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杜鹏程
文|莫伸
1991年10月29日，这是无数个普通日子里的一天。中午，我匆匆去看望了一位广州来的朋友，回到家里，已是下午四点。想了想，我给杜鹏程家拨了个电话，想问问即将召开的杜鹏程作品研讨会的具体安排。
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张文彬。
我问：“文彬老师，研讨会在雍村饭店几楼报到？”
没有回答。
这真是奇怪。我疑心是话筒出了问题。但随后传来了声音。这声音是那么异样，竟夹带着一丝令人几乎觉察不出的哽咽：“莫伸……你可能……还不知道，老杜他……”
我猛地怔住。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过神儿来，我不敢相信，担心我的听觉和理解有误，半天，才犹犹豫豫地开口：“……是……什么时候？”
“前天了……凌晨一点多钟……”
她简单地把杜鹏程去世的情况讲了讲，没有放声痛哭，也没有再多说任何无关的事宜。她努力保持着平衡，努力保持着平静的声调，这种声调无论是在令人雀跃的欢欣面前还是在天塌地陷的惨剧之中，都永远是那么自然，没有矫饰。
但我仍然可以感觉出那里面无法压抑的悲痛和颤抖。
我不知该再说些什么，听筒里沉寂了好长时间，我们默默地放下了电话。
想了想，我又拿起电话，想把这个可怕的消息通知给几位文友。可是，通知谁呢？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我们年轻一代作家共同的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人，一个永远充满了奋争激情和理想渴望的人，一个不该走的人，却走了！走得何其匆匆！又何其死声无息！直让我觉得……凄凉！
一阵阵心酸涌上来，我呆呆地站在电话前，泪水不知不觉涌满了眼眶。
我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底，《陕西文艺》小说组的编辑组长路萌到宝鸡去组稿，将我的处女作《人民的歌手》带回编辑部。不久，我接到了去参加全省文艺创作会议的通知。
开会的第二天，一位剪着短发、穿着十分朴素的女同志来了。路萌招呼她说：“文彬，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莫伸。”又转向我：“这是编辑部的张文彬同志。她就是杜鹏程的爱人。
我当时就一愣。杜鹏程——这个名字太响亮也太辉煌了。在我们年轻一代人中，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个名字的。他既是我们心目中暗暗崇拜的偶像，又是我们暗暗订立的攀登的标高。那时的我，才只是一个26岁的青年，是宝鸡火车站一名装卸工人。我对所有做出了杰出成就的人物都自觉地为他们蒙罩上一层圣光。既然如此，杜鹏程的妻子也必不寻常。
我规规矩矩，不敢多说什么。
谁知她倒十分温和，说：“你写的那篇小说，我们都看了，写得不错。不过结尾处弱了些，开完会你能不能再留下几天，认真改一改？”
会后，我留下来改稿。小说组的路萌、高彬、张文彬集中在一起，详细地为我分析小说的优劣，提出各种修改的建议和设想。毫不夸张地说，他们那种对作品的认真品评和热情扶持，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的！尤其是这几年，我年年发作品，却年年回忆我踏入文坛第一步的情状。那令我难忘！
也就在那次会上，我结识了许多很好的朋友。汉中的王蓬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俩常常在一起散步，谈文学，谈社会现状，也谈各自的经历和向往。有一天傍晚，我们俩以及略阳的郝昭庆又聚在一起，郝昭庆提议说：“我们去看看杜鹏程怎么样？”
这话正中我们的意，于是当即去杜鹏程家。
那时，“四人帮”刚粉碎不久，大批冤假错案尚未纠正，许多应该落实的政策也远未落实。杜鹏程一家住在西安东木头市一间旧式房屋中。我们按着门牌号数，摸黑查找。
当我们终于敲门并被张文彬迎进屋时，我确实感到吃惊。屋舍之简陋，家具之陈旧，摆设之朴素，与蜚声中外的大作家这个概念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
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杜鹏程的许多作品。《保卫延安》是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饱经坎坷的一部著作，但就个人而言，我更多地阅读的是他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以及其他那些有关铁路生活的短篇。尤其是《记一位年轻的朋友》和《夜走灵官峡》，我百看不厌。不仅是由于小说本身的魅力，也由于它所描写的地方都是我从小便十分熟悉的。诸如清姜河、观音山、秦岭、双石铺……这些地名与河流名称是任何一位在宝鸡居住过的人都无法不留下印象的。
杜鹏程走过来了，和我们一一握手。我细心地打量着他，心里很激动，又莫名其妙地有些失望。他的个子不高，说起话来也不斩钉截铁，反倒有些拖泥带水。总之，与我印象中高大强健、目光炯炯的形象反差很大！
那天，杜鹏程很热情地与我们攀谈。我很快发现，与他交谈根本不需要拘束和紧张，这倒并非由于他的平等和热情，而在于他不善言谈。常常是我们有许多话要说，他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相信，这种不善言辞的性格常常会使他陷入狼狈和窘迫。
也就是在那一霎间，我突然发现：杜鹏程并不像个大作家，倒时时像个童心未泯的孩子！
这个发现使我感到与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感到很温暖，很亲切。
没有别的话说，就谈文学。谈《保卫延安》，谈《在和平的日子里》。提到其中的一段，杜鹏程说：“我可以背给你们听。”
他一口气背诵原文，背了好长时间。背得我们目瞪口呆。
背完，他一笑，说：“其实我记性并不好。记得这样牢，是因为我倾注了全部精力去写它的！”
只有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才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理解。
杜鹏程不是那种满脑子灵气、落笔便潇洒的人，在他身上，最完整地体现了“天才就是勤奋”。他写作从来就没有过“急就章”，也从来没有一气呵成，落笔便寄出的。即使是写一篇极短的散文，他也总是斟酌再三，改了又改，直到自己满意。用“呕心沥血”去形容他的创作是最恰当的！
我与杜鹏程不是同辈人，因此也无法精确地知道他的写作习惯以及为写作而付出的代价。但我却知道，他的《保卫延安》，是在新疆的边陲城市喀什写成草稿的。从1947年夏初，他跟随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进行保卫延安的战斗，一直到1949年抵帕米尔高原，他一直在为这部作品而思索着，准备着。他曾记录了近百万字的真人真事，作为未来小说的素材。以后，他把这百万字的类似报告文学的素材改为六十万字的小说。不满意，于是推倒重来，把六十多万字压减到十七万字。又过了一段，还是不满意，于是再继续添写，将十七万字写到了四十多万字。最终，四十多万字再改回三十多万字……
杜鹏程自己谈到写《保卫延安》的过程时说——
“……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更替，似乎和我无关。调我到大城市学习，我就把稿子带到大城市，让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驮到马背上，外出开会，或者去看非看不可的电影，便把稿子抱在怀里，生怕把它丢失了。
“……在四年多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直到1953年终，最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在1954年夏出版了。那些被我涂抹过的稿纸，可以拉一马车。才气横溢的人，洋洋数十万言，也许挥洒自如，视若等闲。而我却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拼命地学习和劳动，别无所长啊！”
杜鹏程真的是这样笨拙和缺乏才华吗？
任何读者都会从他那蕴含着深刻思想和闪烁着艺术韵律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的作家。有的写得很艰苦，有的写得很轻松；有些一咏三叹，反复推敲，有些落笔即成，决不再改。当然，这与作家个人长期养成的独特的思维习惯乃至禀赋、性格有关。但就我所见，所有落笔即成的文章，其实都有很大的修改余地。只是人既成名，文章好坏的标尺便缺少了苛刻和严格。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作家怎样对待自己的作品，往往成了对作家人品的一种检验！
假若杜鹏程马马虎虎地写，敷衍了事地写，甚至轻松地做些文字游戏——他的身体会跌垮至此吗？
但杜鹏程之所以是杜鹏程，就在于他永远不会选用那种创作方法！
写完《保卫延安》以后，杜鹏程很快便转入了对和平建设时期生活的观察和思索。为了获得最切实的生活素材，他一头扎入铁路建设工地，在宝成铁路的一个工程处与干部工人长期泡在一起。这一段时期，他文思泉涌，写出了大量的小说。其中《在和平的日子里》又立即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应当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粗暴地结束了他实践生活和写作的权利，他将长期在铁路部门蹲点，并立志为铁路建设描绘史诗般的鸿篇巨制。甚至在“文革”后期，当他稍微能够有权利参加社会活动时，他便立即要求到西安铁路局兼职担任了宣传部副部长。遗憾的是，这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已由于政治上的恐怖政策而变得讳莫如深。到任何单位，与任何人接触，除了那些假大空的套话之外，很难真正感知些什么。而杜鹏程自己本身所谓的“反党”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闷之后，他最终不得不失望地放弃了自己的努力。
今天，文学界对“深入生活”这个问题曾有过多次争论并有着多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孰是孰非，完全需要每个作家在今后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感知和印证。我想说的是，认准了应当做的事是一回事，而耗费巨大精力去付诸实践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作家和那种把文学作为牟取名利工具的人往往有巨大的区别。
杜鹏程是相信真知来之于实践的作家，他如此认真地对待创作前的生活准备工作，不能不使人感动！
读杜鹏程的作品，你永远可以感觉到一股献身的激情和理想的光辉。无论是写战争、写和平建设、写领导干部还是写普通工人，他的笔墨都在为一种崭新的生活而讴歌。这种崭新的生活是他的向往，代表着作家对历史、社会、民族这样一些宏大目标的思索和追求。无须讳言，当我们共和国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坎坷之后，当我们已经从痛苦的磨炼和实践中变得更加成熟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觉得杜鹏程所具有的理想显得多么天真。我们也可以正确地指出，杜鹏程的作品在对生活和社会的总体把握以及具体描绘上还存在着哪些不足——争论是永远的，任何一部作品一旦问世，它就将经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而每一阶段中的人们又总是从他们独有的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中来对这一切予以评说。但有一点是永远不可能被推翻的，这就是他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求。
实际上，当“文革”结束后，杜鹏程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地对自己来了一番洗涤和解剖。除了《保卫延安》之外，他对自己其他所有的作品都曾经想重新修改。经过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目睹了几十年来无穷无尽的斗争、灭绝人性的迫害、指鹿为马的荒谬……这一切都使他更加成熟也更加深邃了。他依然对美好和光明有着那么多的憧憬，但他却准备以更冷静、更客观也更科学的态度去描写它。他不希望人们胸腔里泯灭和消失那些希望之火，但他想以作家的深刻和犀利去告诉人们，前边的道路不会平坦，充满坎坷。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被打入冷宫。1963年，文化部曾经以“密字第1394号”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保卫延安》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而仅仅隔了四天，又专门下发补充通知：“……关于《保卫延安》一书……就地销毁……不必封存……立即遵照办理。”
从此以后，侮辱和践踏便开始伴随着杜鹏程的生活。
一部呕心沥血写出的书，一部倾注着他全部情感的书，竟遭此厄运，这已足以使作家悲愤至极了！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他想让这个世界变得光明，想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而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除了一阵又一阵的打倒声，再就是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向他吐唾沫、抛石头，并且这绝不是一阵子。杜鹏程在非人的精神压抑状态中的生活，足足持续了十几年！
完全有理由预言，这种可怕的生活将整个儿改变杜鹏程，改变他的身体，也改变他的精神。不是有许多人，并没有经受什么炼狱之苦，却比任何人都更“快”和更“彻底”地看破红尘，进而玩世不恭，将最宝贵的和最神圣的一切都抛置脑后了吗？
杜鹏程没有！
他还是那么热爱文学，还是那么热爱生活，还是那么热爱人类！他的身体确实被摧垮了，他走起路来脚步蹒跚，他握住钢笔手指发颤，但从这笔端流出来的，仍是行云流水般秀丽的文字，仍是高尚善良的情愫，仍是人们都企盼、都渴望的那种生活……毫不夸张地说，杜鹏程是一个最富艺术气质的作家。他对生活永远抱有不竭的激情。他是一个搏击风浪而不知疲倦的水手，又是一位充满着无畏勇气和献身精神的斗士。他是对社会、民族、人类命运进行严肃思考和勇敢探索的哲人，又是一位充满着浪漫格调的、本质意义上的诗人！读他的每一篇作品，你都可以感觉到他胸怀的博大、视野的开阔、情趣的高雅和灵魂的纯净。在我们这个社会总体道德水平还很低的土壤里，产生出他这样的作家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杜鹏程为文堪称我们的老师，而为人更是如此！
起初，我是业余作者，经常和业余作者接触，于是常常从业余作者们的口中听到对杜鹏程的夸赞。都说：“老杜这人特别好！”以后，逐渐搞了专业，于是从作协机关以及专业作家们的口中也时时听见这种评价。
杜鹏程确实好。
据我所知，除了专业上的永不满足，杜鹏程再就很少有什么与他人相争的东西了。他和他的妻子张文彬永远是那么温和，那么宽厚，那么与人为善。几乎没有一位青年作家，不对他那种虚怀若谷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深怀感慨！
1980年，我在北京文讲所学习。同年写了短篇小说《人》发表在东北一家刊物上，我完全没有想到，杜鹏程偶然翻到了这篇小说，并且立即怀着巨大的热情去读了它。几个月以后，当我在西安见到他时，他第一句话就是：“你那篇《人》我看了。写得好！我认为可以参加评奖！”
短短一句话，却说得那么真诚。那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感到了这一点，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感受着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
但是当又一篇作品被他读完时，他却不客气地批评了我。
1984年，我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我认为这部中篇写得很好。为了更准确地掂出好坏，我请人带往宝鸡，请我妻子（她当时在宝鸡车站工作）看一下。第二天我与她通了话。她说：“我觉得这篇东西比你的《窗口》写得好。有好几处地方我读着读着就掉泪了！”
这更增添了我的信心。
很快，稿子被寄往北京。不久，它被正式刊出。但令我懊恼不已的是，原稿八万字，却被删减得只剩六万多一点儿了。我并不反对编辑对稿件做文字处理，但删减必须有目的，不能为腾出版面而盲目地强挤乱砍。我感到痛心的是正式刊出的文字经常出现断节。而错字、别字、漏字以及标点符号乱用之多竟达百处。甚至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名字也忽东忽西，错处不断。
杜鹏程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说：
“你最近连续发了几个中篇小说，可谓丰收。不过，我仔细读过的却只有这一篇。读你的作品也好，读别人的作品也好，我是一字一句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随意放过的。”
接下来，他似乎是为自己感叹，写道：
“这种读书习惯，也让我有所损失。因为有些大作不值得这样认真对待。”
杜鹏程充分肯定了我这篇作品，但又毫不留情地提出了我作品中的缺点。
他对我的批评像对我的表扬一样坦率！
不仅对我，对其他人同样如此。据我所知，往往有人请他为小说集写序，或为某篇小说写篇评论，他写着写着，竟变成了对作品的批评。
他无法容忍不精致和不完美的艺术。对他自己和别人都是如此！
我曾经很感慨：如今坦率可是需要有一番勇气的。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是从“文革”中滚爬过来的，每个人身上都多少带着些反叛和桀骜不驯的痕印。我们处在一个开放、广阔、自由的时代，每天都产生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思维、新观念、新名词，每天都没事找事地去寻找过去那些天经地义的东西来加以讨伐，借以证明自己的正确。一句话，文坛“新秀”最好别去指摘，最起码少栽刺多插花！可以翻开评论杂志看看，有哪一篇文章不是极尽颂扬之能事，实在不行，也可以来一通玄而又玄、让人永远读不懂也想不明白的指点。而他，偏偏写得那么明确，那么直率，那么不顾一切！他难道不担心他的学生们大伤自尊心？不担心别人对他的批评怀着阴暗的心理吗？
但他还是那样坦率地做了！
杜鹏程就是杜鹏程。就像他的作品从不曲意媚俗一样，他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也从不违背他所遵奉的原则！
粉碎“四人帮”以后，杜鹏程由东木头市搬到作协院内居住。那同样是一座样式陈旧、年代久远、设备简陋的平房。走进房门，所有的内容一览无余。有时候，碰到外国作家来访问他，他就会显得十分窘迫。
我记得十分清楚，有一次他曾懊恼地对我说：“这些外国人，去哪里不好？为啥非要到家里来！”
当时我曾奇怪：外国人到家里来有什么不好？在家里接待客人，比在宾馆或任何其他正规的场所都更温馨，也更有人情味儿。起码就我个人而盲，我喜欢在家中请人吃饭或与人聊天，而不是在别处。
但很快我就明白了。外国人对礼貌的认识与中国是大有差异的。在中国，客人来了，你连衣服也未穿好就迫不及待地去开门迎接他，这是盛情，是礼貌。而外国人则认为这种随随便便的姿态是对他的不尊重甚至侮辱。在中国，大家的居住面积都不大，所以卧室兼会客室是十分寻常的，而外国人则认为这是对客人的大不恭。
偏偏杜鹏程的住房只有一间。这一间房的面积倒不小，可是书桌、书架、床铺、洗脸盆……所有他具有的东西全堆在一处！外国人走进这里，谈话的兴趣减少了，增大的兴趣是参观，再就是感情和习俗上的难以接受。
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我发现杜鹏鹏身上又一个突出的特点：重感情！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到作协去找人，顺便去杜鹏程家看看。天很黑，石子铺就的小路上什么也看不清，只能凭着感觉往前摸。走近了，我看见窗户上透出灯光。四处照例是一片沉寂。
屋外的藤架下突然站起人来，问：“谁呀？”
我回答了。
张文彬走过来，又搬了张小凳说：“坐吧，莫伸。”
我指指窗户，小声问：“干什么呢？”
“写文章。”张文彬说着叹了口气，“田炜（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去世了。他非要今晚就写篇悼念文章。不写出来，他就坐不住躺不住！”
原来，房子只有一间，张文彬不愿打扰他，独自坐在漆黑的屋外……
那天晚上，我没有见到他。当我离开他的住处时，我默默地对着窗户上的灯光看了一会儿。心里在想：他的作品是那样大刀阔斧，显示出一种粗粝和雄健，而他本人却又那样儿女情长，这真是太不统一了！
我还在想：都说成功的男人后边必定站着一位有力的女人，看来，这话确实是有道理的……
《边区群众报》记者合影（左一为杜鹏程）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杜鹏程的身体就一直不好。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他到新疆去（顺便插上一句，杜鹏程对新疆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也许是因为他的《保卫延安》是在新疆写成的，也许是因为他在新疆生活过相当一段时间，总之，直到他去世前，他念念不忘的重要内容之一始终是新疆），由于心脏病猝发，几乎丧命。事后张文彬一连声说：“真是吓死我了！”说话的口气，似乎仍有余悸。
杜鹏程的身体为什么每况愈下，这不是我所能说得清的。但我却总觉得与两个原因有关。第一，他年轻时为了写作，太不顾惜自己。这种没完没了的拼命工作，使他体内潜存了可怕的衰竭契机。第二，“文革”中的摧残和耽搁。这种摧残，对一个一生都抱有文学大志的人来说，无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和伤痛。并且这种遗憾和伤痛是不可能被治愈的。时过境迁，当我们又迎来一个山花烂漫的时代时，时光却已经毫不留情地将他们逼入了老年！这是一个令人永远无法原谅的人为的荒废，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可怕而残酷的现实！尤其是“文革”十年以及更朝前推溯的几十年中，反反复复的政治波折以及思想禁锢，使他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中诞生的作品，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作家的初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作家原本设计的对生活极为丰富又极为准确的概括？
杜鹏程去世以后，张文彬将他最后口述的一份在他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了出来。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人们总是怕回想往事，但我们必须勇敢地以审视的眼光去回顾过去……可惜我未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一个个人的悲剧，也是一辈人的悲剧！”
寥寥数语，喊出了他心灵深处的沉重和伤痛！
当然，即使是在这十多年中，杜鹏程也并不总是能够心情愉快的。“文革”过去了，阴影却没有消失。而新的生活浪潮并非都能以进步和光明来概括。社会风气、人际关系、艺术的庸俗化和商品化……作为一个始终关注着人类命运和历史走向的思考者，杜鹏程有极其振奋的时刻，也有阴郁难言的担忧；而作为一个生活中惯于搏击风浪的水手，他由于身体状况而不得不闲置岸旁，这对他来说，是倍感折磨的！
大约是1985年，我和爱人、女儿一起去杜鹏程家看他。杜鹏程的手脚已经由于脑神经受损的缘故而不大受控制了。我女儿见到他手脚颤动的情况，很奇怪。回来的路上反反复复问我：“杜爷爷手和脚怎么了？”——这个情景从此深深地印在了她脑子里。那时她只有8岁，但至今一说起往事，她仍记得很清楚。
从1987年以后，我陆陆续续见到杜鹏程几次，也知道他先后几次住了院。有一次，我到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去看他，只见他脸色苍白，十分消瘦。我心里很难过，却又不知说些什么好。默默地坐了一会儿，退出病房。在病房外，我见到张文彬，谈起杜鹏程的病情，她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1990年5月，我在延安参加了一个会议。《延安文学》给我们每人赠送了几本杂志，其中有一篇忽培元同志写的《杜鹏程一日》。我看着看着，不由得激动起来。在当今评论家们铺天盖地涌向爆炸性新秀或力图使某个新秀爆炸时，忽培元能如此认真而又如此执着地采写杜鹏程，并尽自己的力量讴歌他的为人和为文，这是很可贵的。我相信，生活中虽然需要批评，需要直谏，但同样，生活中需要被人肯定。任何人都是如此！这不是满足虚荣，也绝不是要廉价地跟上潮流，而在于人需要自信，需要事业的勇气，而这种自信和勇气往往要从民众反馈的信息中获得。尤其在杜鹏程身体很糟、户外活动日渐稀少的情况下，这种来自他人的声音无疑会像一股山野之风，给他寂寞的病中生活带来一丝清爽！
我很高兴。会议结束后，一回到西安，便匆匆提笔，给忽培元写了信，托《延安文学》转交，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感谢他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没想到几个月后，我接到了新出的《延安文学》，原来他们将这封信刊出了。
在此之前，我从没有想到将这封信公之于众，但《延安文学》这一刊出，却使我闪现出一个念头：陕西历来是出作家的地方，但也许正因为不缺作家，所以引不起重视。著名作家柳青长期患病，最后就是由于医疗条件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待遇始终没有跟上而去世。死得很凄惨。而这还是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如今，杜鹏程已病到这种程度……
我当即给《陕西日报》文艺部的田长山写信。我写道：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力为杜鹏程做些什么。因此，只有给你写信，请你与编辑部商量，能否将这封信在报纸上刊出。不求其他，若能引起社会以及政府部门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一些重视，那就幸莫大……
感谢田长山，感谢《陕西日报》，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将这封信刊出了！
8月份，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罗马尼亚访问。临行前，我去看望杜鹏程。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那天与我一同去的还有《陕西工人报》的周矢。他申请加入中国作协，想找杜鹏程当他的入会介绍人。周矢担心杜鹏程能否重视他这个请求。我告诉他：“放心！杜鹏程对人特别好！尤其是对年轻人！”
果然，杜鹏程认真地看了他的入会申请表，看了他的作品目录。之后，认真地填写了自己的意见并盖了章……
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介绍年轻作家入会。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那么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盖章的时候，他的态度认真得近乎虔诚！
走出杜鹏程家门口，周矢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杜鹏程这个人，真不错！”
显然，他看到了杜鹏程戴着花镜，用颤抖的手为他填写入会意见的一幕，他受到了某种不可言喻的熏陶和感动。
那次见面，我告诉张文彬，说过一段再来看杜鹏程。但从罗马尼亚回来之后，我又立即陷入一阵忙乱之中。先是整理访罗资料和感受，再是为一位朋友整理翻译稿。再加上其他拉拉杂杂的事，一拖就拖到了10月。
10月下旬，我收到作协寄来的信，通知很快将召开杜鹏程作品研讨会，请准备参加。
我没有在意，还是忙碌着。生活总是这样，有干不完的事情……也许是冥冥之中真的存在着某种感应。10月26日，吃午饭的时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我突然对女儿说：“抽个时间，你跟我去看看杜鹏程。”
女儿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学校写作文经常出‘一个难忘的人’之类的题目，我正好可以写杜爷爷！”
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当我还在准备着去看望他时，他却已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而又过了十多小时，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杜鹏程走了！轰轰烈烈，却又无声无息地走了！
也许，这正是他的本色！轰轰烈烈是他的本色，无声无息同样是他的本色！
作为晚辈，作为他的学生，我没有资格来全面评论这样一位前辈作家。我只是想：和任何人一样，杜鹏程这一生是不平坦的。他是在坎坎坷坷、摸爬滚打的拼搏中渐渐成长为参天巨木的。他会有缺点，会有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会有许多未能实现的愿望和抱负，这一切都是人生的必然。但是，在这样一位巨人面前，所有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载入史册的是他用血汗换来的不朽业绩，是他辉煌的英名！我从他身上感受到许许多多高尚品德，这些品德在我心中引起的波澜和感动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他会有错误，但不会有庸俗；他会有迷惘，但不会有卑鄙！在他身上，你最多感到的是，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火化杜鹏程那天，我第一个赶到了殡仪馆。张文彬来了，许多人陪着她默哀。我也陪着她坐了一会儿。我不知该怎么劝她。后来，倒是她先开了口。她噙着泪水说：“……老杜去世后，一个路过门口的工人知道了消息，很难过，说，‘杜鹏程是个英雄！是英雄死了！’——我想了，追悼老杜的时候，不要放哀乐了，就放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
第二天，在作协礼堂举行了杜鹏程悼念会。没有通知几个人。因为中央刚发了文件，今后高级干部去世不再开追悼会。杜鹏程是个作家，不在此列。但考虑到他的声望和影响，还是一切从简。作协只是从一种人道和人情的考虑，邀了一些杜鹏程的生前好友以及亲戚家属聚在一起，举行个简单的悼念活动。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来人越涌越多，竟使作协礼堂站不下了，于是许许多多的人胸戴白花，自觉地在礼堂外伫立。
我看了看，绝大多数面孔是陌生的。这中间，有满头华发的老人，也有正值不惑之年的中年人，还有许多一身时髦打扮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这是杜鹏程作品的忠实读者？还是杜鹏程人格力量的崇仰者？
不知道。
追悼仪式开始了。有人讲了话。讲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我只看见无数人在杜鹏程的骨灰和遗像前悲痛默立。我看见王汶石的妻子高彬在流泪，看见李若冰的妻子贺抒玉在流泪，看见魏纲焰的妻子于敏在流泪……我还看见了许多与我同辈的年轻作家，看见了邹志安——他是新一代作家中最好动、最活跃幽默的人。而此刻，他挤不进礼堂，于是站在外面的台阶上，他站得笔直，流着泪，规矩得像小学生……
音乐响起来了，那么高亢，那么雄浑！这是《英雄交响曲》。那奔突而起的、犹如地底深处奏出的声响撼人心魄。它滚滚滔滔，余袅不绝，令人充满了一股追求的激情和奋斗的希望！
我没有哭。
假若杜鹏程在世，他一定不希望听见哭声。
他喜欢听《英雄交响曲》！
安息吧，杜鹏程！
安息吧，我们时代的英雄！
文章来源：《作家与作家协会》
作家简介
莫伸，原名孙树淦，陕西省作家协会顾问，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著有长篇小说《年华》、《尘缘》、《权力劫》，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闯荡东欧》、《中国第一路》等，电影剧本《列车从这里经过》、《相逢在雨中》、《家在远方》等十余部，长篇电视连续剧《黄土高天》（改编自《一号文件》）《东方潮》、《郭秀明》、《一起走过的日子》。作品先后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界》优秀中篇小说奖、《啄木鸟》优秀长篇小说奖、建国4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奖、夏衍电影剧本奖、老舍文学奖剧本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等。部分作品译有英、日、西班牙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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