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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余堂招聘(从农场工到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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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7-13 22:40
  • 龙泉小编

1945年10月,徐州的一家医院里,一个年轻人正在焦急地等候着产房里的妻子。


这位年轻人叫宗启騄,出生在一个显赫世家,先祖是南宋的抗金名将宗泽,后来随着十世祖宗瑞芝迁居杭州,宗家开始在杭州开枝散叶,形成钱塘宗氏。


随后的数百年,他的家族出了很多大官。宗启騄的爷爷就曾官居二品,他的父亲也先后在武汉、广西做过官吏,后来受到张作霖的赏识,到了东北成了张作霖的财政次长。


可惜到了宗启騄这一代,世道混乱,战争频仍,家道就此中落。


不过,好在宗氏家族向来重视教育,虽然家道中落,宗启騄还是在中国大学读了化学系,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


大学期间,宗启騄认识了一位王姓同学。


这位王同学的母亲是前清的一位格格,父亲在北京做邮政局局长。可不幸的是,父母亲很早就双双离世,只剩下王同学和他的一位小妹相依为命。


两个年轻人年纪相仿,很快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再后来,王同学见宗启騄忠厚可靠,就做主将妹妹许配给了他。


就这样,这位前清格格的后代,名叫王树珍的小妹,便成了宗启騄的妻子。

1945年10月11日,在徐州的一家医院里,王树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排行“后”字辈,父母便取名:宗庆后。

01


宗庆后出生后,宗启騄携妻儿来到南京。


彼时,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全国各地百废待兴,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宗启騄很快便在南京政府的邮电局,谋得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


宗启騄是一位称职的父亲。在王树珍的记忆里,丈夫每个月拿了工资,就会给小庆后买粽子糖吃,剩下的钱就交给王树珍,让她来打理一家人的生活。


宗启騄有晕血症,这导致他们每次煲汤,从来不敢煲鸡汤,而是煲牛肉汤,因为牛肉处理起来没什么血,不像活鸡需要宰杀。


多年后,宗庆后曾回忆说:“哺乳期的母亲都是喝牛肉汤来增加营养,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一个传统,不知是否是牛肉汤和母乳的原因,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体都很强壮,让我母亲安心和自豪。”

宗庆后和兄弟姐妹,第一排中间为宗庆后

南京的这段时光充满了维生的艰辛,但绝对称得上幸福,可惜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这样的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不久后,内战爆发了,1949年4月,解放军将红旗插到总统府上,宗启騄失业了。


当年秋天,失业的宗启騄带着家人迁往另一座城市——杭州。


对于宗启騄来说,杭州这座城市不算陌生,宗氏历代先祖曾在这里苦心经营,所以他一直把杭州当作祖籍之处,希望继承先祖的衣钵,能够在杭州扎根发芽,开枝散叶。


来到杭州后,宗启騄放下知识分子的身段,开始了创业之路,他先后搞过物流,开过学校,还办过各种小厂子,而王树珍则找到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宗启騄背负的“包袱”实在太多了。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祖上都是旧官僚,解放前,他还是供职旧政府邮局的小职员,这些“包袱”让宗启騄举步维艰,每当事业有所起色,就会因为“政治问题”化为泡影。


一家人几乎靠着王树珍当小学教师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无比艰难。


不过,家庭的艰难并没有给宗庆后留下深刻印象,他只记得,在那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昏黄的灯光下,每次吃完晚饭,父亲总喜欢给他们讲他的企业,做生意的法则,为人处世之道和一些时事趣闻。


年幼的宗庆后就在这样的熏陶下,有了最基本的商业意识。


02

1952年,宗庆后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纪。


王树珍没有把宗庆后安排到自己执教的小学,而是把他送到了教学质量更好的杭师附小,她希望宗庆后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不过,当时的宗庆后可能无法理解,因为杭师附小实在离家太远了。


宗庆后生性安静内向,弟妹们小时候玩的打球、弹子,他这位大哥从来不玩,他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那个年代,国家和苏联老大哥的关系很好,《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名著他都会看。


宗庆后的成绩一直十分优秀,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女同学曾给他起了个外号:白面书生。


“白面”是因为他小时候皮肤很白,“书生”是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好;男同学则叫他“大头”,这是因为,宗庆后个子不高,但是脑袋却出奇的大,另外一层意思是因为他是班长,是班里的头。


学生时代,宗庆后就展示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


作为班长的他,每次放学后,都会组织学习小组,他说:“我们自由组合的时候,不要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成绩不好的在一起,大家要均匀一下。”差生由是感激,觉得“大头”果然有领袖风度。


他还会带领大家勤工俭学,每次到了暑假,他带同学们到杭州花圃附近去拔野草。然后将所获得的收入,用来买文具。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姓氏的与众不同。


历史教科书中提到宗泽,他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也是岳飞的伯乐,在杭州,到处都弥漫着岳飞的气息,当意识到自己身上流淌着宗泽的血脉之后,你可以想象这位少年的慷慨与激昂。

电视剧《精忠岳飞》演员卢勇扮演的宗泽

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八百年,但在祖先的感召下,他从小就立志成就一番事业,绝不碌碌无为过完此生。


03

1961年,宗庆后初中毕业,这一年,全国各地都在闹饥荒。


宗庆后得知一个消息,师范院校正在全国各地招生,而在师范院校读书不仅包食宿,还有生活津贴和奖学金拿。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这样的待遇对宗庆后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但现实往往很残酷。


就当宗庆后兴冲冲去报考师范学校时,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进入师范学校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家庭成分必须是贫下中农。宗庆后很清楚自己的家庭背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再加上祖父和父亲都有过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不光彩历史”,报考师范类学校自然也就无望了。


宗庆后为此十分沮丧,不过,作为家中长子,他很快又坚强了起来。既然无法读书,那么就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工作,这样至少可以挣些钱,帮助母亲分担家庭的重负。


就这样,16岁的宗庆后告别了学生时代,正式踏入社会。


少年宗庆后有一个“汽修梦”。在那个年代,汽车这种高级物件还十分罕见,当时凡是和汽车沾边的工作,比如司机,汽修等等,都十分受欢迎,于是在父母安排下,少年宗庆后便跟着一位汽车厂的师傅学习修车。


不过,当时的宗庆后年纪尚小,也没有任何基础,所以,尽管他学习起来很用心,但依然学得很艰难,并且,那时的他由于营养不良,身材瘦小,干不了太重的活,汽修师傅十分不满,过了不长时间,就把他辞退了。


辞退在家的宗庆后郁闷了好一阵。


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躺在墙角的爆米花机,突然眼睛一亮,计上心头。


——他决定用它来挣钱。


于是,他找来了二弟宗端后,兄弟二人开始搭伙创业——走街串巷卖爆米花。


如今的人们,对爆米花机这种老古董可能十分陌生,但是在当时,那算是相当流行的东西,尤其最后那一声“砰”的巨响,让人既期待又害怕,不知构成了多少人的童年回忆。


爆米花机,图源百度

多年以后,宗庆后再回忆起那段走街串巷的日子,还颇有成就感:


“当时的生意还不错的,尤其是赶上过年过节,生意好得不得了,从一大清早爆到天黑,还有好多人排队等在那里。主要是那时候人们办不到什么年货,只好拿点儿大米爆一下,权当打发年关的零食了。”


尽管生意还可以,但是,当时的兄弟二人正处于羞涩懵懂的青春期,由于年轻和腼腆,他们几乎连“爆炒米嘞——”这样的吆喝声都羞于出口,所以,在挣了百十块钱之后,兄弟俩就决定不干了。


放弃“爆米花事业”后,宗庆后还陆续打过一些杂工,他在火车站卖过红薯,还发过传单,甚至还给人看过门。


一晃两年过去了,宗庆后仍在街头叫卖,此时的他厌倦这样的生活了,可是,他还没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这让他痛苦万分。生活的艰辛如同一张大网,将他困住,除了继续眼前的生活,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但是转机还是来了,那是在1963年。


某一天,宗庆后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舟山马目农场正在杭州招收知识青年,不论家庭成分,谁都可以报名参加。宗庆后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决定亲自去看看。


接待他的是一位朴实无华的中年大叔,他是舟山农场的书记,负责此次招聘工作,面对前来咨询的知识青年,书记一脸热情洋溢,给他描述了舟山农场的美好前景,并对他说:“农场是个年轻人大显身手的好地方,那里靠海,有资源丰富的盐田,有辽阔的土地……”


在农场书记的描述下,宗庆后对农场的生活充满期待,宗庆后觉得这片未知的土地,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人生舞台。


宗庆后毅然决定,去舟山闯出一片天地,于是,他第一次告别杭州,告别母亲,踏上了未知的旅程,只是当时的他不会想到,当他再次回到杭州这片土地,再次回到母亲身边,已经是15年后。


不过,这是后话。


此时的宗庆后,正满怀期待奔赴舟山。


那一年,他刚满18岁。


04


18岁的宗庆后带着梦想,来到了马目农场,可当他看到了眼前的景象,心都凉了半截。


两条海坝,一片荒凉——这是宗庆后最直观的印象,那是一个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海滩,根本不像农场书记描述的那样。


后来,宗庆后从当地人口中才知道,这个农场原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场,当地人称之为“舟山西伯利亚”,来形容这个地方不但人迹罕至,而且不适宜人类生存。


但是,来都来了。


好歹这也是一份固定工作,并且,对于当时的宗庆后而言,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他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开始了农场生涯。


农场的生活极其辛苦且单调,每天不是挖沟修坝,就是拉土堆石。宗庆后小小年纪,虽然比不上那些正当壮年的工人,却有一股不认输的韧劲,比赛拉石头,白天比不过人家,他会晚上悄悄从被窝爬起来,乘着月色埋头苦干。


劳累了一天,其他工人都会聚在一起打牌,玩闹,他却一个人待在一旁,看《毛泽东选集》。因为表现良好,仅用了一年时间,他就评上了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得到了农场书记的赏识,获得了保送读大学的机会。


不过,命运却再次跟他开起了玩笑,就当宗庆后期待走进大学殿堂的时候,他所在的农场突然停办了,上大学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宗庆后被转移到绍兴茶场。


绍兴多丘陵,天气湿热,蚊虫肆虐,茶场的劳动,丝毫不比农场轻松,开山修石和插秧种田是经常干的事,不过,在单调的日子里,宗庆后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学会了做饭,甚至学会了杀猪。


那时,每逢过年农场都会分点肉,有一次,杀猪师傅杀完猪后,就回家过年了,但是肉还是不够分,只好让宗庆后上阵。宗庆后把猪嘴巴捏牢,扳紧,刷地一刀捅进去,血水如瀑布般哗啦啦流了下来,宗庆后第一刀就成功了。


宗庆后在绍兴茶场待了14年,几乎把生命中最好的岁月献给了这个地方。


14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四人帮的剿灭,高考的恢复,使大批知青开始返城,宗庆后的弟弟宗泽后也从插队的农村回到了杭州,四个儿子中就剩宗庆后一人在外面流浪,这使他母亲颇为焦虑。


那时候知青返城最难的是在城市里找到一个接收单位,可是返城的知青比接收的名额多得多,很多知青注定要一生留在农村。于是,母亲和父亲一商量,决定让他在绍兴娶妻安家,他们认为这样至少不必再过孤独寂寞的日子。


为了能让他早日在绍兴讨上个老婆,他们拿出积蓄打出了一套家具,托人捎给了宗庆后,但宗庆后从来没有在绍兴安家的计划,也不想待在茶场虚度此生,他第二天便找了辆车把家具给原封不动地送回了杭州。


他还让人捎去一句话:“人活着,必须干一番事业,不能碌碌无为过完此生。”


又过了整整一年,转机终于出现了。


1978 年的秋天,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城镇干部职工退休后,在农村下乡插队的知青子女可以返城顶替。


王树珍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毫不犹豫向学校递交了退休申请函,于是,在寒冬腊月,宗庆后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老家。


那一年,他已经33岁。


05

回到杭州的宗庆后,被分配到学校附近的一家校办纸箱厂,成了一名推销员。


时隔15年,宗庆后终于摆脱了苦闷的农场,重新回到杭州,他从心底里生出一种希望来,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每个清晨,宗庆后会踩着三轮车为不同单位送货,然后从早忙到晚,对于其他人来讲,这是一门苦差事,需要每天跑来跑去,忍受风吹日晒,但是宗庆后却乐在其中,和之前的农场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况且,他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享受那种谈生意、做买卖的感觉。


也是在这个时候,经人介绍,宗庆后认识了一位同样有过知青经历的姑娘。


这位名叫施幼珍的姑娘,和宗庆后一样,也是家里的老大,同样在偏远的农场度过了青春岁月,两人见面时,都分别过了而立之年。


同样的经历使两个人很快走到了一起,1980年,两个人结了婚。


和施幼珍谈恋爱的时候,宗庆后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创业。


彼时,改革开放已经拉开序幕,国家庞大的工业体系如同一头睡狮,正在逐渐苏醒,最明显的指标,就是用电量在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市场上的电表厂家却寥寥无几,经常在外跑市场的宗庆后,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找来厂长,提了开办电表厂的想法,当时的厂长也厌烦了每天糊纸箱,想干点像样的产业,于是他申请了一笔钱,让宗庆后先搞搞试验。


说干就干,宗庆后采购了几个最简单的设备,又在纸箱厂腾出来了一个角落,“杭州市胜利电器仪表厂”就这样开张了。


为了将生产出来的电表卖出去,宗庆后开始在全国各地跑市场,在他的奋力推进下,电表厂开张不久就获得了一个大单,山西一家单位要采购 1000 只电表,每只报价 23 块钱。


两万多的营业额,对于这个新办的电表厂算是一笔巨额收入了。


可谁知,把消息报给厂长时,厂长却嫌弃对方报价太低,他告诉宗庆后,广州有客户要采购上万只电表,并且每只报价 24 块钱,让宗庆后赶紧跑去广州。


就这样,宗庆后被指派到了广州。


可到了广州,他才知道广州的客户给出的报价是 18 块一只,而且只要 500 个,和厂长所传递的信息天差地别。


这可怎么办,人毕竟已经来到了广州,总不能空手而归呀,于是,宗庆后辗转于广州的各大县、乡镇,希望拿到一些订单,可是他最终发现,这根本无济于事。


这一天,四处碰壁的宗庆后,来到一家大排档吃饭,偶然听到邻桌两人在低声聊天,说是海南正在搞大开发,机会很多,各种资源的需求量都很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海南岛与广州隔海相望,宗庆后意识到海南或许是个机会,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便直奔海南岛。


这一次,宗庆后来对了地方,此时的海南岛正大兴土木,对电表这种工业物资缺口非常大。他在海南岛盘桓了将近一个月,几乎把整个海南岛的大小县城都跑了一遍,收获了大量订单。


宗庆后带着这些订单,满载而归。


这次海南之行,让领导对宗庆后刮目相看,没想到这个不苟言笑的大龄青年如此雷厉风行,却又心思缜密——为了防止出现拖欠货款的问题,宗庆后还在海南找了一家电器公司作为第三方中介,来监督此次交易活动,给这些订单上了个“保险”。


不过,后来随着市场上电表厂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难做,宗庆后便不再生产电表了,转而生产当时热销的电风扇,电风扇也只搞了一年时间,全国各地都开始搞电扇厂了,宗庆后的小厂子开始面临生存危机。


1982年,宗庆后终于做不下去了,几经辗转,他又回到了纸箱厂,做起了推销员。


折腾了两年多,宗庆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他的首次创业经历,难言成功,但是他经历了市场的残酷检验,见识了市场经济的神奇之处,他的诸多事迹,也开始在厂里流传,这使他出了名头, 成了当时厂里会做生意的“能人”。


这一切都使宗庆后对自己和未来充满了信心,现在,他只需要一个机会。


尽管他不知道它何时会来,以及如何到来。


06


1986年,宗庆后41岁,这一年,他得到了一个消息。


上城区文教局正在选拔校办企业经销部的负责人,宗庆后作为“能人”,得到了时任副局长傅美珍的推荐。


事实上,在此之前,宗庆后已经在经销部上了班,尽管没有被委任为经理,但是他实际上履行着经理的职责。


傅美珍副局长分管的勤工俭学办公室和经销部只一墙之隔,她对宗庆后的印象非常好,多年以后,傅美珍曾回忆说:


她发现宗庆后这个人很遵守作息时间,尽管他住得很远,在拱墅区,但他上班第一个到,并且宗庆后从来没有像别人一样聊天,打扑克,他总是在看资料、看书、做事情,看起来像是一个踏实做事的人。


有了傅大局长的背书,宗庆后成功当上经销部经理。


实际上,傅局长给予宗庆后的帮助,远不止此。当时杭州要建清泰立交桥,原来的清泰小学要拆掉,只剩下一些旧房子还杵在那儿。她就对宗庆后说:“这些旧房子派不上什么用场,你们到那里去开店吧。”


这个地方,便是宗庆后的起点,直到今天,娃哈哈的总部依然屹立于此。


当上经理后,宗庆后日子并不比之前好过,他的底下只有两位女同志,她们也都不再年轻,一位已经退休,一位即将退休,这种情况下,他要完成一年上缴 10 万元利润的任务。


在宗庆后的带领下,他们开始了艰难的业务探索,先是向上城区各家小学批发文具、纸张等日常用品,然后又代理销售冷饮,挣得都是辛苦钱,每天加班到深更半夜不说,还只能赚取微博的利润。


早期正在推销校簿的宗庆后

有一次,他们三人干到了晚上 11 点,还没下班,这时候一位同事的丈夫气冲冲跑了过来,原来,他的妻子经常借工作的名义,夜不归宿,这一次他倒要看看妻子究竟是不是在加班。


结果,这位女同事对丈夫的行为极其愤怒,她认为丈夫的行为伤害了她的自尊,一气之下,她索性收拾东西住在了单位,和丈夫过起了“分居”的生活。


最后宗庆后出面当和事佬,两个人才重归于好。


承包经销部没多久,一家公司找上门来,这家公司叫中国保灵,研制出了一款名为“花粉口服液”的产品,希望经销部能成为他们的代理商。


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广开来,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成长,十分舍得花钱,所以中国保灵就把目光盯到了小孩子身上,“花粉口服液”研制出来后,他们希望拥有“官方背景”和校园渠道的经销部能够为他们的产品打开销路。


宗庆后也觉得,这是一项利润较大的买卖,不但可以完成年度利润指标,还有助于经销部找到发展方向,于是便欣然同意做该公司的经销代理。


总共后决定代理“中国花粉口服液”的销售,自然获得了上城区文教局及傅美珍的支持。


有一次,她在校长会议上说:“为了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我们在经销‘中国花粉口服液’,请各位校长和老师给予支持,但是不能侵犯学生的利益。这个东西确实好,才经销的。”傅局长的一句话,成功打通了各家学校的渠道,采购订单纷沓而来。


经销部只用了3个月,就销售出去 120 万盒口服液,将积压的产品一扫而光。


中国保灵这家刚刚成立的公司,原本一直为产品销售苦恼不已,突然之间产品销售一空,反而有点吃不消了,花粉口服液很快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


为了解决产能问题,宗庆后索性成立了一家儿童营养食品厂,在中国保灵的帮助下,也建造一条灌装生产线,加入到口服液的生产。


就这样,两家公司的合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随着合作的逐渐深入,宗庆后的经销部一跃成为中国保灵最大的经销商。


时间到了 1988 年 5 月,经销部成立一周年。


这个原本由三个人组成的小作坊,在那一年创造了经济奇迹。


他们拿出了一份让人震惊的成绩单:销售总额 436 万元,上缴利润 22.2 万元,比 10 万元的创利指标足足超出一倍多。


那一年,宗庆后43岁,经销部在他的带领下,已经从原来的3个人,拓展到130人的规模。


07

就当一切变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宗庆后却变得眉头紧锁,忧心忡忡。


随着花粉口服液的热销,社会上开始流行一个传闻,说是花粉含有激素,吃得多了,会造成小孩子性早熟。


这给口服液的销售造成不小压力。


宗庆后曾找到保灵公司的朱总进行沟通,希望他们能够开发新产品,但他们没有接受宗庆后的意见。


这时候,宗庆后就开始担心了——如果花粉口服液这个产品真的存在问题,那他这个130人的工厂岂不是也要跟着完蛋。


宗庆后第一次动了,想要自己研制儿童营养液的念头。


他私下委托一家科研机构,做了一次市场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高达44.4%的小学生因为饮食结构等问题患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症。


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儿童需要补充营养,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市场,他又想起花粉口服液的热销,这使他最终确信,研制出一款儿童专用的营养液,这项事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得知宗庆后想要自立山头,相熟的朋友们曾对他好言相劝,希望他不要去冒险,安分守己做好代加工就好。


面对朋友们的劝告,他反问:“你们能理解一位42岁的中年人面对人生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这句话曾在网上到处流传,用来勉励那些年近不惑,却一事无成的中年人。


我们无从得知,这句话的详细背景,但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出一个中年人,吃了半辈子的苦,在面对人生最后一次机会时的决绝和破釜沉舟。


不过,从零研制出一款儿童营养液,谈何容易,摆在宗庆后面前的是三道难关:


一是需要搞到一个营养液配方,这无疑是决定成败与否的核心与关键;二是设计一套提取工艺,用来实现营养物质的提纯;三是设计一套生产线流程,从而让营养液得以落地生产出来。


就在宗庆后一筹莫展的时候,三位贵人适时出现,分别帮助他度过了上述难关。


第一位出场的是朱寿民教授。


朱教授出身中医世家,是当时医学营养领域的权威学者。他曾在浙江医科大学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医学营养专业。


宗庆后找到他时,他已经63岁了。


那天,宗庆后在一位同事的陪同下,骑了一辆自行车,就赶往朱教授所在的浙江医科大学。


宗庆后向朱教授介绍了自己的公司,并描述了儿童营养液的构思与设想,希望他能研制出适合儿童身体健康、促进孩子进食和消化的营养品,并提出可以提供5万元的科研经费,作为研制儿童营养液的资金。


朱教授对于当下儿童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当然也是忧心忡忡,这个时候,宗庆后恰巧找上门来,尤其还带着5万元的科研经费,这让他十分兴奋。要知道,在当时,5万元的研究资金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可当参观了宗庆后的厂房后,他的热情被浇灭了,由教室改建的厂房和简陋的生产流水线,让他对眼前这位刚刚认识的中年企业家产生了疑虑。


不过,宗庆后并不气馁,三番五次上门拜访,最终还是用诚意打动了朱教授。


就这样,有了朱教授的加盟,配方问题得以成功解决。


接下来,还需要提取工艺的设计。


这时候,一位叫做张宏辉的年轻人出场了。


宗庆后向张宏辉伸出橄榄枝的时候,他才刚满30岁,在胡庆余堂做中药提取的工作,是当时有名的技术能手。


面对宗庆后的盛情邀请,他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提出可以先短期借调过去待三个月。多年以后,已成为娃哈哈集团高管的张宏辉曾笑谈当时的“小心机”:“当时的胡庆余堂是个老国企,效益很好,借调三个月只是想出来看看自己的真实水平。”


事实证明,张宏辉的水平非常过关,正是在这三个月,他就成功摸索出一套“蛋清凝聚法”的提取方法,帮助宗庆后攻克了浓缩液提纯方面的技术难关。


这样的人才,宗庆后当然想把他留下来,但是张宏辉却一直犹豫不决。


当时的胡庆余堂有着“江南药王”的称号,是一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相比之下,宗庆后的私营小厂才刚刚创建,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同胡庆余堂相提并论。


为了挖到张宏辉,宗庆后送了他一套房子。


那时候上城区文教局为了褒奖宗庆后的贡献,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表决通过,奖励他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这在当时是难得的殊荣,也是天大的奖励,可是他转手就将它送给了张宏辉。


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浙江日报都专门报道了此事。


要知道,那时的宗庆后一家,尚且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宿舍,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舍弃那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宗庆后的胸怀和魄力可见一般。


张宏辉果然留了下来,并且一干就是20年,直到2019年4月份,以娃哈哈总经理的职位光荣退休。


配方和提取的问题都已解决,眼下只剩生产线的搭建了。


这时,轮到一位叫做顾馥恩的工程师出场了。


宗庆后找到顾馥恩的时候,她已经退休了,在医药行业干了 30 年的她,因为长期和有毒物质接触,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宗庆后多次邀请她能去指导一下工作,顾馥恩好几次都拒绝了,但最终没耐得过宗庆后的软磨硬泡,答应到车间里参观一下。


顾馥恩检查了宗庆后的车间,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在顾馥恩看来,要将生产线整改,无异于重新搭建一条新的生产线,没有一两年是不可能完成的。


可是市场不等人啊,宗庆后哪能耗得起一年半载。


他下了死命令:“只有在一个月内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公司找到活路。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该加班加班,该熬夜熬夜,就是死也要死在车间里。”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宗庆后和员工不眠不休,通宵达旦,终于按时完成了整改任务。


在朱寿民、张宏辉和顾馥恩的帮助下,儿童营养液的生产,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第一批样品很快出炉,从口感到实际效果,都出人意料的理想。


成功已经近在咫尺。

08


1988 年 6 月 16 日,杭州日报头版突然出现一则大幅广告:


“一种高效能的儿童营养液,已在杭州保灵食品厂试制成功,特向社会各界征集产品名称及商标图案......并且一经采用奖励500元”


广告底部是对“儿童营养液”的介绍:根据测试,每 100 毫升营养液内含钙元素 28 毫克、铁元素 12.5 毫克、蛋白质1.4克以上,这些营养元素对改善儿童营养不良及增强体质都是必需的。


这是宗庆后亲自设计的一则广告。


宗庆后的算盘打得很响,这则广告一则能获得关注度,为尚未问世的营养液制造广告效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得到一些备选名字,绝对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在那个年代,“有奖征名”还不常见,这则广告巧妙地让消费者参与到一个产品的诞生过程,激发了消费者的热情。所以广告刊出后不久,应征的信件便如雪花般飞来。


但这些名字大都因循守旧、毫无新意,就在他们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一个名字跳了出来——娃哈哈。


这个名字是由杭州市上城区少年宫主任朱松龄报送的,听到这个名字,宗庆后眼前一亮,不自觉想起那首著名的同名儿歌。


根据当时的专家评审小组的分析:


“娃哈哈”三个字的韵母都是 a,是每个孩子最早学的音节,这是人类的元音,开口时说出的第一声;如果商标名字的每一个音节都带有 a 这个元音,对孩子们来说,就易于发音了,孩子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发的第一个字就包含有 a 这个音节,比如:爸爸妈妈。”


于是,宗庆后就采用了这个名字,娃哈哈诞生了。


1988 年 10 月 20 日,当第一批“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从生产线上源源不绝地传输下来的时候,宗庆后泪流满面。


那一年,宗庆后 43 岁,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09

第一批娃哈哈营养液生产出来后,为了快速打开局面,宗庆后不惜花费 21 万,在杭州电视台打了广告。


当时,他们手里的资金只剩下 10 万块,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负债经营,也意味着他们已没有丝毫退路——如果销量不及预期,除了债务,他们将一无所有。


好在,他们最终得到了命运的眷顾,广告播出没几天,经销商和零售商就纷纷找上门来,销售部的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娃哈哈的订单疯狂增长。


广告播出当月,“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销量就突破 15 万盒;一个月后,更新统计数据,销量更是一举突破 20 万盒大关。


此后,宗庆后还邀请了朱寿民、沈治平、顾景范等专家撰文,在《杭州日报》用大幅版面,介绍“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功能特性、科学原理和原料配方。作为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他们的推荐会使消费者产生天然的信赖,塑造出娃哈哈与其他口服液截然不同的品牌形象。


在这之后,娃哈哈一路扶摇直上,迅速占领浙江市场,又向华东,北方地区扩散,到了 1991 年,娃哈哈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型校办工厂了,它的产能扩大了 60 倍,利润暴涨了 100 倍。


此后的娃哈哈又接连完成几起大事,逐渐建立饮料帝国的版图。


1991年,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解决了产能问题,获得规模化生产能力,为全国的扩张打下基础。


1994年,娃哈哈迈出“西进”第一步,兼并了涪陵地区3家特困国有企业,整合建立娃哈哈涪陵分公司,第一年就扭亏为盈。


同年,宗庆后提出“联销体”的渠道变革方案,从根本上解决了饮料行业存在已久的回款问题,建立了庞大如毛细血管的渠道体系,使得娃哈哈每推出一个新品,能在3天内铺满全国所有的渠道终端。


1996年,娃哈哈与国际食品饮料巨头达能合作,尽管最终以长达三年的诉讼告终,但经过此次合作,娃哈哈引进了大批国际上最先进的全自动生产流水线,使娃哈哈完成了一次跨越,成为饮料市场上的霸主。


2013年,宗庆后迎来高光时刻。


这一年,娃哈哈集团的总营收达到前所未有的784亿,宗庆后本人连续两次问鼎内地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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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宗庆后75岁,早已功成名就,依然每天8点到公司,然后工作到晚上11点,是企业家里典型的“实干派”,他很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如果出现在报道里,那一定伴随着“雷人雷语”。


有一年的浙商大会上,请了《蓝海战略》的作者钱・金,一起讨论蓝海战略的意义,当着钱・金的面,宗庆后一上台就直言不讳:“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蓝海战略》),并不认可这个蓝海战略,我也看不到蓝海。”在与钱・金的对话中,他将对方的观点全部否定。


他觉得,诸如此类的管理书籍不过是找个新角度把以前的东西又说一遍。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相比来自全球商界和学界的管理思想,他更相信“脚”的力量。


他每年会到全国各地做市场调查约 5 个月,每次回来,都带回来几十箱饮料,同搞研发的、生产的负责人一起品尝,有时候尝到嘴都麻木了。


他还喜欢跑市场,每到一处地方,他必会逛马路边的小商店,和商店老板攀谈,很多重要决策,就是依靠这些“一线信息”而生成的“直觉”。


有一次在跑一线市场时,一位商店小老板跟宗庆后抱怨:“卖国外的可乐根本不赚钱,而且牛气的很,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了解了这个“痛点”之后,宗庆后感觉是时候做可乐了,于是在1998年推出“非常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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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宗庆后的过往75年,他成长经历的每一步,都刻下鲜明的时代烙印。


他生于乱世,政权更迭导致家道中落,青年时期又受困于特殊的社会环境,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中年恰逢改革开放,抓住人生最后一次机遇,逆风翻盘,成为巨富。


他的事业成功,离不开吃苦耐劳精神,时代的机遇,以及关键时刻的贵人相助。


宗庆后是大器晚成的典型,前半生的艰辛让他认识到苦难才是人生常态,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谈何建功立业。


在关键时刻,他也得到了贵人帮助。


傅美珍局长是他的第一位贵人,她慧眼识中宗庆后,正是在她的力排众议下,宗庆后成功坐上经销部经理的位子,这才有了后面的精彩故事,而在事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又分别得到朱寿民、张宏辉和顾馥恩三位人才的鼎力相助。


如今,宗庆后年过古稀,依然奔赴一线。就在今年7月份,娃哈哈在广州开了全国第一家娃哈哈奶茶直营店,开业当天,宗庆后也来到现场助阵,称奶茶店是娃哈哈“第三次创业”,10月份,宗庆后又下场直播,为娃哈哈旗下的康有利电商平台直播带货。


宗庆后正努力让娃哈哈变得更加年轻,更加接近年轻人。


在一次访谈中,宗庆后曾坦言,自己最大的心愿是让娃哈哈成为一个屹立不倒的百年老店。


祝愿他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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