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7期，原文标题《中国南粤到越南：出海企业众生相》
从中低端加工厂到行业领军品牌，不同背景的制造企业及其供应链从中国东南沿海转战越南已经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尝试，收效不一。在全球贸易环境剧变的背景下，从南粤到越南，故事尚未结束。
文 刘怡
摄影 李亚楠
时隔十年，陕西人黄碧星依然能回忆起自己最早生出“抢滩越南”念头时的情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二年，和我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一家东莞玩具制造商准备迁去东南亚。他们的老板是台湾人，跟越南的台湾商会交流很多，掌握着稀缺的一手信息。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这位台商建议我们这些供应链企业也早做准备，提前布局越南市场。我当时想，多看看、多听听总没有坏处，就开始关注越南的潜在机会。”
人到中年的黄碧星，2000年前后开始在广州创业，如今在肇庆市拥有一家年营业额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的化工原材料制造厂。他的企业主打真空镀膜涂料的研发和生产，产品广泛用于圣诞饰品、玩具、鞋跟、化妆品包装、汽车内饰以及手机外壳的内外表面喷涂，属于制造业上游的细分领域。“化工是一个看上去比较‘土’的行当，但我们和全球市场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黄碧星向我介绍，“每年生产出的涂料，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在制作圣诞球时、喷涂出外表面的亚光效果的，这些圣诞球绝大部分将出口到北美和欧洲市场。国际大牌香水的瓶盖和汽车、摩托车的表面装饰板，会用电镀工艺做出亮晶晶的效果，这当中用到的涂料也是我们这类企业生产的。所以外贸环境一起变化，我们受到的影响也会立竿见影。”
起意虽早，落实出海的步骤却并未一帆风顺。2009年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越南工人的整体素质和薪资结算方式与中国东南沿海差异甚大，贸然投资存在风险，故只能暂时搁置。到了2014年，随着三星、富士康等知名智能手机生产厂商陆续公布在越南扩大产能的消息，黄碧星再度开始行动：他在胡志明市设立了销售代表处，广泛寻找下游客户；并于2017年收购了当地一家规模较小的涂料生产厂，准备升级设备、大干一场。但仅仅一年多之后，激情就回归到理性：由于关联制造企业进军越南的速度低于预期，黄碧星发现扩大当地产能最终将导致上下游的“倒挂”。他决定关闭工厂，在越南市场只做销售、不介入生产。
复盘海外寻路十年的得与失，黄碧星并不认为自己错过了乾坤一掷的良机。在广州黄埔的公司总部，面前摆放着形形色色的圣诞球样品，他侃侃而谈：“制造一个圣诞球、一件化妆品瓶盖，可能不需要什么高大上的技术，但生产用于这些成品的真空电镀涂料，却是标准的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迁址时需要考虑的远不只是土地和人力成本那么简单。”在玩具和塑料制品产业中，黄碧星的企业属于制成终端的上游；但在围绕真空电镀技术形成的细分领域，他又成为专业设备制造商的下游，出海之前需要考虑整个产业链的动向。
出口玩具和日化包装行业在广东落户二三十年，最大的溢出效应是在南粤形成了完整的上游供应链，从电镀设备、化学制剂到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一应俱全，并且分布相当集中。产业链按兵不动，单个出海企业便只能独自承担一切成本。“越南并不是遍地黄金。它向化工企业开放的工业地块不多，报价不菲。现在设备制造商不走，我们孤军深入，机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要从国内带去，已经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即使当地工人的薪资水平低一些，化工原料便宜一些，但除非来自终端的需求能有显著的长期增长，否则回本周期依然很长。”审时度势之后，黄碧星决定安心做好上游：他在越南的销售业务已经成熟，下一步则打算进军印度。
有人决意留守，也有人已经南行。十年前游说黄碧星转战越南市场的那位台湾玩具制造商，最终将他的厂房从东莞迁移到了岘港（Da Nang）。在继续经营南粤“主战场”的同时，逐步启动越南后备工厂的规划建设，成为一系列外资企业殊途同归的尝试。2015年越南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意向确定之后，在东莞、深圳等地经营已有二十余年的多家台湾成衣和鞋品制造商更是集体南下，形成了越南外商直接投资（FDI）版图上，仅次于韩国和日本资本的“第三极”。历经四年沉浮，到2019年初，越南在智能手机和鞋类两项商品方面的出口额均稳居世界第二，分别占据全球同类商品出口市场份额的7.4%和10%，已经在向有着“国际制造名城”之称的东莞逼近。而当国际贸易环境于2018年发生剧变之后，2019年前两个月，累计有5.9亿美元来自中国大陆的FDI在越南落地，占该国新注册资本总额的24.1%。布局越南，已成“现在进行时”。
“越南政府对FDI一向持开放态度。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与越南文化背景类似，又经历过中国经济的起飞期，进一步进军越南市场自然占有先天优势。”越南工商总会（VCCI）法律司司长窦英俊（Dau Anh Tuan）在邮件中告诉我，“但‘投资环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外资企业既要经营好政府关系，又要和员工乃至当地民众打交道，需要留心的问题还有很多。”在这方面，最鲜活、也最深刻的体验无疑来自过去十多年间从南粤进军越南的先行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亲历了过去40年亚洲经济的两个、甚至三个增长窗口，自身便构成一部完整的经济史教科书。只是要翻阅这些大书的目录，你必须首先骑上摩托，进入多雨的越南腹地。
像许多笃信凡事亲历亲为的老一辈企业家一样，罗子文的别墅就建在凯胜家具位于平阳省（Bình D??ng）美福工业区的1号厂区内。最近几个月，随着一系列面向北美市场的出口家具订单从广东转移至越南，他的访客已经变得络绎不绝。“每隔四秒钟，这里就有一件家具组装完成”，面对转单增加带来的产能压力，罗子文显得信心十足。他刚刚敲定了凯胜家具在台湾证券交易所IPO的细节，已经是一位准上市公司董事长了。
负责1号厂区日常管理的特别助理杨新满带我们乘高尔夫球车参观主要车间。“30公顷的厂房，7条生产线，6000多名员工，每个月1000只集装箱的出货量，这还只是1号厂区的规模。”杨新满介绍说，“占地25公顷的2号厂区也已经在试运行阶段了。到今年年底以前，还会有5条新生产线投入运转，两个厂区的工人总数会突破1万人。”管理新厂区的中层员工，部分来自2016年停产的深圳旧工厂，“除去创业阶段跟随罗董过来的台湾员工外，我们也带来了100多位中国大陆籍的管理骨干”。
家具制造业以往时常给人一种技术含量不高、极度依赖劳动力数量的印象。但在凯胜1号厂区，工作时段的人员密度却大大低于我的预期。除去板材检查、干燥、质检等环节尚需要大量人工作业外，线型切割、雕花、喷漆、烘干等程序，大部分已经改用数控机床（CNC）以及其他自动化设备来完成，工人只负责维护机器和清扫锯末。“传统的小型家具作坊高度依赖工匠的个人手艺和经验，肯定不适用于大规模量产。”杨新满介绍说，“北美客户对高端家具的要求是以标准工业产品作为准绳的。无论是不同原材料的湿度、每个部件的尺寸还是成品的牢固性，都有量化指标作为规定，不是个人手艺的精湛可以应付的。”应对策略便只有同样采取工业化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凯胜集团在美福工业区高达1亿美元的投资，除去支付地租和人工费用外，大部分便是用在采购精密机械设备、建立细节测试实验室以及兴建恒温恒湿的原材料存放仓库上。“人工做出的木制薄片雕花，误差至少有几毫米；改用激光雕刻机，0.6毫米的图案也可以做到精准稳定。”杨新满显得很有自信，“以自动化生产线作为依靠，我们能做到客户下单任何形式的定制产品，都能在30天之内出货。”
越南凯胜家具董事长罗子文
整个2018年，凯胜家具的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占据越南出口家具市场5%的份额，在对美出口方面尤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不过对这一业绩，罗子文并不显得十分激动：“如果从1977年在台中丰原开始做家具算起，我已经创了三次业，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在台南、90年代在深圳，以及21世纪初在平阳。虽说每个阶段面临的投资环境不完全相同，但总有可以沿用的经验，一次比一次弯路走得少。”贸易环境剧变给他带来了机遇。“关税压力骤然加剧，直接影响便是出口订单可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从广东转移到越南。去年越南家具出口市场的总规模大概是50亿美元，今年则一次性会多出30亿美元的新订单，这对凯胜这样在本地深耕有年的企业是利好消息。”2号厂区建设速度的加快，正是为了应对转单的增加。
相当巧合的是，罗子文的三次创业，正好对应上了亚洲“雁行”经济版图中三个不同区块的起飞期。70年代末他开始从事家具业时的基地台中丰原，是彼时台湾木材加工业的中心之一。从丰原、云林斗南再到台南，凯胜早期经营的据点大都背靠台湾中南部森林木材的原产地，并利用台湾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的机会，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木制家具。1989年之后，台湾劳动力价格上涨、人力短缺的问题开始浮现，加之政府出台了禁止砍伐山间林木的政策，凯胜的第一个“红利窗口”开始关闭。恰好此时两岸关系逐步解冻，中国大陆市场开始向台商放开。罗子文当机立断，决定大举西进。经过一番摸索和沉浮，凯胜最终在深圳站稳脚跟，到2004年时已经拥有3800名员工和4600万美元的年营业额。但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商务部在部分本土家具制造商的求告下，裁定7家中国家具制造企业在美国市场倾销木制卧房家具，宣布对其征收从0.79%到198.08%不等的惩罚性关税，这令罗子文感到了警觉：“当时对美出口家具的平均税率是7.24%。一旦反倾销纠纷变得长期化，将近200%的关税压上来，企业十年之内都不得翻身。”于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尝试分兵越南。
在罗子文看来，2004年时的越南恰如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有家具制造业需要的大块闲置土地和廉价劳动力，员工人均工资则只及深圳的半数。他坦言，“越南的法律法规、政府的态度其实跟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一模一样，而且很多法律条文就是抄袭自中国”，这降低了凯胜集团适应新环境的难度。作为全球橡胶木主要产地之一，越南可以提供生产家具所需的部分原材料，对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进口木材也逐步取消了关税，这让罗子文感到前景可期：“凯胜制造出口家具所用的木材对品质和数量要求很复杂。在深圳时，大部分原材料不能由中国大陆供应商提供，需要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原材料进口时计一次税，运销美国时又被美国那边计一次家具出口关税，成为不小的负担。到了越南，两笔钱都可以省下来，对竞争力有帮助。”
从2004年到2016年，花费12年时间，凯胜将深圳老厂的产能以“蚂蚁搬家”的方式逐步迁移至平阳，最终在2016年彻底关闭了老厂，在广东仅保留销售部门。贸易环境剧变之后，同行企业纷纷感叹凯胜有先见之明，在中国大陆的“红利窗口”结束之前又赶上了越南经济的起飞期。但在罗子文眼里，这不过是一系列经验和教训累积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时，因为对投资环境和政策不熟悉，我最早选择了北京的平谷作为落脚点，结果几年时间几乎把1000万新台币亏光。现在不会再做这种赌博式的冒险了。”布局越南使他赶上了第三个“红利窗口”，但越南不会是最终站：“三次创业的经历让我逐渐认清了，在全球化时代做生意，向着土地和人口更廉价、税收环境更优越的地区去永远是一种常态。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制造业，都不可能摆脱这条规律。做企业没有永远的‘福地’，‘福地’是要靠自己去发现和开拓的。”
下一步，罗子文的打算是在美福工业区开辟一个占地6000亩的综合产业园，把在深圳经营时合作的供应链企业一并带到越南来。“我们现在可以自己做成品、做包装。但本地承接家具制造业上游的供应商毕竟只经历了10年左右的孕育期，现在还没法做到完全自给。现在搞的这个产业园，其中有免税仓、有不同环节的加工车间和厂房，用途不是出售，而是租给希望从广东转战越南的供应商，尤其是资金比较紧张的中小企业。也许再过20年，家具业不会再是越南政府大力扶持的行业，但至少在目前，本地政府认为这项产业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并且对开发本地的人力和土地资源是有帮助的。我们也希望利用好这第三个‘红利窗口’。”
回忆起设厂深圳时代打过交道的中国大陆同行，罗子文有一个微妙的发现：“和台商相比，陆商在过去20多年里坐拥天时、地理，有可观的本土劳动力资源、供应链以及物流网络作为凭靠，因此习惯了靠价格战取胜的策略，对全球经济周期的变化不敏感。”抢滩越南的台商，大部分经历过90年代初台湾本土制造业增速的放缓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对“由盛转衰”和“飞来横祸”有着痛苦而深刻的体验，因此更明了未雨绸缪、保持机动性的重要性。“过去分布在广东的台资传统制造企业，比如制鞋、成衣、自行车，最晚到2015年都已经着手向越南转移产能。电子代工业是相对滞后的，但他们投产快，大部分也已经在运转了。”
从罗子文的家具帝国西行50多公里，进入同奈省（??ng Nai）壮奔县的胡奈3号工业区，“越南精密工业”（VPIC）的白色厂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全球重型机车（摩托车）产业里，越南精密的地位相当于手机界的富士康。”多次拜访过该厂的台湾资深媒体人林凤琪告诉我，“大名鼎鼎的美国‘哈雷’、意大利‘杜卡迪’以及德国BMW竞速重型机车的车架，都是由这家公司生产的。”公司创始人李育奇的女婿、也是越南精密旗下子公司盛邦金属的总经理吴明颖正在台北，他通过电话告诉我：“过去几个月，来自中国大陆的出口转单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公司为此正在加速采购各种数控机床，以便扩大产能。这是过去若干年未曾有过的现象。”
在今天的越南，摩托车依然是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在南部商业中心胡志明市，上下班高峰期的摩托大军已经成为一道都市景观。从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区涌向周边城市的产业工人摩托群，绵延可达数十公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越南精密落户东南亚的轨迹，同样和这场“摩托战争”有关。公司创始人李育奇通过助理告诉我：当他在上世纪70年代从高雄工业专科学校（现为高雄应用技术大学）模具科毕业后，便进入知名摩托车车架代工企业丰祥金属工作。“当时全球城市轻型机车的市场大部分控制在日本品牌手中，而日系机车的生产线主要在台湾。丰祥作为本田、雅马哈（山叶）两大品牌的主要代工厂，是台湾机车制造行业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家是三阳和光阳，他们也是依靠和日本厂商的技术合作起家的。”
和罗子文一样，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李育奇也感受到了台币升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台湾代工机车出口造成的压力。1992年，三大品牌之一的光阳率先启动生产线外移，落户当时还属于处女地的越南同奈省，连带“召唤”来了40多家制造后视镜、避震弹簧、消音器等上下游零部件的供应链厂商。三年后，李育奇说服丰祥金属投资6000万新台币，同样在同奈开设工厂，承接三阳摩托的代工业务。据当时还是年轻人的吴明颖回忆：“越南南部多山，公路条件不佳，本身是摩托车消费大国。台湾在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成长期，摩托车保有量一度达到2人1台的程度，在制造、使用和维修方面经验都很丰富。台湾机车企业以及由台企代工的日系机车进入当地市场之后，一时大受欢迎，甚至出现过供应商堵门、通宵加班依然供不应求的情况。”
无独有偶，在21世纪初进入越南市场的隆鑫、力帆、宗申等中国品牌摩托车厂商，同样享受到了这个“机车之国”带来的红利。一时间，价格低廉的“重庆系”摩托车与日系等品牌在越南展开了激烈竞争，厂商被迫各出奇招。从抽奖活动、允许分期付款到销售商主动提供贷款方案，一时间无所不用其极。而“重庆系”和台系厂商金融资源相对缺乏、售后服务不佳、发动机使用寿命偏短的缺陷，在竞争中被持续放大。短短十多年间，本田、雅马哈两大品牌凭借其经营有年的本地供应商网络和充沛的现金流，将竞争者悉数边缘化。至2015年前后，这两大品牌控制了越南机车市场将近95%的份额，“重庆系”和台系产品沦为彻底的配角。
以三阳代工厂商的身份踏足越南的李育奇，决定转换策略。2006年，吴明颖陪同岳父前去拜访雅马哈机车的管理层，以“品质不逊在台旧厂”和“成本更低廉”作为卖点，成功拿下雅马哈方面的订单。随后几年里，越南精密又陆续接下本田、铃木两大日系摩托车厂商的订单，并进一步开拓出庞巴迪雪地摩托以及福特汽车等北美品牌客户，从而摆脱了完全依赖三阳订单的脆弱处境。不仅如此，同样是在这一年，越南精密还制定了两项新的产品战略：进军技术含量更高的医疗器械市场；预备承接利润可观的重型机车代工业务。
“摩托车代工企业去做医疗器械，听起来很荒唐是不是？”盛邦金属负责财务的协理李维淳笑称，“但不搞业务升级的话，永远只有8%～10%的净利润。而ODM（原厂委托设计代工）和高附加值零件的利润要比这个数字高五成。”越南精密找到的合作厂商是日本第二大医疗护理床具株式会社普拉茨（PLATZ Co., Ltd），该会社此前在中国的广东和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设有多处代工厂，但产能过于分散、且质量参差不齐。李育奇凭借此前熟悉日本企业质检标准的优势，说服普拉茨会社将全部电动医疗床的生产转移到越南，并将床架代工委托给越南精密。但作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摩托车代工毕竟与医疗器材大不相同，李育奇在此时又做了一个决定。
“日本客户第一次到同奈来考察，看到机车生产车间里人头攒动的情形，明显表现出了不信任。”吴明颖回忆，“所以我们决定采购过去焊接汽车底盘用的‘松下’机械臂，用高科技设备来保证精确度和可靠性。”李维淳回忆，当时一台机械臂的价格相当于一台进口品牌轿车，而越南精密前前后后采购了200多台，被同行讥讽为“有便宜的人力不用，却去买高价机器，不会算账”。但普拉茨会社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医疗床具代工车间投产的第一年，就为品牌方降低了35%的制造成本，随后更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不断增加产能。2011年，越南精密更是成立了子公司盛邦金属，专门承接精密金属零部件加工业务。吴明颖自豪地表示：“现在盛邦的年营业额已经上升到5亿新台币，和附近的普拉茨总装工厂一起构成了全球第二大电动医疗护理床生产基地。光是拉菲奥（Rafio）这个型号的床架，每个月就要出货4000台，单台售价可达40万日元。”
“跨界”重型机车制造业的机会，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到来。受成本因素影响，此前始终坚持在本土生产的欧美知名品牌重型机车开始考虑寻找海外代工伙伴，越南精密终于抓住了机会。“这也是以之前许多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回绝作为伏笔的。”李育奇回忆，“但反反复复去撞门，总能给对方留下一点印象。”拿下工艺难度不低于汽车的重型机车品牌ODM订单，使越南精密得以跻身全球一线品牌之列。“2016年款哈雷机车的车架，全部都由越南精密制造”，吴明颖自信满满。这场“摩托战争”，越南精密是最终的幸存者。到2018年，该公司的年营业额已经上升至30亿新台币，成为东亚制造业厂商出海越南的成功典范。
而年近七旬的李育奇，正在把目光移向下一个风口。“许多国家已经为燃油汽车退出市场制定了时间表，因此带来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勃兴，但在重型机车领域好像还没有出现这种势头。”李育奇分析道，“知名重机品牌都有着50年、甚至100年的知名度积淀，挑战不易，但新能源革命可能会提供意外的机会。”有鉴于此，2014年，他和台湾重型机车设计师许理彦合资成立了电动重机品牌Otto Bike，并在去年的米兰机车展上推出了第一款样车。“传统机车业的红利所剩不多”，李育奇态度冷静，他在考虑的已经是“非对称打击”了。
资深媒体人赵灵敏曾经长期从事与东南亚问题有关的采访和研究。2012年离职创业之后，她最初的计划是创办一家依托高校的研究型智库，随后却发现诸多有着“走出去”需求的广东中小企业迫切希望了解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法规。最终，她决定启动一家海外投资咨询服务平台，针对企业的需求进行调研。
“广东地区以出口欧美、尤其是北美市场为导向的中低端制造企业，目前正处在内外夹击的困境中。”赵灵敏认为，“外有加征关税的阴影，内有经营成本节节提升的压力。”土地价格的激增连带引起了工人生活成本的高企，最终转化为薪资上涨压力；加上薪酬和社保体系的完善以及年轻劳动力数量的下降，长达30多年的“高速红利窗口”正在缓缓关闭。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从事外贸代工业务，这类企业在自有品牌的经营方面投入不足，也缺少由专注外贸转入国内市场销售的经验，只能硬着头皮苦苦支撑，等待潜在转机的出现。
“一部分是审时度势、主动寻找出路，但更多的是被北美客户逼着或者带着走出去的。”回忆起广东玩具制造业向越南转移的初衷，黄碧星有他的看法。仅仅以圣诞球这种体积小、成本低、但销售总量巨大的节日玩具为例，每年出口欧洲的数量不过是美国订单的零头，生产厂家在面对客户时几乎不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关税提升到10个百分点，厂商还可以将负担暂时转嫁给供应链上游；但如果提升到25%，任何零敲碎打的压缩成本的方式都毫无意义，只能按照美国客户的建议，到东南亚国家寻找机会。”赵灵敏分析道：“因为地理上的接近、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化、平均工资水平低等等原因，东南亚国家是目前中国制造企业转移产能的主要目的地。但短期内涌入大量制造企业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中小国家很快变得不堪重负。”
肇庆化工企业主黄碧星
黄碧星依然记得，他所参与的几次越南市场考察是以“人带人”“行业带行业”的粗放方式进行的：“一般供应链中有几家企业去到了当地，或者广东的同乡会中有人在越南发展得较好，就会组织相关厂商的代表到当地做集体考察，打听地价和工资，拜访本地企业主。”这种操作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中国中低端制造企业的出海会以“一窝蜂”和“抱团”的方式进行。多家企业选择同一目的地作为迁址方向，导致当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在短时间内进入紧俏状态，价格遂水涨船高，实际投资成本远远高于预期。在凯胜家具拜访时，特别助理杨新满就感慨：“两到三年前，本地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也许只需200美元，如今350美元都挡不住。”
这一印象，在窦英俊那里获得了确认。据他介绍，受经济高速增长和货币贬值影响，越南的基本工资标准在过去20年里已经上涨了超过17倍，年均增幅有时超过10%。尽管外资企业为员工开出的薪酬一般会高于基准线，但维权意识高涨的工人每逢政府公布基本工资上调计划，便会以此为依据、要求企业主加薪，造成企业的一块隐性负担。而自2016年起，越南政府公布了新的社保三险（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缴纳标准，规定社保缴纳比例应占投保薪酬的32.5%（其中企业须承担22%），而除底薪以外的各种津贴、奖金也被一并计入投保基数，在制鞋、成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了多起劳资纠纷。窦英俊承认：“由于实际薪酬开支增加造成的负担，去年越南曾有几家韩资制衣企业由于亏空过甚，投资人关厂跑路，留下一地鸡毛。”
赵灵敏同样注意到了这种趋势。在她看来，“南下”从来都不是解决中国制造业困境的主要出路：“东南亚的劳动力虽然表面上比中国便宜，但很多工人是洗脚上田，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加上受教育程度有限，导致他们的效率最多也就能达到中国工人的七八成。而且东南亚工人普遍不愿意加班，加班一天2小时是上限，多了给钱也不加，像中国那样为赶工期24小时轮班干根本不可想象。这样综合算起来，东南亚的人工成本优势就没有那些显著了。”而越南、柬埔寨等国虽然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可观的财力，但受经济体量所限，实际上仍然高度依赖北方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物流网络。“走出去”了，却还是“离不开”。
广州中企出海咨询平台创始人赵灵敏
从20世纪60年代赤松要系统提出“雁行形态理论”，到21世纪初中国站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十字路口，历史已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资本在亚洲范围内寻找新机会的尝试也经历了三个窗口期。但正如“雁行形态理论”始终无法确认中国这只“大鹏”在“雁阵”中的位置，中等国家越南，似乎也很难成为遍布南粤的整个制造业基地“走出去”的最终目的地。从中国南粤到越南，故事尚未结束，仍在接连不断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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