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卓异
“搬进这辆‘太空舱’号之前，我到处找工作，投简历。那时是2008年，真是太难了。我整个人非常非常的低落，想到了自杀。我想去买瓶酒，拧开瓦斯，喝到醉，一了百了。万一醒过来了，我就点上根烟，把我们全都炸上天……但我又看了看那两条可爱、忠心的小狗，我的可卡犬和小贵宾犬，我对它们实在下不去这个手。然后我又想了想，我对自己也下不去这个手……”
这是近来屡屡获奖的影片《无依之地》中，琳达·梅讲述自己经历时说的一番话。《无依之地》的英文原名是Nomadland，更直接的翻译是《游民之地》。影片根据记者杰西卡·布鲁德耗时数年完成的同名长篇采访调查报告改编，讲述一批以车为家、漂泊四方的美国游民的经历。
琳达·梅是真正的驾车游民。她在影片中出演自己，是个戏份不多的配角，在原著中却是布鲁德最仰赖的受访者，其经历得到了详尽的呈现。她自小家庭不幸，母亲抑郁，父亲酗酒、家暴，自己又患有失读症，克服重重困难，才拿下了建筑技术证书和大专文凭。然而，学历并没有为琳达·梅换来稳定的生活。她当过货运司机、鸡尾酒招待、承建工人、地板铺装商、保险业务员、接线员、护工等等，还作为单亲妈妈养育了两个女儿。
2010年，已步入花甲之年、当了外婆的琳达·梅依然无法休息。她本来与女儿、女婿的五口之家住在一起，但是家庭成员接二连三患病让他们陷入了经济困境，不得不换到更小的公寓，没了她的容身之地。琳达·梅只好搬到便宜的活动房中，继续靠打零工为生。到了年底，她找不到工作，付不起账单，被断水断电，在一片黑暗中想到了自杀。上面那段话基本上就是她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影片做的唯一改动是把发生时间提前到了2008年。
这一改动是要涵盖原著中出现的更多游民的情况。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让很多原本境遇比琳达·梅顺遂得多的人也失去了家园，比如鲍勃·阿珀利和安妮塔·阿珀利。他们本来是一对中产夫妇，住在一所价值36万美元的独栋房子里，一直按时偿还房贷，期待退休后安享晚年。次贷危机引发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他们的房子迅速贬值到26万美元，而原来的高额房贷还要连本带利还清，于是他们决定直接放弃房子：“这个游戏我们不玩了！”
唐·维勒（化名）的经历则更富戏剧性。2003年在软件主管的职位上退休时，他本属于富人阶级，每年消费十万美元 左右，其中不少花在玩车的嗜好上——他曾开着一辆改装后的宝马Mini Cooper S，夺得过全美旅游车锦标赛的季军。次贷危机带来的股灾，再加上离婚诉讼，让他的房屋等资产——包括那辆Mini Cooper S——都化为乌有。
琳达·梅、阿珀利夫妇与维勒本来分属不同社会阶级，但都在晚年落入了相似的困境，除了个人不幸遭遇的因素之外，更根本的原因是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养老制度的系统性变局。
在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中诞生的美国养老制度，本来是由三条“凳脚”支撑的“三脚凳”体系：第一条“凳脚”是社会安全补助，这是政府向全民发放的终生养老金，任何人在基本工资水平以上工作到一定年限，并缴纳社会安全税，到退休时就可以开始领取；第二条“凳脚”是雇主为职工发放的养老金；第三条“凳脚”是退休职工自己的投资和积蓄。
然而，自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在美国大行其道以来，第二条“凳脚”变得越来越不稳固。绝大多数私企都舍弃了养老金计划，转向以国税法相应条文编号命名的所谓401(k)计划，部分非盈利组织与政府机构也转向了类似的403(b)计划。养老金计划与401(k)/403(b)计划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有可能是雇主与职工一起定期投资一个可以延迟交税的基金账户，以此账户作为退休金的来源。但是，养老金计划的默认投资方是雇主，职工不一定要参与投资；而401(k)/403(b)计划的默认投资则是从职工自己的工资中扣除的，只有福利较好的雇主才会额外提供配比补助。
更关键的不同在于，养老金是一种固定收益计划，即职工退休后能拿到的钱是确定的，当金融市场动荡，退休金账户中的基金贬值时，雇主需要自行或者借助联邦养老金保障公司来消化损失，完成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的承诺；而401(k)和403(b)则是一种固定投入计划，雇主的职责仅限于提供基金账户和保证足量定投，之后一切风险由职工自己承担。
所以，2008年的金融风暴卷走的，不仅是很多人的投资和积蓄，还有他们的401(k)和403(b)账户里的退休金。正如《无依之地》原著引述的一位经济学家所言，如今“三脚凳”养老体系已有两条“凳脚”不稳，只剩社会安全补助一个支撑点，变成了一根危险的“跳跳杆”。
而且，社会安全补助系统也存在不少问题，不但无法独力提供全民退休基本保障，还助长了贫富分化。举一个例子，今天这个系统依然沿用分别始于195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两个精算调整：以65岁（现已逐步调整为67岁）为正常退休年龄，前者规定62岁可以开始提前领取社会安全补助，但需缴纳一定比例的罚款，提前得越多，累积的罚款比例就越高，目前最高可达30%或35%；后者则规定在正常退休年龄之后才开始领取社会安全补助，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红利，到70岁为止，延迟得越多，累积的红利比例就会越高，目前最高可达32%。
波士顿大学退休研究中心在2019年通过测算发现，这两个精算调整都已经越来越偏离合理值。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和银行利率降低，提前领取（如果不被罚款）所能获得的额外收益变小，原定的罚款比例变得过高。延迟领取社会安全补助的人口比例则与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收入越高，才越有资本等到拿红利的年龄再动这块蛋糕。同时，高收入阶级的预期寿命也远高于低收入阶级，并屡创历史新高，可以领取社会安全补助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得到的红利也就越来越高。
社会安全补助系统本是为了维护公平保障底线而设立的，但在上述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从这个系统中不成比例地获益的依然是富人。像琳达·梅这样的穷人要面对的，则像她在《无依之地》的影片与原著中都讲过的那样：
“我快62岁的时候，上网查了一下我的社会安全补助，那上面说：（每月）550美元……我打了一辈子工了，12岁起就开始打工了，还养了两个女儿，我没法相信这是真的。”
“我本来不该在65岁之前就开始领社会安全补助的，但是一共才这么一点点钱，我也就不在乎他们扣多少了。”
与琳达·梅相似，即使曾经富如维勒这样的人，在失去养老保障后，也得学会依靠低收入为生——维勒的纪录是低至75美元一周。这种低收入在美国连间小卧室都很难负担得起，更不用说其他的吃穿用度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决定，放弃固定居所，省下房租或房贷（外加房地产税和房屋保险）这笔最大的开销，把家塞进廉价旧车中，随季节和零工机会迁徙。
这就是琳达·梅的小房车的现实起点。和其他驾车游民一样，她给自己的车起了个名字，叫“Squeeze Inn”号——这是个英文谐音梗，字面上是个小旅馆（inn）的名字，但又谐音“塞进”或“挤进”（squeeze in）。
《无依之地》原著的中译本将“Squeeze Inn”直译为“挤挤客栈”，意思是准确的。但是，这个词显然是生造的，在中文中既不像旅馆的名字，也不像车的名字。到了电影中，“Squeeze Inn”只是在对白中一带而过，没有任何解释，于是各版字幕翻译更是语焉不详，比如“小地方”或“拥挤的地方”等。
我把“Squeeze Inn”号翻成“太空舱”号，因为“太空舱”在中文中常被用作胶囊旅馆的别称，正符合“Squeeze Inn”所指的情境；同时，它又富于动感，像是会给车起的名字。
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狭小拥挤与能动性的结合也正是游民车辆的关键特征。琳达·梅刚认识布鲁德不久，就给她讲过一段表现章鱼“逃脱艺术”的实验视频——在这段视频中，不管人类设置了怎样机巧的障碍，章鱼总是可以通过狭小的管道，从一个没有食物的鱼缸挤进另一个有食物的鱼缸。之后，琳达·梅又分享过一段“最可爱、最聪明”的章鱼视频——在这段视频中，一条章鱼把分成了两半的椰子壳拖过来，大部分身体钻进壳里寻求保护，只伸出触手作动力，在海底翻滚前行。
采访过大量驾车游民的布鲁德评论说：“有时人也可以像这样。”
但是，和章鱼相比，琳达·梅们想挤进“太空舱”，从社会的系统性桎梏中逃脱，面对的障碍还要大得多。
对于网络零售商亚马逊来说，驾车游民人数的迅速增长是一个福音。为了降低成本，亚马逊的大型出货仓库都坐落在偏远地区，以往每逢购物高峰期都很难招够临时人手。就在次贷危机发生的2008年，一家出货仓库首次找到驾车游民来解决这个问题。亚马逊非常满意，迅速将其推广为各出货仓库的固定招聘项目。这个项目就是在《无依之地》的影片与原著中都能看到的“亚马逊露营者力量”。
招聘驾车游民对亚马逊有多重利好：首先，这些人自备交通工具，无需另外的住所，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做最廉价的零工，也无法加入工会（原因除了工作的临时性，还有亚马逊的极力阻止和威胁）；第二，这些人多为很难找到其他收入来源的老人，工作态度认真，任劳任怨，出现纠纷往往隐忍；第三，雇用老人和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可以让亚马逊获得所支付工资25%-40%的税收红利，等等。
由于这些利好，亚马逊并不在乎老人们的年龄是否适合这种体力劳动——包括每天在水泥地面上行走至少十个小时，总距离可达15英里（约24公里）以上，其间不停地做蹲起、弯腰、探身、攀爬等动作，还需要举起可能重达50磅（约23公斤）的商品，工作环境温度有时会超过华氏90度（约摄氏32度）。
当布鲁德亲身体验这种工作时，一位业务培训员曾对她说，只要不用吃多于两片的泰诺止痛，这一天的工作就算轻松的。 事实上，亚马逊提供给员工的“福利”之一就是免费的仿制廉价止痛片（泰诺是品牌止痛片，所以还是得自己购买）。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老人们出安全事故的频率很高——布鲁德在她上班的仓库看到的是每天至少一起，这些事故的处理方式也相当草率。
在游民们经常从事的季节性劳动中，还有比亚马逊更艰辛的工作，比如在机械化大农场收甜菜。这种工作与田园采摘并无关联，而是在噪音巨大、气味刺鼻、泥土杂物飞溅的工作环境中， 把不断掉落出传送设备的甜菜铲回去，清理地上迅速累积的泥浆，撑着尼龙袋接住机器大力弹射出的甜菜，爬进机器清理厚如轮胎的顽固污泥等等。动作稍慢，就会有监工用高音喇叭严厉催促。
布鲁德也亲身体验了这种工作。第一天上完十二个小时的班之后，她的感受是：“我周身疼痛，尤其是肩背，那些早忘了的老伤和陈旧劳损全部新鲜发作。”此时的布鲁德只有37岁，身体健康，她不知道那些退休年龄的老人是怎么承受这样的工作的。
除了在亚马逊、甜菜农场等私企打零工之外，驾车游民还可以找到一些看似“公家”的工作，比如在国家森林等旅游区做露营区管理员。对于本来就驾车露营的游民来说，这似乎是最合适的工作，其规定的工作量也相对合理。
然而，由于政府通常会将此类工作的经营管理权外包，实际雇用游民的还是以逐利为目的的私企。他们会以客流量减少为理由突然降低之前承诺的工作时数和工资，也会在客流量增加时要求大幅超时工作，却只让职工按原来的时数报领工资。一些游民向相关政府机构投诉，却发现投诉信只是被转到了私企雇主那里，由雇主兼任球员和裁判，进行“调查”。布鲁德通过质询发现，这些政府机构对于私企经营承包方其实毫无监督权。
这些艰辛的工作还不是游民生活中最大的挑战。正如《无依之地》原著指出的，在美国社会的价值观里，“无家可归”几乎是一句骂人的脏话。顶着这个污名的人不得不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驱赶与骚扰，要在日常性的恐惧中与警察、停车场拥有者、露营地管理者、街头霸凌者等等做老鼠与猫一般的周旋。
如此，琳达·梅们的“太空舱”从未飞离社会的系统性桎梏，而是一直被困在剥削、压迫、歧视、排挤与霸凌交织而成的巨大“亚马逊”丛林中，只能不断艰辛地寻找暂时容身的一席之地。
对“太空舱”号只是一带而过，影片《无依之地》却郑重介绍了另一辆车的名字：主角弗恩的“先锋”号。在一场重头戏中，弗恩向琳达·梅自豪地说，自己的这辆“先锋”号车如其名，“非常有力量”。
“先锋”号与“太空舱”号的不同是虚构的影片与非虚构的原著的重要区别之一。
弗恩的故事本来也有一个非虚构的起点，那就是片头字幕提到的2011年美国石膏公司关厂。被关闭的这家矿厂名叫“帝国”，兴建于1923年，地处偏远荒原。其员工住在工厂提供的工人新村里，享受着高福利待遇。对他们来说，美国战后的一系列经济体系变迁，几乎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2011年的美国，像这样由以前的工业帝国留下的“桃花源”已所剩无几。“帝国”关厂之后，原来的员工一夕之间被抛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现实。他们失去了工作，必须搬离行将废弃的工人新村。而在距工人新村仅仅70英里的地方，就有亚马逊仓库临时工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
然而，影片显然没有兴趣探索表现这样的现实。它给了虚构的弗恩一辆虚构的“先锋”号，让她开始了一段梦幻般的情感旅程。
与别无选择、只能试图驾驶“太空舱”逃生的琳达·梅们截然不同，弗恩的人生充满了选择：她家境优渥，本可以在富人区享受舒适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与一位“帝国”矿工结婚，搬到了工人新村；在丈夫去世后，她本可以离开，却决定留守荒原中的家；在工人新村解体后，姐妹、朋友和追求者等等都多次真诚邀请她一起定居，她却坚持流浪。她的颠沛流离是出于对丈夫的挚爱而主动做出的选择——不与别人开始新生活，她才能一直停留在对丈夫的回忆中，就像她最后说的：“回忆在，人就在。”
片中人物多利也许说出了编导赵婷本人对弗恩的评价：“你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勇敢、更诚实”，是特立独行、执着于自己内心的“先锋”。
赵婷已完成的三部剧情长片其实都在讲述这类关于执着与选择的故事。在《哥哥教我唱的歌》中，约翰本可以离开贫瘠的故乡，却执着于和家人的情感，最终选择留下；在《骑士》中，布雷迪不顾脑疾，执着于竞技牛仔的事业，但在最后一刻又艰难地选择了放弃，回到家人身边；与前两部电影一样，《无依之地》高度糅合叙事、摄影、剪辑与音乐，为主要人物的执着与选择打上了一层凄美的光环。
只是，这层光环有多梦幻，故事的现实背景就有多模糊。弗恩在亚马逊的工作被呈现得轻松安全，而且“报酬不错”（这是原著中维勒的半句原话，他的另外半句“工作很辛苦”却没有出现在影片中）；她在露营地的工作欢乐有趣，没有任何不公；至于收甜菜的工作，影片只闪现了几个总长二十几秒钟的低强度劳动镜头——这些镜头前面接续的是荒野晚风中的吉他弹唱，中间穿插游民拍摄的美好风景与工人们吃披萨的快乐场面，最终结束在甜菜堆旁弗恩的静坐沉思，并自始至终配以优美抒情的音乐，整个气氛犹如作诗。
这种作诗的气氛弥漫全片。弗恩在路上遇到的朋友们，除了琳达·梅以外，几乎都是为了梦想主动选择流浪的。他们的世界只有在诗和远方不虚度此生的满足，没有被剥削、压迫、歧视、排挤与霸凌的经历。即使有人在路上疲倦了，也随时可以回到感情和睦、物资丰沛的家中。
当然，作诗也是一种美好的选择，改编更没有必须忠于原著的责任。而且，浪漫与现实也并不是非黑即白、互不相关的。在两者的交集里，影片与原著也有高度一致的地方，比如，现实中的驾车游民经常与弗恩一样，认为自己不是“无家可归”(homeless)的失败者，只是“不要房子”(houseless)的行动者；再比如，尽管绝大多数游民是别无选择才流浪，但一旦被“逼上梁山”，他们中也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是反抗不公体系的“先锋”。
不理解游民的有产者可能会把这样的心态看成自欺欺人，但布鲁德在采访初期就已经不这样看了，她写道：
“我看到的真相是，即使在经受最艰难的考验时，人们也可以一边挣扎，一边保持高昂的心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面对现实，而是说明人类在逆境中也有能发现意义和纽带的强大适应力……我数月来采访的游民既不是无能为力的受害者，也不是无忧无虑的探险者，真相要细腻复杂得多。”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采访者问琳达·梅，影片是否准确呈现了游民的状态时，她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所以，也许可以说，游民眼中的美国现实，既能在“太空舱”号上看到，也能在“先锋”号上看到——细腻复杂的真相，就在两者交错的车辙间若隐若现。
（作者王卓异系电影史学者、美国汉密尔顿学院东亚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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