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龙 编辑|李克难
哈尔滨市对森耀律所四名主犯公开庭审后，森耀所更多的被告正陆续面临审判。6600多的受害者，被一份名单所分割。其中5500个名单上的人等待森耀案的全部审结，有望从公安追缴的资金中拿回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但剩下1000多名“2015年3月以前签订合同”、“代理律师为真律师”的被害人，尽管遭遇一样悲惨，却难以随刑事审判的进行而获得赔偿。在这其中，民间借贷纠纷占了其中很大部分。
尽管森耀也有一只名副其实的律师队伍，但结案后一些案件也未尽到律师职责。
71岁老人彭琴几年前，为好友儿子办的小额贷款公司放了126万，其中除了80多万退休金，她还借了40万。“我就相信他，因为他是朋友。他是白手起家，租了三层楼，又是车又是房什么的，红红火火的几年。虽说2分利，我百分之百相信了。”
但这朋友最后爆雷了。具体资产摸不清，彭琴想到了法律。当她来到了森耀，遇到的是执业律师纪长武。纪长武说，“我们优秀的律师团队，一群主任律师帮你排忧解难”，把彭琴说得心花怒放。彭琴问，要是对方没钱怎么办？对方回答，“我们挖地三尺，也能把他的资产给你拿出来拍卖。”纪长武还承诺，3到6个月内，全款到位。彭琴嫌太久，因为还背着借款的利息，但也只能咬牙忍着，接着签合同，交了7万。
一位被害人与森耀的合同封面。图片 陈龙
然而钱一交，森耀方面就变了脸色。彭琴说，这官司不用打，只需要执行。纪长武说，没有判决书，没法执行。他私下问彭琴，“我要给你打赢了，你给我你怎么表示？”彭琴只能说，钱执行到位后另算一笔。事后彭琴气愤，“你看这就他们雇的这些个，这叫正规律师……”
一个又一个礼拜，一个又一个月，没有丝毫进展。年近七旬的彭琴一次次来找森耀。在森耀大厦六楼，她见到的是一幅幅“无赖嘴脸”、“流氓派头”。她质问为什么拖了好几个月，森耀的人威胁她，“你再这么的，我顺窗户给你撇出去。”彭琴不服软，“你试试。真吹你，那我可这真是找对地方了。”随后立刻冒出一帮打手，“我说干啥？你们黑社会啊？你们这什么地方……”
2015年至2016年7月，号称“东北最大律师事务所”的森耀律师大厦。受访者供图
怕孩子责怪，彭琴至今瞒着两个孩子。有一天在医院，她听说纪长武受审，因敲诈罪被判15年，拍手称快。“敲诈当事人一百多少万。法官让他还钱，他说，我不还，我没有，我钱花了。这就是他们森耀的律师。”
田成香的丈夫2015年4月从小区三层高的天井里掉下去。丈夫住院期间，家人找物业赔偿遭拒，不得不问亲戚借钱看病。他们找到森耀，希望早点拿到赔偿，付医药费。8个月后，丈夫去世，物业的律师主动来和解，希望赔付20万后家人不再追究，田家希望赔偿金60万。
这时，“正规律师”名单上排第8位的森耀律师杨纯华打断调解，“他就拍着胸脯，说有我呢，这都准赢的，差好几十万。” 杨纯华保证，他能为他们拿到五六十万赔偿金。代理费商定3万，田成香先交了1万5。然而此事一直没有进展，他们不仅没得到60万，连20万也没了希望。森耀事件后期，刚毕业的儿子受到不明力量的威胁，不仅不为父亲伸冤，反而力劝母亲“这事不要再追究了，提也别提”。
虽然早已放弃了为丈夫申诉，但田成香有时候还是积极地跟着大伙一起跑各个部门，毕竟，丈夫出事后的一系列麻烦，都是因为森耀。有一天她跟难友们说笑，“老公死了四年，我一直在跟森耀斗，头发都等白了……”
姜秀云多年来一直做皮草生意，2014年，她先后发现丈夫在外面跟两个女人同居，她忍不了，决定离婚。
2015年11月，她找到森耀，希望离婚分割1000多万的财产，把丈夫占有的财产都拿回来。第二天签的合同结尾手写道，“甲方协助乙方做到王某净身出户。”分给她的律师，是纪长武，要价20万。“干哈这么多钱呢？你不是官司不赢分文不收吗？”姜秀云反问。对方回答，“我们打官司也需要钱啊，还得给人家法院点好处。”纪长武夸口，“我还能给你打回来一千三四百万。”姜秀云说，“一千万就行了，我不需要那么多。”
“一听这人说话，就是个律师，嘴岔子挺厉害的。”姜秀云信了森耀，交了20万。可没过几天，森耀又问她要了两次差旅费，她交了2千，又交了5千。12月1日纪长武通知会见，姜秀云去了森耀律所，纪长武说，“你这一千万的官司，20万不够啊，还得交5万。”姜秀云觉得20万都交了，也不差5万，又去财务窗口交了。没想到再上楼见到纪长武，他又说，“25万不够，还得再交50万。”
姜秀云脑子一下子炸了，“我一看，完了，上当了！”果然，一直到森耀事发，森耀没再找过她，她打电话给纪长武时，对方就以“嗓子坏了”等各种理由推脱。而2018年5月一审判决后给出5500个受害人名单，姜秀云不在其中。“警方就说我是正规律师办的案，不算被害人。”
因为被法院排除在“受害人名单”之外，他们到各个部门申诉。此为信访部门的驳回通知。图片 陈龙
森耀案的受害者中，相当比例的案件都是民间借贷导致纠纷的执行难问题。在森耀的受害者很多都相信，一家律所便能有“能量”为他们摆平执行的问题。
郑敏借给朋友9万4，钱不多，也被森耀一系列广告和“实力象征”给迷惑。“我当时就说，这官司我自己打也能打赢，因为有欠条的。但官司赢了以后，你能不能保证给我执行回来？”对方保证连带执行。于是她交了1万零5百元的代理费和差旅费，听从安排在家等。谁知法院开庭时没有任何人通知她，案件以自动撤诉处理。森耀案发后的2016年9月，她自己去立案，没请律师，赢了案子，却依然拿不回钱。“去找森耀的时候，欠钱的那家单位还在，后来就倒闭了。都是森耀给我拖黄了……”
张春燕2000年借给朋友29万，出于信任并没有打条子，但对方承认，2009年补了欠条。但没过一年，朋友两口子离婚。“他们是婚前找我借的钱，一审时，男的自己把债务揽过来，把有钱的媳妇给摘清了。”张春燕找到了森耀，商定代理费3万5，先交2万5。也同样是“什么事都没做，连个律师也没给我”。因为和森耀签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2月，她也被排除在名单之外。
秦桂英同样是欠款问题，货款13万，找到森耀时，同样是听信了“这官司打不赢我们不接”的甜言蜜语，也信了罗景昕的广告，觉得森耀“有手段”。2015年5月签合同，她就交了1万代理费。派给她的律师宋洪文，在事后公安出具的森耀律所28名正规律师名单中，排第6位。秦桂英把证据相关的资料、光盘和U盘交给宋洪文。
开庭的前五天，秦桂英请宋洪文和他的朋友在森耀大厦旁的喜家德吃饭，当面给他1千元，晚上，宋洪文给她发来一个银行账号，又问她要1万，暗示需要行贿。开庭时，坐在辩护席上的宋洪文一句话没说，秦桂英完全不懂应对，案子竟然输了。森耀案发后，她找到宋洪文，要求退钱，宋洪文只退了1万1千元，但拒绝退还代理费，还说，“你爱哪告哪告去。”
2018年8月23日出炉的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四名主犯的一审判决书后面，附了5503个森耀案受害人的名单，长达98页。然而，也正是这份名单，让一大批受害人陷入困境。
一审判决书显示，检察机关起诉宋立国、宋立辉等人犯罪行为起讫时间为2015年3月到2016年7月；同时“公诉机关指控的是森耀律所非诉组实施的诈骗犯罪，而未指控在森耀律所注册的28名执业律师”。这样，“森耀案受害人”身份被划出了两个红线，剩下1100多名2015年3月以前签合同、代理律师在28名执业律师名单内的当事人，被排除在外。
2016年7月，被害群众在森耀律师大厦前维权。后期森耀一再变换马甲，此时已更名为“京成律所”。
至今，28名职业律师中，只有纪长武被以敲诈罪获刑十五年。
近一年以来，被排除的1100“没名人”陷入焦灼。他们认为森耀案是一个集体诈骗案，2015年3月以前也属于诈骗，“真律师”也实施了诈骗。他们多次给相关部门投公开信，呼吁政府一视同仁，将他们也纳入被害人名单，但始终无果。
而在案件起诉阶段，起诉书中便以排除了红线外的1100多人，而这些受害者也没有察觉，从而错过了最佳维权时机。
2019年3月初，没在森耀“被害人名单”上的人们，到市检察院申诉，听取一名法官解释。图片 陈龙
毫无疑问，检察机关要证明没有律师执照的人谎称是律师代理案件构成诈骗罪，要比证明有律师执照的人没有诚实代理构成诈骗罪要简单直接得多。而要证明后者，检察机关还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地去考察具体细节。
按照法院一审判决，这1000多个被害人的情况不属于刑事案件，可以走民事诉讼程序，通过民事赔偿维权。但受害者们大半年来却几乎无人立上案。2月底，《凤凰周刊》记者跟随一批被害人前往道外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哈尔滨市司法局、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看到的是各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
《凤凰周刊》所见的森耀合同，几乎千篇一律，条款看似正常，只在封面上写上大字体的“官司不赢分文不收”和“北京总部”的电话，合同结尾有手写的附加条款，一般都是森耀对办理时间和结果的承诺。但所有人的合同落款和印章都是森耀律所，没有填写律师。
“公安说受害人身份由法院认定，所以不给立案，检察院说立了案才接收，司法局说森耀案已交给公检法处理，道外经侦队躲我们，信访局直接不受理我们的事情，政法委、纪委开了协调会也没答复……”一位受害者告诉记者，因为所有合同都是和森耀律所签的，即使律师没有被抓，他们也不能起诉律师，而现在被排除在森耀集体诈骗案以外，他们没有了起诉对象，无法立案。而许多人的案子很快就要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了。
一个装饰公司老板，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用律所坑害6600多名受害人，重创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和秩序的信任，性质之恶劣，在中国司法史上创下了首例记录。森耀“祸患”还远未结束，数千名受害者虽然大部分被登记名册，等待案件的最终审结，但还有上千人不被认定为受害人，陷入无助。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凤凰周刊】创作，独家发布在今日头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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