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太大了，我走累了”。
金龙看了看上方，而后垂下眼睛，微微眯起来一点，不甘心在眼神中流转了数秒，就被他抹了回去，脸上又是一派东北老铁式的乐天。
龙华郭吓村村口，烘焙店的招牌还在，玻璃门一直关着。室内空气中积滞的灰尘味中，夹杂着微微甜腻的气息。这味道，和玻璃墙后的烘焙设备、柜台里的奶油罐，在数天后都会被荡涤一清，金龙的烘焙梦，仅剩下于脑海里残存的几丝念想。
他视这家烘焙店为自己的孩子。可惜，孩子的生命在临盆之际戛然而止。
一个月前，金龙定下了这间店铺，和女朋友搬到附近，开始操持着准备开张。
装修、找店员、进货、采购、烘焙产品试做试卖，和顾客沟通……所有的事情他一手操办，从早上6点起来发酵面粉，一直要忙到凌晨2点，“很累，很充实，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几天时间里，试做的蛋糕和面包吸引了不少回头客，这让他对未来信心十足。
在准备开业的前两天，父母从大庆打来了电话。
电话里传递了两个信息：大庆有个不错的机会，是一份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另外，家里出事了。出了什么事，金龙始终不愿意向我透露。
几天时间里，回与不回，两种抉择在脑海里不停碰撞，他整宿地睡不着。女友劝他，事情发生了，要解决，就要妥协。
最后，金龙妥协了。
距离郭吓村18公里外，任学明坐在岗厦村自家的黄牛肉店里，门外“店铺转让”的贴纸， 更像是一个期许已久的落点，“终于可以回去了，想想都觉得高兴”。
“来了就是深圳人，哈哈，屁咧！” 坐在我对面的任学明，说这句话时把身子侧了过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声，他抽了口烟，往空气中吐出一团白烟，神色凝重起来，停顿十几秒后，他又把头转了过来。
他的黄牛肉店我前后来过六次，在嘈杂的岗厦村里，任学明看起来更像个写字楼走出来的中年白领——穿着干净的白色条纹衬衣、蓝色毛背心，说话举止谦和有涵养。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也惊讶了一下。
“没有归属感，没有优越感，来了快20年，没有一刻留恋过这里”，这天妹妹和妹夫来过，他们一起喝了酒，任学明的话比平时直接了许多。
这是夜里11点，最后一名店员阿恺几天前离开了，父亲老任熬不了夜，上楼睡了。一个月前他把父亲从老家叫过来了，店员陆续要走，他需要有个人帮把手。
店外的巷道上，人流往来穿梭。在这个位于CBD的城中村里，人们习惯了生活从白日延续到深夜。即便挂出了转让的告示，任学明还是保持着12点关门的习惯，客人不多，但窸窸拉拉总会有人进来。
如果不是这间牛肉店，任学明应该不会重返深圳。
从岗厦村出来，沿着深南大道东行10公里，就是到了黄会中生活的黄贝岭村。他在附近一家烤鱼店工作，工作时间从下午4点到凌晨，虽说和多数人作息不同，但他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感觉自己慢慢回归到一种正常的状态”。
一年多前，黄会中离开南岭村的川味小吃店，这家餐馆他和父母一起经营了9年。小店玻璃门上，“本店转让”的A4纸贴了有小半年，颜色开始发黄。黄会中离开后，两个年届60岁的老人也干不动了。
周日晚上7点，走在南岭商业中心，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街对面的广场舞伴奏声，数码店音响里电子乐“动次打次”的撞击声，伴着复读机般的叫卖声。白晃晃的光从一间间门店里照出来，各式招牌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不定，城乡结合部的繁闹味道扑面而来。
商业区背面的南岭南路，在夜幕中显得僻静昏暗，黄会中家的四川快餐馆，就在道路另一侧的居民楼下。
餐馆里只剩下黄叔和妻子林姨经营。餐牌上的各式川味小吃，定价比深圳的绝大多数餐馆低很多——红油抄手9元一份，凉拌豆皮5元一碟，宜宾燃面11元一碗。晚饭时分，20分钟店里先后进来了两个顾客。
“这两年生意不好做，工厂都没了，我们俩也累了，真的干不动了，该退休回老家了”，林姨操着一口浓厚的四川口音，她步态有些迟缓，坐下站起都需要用手先按着桌沿。
如今繁闹如东门的南岭商业街，在黄会中的最初印象里，只是一条荒僻小道。
2009年底，黄会中跟着父亲来到南岭村开店时，这片商业区还未规划。附近工厂的工人，村里居住的人，走的都是他家餐馆门前的南岭南路。
这一年，“中国第一村”南岭村净资产已达到13亿元。村内的四个工业区，工厂最多的时候有50多家。其实早从2000年开始，这些电子、服装等“三来一补”企业或转型或迁移，南岭村也在尝试走出原有以出租厂房为生的“物业型”经济之路。
而对于黄会中一家来说，南岭村的工厂和人流量，足以维持小店经营。
“一个玩具厂几万人，到了中午呼呼啦啦一过来，把这里面挤得水泄不通”。在黄家餐馆里，黄会中的父亲黄叔，比划着店里的方寸之地跟我说道。
工厂快速迁移，工人大批离去，是近两三年黄家人感觉最明显的变化。从2014年开始，南岭村已经开始拒绝工厂的续租申请，开始向创投领域转型。
在坪山日立工厂做技术工作的任学明，也从2014年开始感受到周边明显的变化，“很多外资工厂，都陆陆续续撤离了，往泰国、印度这些国家迁移”。
2年多后，日立将深圳的两座工厂迁移至泰国，只保留了位于福田保税区的研发部门。
工作10年的任学明拿到赔偿金后，回到老家信阳买了第二套房，第一套买在2010年。
他不打算再出来了，女儿已经10岁了。从不到1岁开始，孩子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老家。“她小时候我们过年回去，要在家相处几天，她才不认生，每次过完年，我脑子里都是不想去深圳，真是不想”。
在信阳待了大半年，他找不到能做的生意。“出去十几年，两眼一抹黑，除了亲戚同学谁也不认识”。这时妹妹从深圳给他打来电话，“她在赤尾村开了一家潮汕牛肉店，生意不错，叫我赶紧过来”。
第二套房子每月还有几千块房贷，他打算再拼几年，赚点钱回去。
2018年年初，他重返深圳，从一对卖桂林米粉的夫妇手里盘下了岗厦村的这间门面。整个店铺油腻厚重，他心里不舒服，简单地里外装修了一下，重新刷了墙面，小店一下子干净透亮了起来。
一开始做的还不错，到了2019年4、5月份，生意明显差了起来，“岗厦村的人流，一下子少了很多，附近又开了好几家牛肉店”。
赚不到钱，回家的念头愈发强烈，女儿已经读了初一，新买的房子就在学校隔壁，“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等她上了大学，我们哪还有呆在一块的时间”。
2015年夏天，油田子弟金龙从大庆来到了深圳。在那个比哈尔滨更北的城市里，他度过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在本地的烘焙店工作5年后，他决定出来看看。
“那时候想，世界这么大，我一定要出去见识一下，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无所谓”。
他曾经在北京和广州待过一阵子，受不了当地人言谈举止间的优越感，最后留在了深圳，“一线城市里，深圳是最不排外的”。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做烘焙。“有的人的工作，可能只有1%的兴趣，剩下的就是赚钱。我对我的工作有90%的兴趣。”
他大学学的食品加工专业，一天在图书馆翻画册时，他看到了一团面粉，在烘焙师的手中一步步变成蛋糕的过程。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一下子牵引住了他。
毕业后，他从学徒开始做起，长久跟面粉打交道，他有些麸质过敏，在烘焙台边呆久了容易流鼻水。做这个其实也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作业。“忙起来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是一种机械式的肌肉记忆。我一年洗过的毛巾和厨具，估计比多数男孩子一辈子刷的碗都多”。
但他喜欢，烘焙店落地，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人生里的某种意义。
在这个起点上，还可以延展出许多新的可能——也许能赚到钱，和女友在深圳或者周边城市买一套房子，之前他们去看过惠州的房子，但也只是看了一看，“来了就是深圳人，可你得有房吧”。
他有段时间在南山的烘焙课堂做老师，每天早上从居住的下沙村出发，沿着深圳湾一路跑到南山，“海风在脸上吹着，特别舒服”。
他喜欢这个气候适宜、日新月异的城市，但很多时候又觉得节奏太快，快得看不到烟火气。黄蓝两色的外卖员们在大街小巷上穿梭狂奔，所有的年轻人都笼罩在外卖味道里。他有些怀念老广州街巷里，老人坐在板凳上喂孩子吃饭的景象。
几天前，店员阿恺还没离开时，任学明去了坪山一趟，妻子在那边做店长，休息时间很少，他守着牛肉店走不开，两人平时聚少离多。“我老婆的弟弟就在蛇口，我们一年多都没见过了，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说近也近，说远又远”。
除去岗厦开店的两年，任学明十几年一直生活在原二线关外，除了看妹妹和妻弟，他想不出更多到这边的理由。
1999年，20岁出头的任学明从信阳南下，第一站到的是东莞，当时工作不好找，“一个工厂门前乌压压围着一百多人，其实人家就招一两个普工，还要会讲白话”。
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无奈之下他跟着老乡进了一家玩具厂。呆了4天，流了3次鼻血，“从早上7点干到凌晨2、3点，搬运装箱累的不行，干完第四天我就辞了，工资结了75块”。
离开东莞后，他到布吉一家港资厂的机械加工车间做学徒，“算上加班费一个月能拿七八百，加班也不多，学徒出师后工资还涨了一些”。2年后，他跳槽到龙华一家机械加工厂做技术工作。
2006年回老家结完婚，他和朋友跑到江苏开了家机械加工店，没赚到什么钱，2007年他又回到深圳，进入位于坪山的日立工厂。“我一直想回去，不愿意跑这么远，家里面又实在找不到什么营生”。
他不是没有买房的机会，当时坪山还未大规模开发，坐着车去坪山的面试的时候，看着荒草婆娑间的几栋破楼，他心里想“深圳怎么还有这么破烂的地方啊”。那时在坪山买套80平方米的房子，购房首付只需几万元，他不关心这些，三年后在老家信阳买了房子。
“当时在深圳也买得起，但我没想过，2011年大运会之前，坪山就规划得很漂亮了，可再怎么变化，我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从自家的小店离开，被黄会中视做一个新的开始。
和父母经营小店的9年，他从21岁变成了30岁。这9年他没有谈过恋爱，总共回过老家三次，一年365天只有过年的几天能休息，平日除了采购，他连出店门的机会都很少。认识的同龄人屈指可数——平时常来店里吃饭的工友，对面开婚纱店的老乡。
刚开业时，一对来吃饭的情侣，他看着俩人结婚、生子，孩子原来还抱在怀里，后来已经在小店里跑闹了。“时间就是这么过去的啊！”他有些感动，也觉得遗憾。
他形容自己的生活为枯燥，“早上9点起来，一直做到晚上12点以后，掌勺、洗刷、打扫、招待，没有外卖软件的时候，我还要送外卖”。
家里没有发工资的说法，钱都由父亲管理，他觉得不自由，有时候想买的东西，老人家又觉得没必要，他也会安慰自己，“天天在店里能用啥呢？买件漂亮衣服，后厨油烟那么大也不好穿”。
游玩、约会、逛街、聚会……年轻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只能被他叠放在心里，“亲戚介绍过对象，见见面就没下文了，平时没时间跟人家聊”。
逃离的想法，会在看到朋友们发布的游玩聚会照片时，变得愈加强烈。这种冲动，总是和细密的牵绊交织在一起，“一开始我们想赚钱回老家买房，2014年买了房以后，我想多赚点钱扩充店面，我爸觉得没必要折腾，那时我就想走，可又不放心他俩。“闲下来时，他坐在店里，看着发白的墙壁，离开的冲动和牵绊缠绕在一起，让他烦躁不已。
“就像一段历史，该画上句号了”，对他来说，新的开始显然更好，烤鱼店里一个女同事，成了他的女朋友，他们有固定充裕的休息时间，看看电影、逛逛东门、去周边玩一玩……
“在日立的时候我就想，从这儿走了就再也不打工了，现在看看，做生意还不如打工”，任学明苦笑着摇了摇头。
看到他门前贴的转租告示，熟客们总要问上几句，其中不少同龄男人都和他在店里喝过几杯，他们都是岗厦村里的租客，苦苦挣扎的现实、不上不下的尴尬、沉积心底的各种不如意……都能在一杯酒水里找到短暂的出口。
“这次回去，怎么着都不出来了”，任天明抽完最后一口烟，带着酒意说出这句话。
楼上已经入睡的父亲，坪山的妻子，在中学里寄宿的女儿和老房子里的母亲，因为话里的心切，未来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围坐在一张餐桌上。
在金龙的烘焙店里，我和他坐了将近3个小时，“喜欢归喜欢，但是也要现实一点”，“可惜归可惜，可事情出了，你就得解决”……他习惯于类似的转折句式，像是在回答我的问题，又像是在说服内心某一处的自己。
“其实坐在这里，我想把店转出去，又不想转出去”，谈话临近结束，他把头从电脑屏幕前转向我，眼里微微发亮。
整个下午，他忙着清点店内的设备，和打电话来的意向租客沟通，给上了小半个月班的员工做工资条……收尾的琐事，也能让他得到最后的慰藉。
“很忙很享受”。玻璃门外夜色渐落，他给刚刚消逝的下午，做了一个留恋的注脚。
黄会中则不一样。
他工作的烤鱼店是一家连锁品牌，店面宽敞、管理有序、生意也相当火爆，这为他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期望——“跟别人合伙，开个有品质的大餐馆”。
至于坚持到最后，是和他父亲，金龙、任学明一样离开，还是在深圳站稳脚跟，他也不清楚。
“能不能留在深圳，这还是要由钱来决定吧？”他说。
备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名字均采用化名。
来源：深圳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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