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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记 ·曲礼上》有这样一句话“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讲的是墓葬方面的规矩。尤其是“执绋”，指的是“送葬”寓意着对逝者最高的敬意，一般由下属或地位低的人做。
然而，在1954年的一场八宝山葬礼上，周总理则亲自作为“执绋”之人走在送葬的行列中，旁边还有彭德怀等多名开国将军，可见其葬礼规格的声势浩大。
这不禁令人好奇，逝者是谁？为什么能得到周总理等众多革命先辈们的特殊对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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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洪学智出任解放军后勤部部长一职，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但是，在他之前，曾有一位闻名全军的人物，叫做杨立三，在后勤部的工作岗位上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杨立三不同凡响的人生，竟然也有着不同于他人的参军原因。
1900年，湖南长沙的一个佃户家中传出一声洪亮的婴儿啼哭声。很快，左邻右舍纷纷前来道贺，说：“杨家运气好，生个男婴，以后肯定福气多多。”
杨立三
杨父听到这些赞美之词，大手一挥，要给新出生的儿子办庆生宴，请在场的邻居们赏脸，还在宴席上，合议出儿子的名字，定为“杨立三”。
此时的杨父希望杨立三能够在未来继承家中田产，将家族发扬光大。不过，他想不到，儿子救国的集体精神要远大于管理家业的个人主义。
自杨立三懂事起，杨父将其送到私塾中学习。正因为接触知识，才让他从沉睡中醒来，明白旧时社会的黑暗，也了解百姓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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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杨立三学成归来后，并未听从父亲的建议，回家照看田庄，而是毅然决然地成为家乡的教师，让更多贫穷家境的孩子能够接触到知识。
另外，他也没有停止自己对新知识与新思想的渴求，而是不断地阅读外国书籍。更加了解中华民族的封建社会结束后，百姓中依旧存在被地主与军阀压迫的悲剧。
思来想去后，杨立三决定“弃笔从戎”，参军报国。不过，当他将想法告诉父母时，不出意外地得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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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普通人，你也一样。外面到处是匪患，你在家里谋个生路最安全，也能让我们安心。”
父亲苦口婆心，而母亲也梨花带雨地挽留。但杨立三心意已决，对他们说：“ 国家兵荒马乱，而我们一时的安稳又能持续到几时。不平天下，万千穷苦百姓哪能有太平生活过，我必须去，也不得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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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父母辞别，果断加入当地的湘军部队。不过，他并没有扛枪作战，而是凭借充足的文学能力，成为军中文书，此后担任过团司务长与军需官等职务。
虽然与战场上厮杀的战士们相比，杨立三的任务比较安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危险，他要带领手下人多次深入敌方领域，为军队获取物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过，杨立三在军队内待了不到一年时间，在察觉到个人才学尚浅后，再次回家深造。而这次家中的局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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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初，军阀赵恒惕在湖南当地胡作非为，强取豪夺，多家赋税。各乡镇百姓们苦不堪言，而杨家也不例外，一穷二白，艰难度日。
杨立三看着赵恒惕的恶行，心中充满愤怒，随即加入到农民自发组织的抗议运动中，也因此接触到“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游击支队的一员。
当谈论到选择加入我党的原因，杨立三总会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一支由农民发家的革命队伍，必将会为广大人民的安稳生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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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杨立三仅仅是位名不见经传的游击战士。但是，与毛主席是同乡，也让更加深入地接触到共产主义，发展成一位坚定不移的中国共产党员。
然而，对我党造成重大伤害的“白色恐怖”也应时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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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为稳定在国民党内部的统治权力，肆意发动“四一二政变”，先后对我党成员与爱国人士展开大规模的迫害行动，而长沙作为革命的中心地点，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创伤。
当时，已经担任游击队队长的杨立三在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暴行后，立即展开反击行动，但是，由于敌众我寡，逐渐落于下势。
毛主席
1927年9月9日，由毛主席与周总理领导并指挥的“秋收起义”给予蒋介石一记重击，也宣告着工农红军的成立。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领导团体已经确定，但关于工农红军的军旗却迟迟没有规划。组织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这项艰巨又庄严的任务交给三人，分别是“何长工、陈树华、杨立三”。
何长工
三人清楚这项旗帜对于红军的重要性。因此，不眠不休好久后，终于确定出以红色为底色，镰刀加斧头作为内容的红军军旗。
杨立三更是在这项任务中表现出独具一格的文学功底。不仅亲自参与设计，还在军旗上写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
即便这副军旗在后来经过不断改动，但镰刀与斧头等模样始终未曾改变。这是中国军队的象征，也是当初革命者的理念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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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杨立三充足的后勤能力被我党看上，并委以重任。而他也不负所托，兢兢业业地在后勤部队上，为前方战士们的需求殚精竭虑。
1933年，红军大学在江西瑞金成立，各级干部作为第一批学生，入校学习。而杨立三也毫不例外地进校学校，并在不久后成为学校校务部部长。
他也因此，接触毛主席与周总理等党内领导人。但是，真正让她与周总理相熟的原因，是以命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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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反动第四次“围剿”，而我党由于组织决策失败后，只能暂时退出延安，保存革命的火种。
然而，这条长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却是充满艰险与困难的荆棘之路。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再加上我党物资匮乏，只能作出过草地的决定，即现在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是青藏高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区域。
毛主席
然而，尽管绿油油的草被覆盖，但并不代表着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利用。所有红军战士们都是强撑着身体，靠着顽强的信念，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着。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们也如普通战士们一样，缺衣少食，艰难地行进。可是，由于敌军的不断骚扰，再加上各军队情报的传递与分析，他们要承受更多的身体劳累。
1935年8月，周总理已经出现神色恍惚的情况，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要求休息。终于，由于体力不支，倒在了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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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杨立三正好作为行进队伍中的后勤组组长，及时发现晕厥的周总理，连忙叫来队医为总理看病。
队医仔细检查后，神情沉重地说：“周总理因为长期的劳累与营养不良，已经出现高烧症状，必须尽快用药。”
杨立三听见后，立马跑去寻找药物，但是，这类病症的药物正好是当时红军队伍中最缺乏的一类。他只能带着遗憾回来，另外再找另一种解决办法。
右一杨立三
队医叹口气，说：“没有西药，我们只能靠传统方法为周总理缓解病痛。但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周总理无法劳累行走，而队伍不能因此耽误前进策略，该如何处理呢？”
杨立三立时回答道：“既然周总理动不了，我们几个人抬担架，也要保证周总理的生命安全。”
在他的号召下，体力稍好的红军战士们组成抬担架的小队，轮流抬起主席。他们从未叫苦喊累，稳稳当当地走在泥泞的草地上。
周总理
很快，在队医的照顾下，周总理恢复了些许精神。当睁开眼睛后看到自己躺在人力担架上后，急忙挣扎着要下来。
一旁的杨立三看到周总理醒来后，兴奋地向众人报喜。而且还安慰周总理：“您的身体尚且无法独立行走，安心在担架上休息，不用担心其他事情。”
“不行，我的身体我知道，已经可以下地行走，况且还有众多比我生病更加严重的战士，他们都没有得到特殊待遇，我更加不能。”
即便周总理执意拒绝，但杨立三依旧坚定着自己的想法，并说出自己的理由：“周总理是我们的领导人，一旦倒下，红军便如无主之兵，与敌人作战时恐怕会不战而败，得不偿失。”
周总理听闻解释后，深感杨立三的责任心，也不再婉拒。待身体彻底转好后，才下地行走。
而这次的“特殊待遇”也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始终对当初抬担架的战士们念念不忘，尤其是身先士卒的杨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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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杨立三离世后，周总理执意自降身份，为他扶柩的原因。不过，除了这份“救命之情”外，还有杨立三值得赞扬歌颂的红色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先后在食品工业部部长与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不过，最令他感到骄傲的是，回到自己的老本行，也就是在解放军后勤部工作。
早在战争时期，杨立三主管军需后勤工作，曾经千方百计地为红军战士们寻得“三毛五”的军装。不仅起到保暖作用，还节约了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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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走过那段艰难时期，所以他在建国后，也依旧保留着原来勤俭节约的习惯。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杨立三由于生病住院，未能投入后勤部的工作中。但他还是身体力行地为前线战争作出贡献。
这天，杨立三出院回家，进门看见桌子上摆着水果，心生不悦，让卫士分发给其他战士。而后接连几天，他都能看到水果，且饭菜也超出原来的制度，多了很多。
杨立三
杨立三当即发了脾气，吼道：“水果与开小灶的事情是超制度，也就是违法行为。我从未享受过，上级也没有这样要求，我希望立即恢复原来的做法，并找人给我汇报这些改变背后的原因。”
除了严于律己，杨立三也在其位谋其政，作出众多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举措。
杨立三
1954年，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为了加大对工业化生产的资金投入，只能从其他地方节流开源。
当时，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属于“僧多肉少”。而担任部队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接过重任，不断在部队后勤中作出改进，为国家节约下一大笔钱。
杨立三
这些日积月累的财富，最终积攒成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力量。然而，在国家欣欣向荣之际，杨立三却承受着癌症的侵袭，患上严重的晚期恶性脑瘤。
周总理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后，立即组织国内专家会诊，见众多名医手足无措后，又安排他飞往苏联，接受更高医疗水平的救治。
周总理
然而，杨立三的病情终究未能得到遏制，在1954年11月28日，病逝于莫斯科。
周总理怀着悲愤的心情，把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并提出以最高规格举行悼念仪式，送这位对新中国成立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革命者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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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总理在讲述悼词时，一度哽咽，足以见得他对杨立三的敬佩与尊重。
杨立三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用生命保证红军的后勤补给，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保障，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后世铭记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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