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雇主，因为年前预定好的阿姨无法回京，自己的公司又复工，不能没有育儿嫂，干脆开着车去阿姨的老家们，将阿姨们从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接回到北京来，放到自家另一所房子里隔离14天后上工。
文 | 涂雨清
编辑 | 金匝
运营 | 一凡
这原本是一个相对轻松的春节。
50岁的育儿嫂陈红和丈夫今年在北京租上了自己的房子，是四居室里的一个单间，终于不用住在公司宿舍了。16岁的儿子放寒假从老家河北赶来，大年三十，她做了小鸡炖蘑菇，烧了一条鱼，还包了饺子，是自己剁的馅儿。
几天前，她花了200块钱给自己买了件新衣服，想着3月份回老家的时候能穿上，这是今年她第一次买新衣裳。原本狠下心给自己买了一件900元的羽绒服，回家挂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拿去退了，给孩子换了一整套。
北京的除夕夜很安静，听不到爆竹声。傍晚六点，日落了，整个屋子，只有陈红一家的灯还亮着，其它三家人都回了老家过年。新型冠状肺炎的消息在那个晚上来到他们的餐桌，“哎呀，这病情怎么这么厉害啊，怎么还能封村。”但一家人一说就过了，没把它当回事。
坏消息却接踵而至。陈红的雇主是一岁半孩子的妈妈，对方告诉她，初六先不用来上工了，在家里观察14天再说。她丈夫在北京一家公司里当司机，假期延长到了2月10号，上初三的儿子也接到了学校通知，暂不返校。
这个原本一家团聚的房间渐渐成了牢笼。
十平米的房间里，只放得下一张1.5米宽的双人床和一张沙发。儿子个儿高，父子俩睡床上，陈红矮一些，蜷在沙发上，睡一觉起来周身都疼。
吃晚饭的时候，陈红想起那桌年夜饭，说，“早知道就不那么快吃完（鱼和鸡）了。”厨房里只剩下几袋面条，零星的土豆和白菜。
儿子坐在床沿，趴在折叠桌上听网课。延期开学后，老师嘱咐学生网上学习，陈红家里三个人的手机都打不开网课的页面，孩子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链接里的画面。老师说得用电脑，但这个家买不起一台电脑。
她看了微信钱包的余额，是200块。原本等着一开工开始赚下个月的生活费，现在看起来情况并不明朗。
陷入困境的，不仅仅是陈红一家人。没了育儿嫂，北上广很多家庭都慌了手脚。
▲ 育儿嫂是北上广许多“双工家庭”的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标配”。图 / 《找到你》剧照
住在上海普陀区的方伊楠觉得自己就快抑郁了，“妈妈都是超人咯，白天不用睡觉，晚上也不用睡觉咯。”
她的孩子刚满两个月，父亲身体不好，母亲要照顾他，婆婆还没退休，没办法来家里帮手。原本一直有月嫂住家，月嫂走后，和家政公司说好育儿嫂初七来家里上班，肺炎一来，村里封路，育儿嫂没法来了。
方伊楠的丈夫是基层社工，因为疫情影响，春节取消了假期，每天最少要在岗位上待12个小时，她开始了独自带娃的噩梦般的日子。
崽崽每天晚上12点-1点之间睡觉，3小时左右喂一次奶，早上7点钟醒来，再也不肯睡床，要妈妈抱着睡。不接受亲喂，只能用奶瓶，方伊楠每隔4小时就要吸一次奶。孩子胀气，白天睡不踏实，一般睡了不到10分钟就会惊醒，醒了就需要重新哄睡，她就在这些没有止境的程序里来回往复。
没时间做饭，方伊楠自己吃的，通常是泡面和速冻食品。疫情期间买菜也不方便，就算手机下单，也没法送上门，要去小区门口拿，她不放心带孩子出门，又不好意思每次麻烦居委会来送菜，“奶都回了很多。”
带娃的第24天，方伊楠联系的家政公司有了信儿，还有几位春节期间没有回老家的育儿嫂可以调动，但能用的育儿嫂太紧俏了，另一家人给出的价格高了1000块，她还没能等来，育儿嫂就去了别家。
放下刚睡着的崽崽，方伊楠拿出手机回复朋友的消息，“我一个人，24小时崩溃地带。”
▲ 对很多职场妈妈而言，在家办公带孩子=加班，出门上班=休假。图 / 《业务部长 吉良奈津子》剧照
陈红的雇主是双职工家庭，孩子妈妈每天7点出门上班，爸爸常年在外。一岁半的孩子正是难带的时候，因为担忧疫情，暂时不敢让育儿嫂来家里。她对陈红说，等到2月20号吧，自己所在的公司通知20号上班，一旦开工，家里不能没人带孩子。
某种角度来说，陈红是幸运的，这个春节她留在了北京，隔离14天后，还能继续回到雇主家里。还有更多的育儿嫂滞留在老家，至今无法返回。
新冠肺炎在春节期间爆发，包括育儿嫂在内的大量阿姨春节期间回老家，又因疫情无法返岗，家政行业几乎全面停工。
北京是全国家政服务需求量排名第一的城市。据北京家政服务协会测算，北京600多万户家庭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家政服务，其中老人陪护、病患护理、婴幼儿看护等业态需求量最大。
育儿嫂和月嫂们缓解着城市越来越大的育幼压力，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在2019年提出，目前我国有3岁以下（不含3岁）婴幼儿5000万左右，而照护服务供给不足。从家政服务业态数据来看，母婴护理业态的营业收入占到家政服务业营业总收入的30%。
但这个春节，一夜之间，育幼压力重回北上广。一些规模较大的家政公司决定充分调配春节留京的阿姨。主营业务为育儿嫂和月嫂的家政公司“阿姨来了”北京分公司负责人孙梅说，这些措施也只能满足一些老客户暂时替换的需求，新单几乎接不了。
还有些雇主，因为年前预定好的阿姨无法回京，自己的公司又复工了，不能没有育儿嫂，干脆开着车去阿姨的老家们，将阿姨们从河北、山东、山西这些离北京不算太远的省份，接回到北京来，放到自家另一所房子里隔离14天后上工。
春节后原本是这个行业一年当中最旺的用工季节，以往从大年初四开始往后的一个月里，家政公司“阿姨来了”在北京每天能签下的新单几十到上百，但现在从各个渠道反馈来的数据，只有“零星的几个单子”。
2月7号开始，“阿姨来了”呼吁非疫区的阿姨回京，由公司安排隔离14天再上岗。但阿姨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目前回到北京的仅有25人。孙梅说，“我们公司的一句口号就是有人就有一切，现在没有人，就什么都做不了，所有的业务都开展不了。”
即便是有了人，也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有家政公司安排好育儿嫂后，雇主要求这家公司的一位店长出具一份保证书，保证这位要来上工的月嫂没有感染肺炎，“我怎么敢保证？”这位店长也很无奈。
为了规避风险，更多小型的家政公司则做出了不接单的决定。
▲育儿嫂必须通过严格的培训才可以入户上岗。图 / 受访方提供
在北京的家政行业从业8年，徐莲从育儿嫂干起，成为家政人员培训师，终于在去年5月开了属于自己的一家店，主要接月嫂和育儿嫂的订单，不忙的时候，店里能张罗接单的阿姨有20人左右。
但从疫情爆发后到今天，徐莲的店“几乎没有新的客户来问”，“就是有问的，我们也不派单子。”她说，“阿姨要出来，正常来说有隔离申请，咱们也没有隔离的条件，要是居家隔离，咱们对工人也不了解。”
北京市疾控中心要求外地返京的家政服务人员，返京后应自我医学观察14天。家政公司的宿舍大多是几人一间的上下铺，很难做到单独隔离。徐莲还是会担心，回北京后也无法保证阿姨们每天接触的人里一定没有感染源。
“还没盈利，就出现了这个事情。损失都不敢想。”徐莲每天都关注新增病例的数量，看看“有没有拐点”，然后叮嘱店里的阿姨“别回来”。
大年初七，北京是个晴天，但陈红感受不到比前几日更猛烈的阳光。房间里只有一扇小窗，对面是饭店的水泥外墙，屋子里整日闷沉沉的。
一家三口照例又睡到了11点，“早饭那顿就省了”。有工作的时候，她睡不了多久，要早晨6点起床，骑40分钟的电动车到达雇主的家，晚上6点才结束一天的工作。干活的日子睡得踏实，现在，每天都睡不上一个整觉，沙发上伸不开腿，心里又因为没法赚钱着急，实在困得不行了，才能眯一会儿，没多久就醒了。
听新闻里说要少出门，多通风。陈红打开那扇灰色的窗，但没有风。她把门也打开了，只留下一道帘子。
午饭是面条，给儿子打两个鸡蛋，她和丈夫吃一个，配点咸菜，吃过饭又躺回沙发。房间里只有容纳一人走动的空间，他们通常都各自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
下午，孩子实在无聊，想跟爸妈一起打扑克，陈红不愿意，“玩什么玩，闹心劲。”她正在盯着手机，再一次查看和疫情有关的消息，“新型肺炎疫情实时播报”，就在她手机通知页面的第一栏。
陈红第一次这么关注新闻，每天都要看好几遍手机上的疫情动态，亲友群里转发的文章几乎都会点进去看，“提心吊胆的”。疫情的消息几乎成为这间房子里三个人仅剩的话题。
又过了一个星期，陈红终于盼来丈夫原定上班的日子，上班就意味着能按时发工资。但他们只等来了人事发来的一条消息，陈红所在的小区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单位通知陈红的丈夫，继续在家隔离14天。
看着微信账户里的那点儿钱，陈红有些发愁。年前置办完新衣服，原本就只剩下不到1000块，这是他们一家三口最后的生活费。倘若再不开工，她只能向姐姐借钱熬过继续隔离的14天。
同为育儿嫂，陈红和同行们大多面临着相似的处境，因为家庭收入低，决定去一线城市打工，每个月挣来的钱都花在刀刃上，没有多余的积蓄。
47岁的育儿嫂周爱玲在这个假期回了老家山东，手机里收到了老板通知暂缓返岗的消息。开工的日子一推再推，原本2月10号前可以返岗，在北京隔离14天就上班，但老家的村子至今还封着，她才开始着急自己的收入。平时丈夫在家种地，照看孩子，一家人的各项开支都靠她在北京的这份工资。
小型家政公司的老板眼看着就要借钱度日，接到每日人物的电话前，徐莲正在和银行的职员聊信用卡贷款的业务，她算了算手里的钱，大概只能撑到3月份，之后房租钱都付不起了。
往常店内每个月的毛利大约两万块，大多是依靠新的订单，老客户换人对中介来说没有利润。一直不能接新单就没有收入，每个月还需要支付一万左右的房租钱。没了阿姨，公司暂时不能履约，以前收的中介费可能需要退回。
形势并不乐观。2月8日，58到家母公司到家集团的CEO陈小华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如果在一两周后，新冠疫情的新增数量大规模下降，那么对未来就有乐观的预期。而若疫情持续影响两三个月，家政行业规模或仅存原来的10%到20%。
▲58同城招聘数据预测，等疫情稳定人们复工后，对家政等服务业人员的需求排在第三位，但前提是家政行业能够保证被需求的服务人员“健康”。图 / 58同城招聘整理
今年春节后的用工高潮已经指望不上了，徐莲只希望国家在疫情后能出台一些政策，减免家政行业的一部分租金，让公司能扛得久一点。
她只能在电话里安抚着急请人的顾客和同样着急工作的阿姨，她相信等疫情过了总会好的，“雇主在等，阿姨在等，我们也在等。”
5年前，为了供儿子念书，陈红独自来到北京做月嫂，挣的钱比做育儿嫂多一些，一个月能拿到7000元左右。月嫂一般一次接26天，下户后如果没有别的预约，就只能等着，极少能刚下户，就马上能去另一家。双方还得面试，价格、技能、眼缘，都得挑。
一年下来，陈红最多只能完整地做6、7个月的月嫂，“连着做谁也受不了。”有一次，陈红不停歇地干了两个月，回家照镜子，“瘦一圈，都不认识了。”白天给月子里的妈妈做饭，三顿正餐和三顿副餐，还有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又要打扫卫生，洗衣服。晚上睡不好，宝宝要醒很多次，她得看着。
住家也有许多麻烦事，做饭的时候饭和菜的量得小心掌握，做多了，家里的老人觉得浪费，但做少了，不够吃也为难。
陈红是个性格直爽的辽宁人，到雇主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要注意的事项问得明明白白，比如什么刀切菜，什么刀切水果，她都记着。碰上过最难缠的雇主，之前别的阿姨待几天就下户了，陈红忍了4个半月。遇到合得来的雇主，她掏心窝子对待，别人多给了一个月5000元的工资，她要拿出来4000给孩子买东西，改日送上门去。
干了一年月嫂后，陈红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白天黑夜地干活，“人都垮了”，于是改上白天的班，只做育儿嫂，“晚上能睡觉就行”，但工资也降，一个月不到5000块，只能维持家里的基本开支。
两年前，陈红的丈夫做生意，不慎赔了钱，欠下10万块的外债，于是丈夫也来了北京打工。每个月盘算着要是没有大的支出，陈红的工资一到手就拿去还债，“不敢搁手里搁着，搁手里就花了就没有了。”一家人靠丈夫的5000块工资生活，每个月要交2000块房租，还要供孩子的学费和吃穿。
夫妻两人一个月有8天的休息日，但他们几乎不休息，而是去当小时工，“一天一百块钱，回来够吃好几天。”
陈红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北京做多久的育儿嫂。市场对育儿嫂年龄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陈红就见过一些雇主，只要四十岁以下的阿姨，如果不能做育儿嫂，其它家政服务的薪水就更低了，但她还是想继续在北京工作。
老家的地租了出去，屋子里落满灰尘，门窗都旧了。她说，“回家干啥，守着大空房子，要啥啥没有。”陈红太想出去工作了，闷在出租屋里半个月，瘦了两斤多。她希望可以早点把债还完，再为儿子挣下一栋楼房。
武汉医生李文亮去世的那天，她在被窝里为他偷偷抹了眼泪，医护人员原本是自己羡慕的行业，却面临更艰难的处境。她说，“俺们一点也不想给国家添乱。”一家人极少出门，买菜的时候要先看看超市人多不多，等人少的时候再进去。上楼和下楼的时候走楼梯，不坐电梯，尽量不接触公共空间，回到家，全身的衣服都得换一遍。
这些天，她家附近超市的菜价贵了，以前一棵白菜2、3块钱，现在10来块钱，买了两棵白菜花了26块钱，豆角、茄子6、7块钱一斤，买上几个就10来块钱，吃不了几顿，她还是放弃了，买了土豆、萝卜这些能存住的菜，计算好一家三口大约一个星期的菜量，花了一百多。账上的钱只剩下不到100块了。
陈红和雇主商量，等到下一个阶段过去，也许就能上班。但北京市疾控中心要求家政人员佩戴口罩上岗，陈红数了数，一家三口能用的口罩只剩下7个。
元宵节前，一场大雪降临北京，雪后起了风，陈红从沙发上站起来，把窗户开了一点儿缝。那天的风大，终于沿着缝儿，吹进了陈红的小屋。
▲ 图 / 视觉中国
（除孙梅外，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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