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北大副校长王博：从“瞻前顾后”中汲取文化力量

　　中新社北京7月5日电 题：北大副校长王博：从“瞻前顾后”中汲取文化力量

　　中新社记者 马海燕

　　科技一往无前，文化则要“瞻前顾后”。“未来已来”，但不要忘了“过去未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不忘过去？文化复兴如何贯通旧邦与新命、传统和现代？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听他讲述如何从“瞻前顾后”中汲取文化力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儒藏》作为一项汇聚诸多名家辛勤劳动的集大成之作，受到各方关注。您在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谈到，目前《儒藏》工程整体上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儒藏》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王博：《儒藏》工程于2003年12月在中国教育部获批立项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分为“精华编”和“全本”。“精华编”作为《儒藏》工程的先期成果，收录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510种，2亿字；“全本”计划收录包括“精华编”在内的书籍3000余种，约10亿字。

　　用20年时间做一件事，很有挑战性，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果，首先要感谢汤一介先生。他是《儒藏》的灵魂，完成“精华编”也是了却汤先生的部分心愿。汤先生坚持学术标准，用他温柔敦厚的品格、和而不同的理念，把不同领域、不同风格、不同国家的人凝聚在一起，他在《儒藏》编纂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李学勤先生都对《儒藏》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汤先生过世后，我接手负责这个项目，实际上还是在汤先生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新阶段这个项目怎么做，我们开过多场专家座谈会和研讨会。在确定了基本规模之后，选目及编纂、研究的工作，需要学界协同合作。“精华编”有近500位学者参与，下一步将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凝聚更多老中青学者，也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学者与我们合作，以更加优化的方式开展工作。

　　中新社记者：当下做《儒藏》这样的人文学科基础大工程，优势在哪？《儒藏》要留给后人怎样的精神财富？

　　王博：当下做《儒藏》的编纂工作，有四个优势：一是有更好的社会条件，整个社会有更好接受传统文化的氛围；二是有更好的学术积累，过去20年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都达到了新高度，也为《儒藏》编纂做了更充分的学术准备；三是有更好的人才队伍，有更年轻的学者成长起来；四是有更好的科技力量，北大有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数字人文团队，帮助《儒藏》搭建综合性编纂、研究和学术交流平台。

　　今天看《儒藏》对后人的精神财富，就要回到汤一介先生发起项目的初衷。20年前，他就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文化眼光、世界眼光，去思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如何面对历史文化传承问题；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国，如何对世界历史文化做出新的贡献的问题。他在75岁高龄，想做这样一件几十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事，背后是对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建设的关切。汤先生有深切的文化关怀，《儒藏》做的就是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弘扬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成为时代精神，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动力，赋予了我们更多社会责任。中国发展至今，让我们能更从容、理性、平和地思考和历史文化的关系。当后人看《儒藏》时，一方面把它看作学术文化项目，另一方面看到的也是时代精神的变化。

　　中新社记者：今天我们更加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到位？哪些地方还需要加强？

　　王博：今天中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空前，做得好的地方很多，比如文物保护的意识和行动深入人心，对古籍的摸底、保护、整理，还有对古籍的研究、相关人才的培养都有了很大进步，近几年报考北大哲学系、有志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年轻人比前些年也多了。中国国家版本馆的落成也是让人高兴的事。可以说，政府、社会和文化界形成合力，扭转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当然，我们还有需要加强的地方，比如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说的就是守正创新的精神实质。用现代眼光解释和发展传统文化，从学理上把传统文化讲好，这是基础性工作。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这是“道”的层面，也就是无形的价值和精神指向的形而上层面。与“道”相对应的还有“器”的层面，就是有形的文化产品，这是形而下的层面，就是要创造性发展传统和现代交融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让文物活起来、古籍活起来、传统文化活起来，更好地接近大众。

　　中新社记者：“未来已来”这个词很流行，您也提醒不要忘了“过去未去”。如何从“过去”中汲取营养，更好地面向未来？

　　王博：“未来已来”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词，让我们更关注未来。“过去未去”是一个客观认知，代表我们对当下的理解。人一方面由历史来规定，另一方面由对未来的想象塑造。历史感不仅通向过去，也通向未来。历史本身是有吸引力的，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本身具有巨大引力，人伦日用之间有很多传统文化因素仍然活跃，它并不仅是存在于历史书本的东西，而且在现实中生动地体现着。其他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也是如此。

　　“过去未去”跟你喜欢不喜欢没关系，它是客观存在，我们必须去面对它。“中国式现代化”是面向未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文明传承下来的，它是传统和现代交融的现代化。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在当代如何让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华裔青少年了解中华文化？

　　王博：海外华侨华人本身具有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生活在跨文化环境中，既对中华文化有了解，同时又深受住在国文化影响。要关注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既要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又要讲清楚不同文明的相通之处。比如东西方文明都强调对家庭的重视、父母对子女的爱，只是方式不同。做好人与人的交流，就能让他们更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熊猫等已成中华文化符号，但中华文明远不止这几个符号，应该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王博：每个人都是一个符号，我们既是张三李四，也是中国人。我们对外讲故事，最主要是讲什么故事。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符号不止孔子，比如欧洲对道家、对老庄思想就非常感兴趣。

　　我们有非常多的文化符号，关键在于我们怎么选、怎么讲。怎么讲故事、讲什么故事，要注意和对象之间的“感通”，不能自说自话；不只强调自己，还要了解别人；不只了解过去，还要了解现代和未来。传媒界讲故事要善用学界资源、文化产品，书写传统与现代交融、学术和普及交融的作品。

　　中新社记者：人文精神的传承和中华文明的传承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如何面向未来一代做好文明的传承？

　　王博：如果把中华文明比作丰富多彩的世界，人文精神就是最亮丽的风景，“人文”之于“文明”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中华文明中，人文精神是很发达的。我们的人文精神一方面跟鬼神相对，一方面跟物欲相对。中国文化强调人伦日常，重视人心、人情、人性、人伦、人道，尊道贵德，重视教化，呈现出鲜明的人文品格。

　　世界上有不同的人文精神，“人之所以为人”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答案。文明的交流互鉴本身就包含人文精神的互鉴，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对人的重新认识。对于下一代的成长，最重要的还是塑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重视传统文化、重视文明互鉴，是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再谈教育。教育对人的塑造很重要，社会、学校、家庭三者缺一不可。

　　中新社记者：面向未来，人文社会科学如何诞生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文化？

　　王博：科技一往无前，文化则要“瞻前顾后”。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对生命、社会的塑造。人文社会科学的着力点也是如此。历史上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一定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关心社会、提炼问题、回应挑战，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面临的问题。

　　要诞生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文化，一要注意积累，知识和思想的进步是有逻辑的，积累不够，硬要出新，就容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人文学科出新，我们要有“热的心、冷的头脑”；二是视野、心智要打开，要有跨专业、跨学科、跨文明视野，打开视野看问题、想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完)

　　受访者简介：

　　王博，北京大学副校长、教务长，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执委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出土文献等，学术著作有《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简帛思想文献论集》《无奈与逍遥——庄子的心灵世界》《庄子哲学》《易传通论》《奠基与经典——先秦的精神文明》《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入世与离尘：一块石头的游记》等。主持《儒藏》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