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公元十三世纪、形成于公元十六世纪的北京中轴线上，文物鳞次栉比，“文保标识牌”是文物重要的标志之一，其中“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太庙、社稷坛”四块文保标识凭借其书法韵味，成为中轴线上独具魅力的现代石刻。这四块文保标识牌的书写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鑫华，近日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回顾了三十三年前他为中轴线书写文保标识的情结与历程。
看似简单的“正阳门”三个字 被视为“最难考题”
因与文保标识结缘，李鑫华被誉为“中轴线上的书法家”，这些文保牌承载了李鑫华的难忘回忆，亦成为他与中轴线之间的情感寄托。3月21日下午，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助下，北京青年报记者跟随李鑫华来到正阳门箭楼回访他书写的文保标识，回想起三十三年前的书写经历，李鑫华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李鑫华在正阳门（箭楼）讲述文保标识的故事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郭谦
正阳门箭楼，位于前门大街北端，是中轴线的重要节点。国务院1988年将此建筑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城门洞西侧的面墙上，镶嵌着一块汉白玉匾额，匾额中央题刻“正阳门（箭楼）”，“正阳门”这三个字为楷体魏碑风格，笔力雄健、端庄大气。而箭楼北侧的正阳门城楼，面墙上同样镶嵌着“正阳门”三个字的文保牌，与前者规制基本相同。
正阳门的两块文保牌，被李鑫华视为代表作。在他眼中，看似复杂的文字未必难写，而简单的汉字往往难以把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正阳门”，被其视作“最难考题”。
李鑫华慨叹，以往临摹字帖时，从未遇到简体的“阳、门”二字，没有先例可以遵循借鉴。相比繁体字的“正陽門”，简体字“正阳门”写不好就配不上正阳门这座宏大建筑，更会让这座中轴线上的北京内城正门失掉“精气神儿”。
为写出“正阳门”的气韵，李鑫华对这三个字进行了细致分析：楷书中的“正”字比较对称，处理不好容易呆板，第一笔横的斜度与水平线要有适度夹角，在起笔、收笔之间掌握平衡，使其稳重又不失美观；“阳”字的左耳刀旁顶天立地，右边的日字若摆放不好会显得高不成、低不就，因此日字的高低位置需要精准拿捏，才能让人感觉舒服美观；“门”字不太对称，那一点既不能被另外两笔吞进去，也不能跳出来，下笔时要若即若离、不左不右，方能恰到好处。
正阳门城楼的文保标识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正阳门箭楼的文保标识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正阳门箭楼和城楼各有一块文保牌，这两处标识的书法是否完全相同？李鑫华谈到，作为一名书法家，遇到相同的情况要力求有所变化，经过10多天的精心构思，他先写城楼、后写箭楼，两处“正阳门”前后一气呵成但各有千秋、略有变化。据北青报记者观察，两处“正阳门”乍看没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对比观察，“正”字的短竖宽窄有所不同。
从正阳门向北穿过天安门广场，可以看到广场北侧的“太庙”文保牌。太庙是明、清两朝帝王祭祀祖先的场所，系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北青报记者看到，“太庙”文保牌就镶嵌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入口旁的红墙上。
太庙的文保标识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李鑫华介绍说，“太庙”两个字是在写正阳门之前完成，也有一定难度。繁体字的“廟”里有个“朝”，简化成“由”字后，如果写窄了右边就容易缺一块，这个字应该写得比较饱满才对，一般人写简化的“庙”字处理不好容易卧进去，他在书写时将“由”字的右折肩加重，整体看上去就平衡饱满了。
同太庙东西对称的社稷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土神、谷神的场所，同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李鑫华带领北青报记者来到中山公园南门，看到红墙上镶嵌着“社稷坛”的文保标识。
社稷坛的文保标识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郭谦
李鑫华指出，“社稷坛”这几个字，单写也不太容易写好看。比如有些初学者容易把“社”字的底横沉到最下面，这样就会很难看。书写时要敢于把偏旁“礻”的一竖伸下来，把“土”字的底横提上去，这样处理字才能显得精神，看上去昂扬向上。
随着2022年《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开始实施，正阳门、太庙、社稷坛均被列为北京中轴线的保护对象，这让李鑫华的作品进一步融入中轴线。据北青报记者观察，正阳门、太庙、社稷坛的文保标识，形制简单、朴拙无饰，历经三十三年的寒暑轮蚀、风雨相摧，有的几经描填甚至换过漆色，相比安装之初的刻字存在不同程度褪色，却难以掩盖其书法之神韵，而更显刻石之沧桑。
中轴线上的文保牌书法 要简明实用、雅俗共赏
李鑫华是如何与文保标识结缘？时间回到1990年。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刘卫东回忆，当年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计划对1957年、1988年、1990年公布的43处文保单位设立标识，涉及正阳门、太庙、社稷坛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以及部分市级文保单位，他当时就职的北京古建研究所负责落实这项任务。
“在电脑刻字尚不发达的年代，文保标识都是依靠手写，我便向工作专班推荐了李鑫华。”刘卫东介绍说，更早期的文保牌多由美工师手写，但很少邀请书法家，李鑫华的书法功底扎实细腻，且深谙魏碑之精髓，他的字端庄有力、美观大方，得到了专班的一致认可。
彼时李鑫华年仅34岁，就职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当代教育史研究。李鑫华认识到文保事业的深远意义，并且是自己实践书法功力的好机会，所以在明知一分稿费也拿不到的情况下也慨然应允提笔一试。
宣传和告知是文保标识的基本功能。文物部门提出的要求是：统一使用简体字，既要注重实用性，还要注重观赏性。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鑫华，了解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他认为，文保标识代表国务院、代表市政府，更要面向大众，他的字要力求简明实用、雅俗共赏。
1990年春季，文物部门确定了43块文保牌的定稿文字，以及所对应的标牌尺寸。这批文保牌分为三种规格：大号150cm×100cm，主要应用于正阳门、琉璃河遗址等；中号90cm×60cm相对较多，用于太庙、社稷坛；小号60cm×40cm用于西堂子胡同的四合院等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完成好这次任务，李鑫华参照标牌尺寸，去琉璃厂购买了一批高品质的“红星牌特级净皮单宣纸”。据李鑫华回忆，当时妻子和孩子住在朝阳区，他在海淀区有一间宿舍，虽然环境比较简陋，但适合专心创作，书写43块文保牌大约用时半个月。
据刘卫东介绍，制作1990年这批文保牌选用汉白玉，石材均产自房山区的大石窝，刻字的匠人来自大石窝或河北曲阳，他们将李老师书写的主题字，用复写纸拓印在石碑表面，再进行手工镌刻。正阳门、太庙、社稷坛的字大一些，采用“双钩泥鳅背儿”的刻法；字小一些的文保牌多为“普通阴刻”。
社稷坛文保标识，采用“双钩泥鳅背儿”的刻法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李鑫华书写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采用普通阴刻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李鑫华书写的文保牌不局限在中轴线，而是分布在北京现今的13个区，大多数文物知名度较高。如东城区的“北京孔庙”、西城区的“天宁寺塔”、海淀区的“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等。
“自己书写的文保标识，能在中轴线上长年展示，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时刻，让我感到非常幸运！”李鑫华感叹。
李鑫华书写的文保标识 受访者供图
李鑫华书写的文保标识 受访者供图
李鑫华书写的文保标识 受访者供图
师从书法大家归质忱 编写书法教育图书近60册
练就扎实的书法功底，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李鑫华1956年生于北京市东城区，10岁时通过一本《柳体标准习字帖》了解到很多书法家的故事，自此开始学写毛笔字。1.05元一刀的元书纸，每天写一张，能用上三个月。由于经年累月刻苦练字，加上所用墨膏质地粗糙，砚池厚约0.5厘米的砚台，曾被学生时代的李鑫华练字磨穿孔。
为了进一步精进技艺，1973年，李鑫华拜书法大家归质忱先生为师，学习北魏碑体书法。据李鑫华回忆，他每周带着字去老师家中拜访，归先生会现场指出问题，并一笔一画地修改和示范，只要学生愿意学，归先生便倾囊相授，而且分文不取。就这样耳濡目染、聆听教诲、反复实践，经过半年的学习，李鑫华的书法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我在拜师前练字虽刻苦，但多少有些盲目，因此很难提高，拜师后才步入正轨，实现了传承有序。”李鑫华将归质忱先生尊奉为他的领路恩师。
1978年恢复高考后，时任中学教师的李鑫华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担任“学生书法社”的首任社长， 1981年，李鑫华在“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中获得二等奖，自此步入中国书坛。
李鑫华与恩师归质忱先生合影，吴环宇拍摄于1982年
1987年，李鑫华就职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潜心钻研书法教育。自1995年编写出版《楷书技法百日通》至今，李鑫华陆续编写出版书法艺术教育类图书将近60册，在向学校和社会普及书法方面成绩斐然。
如果还有机会书写文保牌 我愿做一名书法志愿者
对话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鑫华
北青报：书写这批文保标识，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鑫华：1990年，当时很多著名的书法大家健在，我只能算是书法界的新人，书写中轴线文保标识，是我施展才华、崭露头角的好机会，我的字一旦被选中，将面向北京、乃至全国公众展示，所有人都可以点评，真可谓压力不小。从技法上来说，这对于我是一次综合性的高难度考试，是对我书法水平的检验和提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北青报：您是否参与了文保牌的刻字和安装？
李鑫华：记得在安装文保牌的过程中，文物部门曾邀请我到现场观看，但当时工作繁忙就未能成行。后来我和夫人带着傻瓜相机，去天安门广场附近与文保标识逐一合影。毕竟每处文物都是独特的文化遗产。
北青报：这批文保标识在使用后，您是否听到过公众的反馈？
李鑫华：文保牌上不会署我的姓名，很多人并不了解作者，但有朋友在“北京孔庙”看到文保牌时觉得像我的字，说明我的字有一定辨识度。另外曾听到有人评价我的字浑厚、凝重、不浮躁，猜测作者是位老先生。
北青报：近些年来北京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增多，您是否关注过文保标识的变化？
李鑫华：仅以北京地区来说，在我写过文保标识后，新的文保牌开始用电脑软件字库里的字。近十年来，我能感受到身边的文物越来越丰富，说明国家的文保力度在提升，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文保标识来说，首先是具备宣传和告知的功能，但字库中的字体有些单调，难以展现书法艺术的魅力，所以我还是认为应该“手工书写”，因为在运笔中也会揉进书写者的感情寄托和文保情怀。
北青报：如果还有书写文保标识的机会，您是否愿意参与？
李鑫华：我愿意做一名志愿者，为文保事业贡献书法家的智慧和力量，而且保护文物对于全社会来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北京青年报》2023年4月3日相关报道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编辑/崔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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