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斌欢 | 深圳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2022年1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的流调轨迹被公布后，他的人生境遇与从事单天日结工作的艰辛，引发广泛关注，有媒体对其冠以“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之名。更有人想起，几年前《北京折叠》故事一时风靡，其所预设的上流、中产和底层三大时空折叠，折射的正是当代社会的分层症候。实际上，随着劳动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事单天日结这样的不稳定工作的人们逐渐增多，大众熟悉且陌生的“三和大神”群体，正是其中的典型。
本文将“大神”现象放在劳动研究的总体脉络中，刻画出劳动体制与社会形态对他们的塑造，并与“世界工厂”下诸多不同的劳动体制进行对照。作者认为，在“日结体制”下，“大神”的工作、生活、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和未来预期都极不稳定，他们的生存具有高度原子化特征。在作者看来，老一代工人基于家族绵延和面子竞争而努力维系伦理社会的基本面貌，但是新一代工人既与乡村脱节，又无法嵌入城市生活，处于“悬浮社会”当中。作者认为，新一代工人的社会经历与老一代不同，老一代工人生活在“拆分型体制”之中，他们将外出务工与作为最终目的的乡村绵续，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在这一劳动体制之下，农村社会发生巨变，这些变化内化为留守儿童的集体记忆，从而塑造了新一代工人的“悬浮”特征。在普遍“悬浮”之下，新工人用脚投票，逃离“世界工厂”的劳动体制，由此激发出日结劳动体制。实际上，“大神”所处的日结劳动体制是拆分型劳动体制的制度性后果。
本文原载《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原题为《从何而来的“大神”：日结体制与悬浮社会》。篇幅所限，文章有所编删。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从何而来的“大神”：日结体制与悬浮社会
伴随“三和人才市场”等相关影视作品的出现，“大神”作为一种新的劳动者形态逐渐进入大众及学术界的视野。“大神”现象以“三和大神”为典型，最早发源于深圳景乐新村，但是辐射范围早已超出了深圳。百度贴吧“龙华吧”流传着一句话：“三和模式已经传到大江南北，深圳果然是试验田”，贴吧内大神们在线交流全国各地适合“瘫痪”的地点，包括北京马驹桥、上海车墩、苏州三里桥、昆山中华园等十数个“基地”。不仅如此，即便普通的新工人身上，也或多或少带有了“大神”的特征，眼下流传的“躺平”“佛系”即是对这种打工人特征的戏谑反映。这些状况提示我们：“三和大神”尽管仅是极少数人的面貌，却与当下新工人群体之间存在诸多联系。
已有关于三和青年的研究多侧重以白描的方式铺陈“大神”的面貌，或者认为其是微观环境的产物，较少关注“大神”与整体社会环境的关系(田丰、林凯玄，2020；韩彦超，2021；张锡明、程福财，2021；谢素军，2021；赵巍，2021)。本文将“大神”现象放在劳工研究的总体脉络中，刻画其劳动体制与社会形态的面貌，并与中国“世界工厂”的诸多劳动体制进行对照。在本文看来，“大神”及“日结体制”是中国“世界工厂”劳动体制逻辑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背后是新一代劳工群体类似的社会经历和劳动及城市化遭遇。就此而言，研究“大神”的问题，不仅指向“大神”本身，更是对当下新工人命运的深刻关切。
▍ 不稳定劳动、社会经历与农民工的主体转向
传统农民工的典型形象是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坚韧、驯服且任劳任怨。而21世纪的最初几年，人们发现新工人开始具备一些“新特性”:在工作上的耐受力更低、隐忍的动力更弱、更加漂泊不定，“新工人”的议题就此提出(王春光，2001)。学界对工人劳动表现的代际变化已有诸多发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汪建华，2015；纪竞垚、刘守英，2019),但是这一重要“转向”的内在原因与过程却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解释。从社会经历和社会化等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转变过程进行解释，由此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潘璐，2020)。
本文从劳动者社会经历的角度，观察工人生成的过程，寻找那些看不见的却在实实在在地塑造和影响他们的因素以及在这种经历下所生成的农民工主体性。“经历”之重要性，汤普森(2001)讲得非常清楚：当一批人总结共同的经历的经验(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社会经历更倾向于从流动而非固定的角度看待类似“阶级”这样的宏大概念，“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经历强调过程性而非最终的目的地，采用过程的视角来观看历史后果，“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阶级主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并沉淀，“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汤普森，2001)。
本文将以“大神”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极端典型，借用生产体制的理论进行概念化探讨，进而解释其转变和内在主体性的产生过程，努力带回新工人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经历因素，并突出不同代际农民工社会经历的比较，以此展现工人主体性的转向过程。研究资料来自笔者及研究团队2017—2020年间在深圳龙华、龙岗、宝安等工业地带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和互联网民族志研究。在此期间，我们多次进入三和进行实地观察，在成功搭建联系后，在互联网上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踪访谈。除此之外，团队还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式，在“大神”集中的网络社群(百度贴吧-三和大神吧及龙华吧、QQ群内)对他们的言论及行为进行观察记录，由此了解大神的行为特征、行动动因、心理状态、社会态度。
▍日结体制：大神劳动的社会学素描
随着媒体关注的加深，“大神”的形象已多少为社会大众所知悉。在本文中，我们将根据劳动体制理论，围绕“大神”的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市场竞争和国家介入等方面，刻画其社会学特征，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形态进行素描。总体而言，这一群体的劳动体制可以归结为“日结劳动体制”，与学界已研究的各种劳动体制相比，有其独特之处。
三和人才市场附近，充斥着招工广告与熙熙攘攘的人流。三和人才市场隔壁的海新信人力资源市场门口是日结工聚集地，每天早上五六点，天还没亮，便会有中介来招工，届时已有大批求职者在场等待。日结工作需要的大多数是无技术含量的体力杂工，比如酒店服务员、分拣快递、临时保安和工地搬砖等，薪资在每小时15元上下浮动。因其当日结算工资、来钱快、做完第二天可以休息的特性，非常受“大神”们欢迎。抢到日结的“大神们”十几个人挤在一辆面包车里，被送去工作地点，没抢到日结的“大神们”则继续观望下一轮招工，或者干脆放弃找工作转而到附近散步聊天。
青年L1向研究者展示了自己在快递公司做装卸搬运工日结的视频，视频中显示堆得满了成山的货物，需要被人工搬运到别处。他说：
另一个“大神”Y1(男，21岁)谈起在工地的日结称：
尽管过着这种“没有明天的日子”，他们也不打算更换工作方式。M2表示，
M2称自己已经换了二十多份工作，最长工作时间三四个月，最短工作时间只有两三天，做过酒店、物流、工厂里的日结工，每天能拿到50—100元不等的工资。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到三和，找到日结工作后就跟随大巴来到深圳市区，开展一天的工作，晚上七八点左右，大巴又会把他们送回到三和。
三和周围的工厂以流水线居多，订单浮动是正常状况，当工厂车间工人不足以完成订单时，对工人的需求量增加，此即短期工岗位的来源。虽然大多数大神都奉行着“入厂是不可能入厂的”精神信条，但日结工作的稀缺也迫使他们除了日结之外，还会参加为期一周或一两个月的短期工作，其中又以流水线或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居多。
被访者L1说：
他口中的“天空套”指的是防护服，会将工人全身上下严密包裹起来，并配套口罩和耳塞，以防工人受到伤害，“很多都是弄一些有毒有辐射的物质，工价就比一般的流水线高两块钱”。还有相似的无尘服，只露出工人眼睛部分，防止对车间进行二次污染。在这种厚重的劳动防护配备下，工人在工作时的不舒适程度和压抑的氛围可想而知。
L1对工厂工作的不满则在于：
Y1认为：
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L1称：
每天长达12小时的工作时间、工时长、工价低、被强制加班、加班费也被中介克扣，是工人对工厂感到愤怒又无可奈何的地方。“老哥别去，都是黑厂，我们去上网”是“大神们”用来相互调侃的话，但实际上“没钱吃饭，再黑的厂也要进”。“大神”喜欢把进厂工作称为“挑战黑厂”,但很多人会在当天交了身份证过去，当天就回来并宣称“挑战失败”,偶尔向别人吹嘘自己的“黑厂一日游”。
按布洛维的经典划分，劳动力再生产包括两个方面：维持和更替，其中维持指的是劳动者恢复体力脑力的过程(Burawoy, 1976,1985)。对“大神”来说，三和即是他们“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地。三和低廉的生活成本与日结工作的盛行使“做一天，可以玩三天”成为可能，让几乎没有任何财产积蓄，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劳动青年有了栖息之地。
“大神”有的在网吧通宵至天亮，有的住在旅馆床铺，还有的夜宿在屋外的廊檐下。网吧通宵六元，旅馆提供15元一晚的床铺、30元一晚的单间。因此“大神”又分为不同的阶级段位：钱够的在旅馆睡床铺或是单间；钱不多的，睡在网吧；再没有钱的，就睡在海信人才市场门口——这里被“大神”戏称为“海信大酒店”,晚上睡满了“大神”；甚至有些“大神”直接睡到大街上。M3通常选择在网吧通宵过夜，然后第二天早晨再出发去找薪水日结的工作。
M1表示：
M2称：
饮食方面，双丰面馆多年如一日地提供4元一份的面条和米粉，被称为“挂逼面”；渴了就喝2元一大瓶的清蓝矿泉水，俗称大水，2块钱两升，大神上网之必备，喝农夫山泉是大神主要的炫富方式；烟瘾来了就抽2角一根的散烟，实在没钱捡两个烟头过过瘾也是可以的。M1、M2、M3称自己早餐吃的一般都是2元一份的肠粉。但在三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吃得起这样的一顿早餐。
劳动力再生产的“更替”过程，也即劳动者的代际更新，主要涉及劳动者的家庭绵续、子嗣抚养和老人赡养等方面。来到三和的劳动者，往往已经陷入困顿，不愿与家人朋友联系。他们不成家立业，形单影只，更拒绝与陌生人交往。
我们调查中受访的“大神”大都是单身男性，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成家，甚至放弃了成家的念头。往往由于感情不和等因素，他们与父母家人的关系僵化，家庭生活在他们身上不复存在。即便是过年期间，不少“大神”宁可在收容所或者是露宿街头，也不愿意回家同家人团聚。M1今年三十六岁，在三和待了十多年，他连个朋友也没有。但他也并不想回家，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都已经结婚生子，而他没有女朋友，回去“没面子”。
除了不与家人联系，“大神们”也很少朋友。在三和存在着被“大神们”称为“狗推”或“狗带”的群体，沉迷于赌博以后因为还不上赌债，便采用拉人下水介绍大神成为赌徒的方式从中抽成。一些初来乍到的“大神”很容易被“狗推”欺骗，开始参与赌博，染上赌瘾背负赌债后便隐匿于三和再难上岸。久而久之，一些经验丰富的“大神们”逐渐在“狗推”泛滥的情况下学会了辨识，学会了不轻易和他人交心、对自己的个人真实信息保持神秘、维持警惕防备的状态。
Y1说：
对于以前认识的朋友，他觉得：
到三和之后，不断被拉入网络赌博和被黑中介坑害的经历更使得他们对陌生人极度警惕。
长期的招工需求让工厂与劳务中介形成一套对接体系。工厂大量派遣工招收及合同事项交由中介负责，劳务公司只为赚取介绍费，亦并不对工人进厂之后的事情负责。工厂逃避缴纳五险一金，工人受了工伤也不予处理。L1坦言他曾跟中介一起工作过，他说：
L1说起一次被骗经历仍感到大受打击：
然而当笔者问及为什么招工环境那么恶劣还要通过黑中介找工作，大多数回答都是“没得选”。Y1说：
三和周边常常有一些回收身份证、手机、银行卡的小贩，身无分文的“大神”迫不得已会选择在这里低价出售身上仅有的个人物品。当被问及来到三和的缘由时，监管松、不要身份证是大部分人给出的缘由。L2就是将自己身份证卖掉的人之一：
然而，并不是他想离开就能离开。
L1也是没有身份证的人，但他“不是把身份证卖掉，是在早些日子不小心丢了”。平日只能在三和找不需要身份证的日结，或者通过黑中介找到不需要证件的厂活，但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合算的选择：
M2在一次偶然中认识了一位中介，中介表示只要他同意做法人，就给他1000元作为报酬。于是，他配合中介开通数字证书，前后花费了七八天的时间，最后身份证也被拿走了。前前后后，M2共补办了四次身份证，当了四次企业法人。至于数字证书和身份证是否用于别的用途，是否有欠下贷款，他一概不清楚，他甚至觉得这都不算骗，“拿了钱，这就是代价”。
▍ 悬浮社会：“大神”社会形态及其养成
“日结劳动”作为一种劳动形态，其固然存在雇用关系不稳定、劳动保护欠缺等特征，不过这与传统的临时用工并无差别。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劳动体制背后特殊的劳动者社会形态。年轻工人无法顺利实现成家立业、更无法保全其正常的社会形态，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是当下青年劳动者的普遍困境，更是日结体制的真正问题所在。
对传统的零工劳动者来说，零工仅仅意味着起雇用方式的零散化，而其社会状态却是相对稳定的。最为明显的是乡村的临时雇用群体，临时工作作为获得收入来源的方式，是劳动者维持其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与补充手段。这在乡土中国时期便已存在，农民普遍依靠“农工混合”的经济模式来维持社会团结(费孝通，2001;甘阳，1994),不稳定的雇用和工业劳动并不至于对其稳定的社会生活造成冲击。然而，“大神”与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面貌，他们逃离传统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舍弃正常的社会生活，仅保全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的物质需要。参与临时工作并非劳动者努力工作以支持其稳定社会生活的手段，毋宁说，正是由于他们放弃了对正常稳定社会生活的追求，并由此降低了对生活物质与精神的要求，才热衷于日结劳动。如果说传统的临时用工是劳动者无法获得稳定就业机会下的次优选择，那么对大神来说，临时就业就是一个最优选择，稳定就业才是无法获得日结工作之后不得不接受的次优选择。
M1觉得三和的生活像一个简单的游戏：
在他看来，日结类的工作一多，人就变懒了。一些招长期工的工厂招人时，甚至打出入职就发奖金的广告，但一些人仍不愿意去。
M2表示：
M3和M4称：
M5表示，
M6这样解释自己的“大神”生活：
田野中的若干案例给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大神们放弃稳定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出生于1992年，16岁就离开广西老家在外工作的青年小培，最初在深圳B公司从事汽车喷漆工作，尽管工作辛苦、环境较差，但是工作稳定、薪水较高，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把钱寄回家给爸妈，假期时间也会来到附近城市看望姑妈等亲戚。2012年，由于对工作环境生厌，他辞职离开公司，开始寻找别的工作，逐渐与家人失去联系。刚开始，他称自己与朋友合伙在上海投资开旅馆，但是不久投资失败，自此彻底与家人失联，在此期间父母不知道他身在何处，甚至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直至2020年回到深圳工作，才与家人联系上，但是由于身负债务，仅以打零工为生，极少联系家人，即便回到家乡也不进家门，与家人亲戚的联系也仅限于没有伙食费之时向亲戚借钱，家里的人和事似乎与他已无关联。而1994年出生的女工小连，先前一直在工厂稳定工作、小有积蓄。后来和朋友一起参与网络赌博，沉迷网络赌博的时候“一个晚上就输赢十几万”,最终不仅把自己几年打工挣下的十余万元存款全部赌输，还通过网络借贷身负沉重的债务，难以上岸。经历了这样过山车般的金钱输赢进出，她再也难以忍受在寻常的工作岗位上挣工资、存钱，开始过着半流浪的生活，平时就在网吧、肯德基等地逗留，实在没钱了再打零工糊口。
在失去了稳定的生活目标的前提下，“大神”们普遍不愿意再去忍受艰苦的工厂劳动。他们说自己“越玩越散”,指的就是这种由于无所寄托、无所负担而失去了生活与工作动力的状态。与老一辈工人只要有钱就愿意干、积少成多的劳动付出相比，“大神”认为“处处是黑厂”,不愿意为了工资放弃逍遥自在的生活。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成为他们生活的最重要的目的，而传统的社会角色与社会期待，似乎已成为韦伯意义上“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韦伯，2010),作为身外之物可被轻易抛弃。
日结劳动的突出特点由此体现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一方面将“维持”的标准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则放弃了劳动力的“更替”。劳动者放弃了“社会再生产”的内容，其社会状态可以定义为一种“悬浮社会”:劳动者与乡村社会及城市社会之间的有机连带已然断裂，人生不再以建立完整的家庭、进行家族绵续为目的并付出艰苦努力，而是放弃生活及社会发展长远规划，通过降低生活要求，聚居都市地带，来享受自由、轻松、散漫的生活。由是，他们陷入自暴自弃的境地，试图以对自由的向往、逃离工厂企图获得对自我人生的掌控感。
如果说“悬浮社会”是以“大神”为代表的新一代劳动者突出的特点，那么为何不同代际的劳动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面貌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两代人在不同的社会经历之下，经由不同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孕育所催发的不同后果。由此，我们需要回溯第一代劳动者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经历，并比较新一代劳动者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经历。
四十年来，中国第一代劳动者在“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下，虽然家庭分散、无法团聚，但是都努力通过给家庭汇款、再嵌入消费的方式努力“做家”。在此过程中，家庭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存在，流动中的父权、“做家”的行动以及跨地域的“亲代在位”等作为家庭的表征出现，是家庭成员不在场的条件下的家庭有效维续方式(金一虹，2009,2010;张少春，2014;吴重涵、戚务念，2020)。这种“流动中的家庭”是传统家庭在家人外出工作、家庭成员离散之时的动员能力的体现，展示了中国式家庭独特的韧性(谭深，2011)。在第一代农民工看来，老家的社会生活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主角”,而城市工厂的劳动只是工具性的“配角”。
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搭配的方式，与他们的成长过程与社会经历有着内在关联。第一代工人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在农村社区，受到中国传统的家庭、宗族文化氛围的影响，经历了农村社会的熏陶，基于乡村生活建立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要完成家族绵续的重任，在农村的面子竞争中努力向上流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离开农村老家进入东部沿海工厂工作，为的是完成前述人生的关键任务。可以看到，将这些农民塑造成为工人背后的社会过程，并非来自于城市生活，而恰巧是基于农村社会生活的锻造。即便是远离家乡、进入工厂之后，表面看工人并无过多的社会操演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没有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他们而言，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挣钱并将工资寄回老家完成“关键任务”,即是在操演自己的社会身份并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他们的根紧紧地联系着农村，这就是第一代劳动者劳动付出背后的社会观念，也是支撑着第一代劳动者温顺、顽强、高忍受性的劳动特点背后的社会基础。
然而，这种社会观在不同代际间进行传承时遭遇到了挑战。访谈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责任感与老工人明显不同。年轻工人家庭责任感普遍缺失，相当一部分青年对组建家庭没有向往，即便组建了家庭，也无法保证家庭的稳定性。不少工人将组建家庭视同儿戏，轻率地同居、结婚，又同样轻率地分居、离婚。问及家庭关系破裂的缘由时，受访者往往回复由于吵架、性格不合或者是生活压力。在婚姻前、婚姻中，玩一玩的心态和行动十分普遍。跨地域婚姻、不断流动的状态，以及城市社会的诱惑力进一步瓦解了家庭存在的根基。这种轻易组建和瓦解家庭的行动，可谓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年轻工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和为家庭付出和隐忍的动力。
在留守生活时期，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社区人口流失、红白喜事压缩，社区公共生活大幅缩减，乡村生活内在意义感降低，基于农村传统内在要求的社会化过程在第二代劳动者身上并没有完全实现，这就导致第二代农民工不愿意以农村中世代相传的目标作为生命准则，不再如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遵循农村传统的意义体系，毕生奋斗去完成抚养优秀的后代、修建体面的住宅等关键任务。留守时期的社区生活单调乏味，大部分留守儿童被游戏工业捕获，留守生活的社会生活是围绕“游戏的世界”展开的(张明皓、叶敬忠，2019;王欧，2019)。某种意义上，“大神们”在工作岗位上沉迷于“游戏的世界”并非城市生活期间新的习得，而恰好是乡村留守期间游戏沉迷的延续，因为其在乡村时期的生活重心本就不在社区中，而是在网络世界内。
同样，进入城市以后，其劳动经历和城市化经历同样让他们在现实中发展稳定社会关系面临困难。劳动环境的枯燥、严苛、乏味令他们难以在某个工作场所长久坚持；而居无定所、不断漂泊的经历，使他们少有机会参与到社区生活中并形成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他们也无法如一代农民工一样，在城市里重建一个类似浙江村、河南村的基于老乡关系的“飞地”型社区，或者借由乡村的社会关系巩固城市的社会基础，更遑论通过结识城市市民搭建新的关系，实现社会资本的正向增长。陷入网贷、网赌陷阱以后，由于身负重债，大部分的大神更是主动斩断了与亲戚朋友的一切联系，社会资本急剧下降，产生了社会资本的负向转化。
由此可见，正是第一代农民工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工作所塑造出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构成了培育第二代农民工社会形态的基础，这就是新工人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两代劳动者不同的社会再生产的情境，以及不同的社会经历塑造了不同的社会主体。而且从某种程度而言，“大神”的产生是根植于第一代劳动者的劳动体制内部的，维持第一代劳动者社会再生产的拆分型体制，内在地孕育了充斥日结体制的“大神”,此即劳动力再生产的代际效应。
▍日结体制与“世界工厂”劳动体制的形态学
过去四十年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劳动场景，汇聚了大量的劳动者，更塑造了多种劳动形态。因全球化资本进入中国、与中国发生碰撞所产生的不同处境，产生了劳动过程、市场竞争、国家介入、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同属性和配置，也就产生了不同劳动体制。这些不同的劳动体制，构成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各个片段。
根据布洛维“劳动体制”的概念，学界已经围绕南海本田、富士康、自耕农、内迁工厂等不同的劳动场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整理出若干劳动体制的类型。下表中我们总结了若干中国场景下的劳动体制，并在工厂政体的四个维度上指出他们与日结体制的异同。
显然，不同劳动体制展现的是资本在进入中国场景之下的不同处境和的不同策略，及他们与劳动者之间角力的最终效果。常规工厂专制体制下的劳动者，因资本在市场竞争方面的强势位置，以及工厂劳动过程、管理风格的要求，为劳动者的社会空间打造了一个发展的可能。准军事化工厂专制体制之下的市场竞争压力和管理风格，使得劳动者更多地处于高强度的劳动和低度社会生活之下，典型地呈现在富士康军事化管理的劳动体制之中。在“世界工厂”的附属地带，菜农、养猪农等非正式产业，依托自我劳动政体以自我规制的方式服务于世界工厂，但是非正式产业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帮助其维持社会内部团结，通过“做家”维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在内迁工厂中，工人通过在本地居住和本地工作保持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统一，通过将工厂放置在地方传统和地方脉络之下，工厂管理和劳动过程进行了适度退让，给工人创造了一定的社会空间。日结劳动体制，则以“世界工厂”的浮动订单为劳动岗位，长时间、高强度和重体力投入，在劳动者一端则仅维持日常体力，放弃了劳动力再生产更替和长远发展的可能。不同劳动体制的组合，构成了“世界工厂”的劳动体制的整体。
如果依照劳动体制的四个维度分别排序，就能得出不同劳动体制的系谱。
表面看起来，日结劳动体制与“世界工厂”之下其他的劳动体制都有所不同，不易直接比较，但是当我们将之进行排序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不同劳动体制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从国家介入、市场竞争、劳动过程还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看，尽管在右端，不同的劳动体制所占据的位置各不相同，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层面，日结劳动体制占据的是最为左端的一维：国家介入最少，市场竞争体现得最激烈，劳动过程的掌握程度最低，劳动力再生产的稳定性最差。
“世界工厂”不同劳动形态的谱系折射了日结体制在逻辑上与其他劳动体制内在的关联。可以看出，不同的劳动体制的出现并非同时产生的，而是有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的。一方面，后来的劳动体制有可能是对先前劳动体制的调整——例如内迁工厂的劳动体制的产生，部分地就有东南沿海“世界工厂”在招募劳动力方面面临困难的原因；另一方面，后续劳动体制可能是之前劳动体制的逻辑结果。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分析的一样，正是拆分型劳动体制所附带的留守经历、离散家庭、乡村抽空、社区瓦解等因素，直接塑造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定的成长和社会经历，并孕育了“三和大神”的内在主体。在此意义上，日结劳动体制的产生正是以拆分型劳动体制为代表的诸多中国劳动体制的制度性后果。
▍ 结论
“大神”的生存状态令人惊愕。“日结体制”下的“大神”工作、生活、家庭关系、人际交往、未来预期都极不稳定，高度原子化和短视化，并放弃了劳动力的再生产的努力。相较于传统中国劳工驯服耐受、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形象，短短几十年间，劳动者群体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难发现，作为新劳工的“大神”与老一代工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其内在的社会形态的不同：老一代工人的“社会”,是乡村基于家族绵续和面子竞争等内容所构筑的伦理社会，而新工人的“社会”,是与乡村脱节、又无法嵌入城市社会的“悬浮社会”;而如何理解劳工的这些变化，需要追溯劳动者的社会经历，塑造这一代劳动者的政治—社会环境，和他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种劳动体制不同于以往针对农民工的观察中所发现的常规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自我生产政体等，比较的视野可以看出，日结体制并非仅仅是中国多种形态劳动体制的一个新增片段，更可能是前述体制的累积效果的体现。
四十年来，拆分型体制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是劳动者同意作为临时工具性安排的外出务工和作为最终目的乡村绵续之间的相互组合与搭配。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拆分型体制也是一种在商品化浪潮之下劳动者与资本之间基于“同意”而建构的劳动体制。然而这种权宜之计的安排下所造就的劳动体制，作为一种体制机制，产生了“未预料”的体制性后果。在拆分型体制下，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成为留守儿童的核心社会经历，经由集体记忆内化到留守儿童身上，从而生成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此即社会结构化的过程。这一后果其对“世界工厂”的维持，也产生了反噬的后果，即劳动者用脚投票，逃离“世界工厂”,倒逼“世界工厂”改变过往四十年间所建立的劳动秩序。在此意义上，日结劳动体制本身就是拆分型劳动体制的制度后果，体现出了制度的思考与再生产过程。
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尽管“大神”仅仅是新一代劳动者中的极少部分，但是“大神”的出现，提示了中国民众和家庭在市场大潮冲刷下逐步失去韧性的风险。由此，改变“世界工厂”的劳动体制，打造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劳动形态，应当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必要议题。
本文原载《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原标题为《从何而来的“大神”：日结体制与悬浮社会》。 欢迎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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