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男士应该是因为香烟，女士应该是因为橙子，红塔山香烟与褚橙这两样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的东西，却是在褚时健一人手里扬名全国的。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1928年出生的褚时健，无私奉献了人生中最精力旺盛的二十年后，到1978年他已经年过半百，到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习的褚时健盯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红头文件，兴奋地想“只要这个国家还要搞经济建设，就可大有作为。”褚时健到底是不愿意“知天命”，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
他自动放弃了做政府干部的机会，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时健带着老婆孩子拎着装着全部家当的一个大箱子，坐在装满不舍得扔下的自制木箱、柴火的大卡车离开了哀牢山的戛洒糖厂前往玉溪。
当褚时健带着家人身披美丽的晚霞到达玉溪卷烟厂时，迎面而来的是不动声色的刁难，厂里给他们一家四口安排了一间14平方米年久失修的房屋，里面只有两张高低床和一张旧桌子。
褚时健泰然处之，乐呵呵地往房间搬东西，妻子马静芬则充满了愤怒地说：“他们这是在故意收拾我们!”
褚时健心里明白，这是下马威，后面类似的事情还会有。
第二天，玉溪卷烟厂负责分配房屋的人才姗姗来迟重新给他们分配了一间28平方米的房间，这事也就算揭过去了。
既来之，则安之，家安顿好后，褚时健就走马上任了，他首先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工人，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状况，一圈走下来，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当时整个玉溪卷烟厂的生活条件都很差，有的家庭祖孙三代都挤在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里；有的一间土坯房隔成两间，两个人或两家人住，中间就拿草席隔着。
还一些职工穷得连保温水壶都买不起，只能在下班的时候，用瓦罐接一罐热水带回家，全厂有超过1/3的职工都处于这样的困难状态。
最严重的是生产环境也极度糟糕，仅有的68台卷烟机器都是国外早已淘汰的产品，工人们口号叫得很响，但精神萎靡不振，这也难怪他们，生产环境很差、机器响、温度高、烟灰呛，工人上班浑身汗，下班一身灰。
所以工人们干活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有什么需要去改变，反正天天上班、下班、干活儿，也没有什么低效率、高效率之说，天天就干这个，在他们看来，一年又一年，什么也没有变，什么都不会变，好像就只能是这样了。
就因为厂里太穷，生产没效益，生活没奔头，有门路的千方百计调去别的单位，没门路的窝在厂里都找不到对象，特别是单身男青年，厂内外的姑娘们都不愿意嫁。
褚时健看着玉溪卷烟厂这么个摊子，有心要下大力去改变现状，但问题是他一个空降的厂长，很多时候说了不算。
对褚时健而言，这家国有企业最让他头疼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厂内外的派性斗争，和围绕着派性形成的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
褚时健知道，要在内部卡住这些斗争，靠他一个空降兵是不行的，他得借力，他回想着和玉溪市地委书记胡良恕的谈话。
褚时健当时说:“胡书记，我接受地委安排我到玉溪卷烟厂的工作，但是地委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胡良恕问，“只要地委能做到，多少条件都行。”
褚时健接着说:“就是玉溪卷烟厂两派都很有势力，如果这两派闹起来，都到领导这里来找支持，我就没办法工作了，给我个一年半载的时间，等我站稳脚跟后，自己就能应付了，在这只前，凡上访、告状、请愿、闹事的，请领导们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当然，我有不对可以把我叫来批评。”
当时胡良恕满口答应，并且马上召集地委领导开会，并把这一条件达成共识，这样一支持，为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扫除了一个大大的障碍，褚时健也吃了个定心丸。
厂里领导班子现在加上褚时健共13人，有两名是老干部，另外10人分两派，被称为“炮派”和“八派”的各占5名，由于两派势均力敌，上边的领导也知道其中厉害，任命领导时就“一碗水端平”了。
这就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开党委会时，无论什么样的方案和议题，也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至少总有5人支持或反对，很多问题议而难决，有时候开会，从早开到晚，甚至开到深夜，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且，上行下效，基层干部工人中也一样弥漫着这种斗争氛围。
褚时健就这样在夹缝中艰难的开展他的工作，他知道要打破这种僵局需要策略和契机，不能一味盲干，他决定从下而上以真情来打破这层派别浇筑的坚冰。
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就是一个温暖的家，褚时健就从这里着手，他要为有奉献精神而且确实是在努力工作的工人们改善起码的居住环境，要让他们每天辛苦工作下班后可以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可以回，要让厂内外的姑娘愿意与厂里的小伙子喜结连理。
他作为一厂之长，他要让大伙愿意一门心思地跟他干，要让他们明白这是唯一改善自己生活的办法，拉帮结派闹事不好好工作是没出路的，留住了工人们的心，激活他们的潜能，什么是都好办了。
褚时健马上行动起来，上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不是购买新设备和制定新的规章制度，而是将烟厂的全部可用资金集中起来，打算给员工们修建3栋72户的宿舍楼，他要让员工在新房子里过新年。
消息一传出，厂里上上下下都沸腾了，他们没想到新厂长来了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居然是盼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新房子。
不过激动过后，大家又都担心，毕竟盖房子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离过年就几个月的时间，到时恐怕连大梁都立不起来，更何况，各种官腔“忽悠”人又不是第一次了，你说盖房子就盖房子，有这么容易吗？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褚时健决定拿出一百多万元盖房子之后，基建科的人居然像没听见似的，更过分的是有两个借故请了长期的病假，还是带薪休假；来上班也是磨磨蹭蹭的没有一点办事效率，褚时健去问缘由，结果基建科的人还不屑地说，他们以为新厂长在开玩笑。
褚时健一听这话是真的火了，感情他的话都是笑话，他没有让自己继续忍受这种官僚主义做法，也不管是谁在后面替他们撑腰，以雷霆手段撤掉了基建科科长，重新启用了一批办事效率高、有责任心的干部员工，这样给职工的新房才如火如荼的盖起来了。
4个多月后，大家本以为需要几年才能建好的宿舍楼就拔地而起，在新楼房快要竣工时的职工大会上，首批72户一线的职工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拿到了新房子的钥匙。
接下来，褚时健还让烟厂工会别出心裁地组织了几次“联谊会”，千方百计的让厂内外的姑娘相信烟厂会给她们创造美好生活，解决了一个个大龄男职工的婚姻问题。
面对着3栋崭新的楼房和一对对美好姻缘，烟厂上下都说，既然厂长把职工放在心上，他们也要把厂子放在心上，好好工作。
这样一来，褚时健不动声色的把大部分职工的心拉到了自己这边，给自己在烟厂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他也不由的小小舒了一口气，但他心里明白，要真正站稳脚跟还有仗要打，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果然不出所料，挑战说来就来，1980年初，云南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香烟评吸会，由专家对香烟的品质、味道进行现场品吸、评论，“辣!苦!呛!”这是专家们对玉溪卷烟厂“红梅”烟的一致评价，而且一包烟只有18或19支，有的一条烟中只有9包烟。
“红梅红梅，先红后霉。”这句话成了对“红梅”的流行评语，褚时健带着沉重的思索离开会议，他决心一定要下狠手整顿。
回到厂里后，针对数量严重不符，褚时健要求增加抽查频率，并按比率定下制度，每千包(条)应该有多少必须抽查；针对烟味走样，他规定发霉的烟叶一律不得进入生产环节，对入厂的烟叶要全部进行复烤，包装重新选纸，设备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检修。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低级问题，主要是人的责任心问题，他要求各车间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不同形式的责任制，但所有的这些措施无形中动了某些人的蛋糕。
所以在褚时健决定上看起来挺时髦、卖价又不错、市场反响还非常不错的滤嘴烟时，有人就按不住跳出来了。
工作刚布置下去，有人造谣说滤嘴棒的金粉有毒，“炮派”和“八派”的成员互相推诿，都不愿意干这个岗位，最后褚时健一边吩咐车间主任安排了不愿干的算矿工，月底不算工资，一边找来“炮派”头子杨副厂长警告:“老杨，不要支持你的弟兄们闹，不然我最先收拾你。”
杨副厂长在跑到地委状告无效的情况下，灰溜溜地跑回来了，对那些手下的兄弟说:“不能闹了，这回来硬的啦，快点儿去上班。”
褚时健知道，这是他和胡良恕订下的“约法三章”起作用了，关键时刻还真帮到了他，他觉得自己底气足了很多。
月底结算工资时，那个没按车间主任安排去滤嘴岗位上班的职工傻眼了，他不服气，伙同几个 “炮派”兄弟来告车间主任的状，褚时健很明白地告诉他们:“你没有到车间主任安排的岗位去上班，按旷工处理，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我支持他。”
他们没想到新厂长如此强悍，僵持了一会儿，这几位职工就知趣地走开了，在这之后，烟厂因为派性发生的闹事也慢慢少了，杀一儆百这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如果说这次的事件是褚时健用强硬的手段让他们屈服，那么，接下来的的“锅炉事件”是以自己本身的能力使卷烟厂的工人们臣服的。
1981年8月的一天，厂内两台六吨半的锅炉中的一台坏了，当时厂里整个的复烤和卷烟全都得依靠这两台锅炉，坏了一台就意味着那些新入库的烤烟无法复烤，这样一来，不仅烟叶有变霉的危险，而且还可能导致停产，那样的话，锅炉坏了就会演变成一个全局性的大问题。
但是，原先的员工和领导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大场面”，处变不惊，大多数人还是一幅“和我无关”等着看好戏的模样。
褚时健到现场看了看坏掉的锅炉，就先找修理组的人商量，想把计划定下来，希望用四天时间把锅炉尽快修好，
“四天?不可能。”
“那要多久?”
“40天。”
“那烟叶要霉掉多少？烤烟我们也要停掉，40天损失有多大你们知道吗？你们能承担吗？”
面对褚时健的责问，修理组的工人撂挑子了，“那我们不敢修了。”
他们还挑衅褚时健说，“上一次锅炉坏的时候，原来的厂长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今天我们看您稍微懂点儿，让了您八天。”言下之意，您别不知足。
褚时健此时不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反倒像一个外交部的谈判官，谈判是陷入了僵局，但褚时健并没有停下来，准备开始行动了，因为他心里有底，在戛洒糖厂的时候，他自己就修理、改造过锅炉，曾把一个四吨的锅炉改造成了十吨。
褚时健首先让分管设备的副厂长去找懂安放锅炉弯管技术的人来，然后撸起袖子说：“你们不想修要请假的，我准你们假，想留下来的，全部听我指挥。”
接着把整个修理组一共18人，分成五个工种，24小时轮班，他就这样和工人们一起奋战了三天半后，锅炉重新烧起来了。
他把修理小组的头头儿，劈头盖脸臭骂一顿：“不是说要40天吗？蒙我呢？”
挨骂的员工忙赔笑说：“哎呀褚厂长!您看这个事情也怪不得我们，从前我们是饿着肚子苦战，连稀饭都喝不上一碗，现在您亲自组织抢修，晚上还买来大碗米线给大家吃，吃饱了有力气了自然也就卖力了，您这样对我们，以后我们也不闹什么了。”
褚时健听了消了气说:“好，记住你说的话，现在锅炉修好了，这件事我不计较了，现在放你们四天假回家好好休息休息，工资照领，另外还给每人四天加班工资。”
所有的员工听了都开心极了，觉得这几天的辛苦也值了，想着以后还是好好工作，别的少掺和。
褚时健知道，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修锅炉事件，其实全厂所有人眼睛都盯着。
尤其是这些车间主任、支部书记等中层干部，要考考自己，幸好这些问题都难不倒自己，锅炉三天半修好了，以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厂长看来还是有两下子的，就不敢跟自己闹了，如不然他们一个个还不知道要出什么幺蛾子呢。
同时，得益于褚时健加强管理之后成本的降低，玉溪卷烟厂的境况也有所好转，到了1981年，玉溪卷烟厂税利实现了1.5472亿元，增幅高达30.63%。
这样的成绩完全能让褚时健站稳脚跟了，他就腾出手来对老班子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改组，尤其是他决定要让一直在背后网罗旧部、借机夺权的党委书记离开玉溪卷烟厂。
这倒不是褚时健与党委书记林某有私人恩怨，只是因为每当玉溪卷烟厂遇事时，林某总是观望，显得深不可测，哪怕遇到因锅炉坏了而停产这种影响生产的大事，他还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杯，然后一言不发。
让褚时健决定不再容忍下去第二件事情是，他还拉拢了一伙人在背后告他、告到玉溪地委没人理，他们就到省里告，列举了褚时健的种种毛病，老褚脾气怪、霸道，不团结同事，职工都怕他，说这样长期下去，烟厂非垮不可，他希望领导明察，并撤换褚时健。
褚时健找到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说：“他老兄非但不解决妨碍生产的疑难问题，还总给我设置很多困难，天天给我找麻烦，让我难办，请领导衡量一下，要么他留，我走;要么我留，他走。随你们选择。”
玉溪地委领导几乎马上做出了决定，褚时健留下，同时决定派老专员杨政华和他搭班子，褚时健借机把班子里的派系头头儿也给清理干净。
时年51岁的褚时健能够在出任卷烟厂厂长以后，面对团团伙伙的排挤，用以上方式反击，可谓绝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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