中原农业的优秀传统和技术体系的话，那么到了两汉和南北朝，则是这种优秀传统和技术体系的基本形成时期。两汉时期，中原冶铁业非常发达，政府对农具的制造和推广也非常重视，从而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更加迅速地发展。就垦耕工具来说，除了铁犁外，还有铁齿耙、钅矍（即镢，相当于现代的铁镐、铁镢）和（即锹）等；播种工具出现了耧车。此外，还有新型的覆土工具、田间管理工具、灌溉工具、收割脱粒收藏和运输工具、加工工具等，到东汉时又出现了水磨。铁范铸造金属器类已相当普遍。到魏晋南北朝时，以保墒防旱为中心的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基本形成，主要标志是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农业耕作技术系统化。
这一技术体系，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的领先技术，至今仍是中国北方农业中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后来随着大量中原人的南迁，这些技术措施也随之传播过去，从而奠定了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中原古代先进的农耕技术，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基础。
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农作物品种的选育、栽培和粮食的加工、储藏，中原地区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发展中也处于前列。丝麻的栽培与纺制，也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该词最初出现在《易传》中。人们认为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构成的，并把世间一切事物都放到这样一个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成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
山头村农耕文化展览馆
农耕展览馆是园区的文化中心，外形是以石磨为棋子，旅游市集互动为棋盘，演绎展现古郁郎国的石器农耕文明与治水文化，二十四节气、七行八作再现传统工艺非遗香油坊通过图文并茂，设置雕塑，再现场景，加上现代声、光、电元素，竭力展现鲁南农耕文化的演变历史。是整个园区内容的浓缩，包括了园区内各项内容和文化要素，由关怀篇、养殖篇、种植篇、服务篇和园区沙盘组成。最早的时候农耕文化是从黄河流域兴起的，这里有着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在黄河流域附近也挖掘出土了一些农业生产工具。
农耕文明的出现，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出现了可以耕耘的工具。现今我们能从历史遗迹里面找到的最早的工具就是一些有石头骨头制成的农具期间，还夹杂着一些青铜的工具，直到春秋的时候才出现了含铁的工具。
农耕文化从古至今从未断绝，与他同时期存在的其他三个古代文明已经灭绝了，而华夏的文化却因为他独特的理念传承下来。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先民们秉持着最朴素的想法，自强不息，向往和平以及奋斗的理念。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在生活里才让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农耕乃衣食之源、人类文明之根。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它起源于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古郁郎国。
远古时期，鲁南大地上长满了大片的森林，森林中又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野兽时时出没在丛林之间。我们的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过着原始采集、原始狩猎的生活。正是在这种原始的采集与狩猎过程中，鲁南农耕文化才得以孕育和萌芽。从狩猎中，先民们逐渐学会了识别和驯化兽类；从采集中，他们则逐渐学会了辨认果实和种子。
特别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观察到，植物的籽粒随风飘落会在地面上长出新的植物，于是就把采集到的植物的块茎、籽粒等种植在居住地的周围，并打制石器，制造生产工具“以垦草莽”，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最原始的农业耕作。
迄今为止，在滕州地域内已发现石器遗址多处。出土的农耕、砍伐工具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铲等；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纺织、缝纫工具有石纺轮、陶纺轮、骨针、骨锥等；狩猎和捕鱼工具有石镞、骨镞、弹丸、网坠等；挖土工具有木耒(lei，三声。古农具，形状像木叉)等；收割工具有半月形石刀、石镰、骨铲、蚌镰等；另外还有大量的经打制、磨光，刃部较为锋利的穿孔石刀、陶刀、大型石铲、石耜(si，四声。古农具，形状像现在的锹)和打制的盘状器、砍利器等。出土的农作物则有粟、黍、高粱、大豆以及麻类作物等。
从上述考古发掘的文物看，鲁南先民种植作物的品种类别之多、使用工具的用途之广及分工之细，都证明两万多年以前，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就开始了农业耕作，创造了农耕文化。
滨湖镇博物馆唯一的地域性综合博物馆。
馆内设古郁郎国展厅，民俗展厅，古建筑构件展厅，四维幻影展厅。其中彩陶展室陈列着北辛文化，龙山文化，伏羲文化，古薛文化，善国文化等一系列文化体系的彩陶，不同文化体系的彩陶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到史前先民们的生活。
这里还展示古郁郎国使用时间最长的工具——石器，从人类出现直到青铜器出现前，共经历了二三百万年，它是人类最初的主要生产工具。这些石器由石质坚硬的岩石磨制而成，光滑细腻，细心观察你还会发现都有圆滑钻孔。
建筑是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形态，其中凝聚了人类的文化和精神创造，所以古建筑不但是一种物质产品，也是一种精神产品，通过这些古建筑，可以研究各个时代的国家典章制度，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思想，情感，文化意识活动。
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同动物，纹样，大小和质量的各类砖雕，脊兽，其实它们反应出墓室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生前的生活情景。
木雕也是古建筑单体内部空间组织的基本手段，也是体现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因素，，通常寄寓这人们追求吉祥如意，福寿平安的语义，同时还包含着深厚的民俗学意义。
牛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宝贝，中国牛的图腾崇拜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大禹治水时期，中华文明的根脉便是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为了传承牛文化、弘扬牛精神，滨湖镇便建了这个牛文化展览馆。牛文化展览馆你首先看到的是这首《神牛颂》，牛，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脚踏实地，永远前行，善良，温顺，牛的可贵精神数都数不完。
牛文化展览馆是山东唯一唯一一家以牛为主题的展览馆，这里收藏与牛有关的文物109件（套），与牛有关的书画摄影作品100余幅，展品主要为康乐牛实物、雕塑、绘画、模型以及与牛相关的历史文化、民俗典故等。
馆内收藏有汉、唐、北魏、北齐、宋等各个朝代的牛文物，主要包括北魏彩陶牛、北魏牛车、唐代辈辈封侯、童子引牛、牛纹饰陶罐等珍贵文物，这些都是艺术水平极高，极具研究价值的稀有珍品。
看这个唐三彩牛，雄壮大气，气宇轩昂，以褐釉，黄釉为主，釉色自然流动，溶融，色彩斑斓，自然有序，大气磅礴。
在展馆的另一侧则是关于牛的绘画，书法，摄影图片展，展示了以牛为主的典故成语、属牛的名人事迹、带牛字的民间谚语、描写牛的名诗词以及滕州市养牛规划。
馆内陈列着红军遗留的茶壶、子弹箱、马灯等物品、红军在滨湖的战场遗址照片、护送刘少奇经过微山湖滨湖去延安的路线图、滨湖地下党的建立等。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馆还通过多媒体声光电技术与场景艺术巧妙融合，力求立体详尽再现红军长征在在滨湖镇小李庄护送刘少奇的红色革命历程。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农耕文明占据了很长的历史时段，它熠熠生辉于世界文明史。由田、牛、犁、人构成的画面，是农耕文明时期最常见的生动场面，而农具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结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哲人确立的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世世代代依赖并运用的农具，已然成为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持生存、延续后代、生生不息的活化石，映射着先祖们的聪明智慧，映射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动人情境。滕州是三国五邑，人杰地灵，名人辈出的地方，郁郎是个古村落在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据明万历年间的《滕县志》记载：滕“西之郁郎，鲁郎邑也”。据此推算，郁郎建村大约有近三千年的历史。郁郎有五郁郎之称，包括前郁郎，后郁郎、秦村、民生庄、季庄五个自然村。解放后此村被命为秦村，并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村。村北一华里处原有一座唐代古庙，名叫兴龙寺。
水井的普遍使用，对农业的旱涝保收与定居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位于滕西平原，具有高超木作技术水平的郁郎国先民早已熟知在村落中“凿井而饮”，并构筑木材为井框，以防泥土塌陷其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郁郎国文化，水井的开凿已较普遍。
水是滕国文化发展的自然基础，水利是滕国善地地发展的命脉。水利治理工程的好坏，不但是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的反映，更是王朝盛衰的一大标志。清人朱佩莲过正定府，见城垣雄峻以诗状之:九达京华路，真称北镇雄。波惊徒骇侧，云压太行东。门管三重固，谯楼四角崇。古来争霸地，时泰尽成空。在今山东滕州市西北。《清一统志·兖州府一》：界河“在邹县南五十里。亦名白水河。源出滕县北龙山，西流入邹县境，过界河驿，仍出滕县界，径染山前，又西南潴为郁郎渊，一名温水湖。又西受圣母池水，入运河”。在今滕州市西南的文公古台上，有一块明代地界碑，碑上记载：“滕县系九省通衢，而地势洼下，道路偏陷，遇阴雨过客几乎断行。知县赵邦清于万历二十三年拾月大加修理。自北界河起至南沙沟界牌止，共修理过官道壹百叁拾里。”
水路是古代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说到运河，我们会想到北界河与大运河。与这些运河相比，中国古人开凿运河的历史要早得多。
滕州市界河镇位于山东省著名的“百里三圣人”：曲阜孔子、邹城孟子、滕州墨子的中轴线上，民风古朴，诚挚笃信。改革开放以来，界河镇滨湖镇兼收并蓄，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传统和环境。
还有毛泽东南巡时提到过的“古郁郎国遗址”。还有一种说法，这个地方是在古郁郎国范围内。城址顶遗址可能是郁郎国的一处建筑遗址。据《水经注》推演，今留庄乡西北有郎城，现在尽淹没在湖中，可见郁郎国之大，说此处为郁朗国一处建筑遗址是有道理的。1959年，毛主席南巡，驾临兖州，滕县县委书记王吉德奉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时毛主席问起微山湖真有四个鼻孔鲤鱼，王吉德作了肯定回答，又问郁郎国安在，王吉德一脸茫然。从而说明，郁郎国在历史上的位置和毛主席历史知识的渊博。回去后，王吉德查阅了大量史籍得知，古郁朗国遗址在滕西20公里处，原岗头公社（滨湖镇镇驻地）郁朗村内。
春秋时期，鲁隐公派大将来筑建朗邑为鲁国附国，以郁郎村为中心，向西伸延至现在的古运河边万亩红荷景区，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绿洲。滨湖观光园规划面积3．5平方公里。主要配置湖荡旅游码头（三个）、水上森林公园、天然湿地氧吧、湿地百鸟园、原始芦苇荡、湿地科普标本馆、特种动物游园、湖荡湿地昆虫馆等八个旅游项目。
向阳渠等引湖灌溉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交通，而且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有重要作用，因此，治理水患、防旱排涝、保境安民，成为郁郎国统治者的重要工作。
水利还关系到国家安全。1975年的从微山湖迭湖村，向阳村到山头村兴修十几公里向阳渠，经专家论证，为的形制很独特，水和城环环相套，从内城往外走，越过8米宽的壕沟，就是60米宽的外城，城外又是一道壕沟规模更大，说明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开发利用水利资源。
兴修水利，便利了交通，发展了农业，带动了工商，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因水成市、枕河而居”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鲁南传统乡村特有的水网格局。
鲁南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洪荒的远古历史，都被时光的尘土深埋在了地下，只能从文献记载的传说和考古发掘出的石头中找到一些记忆。
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炎帝号称“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尝遍百草，历尽艰辛，多次中毒，找到了解毒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时代留下的史影。
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华夏族就开始了农耕实践。中原地区发现了可以说是整个黄河流域迄今发现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遗址。这里出土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表明农耕文化已经确立，并有了一定发展。春秋到汉代时，中原农业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说。故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粮食之民”。不过，粮食生产不是唯一的。当时还饲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种桑养蚕，种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捞，副产品加工等。特别是农桑并重的生产结构，成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
当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初始阶段是多元发生的。而中原文化则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崛起，率先进入文明时代。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农业已由锄耕阶段进入了犁耕阶段。
作者：郝玉彩：资深媒体人，国家级文旅及乡村文化展会展馆策划专家，枣庄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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