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虽然区别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为四等。但是，四等人制不过是一种“族群等级制”，即是赋予各族不同的“身份”，并因身份的差异而给予不同的权利。
这种身份制度所蕴含的是族群歧视制度，而不是“隔离”，各族人民的迁徙、杂居与交往自由完全未受限制。
元朝各族人士互动的基础是社会阶层，而不是族群。蒙古、色目士人交往的主要对象为汉族士大夫，而不是本族群的中下层。而其交往之基础与汉族王朝时代士大夫并无不同。
汉族王朝时代之社会网络主要系以姻戚、师生与同年、同僚、同乡为经纬，元朝的情形大体相似。
过去学者所说：元朝禁止征服民族与汉人通婚，可说是完全无根据。元朝不仅未曾禁止异族通婚，而且立法加以规范，近年的研究更显示，各族群间通婚颇为频繁，而族群间之通婚不仅促进血缘交融，并且与涵化具有密切的关联。
中国士人婚姻素来注重门第，因为婚姻与仕宦原是相辅相成。唐代以后，门第观念虽较前减弱，士绅家庭之婚姻仍然讲求门当户对，人物相当。
元代蒙古、色目士人与汉族士人通婚者甚多，例如：元统元年进士录显示，该科录取蒙古、色目进士五十人中，其妻子具汉姓者十六人，母亲具汉姓者更达二十七人。
这些具汉姓的女子，当有不少为真正之汉人，亦应有不少出身汉人士族，充分反映族际婚姻之频繁，可惜这些汉族女子之家世往往不可追寻，是否出于书香门第及因何与异族联姻，已难以探究。
在现存史料中，各族士人因科举或学问而结联姻娅者尚存有数例：（1）许有壬娶赵世延女：许有壬（1287—1364），河南汤阴人，延祐二年（1315）进士，元朝中、后期著名之文学家、政治家。
其续弦赵鸾（1308—1341）为汪古人赵世延（1260—1336）之女。赵世延“以勋门将胄”，官至奎章阁大学士，在政、学两界皆拥有崇高地位。
其女鸾幼承庭训，不仅通经且能书、善琴，为一才女。世延以赵鸾为有千继配，乃因师生关系。
赵世延为延祐二年会试读卷官，有壬为其大力拔擢的门生。陈旅《故鲁郡夫人赵氏墓志铭》说：
鲁公（指世延）文学政事重海内，选婿之称难其人。初参政（指有壬）以进士廷对，鲁公参与中书为读卷官，其对在第三等，谓同列曰：
“此人言行磊落，可力争宥第二等。”世以为知人。及参政为两淮使，丧偶且期，值鲁公还金陵别业，因读好，于是夫人归焉。
以后翁婿二人在政治及学术上合作颇多。
不忽木娶王寿女：不忽木（Buqumu），康里人，是色目人中最早的儒者与曲家，也是世祖末年成宗初年的朝廷重臣。
其原配寇氏卒后，娶王寿女，寿为雄州新城人，官至集贤大学士，曾与不忽木同侍裕宗真金东宫。吴澄《鲁国太夫人王氏神道碑》叙王氏（1275—1310）归不忽木的经过说：
会康里公丧初配，议者咸曰：“贵族重臣，有学行可妻，宜奠如公，遂以夫人归焉。”王寿以其女为不忽木继配，显然不仅因为后者的政治地位，也是由于他的学术。
王寿本人虽是以胥吏晋身官场，却是一个士人。因此，这一段婚姻，也可称为士族联姻。不忽木育有二子，次子峻崾（1295—1345）是最负盛誉的书法家，便是王氏之子。
笃列图娶马祖常妹：笃列图（1312—1348），蒙古捏古氏，父亲靖州路总管，母为汉人王氏。
笃列图为至顺元年（1330）右榜状元。其妻为汪古族著名文人延祐二年（1315）进士马祖常之妹。
至顺元年祖常为礼部尚书，知贡举，笃列图正为其拔擢之门生。笃列图与祖常之妹结姻，即因此一关系，故王逢咏其生平，有“琼林宴状元，银屏会佳婿”之句。
赵期颐娶答禄乃蛮氏：赵期颐出身汴梁宦家，泰定四年（1327）进士，累官西台治书侍御史，诗文及篆书皆颇出色。
其妻答禄乃蛮氏，为乃蛮塔阳罕弟屈出律之后。其家虽累代将门，但久居汉地，落籍河南永宁，与汉人通婚频繁，子孙多钻研儒学，高度汉化。
期颐所娶为台州路达鲁花赤别的因（1229—1309）之孙女，其兄弟守恭、守礼皆为进士，守礼为期顾之同年，两家可能因此而联姻。
期颐并因此婚姻而成为至正二年（1341）进士及名文人答禄与权之姑父。
周永言欲以丁鹤年为婿：丁鹤年（1335——1424），回回人，出身宦家，其兄吉雅谟丁及爱理沙皆为至正进士，鹤年却不事科举，亦未出仕。
鹤年为元末明初大诗人。其在早年已露才华，据戴良《高士传》说：豫章周怀孝，楚大儒，时寓武昌，执经问难者比肩立，然独器重鹤年，且欲同归豫章而妻以爱女。鹤年以母老，诸兄皆官千里外，无他兄备养，辞不行。
此段姻缘，虽因鹤年急于归里事母而未能达成，但可反映汉族名儒因爱惜色目青年之才华而欲以爱女妻之。
合上五例，可见蒙古、色目、汉族士人阶层之婚姻往往超越族群之界限，而以材识及士人之共同身份为基础。
师生关系在儒家伦理中，与君臣、父子并列，甚为重要。这种关系在士人社会网络中，是最基本，也是最经久的一环。
汉学原为汉族人士所专长，蒙古、色目人则较为后进，因而在各族群人士之师生关系方面，大多系汉人为师，蒙古、色目人为生。
就教学的性质而言，师生关系大体可分为学校、家塾与拜师及问学三种而言：1.学校。元代的学校，有国子学、地方官学及书院三种。
就异族人士师生的关系而言，有关地方官学与书院的记载极少，在此不拟叙述。
国子学系以官宦子弟为教育对象，而学生录取名额中，蒙古生占一半，而色目、汉人则各占四分之一，故对蒙古、色目生大有优待，国子学遂成为培养蒙古、色目士人的一个主要摇篮。
国子学向以名儒任教。执教国子学的名儒许衡、吴澄（1294—1333）、虞集（1272—1348）等人遂皆拥有不少蒙古、色目弟子。
在书院中肄业而与汉儒形成师生关系者，今仅知哲理野台。哲理野台为蒙古脱托历人，至顺元年（1330）进士，能诗善书。早年肄业西湖书院，为著名文人义乌黄溍（1277-1357）弟子。
2.家塾与拜师。散处各地之蒙古、色目人，大多皆无进入国子学之机会，不少官宦人家聘请汉族名儒为家庭教师，教导子弟。
最早之例证为汪古马氏，早在宪宗二年（1252）马月合乃受命料民丁于中原，即罗致名士敬“授业馆下”。
马氏为元朝科第最盛之色目世家，其家学术之盛，当以聘敬铉为师为滥觞。元朝立国中原以后，蒙古、色目人聘请汉儒为师者自然更多，如蒙古酎温台氏蓦克笃（1245—1301），官至福州新军达鲁花赤。
许有壬所撰墓碑称他“雅尚儒术，延名师以教子”，以致其子万家闾（1278—1342）、诺海皆以汉学见长，其甥海直则登至治元年（1321）进士第。
又如蒙古珊竹氏拔不忽（1245—1307）出身将门，官至江东宣慰使，晚年居真扬间，聘王柏弟子、孔孟颜三族教授张塑及吴澄为师，以教其子。
更如顺帝初年之权臣马札儿台（1285—1347）聘浙东大儒吴直方教授其子脱脱（1314—1355）脱脱深受儒学陶冶，后任中书右丞相，曾大行“更化”，推行儒治。
曾聘浦江名儒郑深（1314—1361）为其子哈剌章之师，哈剌章于元亡前夕，官至中书平章政事。
除去延揽汉儒为家塾塾师外，又有不少蒙古色目家遣其子弟从学于汉儒，而其从学方式已难确考。
3.问学。“问学”乃指士人成年后向名师请益，并因而建立师生之谊。如汪古人高唐王阔里吉思问易学于江西永新人吴鄢（即张应珍）。
畏吾儿人小云石海涯，早年承袭父职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辞职后北上大都，问学于诗文大家姚燧，以致后来成为著名曲家。又如马祖常青年时曾以经史疑义问学于名儒张翌。
以上所述皆为汉人为师而蒙古、色目人为徒的例证。及至元代中后期，不少出身中下门第之蒙古、色目人在汉学中浸润已深，却无仕进之途径，因而出任教职。
如于阗人李公敏“教授于青齐之间”。回回人买闾及哲马鲁丁分别担任和靖书院及书院山长，而伯颜宗道更是誉满河北、学者云从的经师，皆应有不少汉族弟子，可惜不见于记载。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下的座主与同年是士大夫社会政治网络的核心部分。及第者视座主为恩门，而同年之间亦互相视为手足。
如清王夫之《宋论》所说，座主与门生之间“揄扬名目，至于终身，敦尚恩记，子孙不替”。
元朝科举制度不及唐宋重要，但是座师与同年仍构成士人间超族群关系的重要基础。
元朝科举制度下的座主与同年是一个多族的群体。无论乡试、会试与御试，考试官皆于“有德望文学常选官内选差”，族属不是选考试官的主要评准。
事实上，考试官以汉人占多数，但也不乏蒙古、色目官员，例如延祐二年首科廷试，知贡举为平章政事李孟（1255—1321），读卷官为参知政事赵世延与集贤大学士赵孟頫（1254—1322）。
其中赵世延为色目人。至正十一年（1351）廷试提调官中书平章政事定住（？一1355）。读卷官为中书左丞韩元善、翰林学士李好文（1270—1324）、参知政事乌古孙良桢及翰林待制吴当。
其中定住为蒙古人。而每科考试录取之乡进士及进士原则上各族人数相等，维持族群均衡的原则。
与前代相似，元朝各科座主与同年不分族群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不时聚会。如泰定元年（1324）进士宋娶所撰《同年小集》记述了其在北京座主及同年于天历三年（1330）聚会的情形。
泰定元年科共录取进士八十六人。此次参加同年小集者十一人，因疾不赴者三人。序中所说座主为蔡文渊，东平人。右榜各人皆蒙古、色目人，而左榜则为汉人、南人，可见年谊超越族群之分。
元朝的政府是一多族群的官僚组织。虽然“族群等级制”造成各族政治菁英政治权力的不均，但并未阻绝汉人、南人的入仕。
元朝中期共有品官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人，其中30.12%为蒙古、色目人，69.88%为汉人、南人，可见宫僚组成的族群多元性。
各级政府机构内官员成份也是多元的。不过，其成份的族群分配因机构性质的差异而不同。有些机构是蒙古、色目人的保垒，汉族人士很难插足其间（如怯薛、微政院、大宗正府、枢密院、宣政院等主管蒙古、吐蕃事务，宫中事务及军令的机构）。
大多数机构皆是各族兼用而不限于蒙古、色目。而主管文史、图书、及教育的机构中，汉族官员则占多数。
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国子学、秘书监、奎章阁与宣文阁等皆是如此。据估计，翰林国史院人员中，汉人、南人约占52%，蒙古、色目人约占31%，而族属不明则有16%。
秘书监官员之名录仍存，据初步统计，各族群官员之比率与翰林国史院相似。蒙元前期，由于语言及文化的差异，各族同僚不仅不易建立友谊，而且沟通甚为困难。
有如马祖常所说，同一机构之中，各族官员“连位坐署，哄然语言，气俗不相通”，唯有倚靠翻译人员的协助，始能商讨公事。
但是，这种情形在中期以后发生甚大的改变。蒙古、色目官员汉文化水平提高，尤其是在科举恢复以后，各族群官员间之隔阂大为减少。
而各文教机构所任用之蒙古、色目官员大多为进士或通谙汉文之士人，与汉族同僚具有共同的文化素养，交流交融甚少障碍。
在现存元人文集中，例证甚多。总而言之，蒙古、色目士人透过姻戚、师生、座主与同年、同僚等关系而与汉族士人形成一个超越族群藩篱的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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