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路遥
陈忠实：路遥只用了10年就攀上文学高峰，他刺激我写出了《白鹿原》。
潘石屹：自己把《平凡的世界》看了7遍，每当遇到困难，我都会看一遍。弟弟工作时，我送的礼物也是《平凡的世界》。
马云：路遥对我的影响最大！是《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路遥故居
2019年12月3日，著名作家路遥诞辰70周年。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在西安去世。距其逝世26周年的前一天，2018年11月26日，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在各地区各部门反复比选、组织考察、集体研究提出推荐人选的基础上，经归口评审、统筹考虑，产生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并于予以公示。
这100人名单，路遥入选。
路遥唯一在世的弟弟王天云（杨锐摄影）
“我的父母早不在了，哥哥兄弟，也就剩下我一个了。”11月23日，在延川县郭家沟附近镇子上的家中，路遥唯一在世的弟弟王天云一边抽着烟，一边说道。
彼时，整个中国都很穷，陕北尤甚；中国人普遍贫困，陕北农村尤甚。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出生，在陕西清涧人，按现在流行的说法，路遥在七岁时，因家庭生活困难，被父母过继给住在延川县郭家沟村的大伯王玉德。
当时路遥家庭是困难的，且困难的主要原因也确实是因为“子女多、拖累大”。不过，这在当时的陕北农村是普遍现象，那时没有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六七个孩子是极平常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传统的陕北人不仅不以此为累，反而以此为荣。
对于路遥被过继的原因，路遥生前好友、作家海波（原名李世旺）在《我所认识的路遥》认为：这是路遥自己的选择，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理想，上学。
海波认为，路遥给我说过，他在清涧老家上过几天学，后来父母不让上了，让他帮助家里做“营生”。“这使我感觉到非常痛苦，自己下地干活时，看见同龄人上学，难过得就想哭。”大概就是在这时候，他大伯前来讨论过继的事，他从中看到希望，进而努力争取。
虽然延川和清涧是邻县，但在文化方面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口音。那时的农村人交往半径很小，除了下地干活外很少出门，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和附近的集市，来往的人除了亲戚就是偶然来村里的石匠和木匠，一有不同口音出现，立即就会引起人们的惊异。
这给初到延川的路遥，带来很大的不适。不过，路遥个性很强，过了不久，他便成了这个村里的“娃娃头”，年龄比他大的孩子都成了他朋友，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部下”，比他小的孩子都成了他的崇拜者或者追随者。
1961年夏天，路遥初小毕业考上了延川县城关小学。这时，源自贫穷的困难再度迎面而来。
延川县城关小学是县上的中心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部分。初小部与本题无关，不去说它，单说高小部。高小部共两个年级四个班，具体的学生数我说不确切，但不会超过180名。这些学生又能分为两种，一是县城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职工子女和城关大队农民的子女；二是城关公社四十个村子里农民子女。前者在家里吃饭、住宿，为走读生；后者在学校学校里住宿、上灶，为住校生。
那时农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体到路遥他们这一级，平均两个村子才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
吃饭方面差别很大。住校生要上灶，而灶上采取报饭制，吃什么、吃多少由自己决定；只要能交得起白面，天天吃蒸馍也没人管。交不上粮就没办法了，只能将家里带来的干粮在灶上“馏”热了吃。路遥恐怕连“馏”饭吃的时候也不多，因为他带来干粮不全是粮食做的，里边总有糠，容易散伙不说，还可能“污染”别人的好干粮，所以只能就着酸菜冷吃，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锅水”而已。
最让路遥受不了的是，城乡学生间在文化享受方面的差别。
这种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看电影上。当时延川县城有一个电影放映站，有一部放映机，三个职工；租了一个有围墙的院子作为放映场，一张票一毛钱。就是这小小一毛钱，把路遥隔在了电影场外。当时的一毛钱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当时级别最低的干部月工资为30元），但却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男性农民一天的工值（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日工值为一毛多钱，有的连一毛也不到）。不但路遥“消费”不起，一般农家都“消费”不起，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
每次看完电影，城里的学生就要和老师一块议论几天，而路遥他们只能站在一边“憨态态”地听。不但没有了学习和娱乐的机会，同时还丧失了在同学中话语权——那些理应追随他的农家孩子们都转而听别人讲电影中故事去了，他被彻底地“晾”在了一边。
这是路遥无法接受的。他想的办法就是看书、看报章杂志。
那时延川城里有一个新华书店，一个阅览室，规模都小得可怜。新华书店年销售额不到三万元，其中学生课本、农民过年贴的年画和财神、灶君像销售占绝大部分，剩下来就是孩子们看的连环画；阅览室是一孔大窑洞，放有四五份报纸和七八种期刊，由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照看着。由于阅览室地处“闹市”，每天总有进城的农民在门口休息和“拉话儿”，但很少有人进去。
那时候路遥是这两个地方的常客，一有时间就来这两个地方看书、看报。先在新华书店看，看得时间长了，售书员就会很客气地赶他走：“这是书店，要看，到阅览室看去”，路遥只好遵命，“移师”到阅览室接着看。
在这里，路遥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在画报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车、火车、铁路、海洋和轮船的模样；在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巴勒斯坦这些遥远的国家，知道了胡志明、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
这一切令他振奋，觉得自己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做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年幼的这些经历给路遥留下深刻的记忆，以至多年后，他在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开头一段，写道：“一九六一年，是我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不幸的是，我正是在这艰难贫困的年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县上唯一的一所高中——县立中学。”
而这部小说的的副标题是：一九六一年纪事。
1963年夏天，路遥高小毕业并顺利地考上了延川中学。当他兴冲冲地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后，迎接他的却“一盆冷水”：大伯大妈不让他上学了，要他回家来好好“过光景”。
那时陕北人普遍早婚，许多孩子在十四五岁前就订婚了，一到十八岁就该结婚了。
俗话说：“老人欠儿子一个婆姨，儿子欠老人一口棺材”，在路遥的大伯，他的养父看来，最着急的正是这件事情。在他看来，念书是个小事，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算开账就行了；好好修一院窑洞，给路遥娶个婆姨才是大事，才是“活人过日月的正道”。
开学那天，路遥的养父说：“这学肯定不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说完递给路遥一把小镢头和一条羊毛绳，要他上山去砍柴。路遥一下子愣了，默默地接过小镢头和绳子，一到山里就抡圆了扔进沟里，然后独自进城去了。
路遥给好友海波说过那次进城时的心情，他说：“感觉特别孤独，就像一只小羊羔独自处在茫茫雪原上那样孤独”。
为了上学他找过所有要好的同学。许多同学都支持他，情愿帮他筹集报名费，后来，路遥返回村里直接找村干部刘俊宽寻求帮助，他答应了路遥的请求，并借给他二斗黑豆，让他换成钱去交报名费。当路遥前去学校报名时，已经过最后期限，学校不再接受，那位村干部刘俊宽又帮他过了这一关。
这件事在路遥的一生中影响巨大。不仅仅是上学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候，路遥通过自己的人事关系把住了命运之船的方向。
林达、曹谷溪和路遥（曹谷溪提供）
“几十年了，有的事情记不清了，主要的脉络还是清楚的。”自从路遥入选党中央拟表彰的100人名单，77岁的曹谷溪又忙碌了起来，不断有人来到他家里做客，2018年11月29日，本号采访了他。
很多年里，曹谷溪以“路遥的朋友”为人所知。而在故事的开头，他们却是“敌人”。彼时，曹谷溪所属派别叫“司令部”，路遥所在的“营垒”是“四野”。
“我和路遥在延川县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刚从一个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做通讯干事。也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的副主任被免职。”
1969年年初，知识青年开始下乡——家在城里的插队，家在农村的返乡。路遥家在农村，自然得回家去。
“那一天，路遥正好在我的房间里，军代表当着我的面宣布了路遥被免职的决定。我想，这是路遥生命里程中最为困难的时期。刚刚免了他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他的恋人又通过内蒙古的一个知青向他转达决裂的意思。仕途失意，爱情失恋，使年轻的路遥非常痛苦，他当着我的面哭了。”虽然年逾古稀，曹谷溪的记忆依然清晰。
据说，路遥和这位北京女知青初识在一次大会上，路遥坐在主席台上，她在台角喊口号。在1969年的春天，那时路遥已经回到村里，以“贫宣队员”的身份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搞“路线教育”，一同进驻的还有这位女知青。这期间他们恋爱了。
她“改造”了路遥，改造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影响了路遥的一生。
路遥喜欢在下雪天沿着河床散步，据说这是他们相识时的情境；路遥喜欢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据说这是他们相恋时唱过的歌曲；路遥喜欢穿大红衣服，据说这是那女子的专爱；路遥曾用过一个笔名叫“樱依红”，据说其中暗含那女子的名字。为了她，路遥做了能做的一切，1970年上面招工，县上给了路遥一个指标，让他去某“信箱”厂（保密工厂，不公开厂名和地址，只公开一个信箱，故如此称呼）当工人，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招工，机会非常难得，路遥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恋人。
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女知青进厂不久，就和别人好上了，将她和路遥的订亲纪念品——一块提花被面退还了路遥。
“这是第一次看见路遥如此伤心地痛哭。我对路遥说：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能不受伤。受伤之后怎么办？我以为应该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头舔干伤口上的血迹，然后到人面前去，依然是一条汉子！也许，路遥理解了我的话，或者，赞同我的这种见解，路遥留给这世界永远的印象：正是一条刚强的陕北汉子。”
2018年9月27日，路遥创作的中篇小说《人生》 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这部创作于1982年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
有人说，这是路遥根据自己的恋爱故事改编的。
对于这一点，曹谷溪并不认同，“著名作家晓雷先生写的长篇纪实文学《男儿有泪》中，记叙了我和路遥交往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惟有路遥的初恋不够真实。
有一次，路遥的恋人与我通电话。她说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先生，有了自己的孩子，写路遥的文章中能不能不写她与路遥恋爱这件事情？我说，这是路遥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写到。她说，尽量淡化。我理解她的心情。于是，我让晓雷在文章中隐去她的真实名字，改写成“林琼”。并增加了一段我和路遥的对话。我说：路遥，你和林琼亲口来没？路遥说：没。我说：瓷脑！”
总之，1969年春天，失落的路遥回到村里，先是下地干活，后是当民办教师。
一个月后，知识青年开始大批来到延川。北京知青的到来，带来了大城市的世面和信息，这对路遥眼界的开拓大有裨益。
而这些知青，与路遥的身上，都有着相同的时代烙印。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茬人过早的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只要他们取得读书的机会，便拼命往书里钻。有一位当了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在上大学前就通读三遍《资本论》，写了厚厚十八本读书笔记。”曹谷溪1997年在《延安文学》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那一代人。
“我和路遥交往的时间长，几乎能覆盖他全部创作生涯，加之又是儿时就开始的交往朋友，年龄相近，家境类似，都喜欢文学创作，他总以兄长的身份指点我，几乎每次见面都交流读书的情况。他说得多，我说得少。”海波曾说，“返乡之后至他和知青交往之前，他给我介绍的书大多是当时国内作者的作品，他和知青交往之后，他介绍的书开始偏重于国外作品。作者大都出自底层，作品风格刚猛、率真和悲凉，其中尤其喜欢杰克·伦敦的作品，他曾不止一次给我朗诵据说是北京知青写的一首不知名字的诗，其中的几句我现在还记得：‘马背上生，马背上长，马背上母亲用红旗的一角为我把风沙来遮挡。’”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是老作家柳青的一段话，路遥在写《人生》时，放到了小说的开头。
路遥文学院院长曹谷溪（杨锐摄影）
《路遥传》的作者，陕西作协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路遥文学馆馆长梁向阳说，路遥走上中国文坛，与诗人曹谷溪不无关系。
曹谷溪：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通讯组组长、《山花》文艺报和《延安文学》主编。
路遥曾在为曹谷溪的诗集作序时写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我们原来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
曹谷溪1962年从高中毕业，在公社灶上工作，因为频频有文章、诗歌发表，1965年，他被选派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很快，他被推为当地文章第一。
而在1969年夏天，延川县集中全体教师开会，组织者要求每个公社出一期墙报，当时还是延川县城关公社马家店小学民办教师的路遥，其第一首诗作就发表这份墙报上。
路遥真正的写作，是在认识曹谷溪等人之后。
1969年，时任延川县通讯组组长的曹谷溪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去关庄公社调查一名在当地插队的北京知青陶正。
这位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陶正，在来延川插队时，往军大衣里偷偷包裹来一个油印机，并且在全县最偏僻的山村办了一张小报。这张小报不但探讨中国的农民问题，甚至面向世界，摘编俄罗斯民歌等文学内容。
这件事给曹谷溪带来极大的震动，觉得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咱们也编本诗集，也干它一场”。
于是，几个文学青年便聚拢起来了。其中包括，中学教师闻频、县文化馆白军民，以及因“文学”结缘的“民办教师”王卫国（路遥），还有后来被曹谷溪以“民工创作员”名义“弄进”县通讯组的陶正。
很快，一本油印诗集诞生，署名是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诗集发表后，人们争相传看，议论纷纷。
巧合的是，当时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刚刚恢复业务，正四处寻找合适的稿子，一位该出版社的编辑来延川探亲，无意中看到这个小册子，大喜过望，将其更名为《延安山花》，并在1972年5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三十周年前夕正式出版。
《延安山花》甫一发行，便在社会上引起震动。
延川这个偏僻小县一下子成了全国以县出书的第二家，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的文化部门派出联合调查组来延川总结经验，《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先后在显著版面发表文章赞扬，而文章中点名表扬的作者只有一个人，就是路遥。因为在几个骨干作者中只有路遥一人是真正的农民。
随后，这本诗集被先后多次印刷，累计发行达到28.8万册，创造了当时文艺诗集的发行奇迹。
1972年9月，受成功编辑《延安山花》诗集的鼓舞和启发，曹谷溪一班人开始编辑出版16开4版、铅字印刷的活页县级文艺小报，取名《山花》。
此后，在曹谷溪等人的帮助下，路遥被抽调到县上——名义上是县文艺宣传队的编剧，事实上是是脱产搞创作，每月18块钱工资。
后来，路遥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首发阵地均是《山花》。起初，路遥主要写诗歌，内容虽然“紧跟形势”，形式却活泼可喜。后来又写短篇小说，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就被刚刚创办的《陕西文艺》转载，从此就成了陕西省的重要作者。
也正因为有最初的文学创作成绩，路遥于1973年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这是路遥人生的关键一步。
当时，为了路遥上大学，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易亲自出马，找到当时的延安大学中文系主任申沛昌，详细介绍了情况，在他们的努力下，路遥最终被延安大学录取。
申易，陕西省安塞县人，曾历任延川县副书记、书记，延安地委常委、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地委顾问，1991年1月离职休养。
他主政延川期间，办了三件大事：一是大办沼气，二是扶持“赤脚医生”，三是支持文艺小报《山花》。在此期间，他曾推荐当地许多年轻人上了大学。
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在校期间，他就在省级刊物发表了许多作品，还被《陕西文艺》编辑部借去当了一段时间见习编辑。在毕业分配时，《陕西文艺》编辑部派人专程来到延安大学要路遥去当编辑，这也是路遥的愿望。
路遥墓（杨锐摄影）
1978年元月，路遥和林达结婚。
这一年，他创作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起初目标就是想在全国获奖。
《惊心动魄的一幕》写成了，路遥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一悬就是两年。在这两年时间内，这篇小说“游”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拜访”了当时80%的能发中篇的文学刊物。总是满怀信心地寄出去，无可奈何地接回来。不要说获奖了，连发表都做不到。
路遥的焦急与日俱深，当《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被退回时，他有点绝望了，甚至动了“把这稿子烧了”的念头。
最后，他把稿子寄给了全国最大的杂志《当代》。不料，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主编、著名评论家秦兆阳见到《惊心动魄的一幕》，给了很高的评价。
在他的竭力推荐下，《惊心动魄的一幕》不但得以发表，还一下子就获了三个奖：1979-1981度《当代》文学荣誉奖、《文艺报》中篇小说奖和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路遥成了陕西第一个获全国中篇小说的作家，同时还进入全国知名作家的行列之中。他的“跳跃”获得成功。
这之后，1981年路遥创作了展现当时正在全面展开的农村改革的《人生》，而1984年开始着手准备的《平凡的世界》则试图展现农村改革的全貌。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中，路遥写道。
他计划的《平凡的世界》的内容“将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而“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序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
“为了全方位了解当时改革开发的情况，他到农村考察，到工厂采访，到机关调研，他曾经将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日报》，都翻了一个遍，手都磨破了。”对此，曹谷溪表示，“比如针对某一天，全国发生了什么,全省发生了什么，延安发生了什么，国外发生了什么。每个季度，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农民干什么活，都要做详细考察，事无巨细，现在谁还下这样的拙功夫?!”
当时，陕北富县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也是陕西实行家庭生产责任制最早的县。
“那时的富县县委书记叫冯文德，后来成为延安地委副书记。路遥对他进行了长期采访，翻阅了当时富县县委常委会全部会议记录。后来《平凡的世界》田福军就是以这个人为原型。”曹谷溪对记者说，“田福军就以他为主要影子，生活作风也像，这个人读书很多，对路遥很支持，路遥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没有路费，他自掏腰包5000块给路遥。但是田福军女儿田晓霞恋爱，那都是虚构的。”
曹谷溪回忆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几年里，几乎脱离了家庭，脱离了社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路遥是一个‘事业型’的人物。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他对这个目标的挚诚追求，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中的许多事情。”
这一时期，出名在外的路遥常常被要求为朋友办许多事情，可是，他自己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
“记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乐写了一首诗歌请他看，但路遥却说，给业余作者看稿子，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在这件事上就耗费了许多精力”曹谷溪边翻看着他和路遥的相片，边说，“他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追求，执著到懒于与人谈文学的地步”。
后来，路遥的养父病危，想见他一面，但路遥脱不开身。养父病逝了，他不能去料理后事，委托自己的弟弟王天乐全权代表他去办理丧事……
“路遥七岁时，他父亲把他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没有生养，他们把路遥视为亲生的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路遥饿着；宁愿自己受冷，也要路遥有穿有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难，也要供路遥进城上学。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伯父用老镢头在土地里刨出来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时候，路遥未能给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黄土坟前，路遥未能焚烧一张纸钱。”曹谷溪对记者说，“作为儿子，应该说路遥没有行孝”。
路遥竭尽全力的动力，也与陕西当时浓厚的文学创作氛围有关。
2015年，在接受西安晚报记者采访时，陈忠实坦言：“路遥只用了10年就攀上文学高峰，他刺激我写出了《白鹿原》。”
陈忠实说，路遥小自己7年。但上世纪80年代，路遥连接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等小说作品，尤其后者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引起轰动。接着他又写出《在困难的日子里》，获《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1988年，路遥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达到个人文学事业的巅峰，1991年获得包括茅盾文学奖等在内的重要奖项。
陈忠实说：“慢慢地，我开始对这个比我年轻好几岁的作家刮目相看。我多次对别人公开表示，我很敬佩这个青年人。当他的作品获得文学最高奖项时，我再也坐不住了，心想，这位和我朝夕相处的、活脱脱的年轻人，怎么一下子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我下定决心要奋斗，要超越，于是才有了《白鹿原》。”
路遥去世已经二十余年了，这二十余年中，尽管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特别是很多年轻的读者，仍然在热切地、投入地读着路遥的这本书，甚至把《平凡的世界》列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
陈忠实曾表示，路遥在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平凡的一个人，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执言者，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他的情感是充满血肉的情感。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破译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那深刻的现代理性和动人心魄的真血真情。”
“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路遥的命题。
他认为自己全部的小说，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路遥说过，“《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做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写’。”这一章节，几乎整篇是对当时新闻的转述和评论。他希望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活在非虚构的历史中。
贾平凹题字的路遥故居指示牌
路遥去世已经27年，但，有些故事似乎还在继续。
在路遥去世的1992年，许多人下海。其中，此前已经在海南掏得第一桶金的潘石屹在1992年与几位伙伴在北京成立了万通公司。
多年后，潘石屹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里，见到了梁向阳。“他来了之后，紧紧抓住了我的手啊。”
潘石屹那次来延安参加的是一个房地产论坛，他向主办方提出的条件是去看看路遥墓。主办方急了，他们不知道路遥的墓在哪里，四处打听才找到了梁向阳。
潘石屹说，自己把《平凡的世界》看了7遍，每当遇到困难，他都会看一遍。弟弟工作时，他送的礼物也是《平凡的世界》。
2012年3月，马云为再版《人生》作序，马云也不止一次说“路遥对我的影响最大。是《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第一次高考失败后做临时工，有一次出差到义乌火车站买了这本书，看了之后觉得人家特有出息，一次没考上大学再考，而我没考上就去踩三轮车了，我决定第二年再考。直到第三年，我终于考上了。我特别感谢路遥，这本书告诉我得考大学，尽管考大学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清楚，我觉得人家那么努力，我也得努力一下。”
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于2013年3月26日在路遥的家乡陕西榆林开机拍摄，2015年2月26日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首播。
1984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上映并大受欢迎，而在时隔34年后，2018年8月，这部电影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十大优秀爱情电影。
“路遥作品中对饥饿的描述，真实揭示了当时延川农村的穷困落后，以及城乡身份差异、生活反差。”生长在陕北的延川县委书记张永祥曾对媒体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历史学者雷颐曾撰文写道，“许多文章都说路遥曾是知青。其实他并非‘知青’，而是‘回乡青年’。或许，不少人对此会不以为意，‘知青’与‘回乡青年’能有多大区别？殊不知，二者区别之大，不啻天壤之别。‘知青’与‘回乡青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反映了巨大的社会鸿沟。
在‘上山下乡’的年代，‘知青’特指到农村‘插队’、到边疆‘兵团’的城市青年，而广大农村青年，人数比城市青年多得多，无论是否上过中小学、无论多有知识者，都不算‘知青’，只能算‘回乡青年’。二三十年前，路遥敏感地以文学的形式感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城乡二元化这种“身份制”造成的人间悲剧和对人性的扭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曹谷溪告诉记者，他曾被邀请去日本讲过一次课。邀请他的是日本学者安本实。
安本实1988年读到路遥的《人生》。他首先被高加林的奋斗和纯情所打动；其次，非常惊讶于在别处根本见不到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了农村，他们的自由被限制了。”“交叉地带”成了安本实研究路遥的关键词。安本实能够感受到路遥在提到这个问题时的愤怒。
陕西作协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路遥文学馆馆长梁向阳则认为，这是路遥作品在读者中长盛不衰的原因：“只要中国社会有等级存在，有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存在，就有路遥的市场。他的东西很干净很美好，我们不乏对苦难的写作，但他能把苦难转化为精神动力，他的小说中，人情温暖。我想只要是奋斗者，都需要温暖。”
如今，在清涧王家堡村，路遥出生的窑洞现在还在。它的另一侧，2010年建成了路遥纪念馆。
而延川郭家沟路遥的故居，已经被修缮一新，改做了旅游景点。
本号2018年来到修缮后的郭家沟鲁瑶故居，冬日的陕北山村，空荡荡地，除了几个景点的工作人员，并无他人。王天云告诉记者说，村里就是老人和小孩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和中国大多数农村相似。
“今天站在这里，让我想起许多往事。第一次来这里大概是50年前，那时我来参加路遥20岁的生日，在小院里给路遥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现在，窑洞还是以前窑洞，可是当年的人已经不在了。如今路遥入围全国改革开放杰出人才名单，是让人兴奋的。”12月3日，在延川县路遥故居郭家沟举行的纪念路遥诞辰69周年大会上，曹谷溪发表了讲话。
而曹谷溪则向记者提到多年的一桩往事，路遥成为知名作家后，许多农村的亲戚找上门来，有要求调动工作的，有要解决户口的，还有打官司的，人们对路遥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许多要求。所有的当事者对上述问题的提出和结果，始料未及：路遥什么事也不办。
“路遥对这一切突然遭遇，束手无策，他跑到延安市场沟山上我住的窑洞里，漫无目标地发了一通牢骚。”曹谷溪说，”我老伴听了，就说了一句，路遥把该办的、不该办的事情都办了，路遥还是路遥么？”
而作为路遥唯一在世的兄弟，王天云表示，路遥去世后，林达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20多年中，她从未接受过采访。有关路遥的纪念活动，她也没有参加。路遥的女儿王路远也与人们少有来往。
“我嫂子对于这些事情从来不过问，侄女也比较少来往，前两年老家修坟叫她，她也没回来。”
“还有，我这个侄女啊，多大了还不结婚！”王天云说。
作者：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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