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阶段，港澳台等地区也由劳动密集型阶段转入了技术密集型阶段。
此时，我国广东沿海地区响应改革号召，向世界打开了国门，参与了国际分工，接档港澳台，成为了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接班人。
廉价的劳动力，大量优惠的对外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快速登录我国沿海地区，广东作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经济的沿海大省，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加工基地，承包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来料加工业务，而东莞正是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区。
外资私营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遍布了东莞的街头小巷，裕元鞋厂正是那个时候随着外资一起进入内地的一家台资企业。
巅峰时期的裕元鞋厂有十几万工人，它占地面积达到了东莞市高埗镇的50%，出口总值也一度达到了东莞市高埗镇的50%，2007年，裕元鞋厂的年产值达到了数十亿美元，成为了全球鞋业的巨无霸。
正是这样一家曾经风光无限的鞋厂，却在风光了30年之后，落得人去楼空，一片荒凉的下场。
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的裕元鞋厂是1989年落户东莞高埗镇的。
这家台湾人开办的工厂，包揽了耐克、阿迪达斯、锐步、彪马和爱世克斯这些牌子的跑鞋的所有加工制造。
从最初的设计到制作胶水、鞋底、模具、定型一直到裁断、缝纫，以及组装成品，从裕元鞋厂出口的跑鞋承包了世界三分之一的鞋子市场。
每到上下班高峰时期，裕元厂区内就会涌现无数穿着工服的员工，急匆匆赶到车间去上班。
裕元鞋厂除了厂区外，还为员工修建了大片员工宿舍、食堂、幼儿园、医院、学校，甚至连消防队都一应具备。
人多的时候，员工去食堂就餐都必须分批去，不然根本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同时就餐。
每到周末，生产线停工，裕元大院里的气氛就变得欢快起来了，女工们褪去工装，换上在镇里集市上买到的新衣服，三三两两坐在草坪上看杂志或者分享自己的小秘密。
工厂的休息区建有舞厅和棋牌室，供工人们闲暇时打发时间。
放眼望去，工厂的每个角落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任谁也不会想到30年后，这些都将化为泡影，只留下空空如也的废弃厂房。
裕元鞋厂是国际品牌运动鞋及便服鞋代工巨头，日益增长的健康意识推动运动鞋市场的发展，耐克、阿迪达斯作为最具竞争力的两大运动品牌，更是赚得盆满钵满，而作为耐克、阿迪制造商的裕元集团也从中分得一杯羹。
2008年，裕元将旗下的零售业务拆分为宝胜国际独立上市。不过，宝胜被视为裕元的附属公司，财务数据仍在裕元的合并报表里体现。
2017年上半年，裕元集团营业收入44.48亿美元，同比增加3.9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9亿美元，同比增加3.95%。
但是，零售子公司宝胜国际由于人工成本上升以及租金增加业绩有所下滑。
2017年上半年，宝胜集团营业收入14.05亿美元，同比增加14.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44亿美元，同比下降19.6%。
在整个国际分工的生产链中，大头的利润一般都被品牌方拿走，作为代加工的厂方获得的利润有限，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利，厂方只能尽可能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
厂方必须要为股东谋求最大化的长期利益，逐成本洼地而居；通过分享行业以及中国人口红利，裕元在前期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裕元集团业绩的持续上涨与大客户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的增长密不可分。
从全球市场来看，2014年，全球前五大运动鞋品牌为耐克、阿迪达斯、VF集团、亚瑟士合计销售额占比达到74.6%，其中耐克与阿迪达斯合计占比为57.9%。
“抱大腿”也是一门不错的生意，作为运动服鞋产业链中的一员，裕元过去分享到了阿迪、耐克等品牌增长的红利。
不过，作为代工企业，对品牌商的议价权并不高，若想保持或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的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效应。
与此同时，公司鞋类平均售价从2014年开始持续下滑，今年上半年，公司鞋类平均售价16.47美元，相比于2014年度的平均售价下降了6%。由于单双鞋的售价并不高，若售价稍有下降，公司压力也会增加不少。
随着中国生产成本增加以及上游售价的降低，裕元开始将中国的产能逐渐转移到越南。
无论宏观政策怎样调整，当地政府多么想增加就业率，但是企业面临的是一个冷冰冰的现实：当成本攀升之后，要维持利润水平，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消化，否则，资本市场会无情的打压股价，股东财富面临大缩水。
资本回报——这个有形的指挥棒，正在逼迫制造商将产能迁移到综合成本更低的国家。
尽管中国依然是耐克和阿迪达斯增长最快的市场，但按照代工厂的产能分布情况来看，中国消费者很可能会越来越多的穿到产自越南、印尼甚至柬埔寨的运动鞋。
除了将部分代工业务搬去成本更低的国家之外，对于中国境内已经成熟的工厂，降低工人的福利待遇是控制生产成本的最好方式。
一位曾经在裕元服务过15年的老员工在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道：
“我在高埗呆了15年，而这15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裕元，多年前，我带着美好的期望进厂，将所有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裕元，甚至将裕元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裕元承载了我所有的欢乐和希望，我只是想能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够有尊严的活着，可是裕元又是怎么对我们这些拼死拼活为他赚钱的打工仔的，我把他当亲人，他却要我老无所依，难道提起钱，他们就非要做得如此过分吗？”
身为裕元的员工，他们的工作都是以秒来计时的，为了保证产品的供应，每个工人每天至少要在流水线上工作10-12个小时，甚至还要忍受高温、毒气，甚至连上厕所的次数也被限制为每天两次，每次必须要有人顶班才能离开工位。
食堂的伙食也不是免费提供的，无论你吃不吃，每月都必须扣除掉相应的伙食费。
罢工工人以达到当地基本工资水平为条件，要求厂方加薪30%，却遭到了拒绝。
此时，作为政府方，在得到厂方同意补缴社保的认可之后，并未再过多的干涉厂方的行为，为了维稳，政府要求罢工员工迅速复工，员工希望政府出面的幻想破灭。
员工们不理解，政府部门为什么要依法处置？
作为将“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当成基本责任的政府，更多的只能从维稳和依法治国的角度出发，处置此次罢工事件，在为员工争取更多福利的立场上，政府是不具备这样的职能的。
从法律出发，政府的处置手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劳资矛盾。
到2019为止，裕元由最初的巅峰时期的12万员工，锐减到1200人。
“十一五”期间，中国工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就已经被政府纳入了重点关注项目。
简单的人力加工制造业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今天，在世界经济体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们为了跟上世界经济的发展步伐，不惜血本，打开国门，引来外资大量的涌入，以令世人瞠目结舌的高速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融入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体系。
但是，巨大的成就背后，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对传统行业的打击，都证明了这条盲目的粗加工经济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现在必须要在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上寻求改变。
工业的转型升级恰好是改变的根本所在。
国家不再鼓励粗加工行业，之前的一些优惠政策也在相应的缩减。
最近几年中国受教育的人口增加，对生育问题的观点也随之而发生了改变，加上生活成本在逐年递增，许多年轻人迫于生计压力减缓了生育速度和数量，中国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减少，人口红利期的消失，间接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廉价的劳动力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
新一代的打工人不再是低学历的代表，他们进过学校，了解外面的世界，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绝对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只是三餐温饱足以，没有高额的薪酬，他们宁可在家乡附近的小厂子打工，也不会千里迢迢跑到外地去受罪。
越来越多的工厂不得已必须用高额的薪资条件才能吸引到足够的打工者。
当初趁着我国人口红利和优惠政策进驻的外资企业，只能纷纷将在国内的工厂迁移到人工相对廉价的东南亚地区，寻求最大程度的利润空间。
裕元鞋厂自然也躲不过这波改革浪潮，经济的发展规律永远是朝着更加先进的方向前进的，单纯依靠粗加工而生存的企业迟早会消失在不断前进的工业进程中。
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制造业已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
制造业也由“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智造”。
毋庸置疑，中国的制造业正由简单的粗加工向具有科技含量的智能制造业过渡。
裕元鞋厂作为上个世纪经济需要的产物，在21世纪，中国经济再次转型的今天，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裕元鞋厂罢工的思考：阶级意识、维稳和发展模式》周建明、《裕元鞋厂的打工女孩》张彤禾、《中国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中国报告大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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