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图在武术-防身术教学中，卢衍丁向学生讲解、示范动作要领。图：受访者提供
文｜财新周刊 王伯文，武丹萍（实习）
初次见到卢衍丁的时候，他撑着伞，从暴雨中快步小跑着迎过来。与运动服掩盖不住的强悍肌肉对比，他的音量并不高，一口闽南普通话。
坐定后，他开始讲述自己曲折的特种兵与任教生涯：身高虽不够特种兵标准，但依靠刻苦的训练，在大学期间拿到了十项全能冠军，以国家二级运动员身份特招进入东部战区某特种部队。服役期间，他获得的奖项可以铺满好几块标准地砖。5年后回到地方，经历3年教师招录，辗转考入厦门第一梯队的示范性高中，成为当地体育名师。
提到自己的军旅生涯，卢衍丁音量会不自觉地提高；讲到部队里的口令、准则，会出现许多凌厉的手势。即便是回想，他描绘的教育场景，都是用分量十足的低吼完成的。军营沟通中特有的重音、停顿，和着一种强势眼神，共同组成了刚性魅力与压迫感共存的画面。卢衍丁在中学生中可以收获的敬畏，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6月底，退役军人事务部、人社部、教育部共同印发了《关于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择优选拔、坚持标准、注重培养。“推动实现教育与退役军人工作有机结合” “解决中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失衡问题”。
《意见》猝出，进展已至。参与试点的贵阳3月就曾预告，拟在退役军人中定向、公开选拔小学和初中带编教师30名，7月6日，第一批5人的选拔公告发布；上海则在年初就已率先在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退役军人学院，筹备开展退役军人师范生定向培养。
几乎在三部委《意见》印发同时，厦门也发布了自己的“兵教师”培养全流程方案，第一年各途径校内岗位共计拿出了50个。作为非试点地区的第一枪，鹭城既显得特殊，又集聚着一定共性。
距离上一轮大规模裁军及设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已经五年过去，在就业压力上行的今天，“宝贵”的教师编制又牵扯着社会对于招录公平、女性权益以及个中教育思维的广泛讨论。
退役军人为何、如何、又将以何种样貌踏入学校？
“厦门每年接收着全省三分之一的军转干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和就业创业处二级调研员陈静如说。作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经济特区、教育高地，厦门在福建地位特殊。尽管人口规模上不算是兵源重地，但却是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的特殊切面。1991年，厦门入选全国首批10个“双拥模范城”，此后历次命名表彰无一缺席。到2021年，共有7万多退役军人，在厦门工作和生活。
2018年机构改革，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整合了分散在民政部的优抚安置，人社部的军官转业，以及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的相关职责。
作为政府中较少见的、以群体而非事权为核心的部门，从中央到地方，整个新条线既需协调各涉军业务、跨越军地构架，也承托着上一轮30万裁军中，最大一波转业复员潮的安置、帮扶。
随着军改推进并基本完成，退役军人增量下降，数字上已相对稳定；而对地方厅局来说，从抽调、组建、应对和消化冲击，到逐渐向下延伸服务体系，也是直到这一两年，才重新掌握了相对主动的工作节奏。
何时、以何种方式退出行伍，是职业军人生涯中一直需要思考的问题。大多数义务兵在服役两年后会直接退役，除退役金外，也可一直享受退役军人的相关就业帮扶和优待；如能够继续留队成为职业军人，则有机会一直在部队做到退休，但条件不易达到。一般而言，转业是最稳妥的方式，军官转业，安置进入地方政府机关；12年以上的军士也可享受转业安置，以地方事业单位为主。
陈静如介绍，厦门目前每年新需安置、帮助就业的退役军人近千，士兵比例占到大半。从2018年开始，厦门征兵的学历就100%在大专及以上，个别中心区甚至几乎都是本科生。所以当地今天所面对的退役士兵几乎都是大学生，其中约有一半回到地方后，会选择复学或继续提高学历。毕业、待就业、再就业，存量往往随时滚动成新的增量，也使得群体情况复杂，就业创业工作开展难度增加。
两年兵役结束，就业市场上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实与普通应届生并无本质区别，尤其是在厦门这样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优质体面的岗位才是追逐对象，退役士兵结构性失业、不愿就业的情况突出。
陈静如表示，退役士兵的优势是相当于已经接受过了两年的社会锻炼，他们的执行力与学习能力都更强，企业比较欢迎，有的甚至愿意针对退役军人，专岗提高薪酬。近一两年来，他们也曾开展无人机、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社会热门的新兴职业开展培训和岗位对接。
但与劳动部门、教育部门的情况类似，这类活动往往是政府一头热，实际参与数量与最终完培率，都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事实上，在鼓励方案出台前，学校就一直是退役安置的热门选项。从现实角度考量，职业军人回到地方时，往往已经成家。收入与岗位稳定、环境相对单纯、荣誉感充足、子女入学优待，每一条都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对这部分人来说，直接进入学校行政岗位可以与自己在部队的级别挂钩，做教师，从初级职称评起，不免得不偿失。
而对义务兵而言，教师招录的竞争又过于困难。在厦门当地，各区平均接近1∶20的报录比，即便师范专业出身，连考数年而不得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市教育局人事处工作人员邹婧表示，虽然退役军人享有5分—10分的政策加分，但根据政策酝酿前的摸底，整个厦门市范围，通过公开招聘考试进到教师队伍的退役军人也只有12人。而据陈静如了解，福建其他地市往往一年的招录就能达到这个数字，鹭岛的吸引力与竞争烈度，可见一斑。
陈静如参与了整个方案落地的全过程，也是最主要的执行人。得到市委领导批示时，她高兴得“快跳起来”，对一个几乎只有服务职能的政府部门来说，“这是求也求不来的好事”。彼时三部委文件还未有细节露出，沿着政策溯源，她参考了相关政协委员提案以及各地做法，希望拿出一个更加完整、长久的培养与保障体系。
具体而言，厦门计划委托集美大学等高校开办一个全日制、住校培养的专门班级，面向33岁以内的本科学历退役军人，招生100人，费用全免，为期一年。以半年理论学习、半年实习实训的方式，定制培养退役军人的教育教学能力、辅导其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以最终获取参加教师公开招聘的资格。第一年，中小学、幼儿园分别为此各拿出至少10个专项教师岗位试水。
专岗之外，厦门市级财政支持，将退役复学后的非公费本科师范生（含部属、省内师范类高校）转为公费师范生，这是一个岗位和学费都覆盖的承诺。同时，各区还需在直接安置上至少拿出1个中小学、1个幼儿园岗位。这样打包算下来，总的岗位数字是50个。对社会自主备考的退役军人，取得教师资格证后，除正常加分外，也有2000元/人的一次性现金奖励。
这并不是厦门的能力极限。邹婧介绍，厦门作为人口流入城市，近年来学生越来越多，目前每年都有两千到三千的教师招聘计划，在这一大基数下，现有专岗计划完全有能力承受。但这一点，也是让陈静如最没底的，即便有过调研，但毕竟需要整整一年的脱岗学习，有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参与？
这里，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1∶3的开考比例。即便是定向招聘、内部竞争，也意味着必然有三分之二的人陪跑。换言之，如果报名参培的人不达预期，最终争取来的岗位数甚至有可能用不完。由于下半年退役季节未至，第一年其实主要针对存量，虽然相比外界，竞争烈度变小了，但参与者需要的是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博这三分之一的胜算。
副局长曾福华认为，政策的制定目的更在长远，第一年的政策宣达，亦相当于给到正在考虑参军的家庭许诺，不论实践成败，政策都要有一个基础的延续性，以保证公平，期待在于，利好的政策最终可以鼓励到更多优秀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提升征兵质量。截至发稿，厦门的兵教师专项计划报名已近尾声，目前有72人登记在册。其中，71人为本科，1人为研究生；男性63名，女性9名。
由点触面，厦门思路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很多新的映射，最近一两年来，各地在退役军人事务上开始更加主动，也更加清楚地探到了当下青年人的现实需求。
如山东烟台今年6月发布文件，每年市、县拿出10%的事业单位综合类岗位，定向招聘退役军人，2021年起该市入伍的高校毕业生士兵，退役后两年内皆可参与；福州也出台了类似政策，明确教育、卫健各拿出1%的岗位，其他事业单位安排5%。
更广泛的做法，还有“兵支书”。以落实编制、畅通考核晋升渠道等方式，让退役士兵进入基层干部岗位，最大化发挥退役士兵在部队中锻炼的动员能力与执行能力。
不过长远看去，类似政策要普及铺开难度尚在。三部委文件发布后，除贵阳、上海两地试点外，目前尚只有厦门拿出了“兵教师”的具体方案，总的来看，三地进展亦都得益于领导班子的高位统筹，以及财政、编制资源的相对充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薛在兴表示， 退役安置与地方财力和安置压力息息相关，现实中，会存在教师空编数和需安置退役军人数之间的矛盾，相关政策要真正覆盖到整个群体，关键地方如中部的河南，西部的四川、陕西等地，都可能存在可以想见的压力。
在2006年末上线的军旅剧《士兵突击》中，王宝强饰演的经典角色许三多，因为只有初中文凭，而被征兵军官拒之门外。一心送子参军的老兵父亲，与正在要求“高中化”的现代部队，在矛盾中开启了整个故事。
从本世纪初的高校扩招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跨入57.8%的高位，征兵入口的学历要求与退役军人的文化素质，也都已发生极大变化。
2009年，解放军开始成规模征集大学生参军入伍；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兵役法》，取消在校大学生可以缓征的规定；2013年，全国征兵时间调整为了夏秋季，以对接学生毕业；2015年，征兵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明确大学生征集指导比例，征集力度逐年增大；2020年起，义务兵征集调整为了一年两次，更针对性面向往届、应届。
现实中，征兵工作与人口基数多有对应，可以兵源大省山东为例。省征兵办曾在公开报道中透露，2014年—2018年，该省入伍新兵大学生比例依次为22.8%、32.3%、43.9%、56.7%，65.2%。这一进展速度与全国同频，据新华社，2015年军委国防动员部成立后，全国大学生征集比例平均每年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17年，大学生首次成为新兵主体对象；到2019年，大学生累计征集150余万人。
因此，今天的征兵工作，已经不可避免地围绕高校开展，学历上沿着本科＞专科，毕业生＞在校生＞新生，一级一级向下录取，所以不同的地域文化、人口构成、高校集群都会对当地的兵员素质产生影响。
就数据而言，各地大学生征集比例的挖潜空间已不大，思路上与正常用人单位类似，学历要求上行。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征兵办2021年曾公开透露，该区上半年应征报名的578人中，本科以上学历已达85%。同年，山东全省大学生征集比例较上一年仅提高3%，而全省入伍的本科毕业生人数增长近20%。
大学生士兵的广泛征募，对应的是上一轮军改中“军人职业化”的思路，以改变部队“大进大出”的情况。近两年来，随着《退役军人保障法》立法并实施，随之细化出台的一系列条例、措施都有指向继续延长职业军人的职业寿命。不少受访退役军人都提到，所在部队的转业名额正在逐渐降低，较前些年已有近一半的压减，个别甚至更低。也正因如此，离开部队后，职业与职业如何衔接，显得愈发重要。
学历要求提高，让征兵工作更向城市集中，曾经农村兵、城市兵的双轨安置业已成为历史。而另一面，整个群体所面对的就业压力与焦虑方式也向着城市主流趋同，既往大比例去向的安防、驾驶等职业不再吃香。
除部队内部的军事院校、士官学校，现行的优抚政策，也提供给了退役军人免试专升本、专项研究生招录等优惠的学历上升通道，这些军地连接，共同构成了今天退役军人可以向教师转变的基础条件。
不过，军队官兵回归社会、进入课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对社会变化的重新学习外，广谱的不适感来自社交与工作方式的区别。
受访“兵教师”们都会提到的一点，是在部队中已经习惯了“积极”。军营里，“重大任务”是凝聚集体的机遇，考核、攻坚、发言机会，都对军人有着特殊的、价值认同上的吸引，但在同事之间，这往往会形成不太愉快的氛围。“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这句军营箴言，卢衍丁一个下午就重复了七次。
作为情感相对细腻的女兵，钟芸认为有些军营习惯并不适合带入社会。军营里，服从是天职，无论是训练还是生活，她都接受了对上级、前辈、老兵的默认服从，而社会生活中，时刻保持的尊敬容易让人际交往产生距离感，“感觉怎样都亲近不起来”。具体在教育场景中，服役时间越长往往“兵味”越重。“兵教师”蔡国楂认为，教师的职业生涯里，学习和沉淀沟通的技巧极为重要，而军人往往表达太过直接，受部队规范越久，越难以适应、难以保持耐心；选择成为教师，就要弱化自己曾作为军人的一面。
服役结束后，钟芸回到所在师范院校就读历史专业，并最终如愿成为一位高中历史老师，但在退役士兵群体里，她的情况并不普遍。尽管全科目、成批次进校是此次相关政策的核心亮点，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将与相对严格的教师培养、招录体系产生张力。
某西部省会教育局官员向财新举例，以他所在的省份来说，大专兵尚未完全普及，本科兵占比也还很小；即便同学历下，兵员素质、院校水平这些基础条件，与东部地区对比也相差甚远。
对这类地区而言，要构建退役士兵进校的体系，首先需要学历提升。此处的免试专升本优惠政策，已经运行多年，但实操中一直存在匹配问题，即报考的本科专业要求应与就读的专科（高职）专业大体对应。然而，职业教育序列与普通高校有着截然不同的培养目标、标准以及审批体系，最终导致这种升格的范围极窄。
再继续下探，许多地方的教师招录已明确要求，报考者的专业要与岗位对应学科相匹配，这是教师专业化的要求，也是对师范培养体系的侧重。这一点在2021年公开征求意见的《教师法》修订草案中已有提及，在实践中，非师范生的招录、职称评定等隘口上都有收紧的趋势。但义务兵役对大学专业几乎没有要求，大专兵想要直接升入对应专业，尤其是具体到地方可以策动的师范院校资源中，就更显得不切实际。
在厦门，现行规定是应届生报考教师岗位限制专业，所以从事小学数学教育的蔡国楂就是备考一年后，以往届生身份参与的教师招录。厦门此次针对“兵教师”设计的一年脱岗培训，也似乎在有意规避这一点。
前述教育官员表示，从教育口的角度，实际能够直接与退役军人匹配上的岗位需求，仍然倾向于安保，教师岗则集中在体育和思政。前者的亮点在于开发更加具备学生自我保护、防身意义的课程，带来实在的安全感培养；后者则在于可以现身说法，也配合近年来愈发强调的相关教育方针。但他认为，这些对中小学来说，意义都相对有限。
“义务教育重潜移默化，这些课程要有实效，其实更加应该投注在高中甚至高校，对学生三观形成更加关键的时期。”但显见的矛盾在于，随着学段上移，对于教师学历和专业水平的要求更高也更加硬性，难以与退役军人，尤其是士兵进行匹配。
他认为，教育一侧可以做的支持，应限定在一个专项、独立的招聘计划，让有意愿、有能力的退役军人能够公平参与竞争，主动地在择校、服役期间去达到相关要求，而不应对现有体系有所突破。
“编制产生的是人事关系，不是劳动关系，更没有完整的退出机制。”结合长远的教育实际，聘入一个带编教师，往往要对十数届学生和背后的家庭成员负责，但按照现行规定，对不适应者，管理部门几乎只有调整其岗位的权力。他认为，从这一角度，政策推进怎样审慎都不为过。
现有的兵教师、兵校长案例与正常教师招录其实区别不大，他们都经历了充分的竞争和筛选，有的案例在招录中甚至不需要借助加分，同样可以脱颖而出，参考价值有限。他认为，只有在学校的真实反馈有足够累积之后，铺开、扩容、推广才具备讨论基础。
从他所在省份来看，薪酬上，中小学教师甚至比高中略高，但小学教育的男性教师比例比高中低超三成，幼儿园更是在四成向上。
抛开退役军人的身份，符合教师标准的退役士兵也是普通的男性大学生，受到传统观念影响，较少能感受到低年龄段教育事业的成就感。最终愿意投身其中、“优中选优”的男性退役士兵数量，或许也并不能直接达到政策期待。
陈静如所参考的委员提案，是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朱永新在2021年两会提交的。他主张人为调整现在中小学女性教师占比过高的状况，而退伍军人教师培养计划，列在其解决方案的首位。
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2020年，高校、高中、初中、小学、学前教育（幼儿园）的女性专任教师占比分别为51.22%、55.63%、58.81%、71.17%、97.78%，男教师占比随着学段下降而直线滑落。朱永新在提案中称，高中、初中、小学的男教师比例较20年前（以2018年教育部数据为基准）已累计降低了近20个百分点，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男教师比例下降更多。据财新了解，一线城市的女性小学教师占比往往可以达到八成以上。
从中央到地方，都对这一提案保持了相当高的关注。陈静如称，厦门此次的政策起源，就来自厦门市委领导阅读到了朱永新的相关提案内容并作出批示。今年初，上海率先成立培养退役军人教师的专门学院，《中国国防报》借此回访了朱永新，他进一步建议，可以适当放宽退役军人任教的条件，如先工作、后考证（教师资格证），放宽年龄限制等；他同时表示，退役军人进校任教还将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血性”。
男女应聘者标准有别，这在部分地方的招录秩序中，已有反映。如2021年5月，长沙市高新区出现男性教师应聘者笔试4分、17分（满分100）进入面试的情况，同场女性应聘者进入面试的最低分数则为75分。尽管按照规则，后续环节占比更高且有最低得分限制，但同批、同类型岗位招录中，进入面试的也出现有男性最高分不达女性最低水平的情况。
当地教育部门曾回应《新京报》称，该市实行同一岗位男女分开招聘，“男性报考了的，基本都能进面试”，如此调整是因为目前小学教育中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调，提升男性教师的比例有助于改善这一情况。
福建今年则已使用公文方式明确，男女比例失衡的地区，可以按照“同条件、等比例”原则设置男女岗位，莆田等地还拿出了大量男性定向公费师范生培养名额。
近一两年，不少地方都曾回应同级人大、政协代表的类似提议。从教育系统视角，可以整理出的原因包括，教师工作稳定但是待遇上涨空间有限，在择业和师范专业培养上，男性内驱力都不足，更为希望兼顾职业和家庭的女性所青睐；同时教师岗位对学历要求也较高，入编考试难度较大，更适合应试能力较强的女性。
但在处置这一问题的理解上，各地意见并不统一。内蒙古准格尔旗、山西长治、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都曾表示将主动调整教师性别比例，设定男女比例分别招聘；陕西西安、河北昌黎则明确回复，根据人社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条件设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不得设置指向性或与岗位无关的歧视性条件，通过教师招聘调整性别比例缺乏政策依据，未将教师性别与岗位本身建立相关性。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退役军人事务研究基地主任娄宇认为，教师性别比失衡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但平衡性别比，恐怕难以视作是完成教师工作所必须。社会学实证研究表明，在家庭教育中平衡性别教育，即父母亲双方的教育有利于子女形成健全的人格，但是在学校教育中，平衡性别对于实现教书育人的目标影响不大。
其次，从保障弱势群体就业权的角度来看，男性就业率和工资水平都明显高于女性，女性才是应当受到优待的群体。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表示，从世界范围看，在私立学校中，性别比失衡的情况并不严重，因为岗位具备高报酬、高挑战性的特点。所以解决关键不在个人选择，岗位要求、竞争性、报酬都需要有长足提高，性别比例才会自然地、社会性地有所调整。单论教育实践，他认为由女性主导的教学，一般侧重“安静、听话”，不太主张挑战秩序，更易支持教育理念中偏传统的部分，与今天的改革方向也确实存在冲突。
与其他事业单位不同，公立校教师一般都可享受子女本校入学的优惠，尤其是优质集团校，卢衍丁笑称，“就像白捡一座学区房”。教师招录竞争也因此愈发残酷，这在教育资源富集的地区尤甚，招录政策每有调整，都会引起广泛的讨论。在公共舆论中，退役军人入校任教，渐渐成为一个就业公平、女性权益、教育实践相互缠连的议题。
娄宇表示，鼓励退役军人入校任教和教师招聘向男性倾斜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由于退役军人多为男性，因此也往往与平衡教师性别比联系在一起。退役军人所涉及的社会优抚制度，其法理基础是平等权和补偿权，源于维护社会和平安定给军人群体造成的利益损害，需要弥补该群体因参军丧失的就业机会。
就这一点而言，他认为应当引据反歧视法上的“真实职业资格”概念，即优抚政策的边界是退役军人须完成该工作必备的客观条件，比如学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在能够保障教师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可以为退役军人设立定向的招录渠道，减少与其他应聘者的竞争，以达到实质就业平等的目标。
同理，各类相关意见、提案中广泛表述的所谓“阳刚之气”，则更多只是一种刻板的主观印象，不能作为“真实职业资格”的判断标准。他认为，在教师招录中，任何以“阳刚之气”为理由拒绝女性应聘者的做法都涉嫌就业歧视，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任何工作也不需要具备所谓的“阳刚之气”。
区别于法理上的讨论，已在实践中的几位“兵教师”对教育各有感触。蔡国楂认为，男女教师其实各有优势，但在相同的素质水平下，会对学生行为有截然不同的处理和引导思路，或许也是因为稀少，男教师往往更受学生欢迎。就这一点而言，至少应当为学生尽力提供这种差异化的教学环境。
卢衍丁结合自身专业开发了防身术课程，教授实用的格斗和锻炼技巧；他还兼着学校的生管工作，从课程到生活，他习惯强调精气神，要求学生有时间观念，要雷厉风行。钟芸则很开心同事、学生对自己军旅生涯的好奇，她经常会结合授课内容分享自己的故事。她认为，日常潜移默化的教育要比定期的国防讲座效果更好。
共性上来说，军人特质让他们笃信以身作则的力量，也似乎对此抱有强大的自信，随时准备成为样板。
临行时，财新提出想拍摄一下卢衍丁的短袖——它实在很难不引起人的注意：正面胸口处，是陆军特战学院的刺绣徽章，下注“一小队 卢衍丁”，背后则印着“全军首批优秀特种兵”的烫金字样。
他似乎很高兴这一点被注意到，自述在任何场合都喜欢穿着这件衣服，包括上课。他认为，这也是他教育的一部分。■
应采访对象要求，钟芸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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