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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富士康招聘(将重心转移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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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8-23 08:00
  • 龙泉小编

2020年,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为避开国内疫情,在印度斥资10亿美元,建起代加工厂。

但开工不到半年,工人偷懒耍滑、迟到早退、聚众抗议加班等现象不断发生,加上印度疫情集中爆发,郭台铭被迫重新把目光转回中国大陆。

此时市场份额已经被比亚迪、立讯精密等品牌纷纷抢占,富士康在中国境内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地位。

台湾起家,转战大陆,坐拥人口红利成最大加工厂

郭台铭在功成名就后曾经对外放出豪言,称中国离不开富士康。但从富士康后期发展来看,中国并不是非富士康不可,反而是富士康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的崛起

1974年,郭台铭在台湾地区创办富士康,这时的富士康员工只有200多人,主要业务是制造用于电器的树脂模具。

八十年代,台湾地区盛行电脑配件加工,郭台铭受这股时代潮流影响,也逐渐增加生产线,涉足电子制造业,出口连接器。

在台湾发展13年后,富士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产观念,注重高质量、高产量,在同行业加工厂内有了一定名气。

但郭台铭心中并不满足于此。台湾地区劳动力价格逐年上涨,各种劳动保护法也束缚着工厂规模进一步扩大。为降低成本,郭台铭绞尽脑汁。

1978年大陆地区改革开放,外商争先恐后进入东南沿海建厂,留在台湾的郭台铭也开始动起心思。

彼时大陆和台湾关系微妙但毕竟有所缓和。郭台铭抓住时机,在1988年,果断把富士康工厂搬迁到内陆地区。

事实证明郭台铭走了最正确的一步。

1988年,深圳第一家富士康工厂建立,当年就招到了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工人们为郭台铭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富士康规模急剧扩大,台式电脑生产量占据了世界的25%。

由此,富士康正式进军前景更广阔的电子设备制造业。

1995年,苹果公司与代加工厂摩托罗拉在产品质量上产生了分歧,乔布斯开始着手为苹果手机选择最佳代加工厂

就在这时,他认识了郭台铭,没多久,乔布斯便向他提出了初步合作意向。

郭台铭受宠若惊,同时也感到忐忑不安。在此之前苹果公司一直选择摩托罗拉作为代加工厂,生产的手机质量也一直不错。

郭台铭起初想委婉拒绝乔布斯的要求。但这位魄力十足的苹果创始人却告诉他,先试着做一台苹果出来,如果做不到,再说别的。

郭台铭回去后立刻想办法,结果真的做了一台苹果出来,乔布斯看到成品后十分满意,不久就把苹果的订单交给了他。

由此,富士康正式成为苹果的代加工厂,一做就是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富士康取代摩托罗拉的地位,一跃成为苹果在中国境内最大的代加工厂。乔布斯去世后,继任者库克也依然默认了富士康的代加工地位。

除了承接苹果的订单,富士康同时也大量接收其对家的手机生产订单,但郭台铭分寸掌握得十分到位,几家竞争商对此也从未有过争执。

纷至沓来的国际国内订单让郭台铭和富士康赚得盆满钵满,他本人也登上了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财富值63亿美元。

而作为中国大陆最知名的代加工厂,富士康成了中国制造的代名词,“世界工厂”有目共睹。

至此,郭台铭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但社会各界也同时注意到,富士康的工资之低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工人为了多拿一点加班费,不得不放弃休息时间,拼命加班。

据统计,普通一线工人每日工作可以达到16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吃饭和睡觉被压缩到5个小时以内

繁重的工作量使员工们劳累不堪,精神和物质受到双重折磨。

2010年1月,富士康第一起跳楼事件发生,19岁的年轻员工不堪工作重负,最终心理崩溃,绝望之下跳楼自尽

此后短短一年内,跳楼员工增加到13例,触目惊心的自杀事件频频登上报纸头条,富士康也因此被迅速推上舆论风口,成了城镇化过程中“血汗工厂”的代名词。

而创始人郭台铭对这一称呼坚决否认。

富士康跳楼事件引起外界热议时,一直保持低调的他选择现身,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安抚员工,并加强安全防护,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由于富士康承接了许多知名电子产品加工生产订单,郭台铭只同意在钱款、心理防护、安全设施等方面做一些改变。对于工作量、最低工资、加班时长等至关重要的领域,他只退让了很小的一步

例如取消填写不自杀承诺书,赔偿跳楼员工10万元,加班意愿从一月一问改成一周一问。

到2011年,郭台铭在颁奖典礼上还仍然声称,“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

对郭台铭来说,富士康的成功建立在中国近三十年的人口红利期基础上。因此,当深圳工厂员工不断流失用人成本逐年增加时,郭台铭便想到了向更广阔的内陆地区大举迁移。

2008年金融危机后,富士康在重庆、成都、贵阳、郑州等中西部地区建厂,同时极力减少用工数量。

郭台铭宣布,未来将用100万台机器人取代50%的劳动工序,这意味着富士康目前120多万的员工里,有相当一部分岗位会被机器人取代。

对中国而言,富士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从2009年起,在前20家对外贸易的企业中,与富士康保持联系的就有8家。业务总额占到了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

疫情加重,红利不再,印度廉价劳动力成最佳替代品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

无数人被迫在家隔离,一时间,店铺关门工厂歇业,大街上人迹罕见。

富士康加工厂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天不开工就意味着一天没有收入。为此,郭台铭也伤透脑筋。

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情况下,富士康只能关停国内工厂,遣散工人,等待着疫情结束的好消息。

此时苹果公司见大陆地区疫情严重,于是决定把生产线搬迁到印度。作为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也选择了与苹果共进退

当然,这并不是出于“义气”,双方各有各的考虑。

印度拥有13亿人口,但智能手机的使用人口只有4亿。如此广阔的市场一度吸引了许多著名手机品牌商前来投资。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印度贫富差距太过巨大,买得起智能手机的人很少。加上在当地建厂又困难重重,高昂的成本最终劝退了这些厂商,转而选择在中国建厂。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倒逼品牌手机行业在国内建厂投资,印度政府不断增加进口智能手机的关税,从5%增加到20%。

同时还规定,所有进口手机必须在当地购买30%的零件,才有可能被允许设立直营店。

由于这种规定太过缺德,很多智能手机巨头在印度市场屡屡受挫。苹果公司也不例外。

无奈之下,苹果只能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条件,把国内的8条生产线陆续搬到印度,以降低成本,抢占市场。

但当时中国大陆地区,富士康还在开动机器生产苹果手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印度工厂并没有彻底接收苹果在国内的制造业。

而另一方面,一直保持与苹果往来的富士康也把目光投向了印度。

富士康依靠大陆丰富低廉的劳动力发家致富,直到2020年也没有摆脱思维惯性,依旧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价格最低的劳动力,先后在东南亚、南美洲等地投资建厂,雇佣当地人进厂。

但在欠发达地区,富士康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劳动力,而是供应链短缺甚至极度匮乏的局面。

这些国家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远不如中国本土农民工吃苦耐劳,郭台铭始终无法复制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成功。

无奈之下,郭台铭选择了离中国最近的印度

印度作为当今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劳动力丰富自然不用多说,供应链的问题可以依靠短途运输解决,出口和进口都很方便。

加上近年来,印度政府极力把印度打造成下一个世界加工厂,也对外商投资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

郭台铭计划,要在2020年前印度本土建起12座富士康工厂,员工数达到100万。

在接受采访时,郭台铭自己也承认,富士康的成功离不开三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而红利期终有一天会消失,富士康必须在那之前为自己找到新的廉价劳动力。

郭台铭最终选择了印度。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中国等地进口的零部件以及生产设备,加上印度本土的供应链,郭台铭打算在南亚大干一场

但很快他就发现印度国情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在印度开工不到半年,苹果手机生产效率直线下降,产量只有中国国内的一半。

而究其原因,还出在印度国情上。

工人偷懒耍滑,无奈重返大陆,原市场份额被瓜分殆尽

印度人口众多,卫生、医疗等条件完全不能与国内并肩。2020年第一季度后,疫情开始大规模扩散了。

留在印度当地的富士康工厂也没能避免。

郭台铭设立的富士康工厂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地区,耗资10亿美元,刚开工没多久就成了疫情重灾区,工人纷纷倒下,机器停止转动。

焦头烂额之下,印度方面负责人只能紧急招收更多工人进厂做工,并同时严密关注隔离情况。

但令工厂管理层意想不到的是,印度政府为了进行下届选举,不等疫情清零就放开了各种防疫措施,举行大规模人群集会。这导致了工人被感染的概率大大增加。

不久之后,印度政府更是彻底躺平,任新冠肆虐,工厂的印度工人或死亡或病倒,留下的人所剩无几。

而剩下的这一批人,仍然拒绝加班,经常迟到早退,上班期间聚众抗议安管人员态度恶劣。

除此之外,印度工人每逢宗教日,总要请假去参加宗教活动。如果工头不批准,他们就旷工出去。印度又是多宗教国家,各种活动不断,这意味着工人们每天都有理由出门去参加宗教活动。工头如果管得太严,甚至可能被工人暴打一顿。

而印度劳动保护法又十分照顾当地打工人,富士康在当地唯一的优势就是提供高工资,但在印度人面前,高工资并不意味着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

雪上加霜的是,印度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水、电等能源供应十分紧张,当地提供的零部件数量和质量都达不到客户要求。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富士康只好从中国进口零部件,从日本购买机器设备,来回的运费和材料费使成本迅速上涨

开工半年后,富士康印度工厂产能下降一半,而苹果公司的最新产品马上要在秋季上市,富士康焦头烂额之下,只好转回国内加紧生产余下的产品。

重新回到中国大陆,富士康制定了一系列招聘计划,把工资一度提到了7000元/月的标准。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即便是这样的工资,工厂也会以各种理由克扣,员工到手工资依然没有增长多少。

中国工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忍耐,面对富士康给出的“高”工资,他们依然开足马力加班加点,顺利完成订单。

当年秋季,苹果新品发布会如期举行。郭台铭凭借这一笔订单收回了487亿。

当然这也有疫情期间、线上教育产品需求激增的原因。

完成第二季度的工作量后,郭台铭对于国内的电子加工业发展也十分吃惊。

最初他离开中国时,十分自信中国离不开富士康。但没想到,国内代加工行业已经是风水轮流转,富士康依然对中国很重要,但已经远远不如当初了。

苹果有了更多的选择:比亚迪、立讯精密等电子加工厂。

富士康的对家比亚迪原本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同时也经营代加工产业。

苹果为避免富士康一家独大,在供应链选择上有诸多考虑。比亚迪凭借不输富士康的加工业务和老本行电池业务,在富士康离开中国后,拿到了iphone的大额订单。

和富士康离开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比亚迪没有一跑了之

当时国内口罩供不应求,甚至一度成为硬通货,比亚迪召集工程师,从设计口罩生产线到第一批口罩投入生产,只用了10天时间。

一个月内,比亚迪口罩产能达到了日生产500万只,大大缓解了国内口罩的紧张局面受到全民称赞。三个月后,汽车公司比亚迪成了全球产量最大的口罩生产商。

比亚迪这一举动不仅为它赢得了名声,同时也歪打正着找到了第二条生财之道。国内疫情稳定后,比亚迪把口罩业务扩大到了全世界,在第二季度实现了15亿的净利润入账,比汽车业务还赚钱。

除了比亚迪,郭台铭也失意地看到,曾经的富士康打工妹王立春也挤进了代加工行业,她一手创办的立讯精密如今和富士康成为竞争对手,同为华为、苹果的重要代工厂之一。

立讯精密背靠5G行业,虽然目前无法与富士康匹敌,未来发展却不可估量

而郭台铭从创办富士康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管理效率,对大行业背景研究毫无认识,对劳动力以外的因素考虑也远远不够,因此多年来,富士康始终只是苹果的一级供应商,负责订单层面的基础管理。

即便如此,郭台铭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哪里,反而在一次论坛上公开指责中国当代年轻人,不愿意在工厂里工作,只想着从事互联网、服务业或者其他一些更轻松的工作”

事实上,员工辞职无非是两件事没办好:第一,钱没给够;第二,员工情感上受委屈了。

而富士康三十年发展,最终在中国大陆无“工”可用,这其中的道理,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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