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徐州的一家医院里，一个年轻人正在焦急地等候着产房里的妻子。
这位年轻人叫宗启騄，出生在一个显赫世家，先祖是南宋的抗金名将宗泽，后来随着十世祖宗瑞芝迁居杭州，宗家开始在杭州开枝散叶，形成钱塘宗氏。
随后的数百年，他的家族出了很多大官。宗启騄的爷爷就曾官居二品，他的父亲也先后在武汉、广西做过官吏，后来受到张作霖的赏识，到了东北成了张作霖的财政次长。
可惜到了宗启騄这一代，世道混乱，战争频仍，家道就此中落。
不过，好在宗氏家族向来重视教育，虽然家道中落，宗启騄还是在中国大学读了化学系，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
大学期间，宗启騄认识了一位王姓同学。
这位王同学的母亲是前清的一位格格，父亲在北京做邮政局局长。可不幸的是，父母亲很早就双双离世，只剩下王同学和他的一位小妹相依为命。
两个年轻人年纪相仿，很快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再后来，王同学见宗启騄忠厚可靠，就做主将妹妹许配给了他。
就这样，这位前清格格的后代，名叫王树珍的小妹，便成了宗启騄的妻子。
1945年10月11日，在徐州的一家医院里，王树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排行“后”字辈，父母便取名：宗庆后。
宗庆后出生后，宗启騄携妻儿来到南京。
彼时，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全国各地百废待兴，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宗启騄很快便在南京政府的邮电局，谋得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
宗启騄是一位称职的父亲。在王树珍的记忆里，丈夫每个月拿了工资，就会给小庆后买粽子糖吃，剩下的钱就交给王树珍，让她来打理一家人的生活。
宗启騄有晕血症，这导致他们每次煲汤，从来不敢煲鸡汤，而是煲牛肉汤，因为牛肉处理起来没什么血，不像活鸡需要宰杀。
多年后，宗庆后曾回忆说：“哺乳期的母亲都是喝牛肉汤来增加营养，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一个传统，不知是否是牛肉汤和母乳的原因，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体都很强壮，让我母亲安心和自豪。”
宗庆后和兄弟姐妹，第一排中间为宗庆后
南京的这段时光充满了维生的艰辛，但绝对称得上幸福，可惜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这样的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不久后，内战爆发了，1949年4月，解放军将红旗插到总统府上，宗启騄失业了。
当年秋天，失业的宗启騄带着家人迁往另一座城市——杭州。
对于宗启騄来说，杭州这座城市不算陌生，宗氏历代先祖曾在这里苦心经营，所以他一直把杭州当作祖籍之处，希望继承先祖的衣钵，能够在杭州扎根发芽，开枝散叶。
来到杭州后，宗启騄放下知识分子的身段，开始了创业之路，他先后搞过物流，开过学校，还办过各种小厂子，而王树珍则找到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宗启騄背负的“包袱”实在太多了。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祖上都是旧官僚，解放前，他还是供职旧政府邮局的小职员，这些“包袱”让宗启騄举步维艰，每当事业有所起色，就会因为“政治问题”化为泡影。
一家人几乎靠着王树珍当小学教师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无比艰难。
不过，家庭的艰难并没有给宗庆后留下深刻印象，他只记得，在那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昏黄的灯光下，每次吃完晚饭，父亲总喜欢给他们讲他的企业，做生意的法则，为人处世之道和一些时事趣闻。
年幼的宗庆后就在这样的熏陶下，有了最基本的商业意识。
1952年，宗庆后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纪。
王树珍没有把宗庆后安排到自己执教的小学，而是把他送到了教学质量更好的杭师附小，她希望宗庆后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不过，当时的宗庆后可能无法理解，因为杭师附小实在离家太远了。
宗庆后生性安静内向，弟妹们小时候玩的打球、弹子，他这位大哥从来不玩，他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那个年代，国家和苏联老大哥的关系很好，《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名著他都会看。
宗庆后的成绩一直十分优秀，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女同学曾给他起了个外号：白面书生。
“白面”是因为他小时候皮肤很白，“书生”是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好；男同学则叫他“大头”，这是因为，宗庆后个子不高，但是脑袋却出奇的大，另外一层意思是因为他是班长，是班里的头。
学生时代，宗庆后就展示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
作为班长的他，每次放学后，都会组织学习小组，他说：“我们自由组合的时候，不要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成绩不好的在一起，大家要均匀一下。”差生由是感激，觉得“大头”果然有领袖风度。
他还会带领大家勤工俭学，每次到了暑假，他带同学们到杭州花圃附近去拔野草。然后将所获得的收入，用来买文具。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姓氏的与众不同。
历史教科书中提到宗泽，他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也是岳飞的伯乐，在杭州，到处都弥漫着岳飞的气息，当意识到自己身上流淌着宗泽的血脉之后，你可以想象这位少年的慷慨与激昂。
电视剧《精忠岳飞》演员卢勇扮演的宗泽
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八百年，但在祖先的感召下，他从小就立志成就一番事业，绝不碌碌无为过完此生。
1961年，宗庆后初中毕业，这一年，全国各地都在闹饥荒。
宗庆后得知一个消息，师范院校正在全国各地招生，而在师范院校读书不仅包食宿，还有生活津贴和奖学金拿。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这样的待遇对宗庆后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但现实往往很残酷。
就当宗庆后兴冲冲去报考师范学校时，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进入师范学校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家庭成分必须是贫下中农。宗庆后很清楚自己的家庭背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再加上祖父和父亲都有过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不光彩历史”，报考师范类学校自然也就无望了。
宗庆后为此十分沮丧，不过，作为家中长子，他很快又坚强了起来。既然无法读书，那么就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工作，这样至少可以挣些钱，帮助母亲分担家庭的重负。
就这样，16岁的宗庆后告别了学生时代，正式踏入社会。
少年宗庆后有一个“汽修梦”。在那个年代，汽车这种高级物件还十分罕见，当时凡是和汽车沾边的工作，比如司机，汽修等等，都十分受欢迎，于是在父母安排下，少年宗庆后便跟着一位汽车厂的师傅学习修车。
不过，当时的宗庆后年纪尚小，也没有任何基础，所以，尽管他学习起来很用心，但依然学得很艰难，并且，那时的他由于营养不良，身材瘦小，干不了太重的活，汽修师傅十分不满，过了不长时间，就把他辞退了。
辞退在家的宗庆后郁闷了好一阵。
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躺在墙角的爆米花机，突然眼睛一亮，计上心头。
——他决定用它来挣钱。
于是，他找来了二弟宗端后，兄弟二人开始搭伙创业——走街串巷卖爆米花。
如今的人们，对爆米花机这种老古董可能十分陌生，但是在当时，那算是相当流行的东西，尤其最后那一声“砰”的巨响，让人既期待又害怕，不知构成了多少人的童年回忆。
爆米花机，图源百度
多年以后，宗庆后再回忆起那段走街串巷的日子，还颇有成就感：
“当时的生意还不错的，尤其是赶上过年过节，生意好得不得了，从一大清早爆到天黑，还有好多人排队等在那里。主要是那时候人们办不到什么年货，只好拿点儿大米爆一下，权当打发年关的零食了。”
尽管生意还可以，但是，当时的兄弟二人正处于羞涩懵懂的青春期，由于年轻和腼腆，他们几乎连“爆炒米嘞——”这样的吆喝声都羞于出口，所以，在挣了百十块钱之后，兄弟俩就决定不干了。
放弃“爆米花事业”后，宗庆后还陆续打过一些杂工，他在火车站卖过红薯，还发过传单，甚至还给人看过门。
一晃两年过去了，宗庆后仍在街头叫卖，此时的他厌倦这样的生活了，可是，他还没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这让他痛苦万分。生活的艰辛如同一张大网，将他困住，除了继续眼前的生活，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但是转机还是来了，那是在1963年。
某一天，宗庆后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舟山马目农场正在杭州招收知识青年，不论家庭成分，谁都可以报名参加。宗庆后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决定亲自去看看。
接待他的是一位朴实无华的中年大叔，他是舟山农场的书记，负责此次招聘工作，面对前来咨询的知识青年，书记一脸热情洋溢，给他描述了舟山农场的美好前景，并对他说：“农场是个年轻人大显身手的好地方，那里靠海，有资源丰富的盐田，有辽阔的土地……”
在农场书记的描述下，宗庆后对农场的生活充满期待，宗庆后觉得这片未知的土地，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人生舞台。
宗庆后毅然决定，去舟山闯出一片天地，于是，他第一次告别杭州，告别母亲，踏上了未知的旅程，只是当时的他不会想到，当他再次回到杭州这片土地，再次回到母亲身边，已经是15年后。
不过，这是后话。
此时的宗庆后，正满怀期待奔赴舟山。
那一年，他刚满18岁。
18岁的宗庆后带着梦想，来到了马目农场，可当他看到了眼前的景象，心都凉了半截。
两条海坝，一片荒凉——这是宗庆后最直观的印象，那是一个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海滩，根本不像农场书记描述的那样。
后来，宗庆后从当地人口中才知道，这个农场原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场，当地人称之为“舟山西伯利亚”，来形容这个地方不但人迹罕至，而且不适宜人类生存。
但是，来都来了。
好歹这也是一份固定工作，并且，对于当时的宗庆后而言，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他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开始了农场生涯。
农场的生活极其辛苦且单调，每天不是挖沟修坝，就是拉土堆石。宗庆后小小年纪，虽然比不上那些正当壮年的工人，却有一股不认输的韧劲，比赛拉石头，白天比不过人家，他会晚上悄悄从被窝爬起来，乘着月色埋头苦干。
劳累了一天，其他工人都会聚在一起打牌，玩闹，他却一个人待在一旁，看《毛泽东选集》。因为表现良好，仅用了一年时间，他就评上了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得到了农场书记的赏识，获得了保送读大学的机会。
不过，命运却再次跟他开起了玩笑，就当宗庆后期待走进大学殿堂的时候，他所在的农场突然停办了，上大学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宗庆后被转移到绍兴茶场。
绍兴多丘陵，天气湿热，蚊虫肆虐，茶场的劳动，丝毫不比农场轻松，开山修石和插秧种田是经常干的事，不过，在单调的日子里，宗庆后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学会了做饭，甚至学会了杀猪。
那时，每逢过年农场都会分点肉，有一次，杀猪师傅杀完猪后，就回家过年了，但是肉还是不够分，只好让宗庆后上阵。宗庆后把猪嘴巴捏牢，扳紧，刷地一刀捅进去，血水如瀑布般哗啦啦流了下来，宗庆后第一刀就成功了。
宗庆后在绍兴茶场待了14年，几乎把生命中最好的岁月献给了这个地方。
14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四人帮的剿灭，高考的恢复，使大批知青开始返城，宗庆后的弟弟宗泽后也从插队的农村回到了杭州，四个儿子中就剩宗庆后一人在外面流浪，这使他母亲颇为焦虑。
那时候知青返城最难的是在城市里找到一个接收单位，可是返城的知青比接收的名额多得多，很多知青注定要一生留在农村。于是，母亲和父亲一商量，决定让他在绍兴娶妻安家，他们认为这样至少不必再过孤独寂寞的日子。
为了能让他早日在绍兴讨上个老婆，他们拿出积蓄打出了一套家具，托人捎给了宗庆后，但宗庆后从来没有在绍兴安家的计划，也不想待在茶场虚度此生，他第二天便找了辆车把家具给原封不动地送回了杭州。
他还让人捎去一句话：“人活着，必须干一番事业，不能碌碌无为过完此生。”
又过了整整一年，转机终于出现了。
1978 年的秋天，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城镇干部职工退休后，在农村下乡插队的知青子女可以返城顶替。
王树珍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毫不犹豫向学校递交了退休申请函，于是，在寒冬腊月，宗庆后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老家。
那一年，他已经33岁。
回到杭州的宗庆后，被分配到学校附近的一家校办纸箱厂，成了一名推销员。
时隔15年，宗庆后终于摆脱了苦闷的农场，重新回到杭州，他从心底里生出一种希望来，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每个清晨，宗庆后会踩着三轮车为不同单位送货，然后从早忙到晚，对于其他人来讲，这是一门苦差事，需要每天跑来跑去，忍受风吹日晒，但是宗庆后却乐在其中，和之前的农场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况且，他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享受那种谈生意、做买卖的感觉。
也是在这个时候，经人介绍，宗庆后认识了一位同样有过知青经历的姑娘。
这位名叫施幼珍的姑娘，和宗庆后一样，也是家里的老大，同样在偏远的农场度过了青春岁月，两人见面时，都分别过了而立之年。
同样的经历使两个人很快走到了一起，1980年，两个人结了婚。
和施幼珍谈恋爱的时候，宗庆后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创业。
彼时，改革开放已经拉开序幕，国家庞大的工业体系如同一头睡狮，正在逐渐苏醒，最明显的指标，就是用电量在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市场上的电表厂家却寥寥无几，经常在外跑市场的宗庆后，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找来厂长，提了开办电表厂的想法，当时的厂长也厌烦了每天糊纸箱，想干点像样的产业，于是他申请了一笔钱，让宗庆后先搞搞试验。
说干就干，宗庆后采购了几个最简单的设备，又在纸箱厂腾出来了一个角落，“杭州市胜利电器仪表厂”就这样开张了。
为了将生产出来的电表卖出去，宗庆后开始在全国各地跑市场，在他的奋力推进下，电表厂开张不久就获得了一个大单，山西一家单位要采购 1000 只电表，每只报价 23 块钱。
两万多的营业额，对于这个新办的电表厂算是一笔巨额收入了。
可谁知，把消息报给厂长时，厂长却嫌弃对方报价太低，他告诉宗庆后，广州有客户要采购上万只电表，并且每只报价 24 块钱，让宗庆后赶紧跑去广州。
就这样，宗庆后被指派到了广州。
可到了广州，他才知道广州的客户给出的报价是 18 块一只，而且只要 500 个，和厂长所传递的信息天差地别。
这可怎么办，人毕竟已经来到了广州，总不能空手而归呀，于是，宗庆后镇辗转于广州的各大县、乡镇，希望拿到一些订单，可是他最终发现，这根本无济于事。
这一天，四处碰壁的宗庆后，来到一家大排档吃饭，偶然听到邻桌两人在低声聊天，说是海南正在搞大开发，机会很多，各种资源的需求量都很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海南岛与广州隔海相望，宗庆后意识到海南或许是个机会，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便直奔海南岛。
这一次，宗庆后来对了地方，此时的海南岛正大兴土木，对电表这种工业物资缺口非常大。他在海南岛盘桓了将近一个月，几乎把整个海南岛的大小县城都跑了一遍，收获了大量订单。
宗庆后带着这些订单，满载而归。
这次海南之行，让领导对宗庆后刮目相看，没想到这个不苟言笑的大龄青年如此雷厉风行，却又心思缜密——为了防止出现拖欠货款的问题，宗庆后还在海南找了一家电器公司作为第三方中介，来监督此次交易活动，给这些订单上了个“保险”。
不过，后来随着市场上电表厂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难做，宗庆后便不再生产电表了，转而生产当时热销的电风扇，电风扇也只搞了一年时间，全国各地都开始搞电扇厂了，宗庆后的小厂子开始面临生存危机。
1982年，宗庆后终于做不下去了，几经辗转，他又回到了纸箱厂，做起了推销员。
折腾了两年多，宗庆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他的首次创业经历，难言成功，但是他经历了市场的残酷检验，见识了市场经济的神奇之处，他的诸多事迹，也开始在厂里流传，这使他出了名头， 成了当时厂里会做生意的“能人”。
这一切都使宗庆后对自己和未来充满了信心，现在，他只需要一个机会。
尽管他不知道它何时会来，以及如何到来。
1986年，宗庆后41岁，这一年，他得到了一个消息。
上城区文教局正在选拔校办企业经销部的负责人，宗庆后作为“能人”，得到了时任副局长傅美珍的推荐。
事实上，在此之前，宗庆后已经在经销部上了班，尽管没有被委任为经理，但是他实际上履行着经理的职责。
傅美珍副局长分管的勤工俭学办公室和经销部只一墙之隔，她对宗庆后的印象非常好，多年以后，傅美珍曾回忆说：
她发现宗庆后这个人很遵守作息时间，尽管他住得很远，在拱墅区，但他上班第一个到，并且宗庆后从来没有像别人一样聊天，打扑克，他总是在看资料、看书、做事情，看起来像是一个踏实做事的人。
有了傅大局长的背书，宗庆后成功当上经销部经理。
实际上，傅局长给予宗庆后的帮助，远不止此。当时杭州要建清泰立交桥，原来的清泰小学要拆掉，只剩下一些旧房子还杵在那儿。她就对宗庆后说：“这些旧房子派不上什么用场，你们到那里去开店吧。”
这个地方，便是宗庆后的起点，直到今天，娃哈哈的总部依然屹立于此。
当上经理后，宗庆后日子并不比之前好过，他的底下只有两位女同志，她们也都不再年轻，一位已经退休，一位即将退休，这种情况下，他要完成一年上缴 10 万元利润的任务。
在宗庆后的带领下，他们开始了艰难的业务探索，先是向上城区各家小学批发文具、纸张等日常用品，然后又代理销售冷饮，挣得都是辛苦钱，每天加班到深更半夜不说，还只能赚取微博的利润。
早期正在推销校簿的宗庆后
有一次，他们三人干到了晚上 11 点，还没下班，这时候一位同事的丈夫气冲冲跑了过来，原来，他的妻子经常借工作的名义，夜不归宿，这一次他倒要看看妻子究竟是不是在加班。
结果，这位女同事对丈夫的行为极其愤怒，她认为丈夫的行为伤害了她的自尊，一气之下，她索性收拾东西住在了单位，和丈夫过起了“分居”的生活。
最后宗庆后出面当和事佬，两个人才重归于好。
承包经销部没多久，一家公司找上门来，这家公司叫中国保灵，研制出了一款名为“花粉口服液”的产品，希望经销部能成为他们的代理商。
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广开来，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成长，十分舍得花钱，所以中国保灵就把目光盯到了小孩子身上，“花粉口服液”研制出来后，他们希望拥有“官方背景”和校园渠道的经销部能够为他们的产品打开销路。
宗庆后也觉得，这是一项利润较大的买卖，不但可以完成年度利润指标，还有助于经销部找到发展方向，于是便欣然同意做该公司的经销代理。
总共后决定代理“中国花粉口服液”的销售，自然获得了上城区文教局及傅美珍的支持。
有一次，她在校长会议上说：“为了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我们在经销‘中国花粉口服液’，请各位校长和老师给予支持，但是不能侵犯学生的利益。这个东西确实好，才经销的。”傅局长的一句话，成功打通了各家学校的渠道，采购订单纷沓而来。
经销部只用了3个月，就销售出去 120 万盒口服液，将积压的产品一扫而光。
中国保灵这家刚刚成立的公司，原本一直为产品销售苦恼不已，突然之间产品销售一空，反而有点吃不消了，花粉口服液很快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
为了解决产能问题，宗庆后索性成立了一家儿童营养食品厂，在中国保灵的帮助下，也建造一条灌装生产线，加入到口服液的生产。
就这样，两家公司的合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随着合作的逐渐深入，宗庆后的经销部一跃成为中国保灵最大的经销商。
时间到了 1988 年 5 月，经销部成立一周年。
这个原本由三个人组成的小作坊，在那一年创造了经济奇迹。
他们拿出了一份让人震惊的成绩单：销售总额 436 万元，上缴利润 22.2 万元，比 10 万元的创利指标足足超出一倍多。
那一年，宗庆后43岁，经销部在他的带领下，已经从原来的3个人，拓展到130人的规模。
就当一切变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宗庆后却变得眉头紧锁，忧心忡忡。
随着花粉口服液的热销，社会上开始流行一个传闻，说是花粉含有激素，吃得多了，会造成小孩子性早熟。
这给口服液的销售造成不小压力。
宗庆后曾找到保灵公司的朱总进行沟通，希望他们能够开发新产品，但他们没有接受宗庆后的意见。
这时候，宗庆后就开始担心了——如果花粉口服液这个产品真的存在问题，那他这个130人的工厂岂不是也要跟着完蛋。
宗庆后第一次动了，想要自己研制儿童营养液的念头。
他私下委托一家科研机构，做了一次市场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高达44.4%的小学生因为饮食结构等问题患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症。
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儿童需要补充营养，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市场，他又想起花粉口服液的热销，这使他最终确信，研制出一款儿童专用的营养液，这项事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得知宗庆后想要自立山头，相熟的朋友们曾对他好言相劝，希望他不要去冒险，安分守己做好代加工就好。
面对朋友们的劝告，他反问：“你们能理解一位42岁的中年人面对人生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这句话曾在网上到处流传，用来勉励那些年近不惑，却一事无成的中年人。
我们无从得知，这句话的详细背景，但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出一个中年人，吃了半辈子的苦，在面对人生最后一次机会时的决绝和破釜沉舟。
不过，从零研制出一款儿童营养液，谈何容易，摆在宗庆后面前的是三道难关：
一是需要搞到一个营养液配方，这无疑是决定成败与否的核心与关键；二是设计一套提取工艺，用来实现营养物质的提纯；三是设计一套生产线流程，从而让营养液得以落地生产出来。
就在宗庆后一筹莫展的时候，三位贵人适时出现，分别帮助他度过了上述难关。
第一位出场的是朱寿民教授。
朱教授出身中医世家，是当时医学营养领域的权威学者。他曾在浙江医科大学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医学营养专业。
宗庆后找到他时，他已经63岁了。
那天，宗庆后在一位同事的陪同下，骑了一辆自行车，就赶往朱教授所在的浙江医科大学。
宗庆后向朱教授介绍了自己的公司，并描述了儿童营养液的构思与设想，希望他能研制出适合儿童身体健康、促进孩子进食和消化的营养品，并提出可以提供5万元的科研经费，作为研制儿童营养液的资金。
朱教授对于当下儿童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当然也是忧心忡忡，这个时候，宗庆后恰巧找上门来，尤其还带着5万元的科研经费，这让他十分兴奋。要知道，在当时，5万元的研究资金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可当参观了宗庆后的厂房后，他的热情被浇灭了，由教室改建的厂房和简陋的生产流水线，让他对眼前这位刚刚认识的中年企业家产生了疑虑。
不过，宗庆后并不气馁，三番五次上门拜访，最终还是用诚意打动了朱教授。
就这样，有了朱教授的加盟，配方问题得以成功解决。
接下来，还需要提取工艺的设计。
这时候，一位叫做张宏辉的年轻人出场了。
宗庆后向张宏辉伸出橄榄枝的时候，他才刚满30岁，在胡庆余堂做中药提取的工作，是当时有名的技术能手。
面对宗庆后的盛情邀请，他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提出可以先短期借调过去待三个月。多年以后，已成为娃哈哈集团高管的张宏辉曾笑谈当时的“小心机”：“当时的胡庆余堂是个老国企，效益很好，借调三个月只是想出来看看自己的真实水平。”
事实证明，张宏辉的水平非常过关，正是在这三个月，他就成功摸索出一套“蛋清凝聚法”的提取方法，帮助宗庆后攻克了浓缩液提纯方面的技术难关。
这样的人才，宗庆后当然想把他留下来，但是张宏辉却一直犹豫不决。
当时的胡庆余堂有着“江南药王”的称号，是一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相比之下，宗庆后的私营小厂才刚刚创建，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同胡庆余堂相提并论。
为了挖到张宏辉，宗庆后送了他一套房子。
那时候上城区文教局为了褒奖宗庆后的贡献，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表决通过，奖励他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这在当时是难得的殊荣，也是天大的奖励，可是他转手就将它送给了张宏辉。
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浙江日报都专门报道了此事。
要知道，那时的宗庆后一家，尚且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宿舍，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舍弃那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宗庆后的胸怀和魄力可见一般。
张宏辉果然留了下来，并且一干就是20年，直到2019年4月份，以娃哈哈总经理的职位光荣退休。
配方和提取的问题都已解决，眼下只剩生产线的搭建了。
这时，轮到一位叫做顾馥恩的工程师出场了。
宗庆后找到顾馥恩的时候，她已经退休了，在医药行业干了 30 年的她，因为长期和有毒物质接触，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宗庆后多次邀请她能去指导一下工作，顾馥恩好几次都拒绝了，但最终没耐得过宗庆后的软磨硬泡，答应到车间里参观一下。
顾馥恩检查了宗庆后的车间，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在顾馥恩看来，要将生产线整改，无异于重新搭建一条新的生产线，没有一两年是不可能完成的。
可是市场不等人啊，宗庆后哪能耗得起一年半载。
他下了死命令：“只有在一个月内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公司找到活路。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该加班加班，该熬夜熬夜，就是死也要死在车间里。”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宗庆后和员工不眠不休，通宵达旦，终于按时完成了整改任务。
在朱寿民、张宏辉和顾馥恩的帮助下，儿童营养液的生产，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第一批样品很快出炉，从口感到实际效果，都出人意料的理想。
成功已经近在咫尺。
1988 年 6 月 16 日，杭州日报头版突然出现一则大幅广告：
“一种高效能的儿童营养液，已在杭州保灵食品厂试制成功，特向社会各界征集产品名称及商标图案......并且一经采用奖励500元”
广告底部是对“儿童营养液”的介绍：根据测试，每 100 毫升营养液内含钙元素 28 毫克、铁元素 12.5 毫克、蛋白质1.4克以上，这些营养元素对改善儿童营养不良及增强体质都是必需的。
这是宗庆后亲自设计的一则广告。
宗庆后的算盘打得很响，这则广告一则能获得关注度，为尚未问世的营养液制造广告效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得到一些备选名字，绝对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在那个年代，“有奖征名”还不常见，这则广告巧妙地让消费者参与到一个产品的诞生过程，激发了消费者的热情。所以广告刊出后不久，应征的信件便如雪花般飞来。
但这些名字大都因循守旧、毫无新意，就在他们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一个名字跳了出来——娃哈哈。
这个名字是由杭州市上城区少年宫主任朱松龄报送的，听到这个名字，宗庆后眼前一亮，不自觉想起那首著名的同名儿歌。
根据当时的专家评审小组的分析：
“娃哈哈”三个字的韵母都是 a，是每个孩子最早学的音节，这是人类的元音，开口时说出的第一声；如果商标名字的每一个音节都带有 a 这个元音，对孩子们来说，就易于发音了，孩子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发的第一个字就包含有 a 这个音节，比如：爸爸妈妈。”
于是，宗庆后就采用了这个名字，娃哈哈诞生了。
1988 年 10 月 20 日，当第一批“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从生产线上源源不绝地传输下来的时候，宗庆后泪流满面。
那一年，宗庆后 43 岁，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第一批娃哈哈营养液生产出来后，为了快速打开局面，宗庆后不惜花费 21 万，在杭州电视台打了广告。
当时，他们手里的资金只剩下 10 万块，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负债经营，也意味着他们已没有丝毫退路——如果销量不及预期，除了债务，他们将一无所有。
好在，他们最终得到了命运的眷顾，广告播出没几天，经销商和零售商就纷纷找上门来，销售部的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娃哈哈的订单疯狂增长。
广告播出当月，“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销量就突破 15 万盒；一个月后，更新统计数据，销量更是一举突破 20 万盒大关。
此后，宗庆后还邀请了朱寿民、沈治平、顾景范等专家撰文，在《杭州日报》用大幅版面，介绍“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功能特性、科学原理和原料配方。作为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他们的推荐会使消费者产生天然的信赖，塑造出娃哈哈与其他口服液截然不同的品牌形象。
在这之后，娃哈哈一路扶摇直上，迅速占领浙江市场，又向华东，北方地区扩散，到了 1991 年，娃哈哈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型校办工厂了，它的产能扩大了 60 倍，利润暴涨了 100 倍。
此后的娃哈哈又接连完成几起大事，逐渐建立饮料帝国的版图。
1991年，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解决了产能问题，获得规模化生产能力，为全国的扩张打下基础。
1994年，娃哈哈迈出“西进”第一步，兼并了涪陵地区3家特困国有企业，整合建立娃哈哈涪陵分公司，第一年就扭亏为盈。
同年，宗庆后提出“联销体”的渠道变革方案，从根本上解决了饮料行业存在已久的回款问题，建立了庞大如毛细血管的渠道体系，使得娃哈哈每推出一个新品，能在3天内铺满全国所有的渠道终端。
1996年，娃哈哈与国际食品饮料巨头达能合作，尽管最终以长达三年的诉讼告终，但经过此次合作，娃哈哈引进了大批国际上最先进的全自动生产流水线，使娃哈哈完成了一次跨越，成为饮料市场上的霸主。
2013年，宗庆后迎来高光时刻。
这一年，娃哈哈集团的总营收达到前所未有的784亿，宗庆后本人连续两次问鼎内地首富。
今年，宗庆后75岁，早已功成名就，依然每天8点到公司，然后工作到晚上11点，是企业家里典型的“实干派”，他很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如果出现在报道里，那一定伴随着“雷人雷语”。
有一年的浙商大会上，请了《蓝海战略》的作者钱・金，一起讨论蓝海战略的意义，当着钱・金的面，宗庆后一上台就直言不讳：“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蓝海战略》)，并不认可这个蓝海战略，我也看不到蓝海。”在与钱・金的对话中，他将对方的观点全部否定。
他觉得，诸如此类的管理书籍不过是找个新角度把以前的东西又说一遍。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相比来自全球商界和学界的管理思想，他更相信“脚”的力量。
他每年会到全国各地做市场调查约 5 个月，每次回来，都带回来几十箱饮料，同搞研发的、生产的负责人一起品尝，有时候尝到嘴都麻木了。
他还喜欢跑市场，每到一处地方，他必会逛马路边的小商店，和商店老板攀谈，很多重要决策，就是依靠这些“一线信息”而生成的“直觉”。
有一次在跑一线市场时，一位商店小老板跟宗庆后抱怨：“卖国外的可乐根本不赚钱，而且牛气的很，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了解了这个“痛点”之后，宗庆后感觉是时候做可乐了，于是在1998年推出“非常可乐”。
纵观宗庆后的过往75年，他成长经历的每一步，都刻下鲜明的时代烙印。
他生于乱世，政权更迭导致家道中落，青年时期又受困于特殊的社会环境，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中年恰逢改革开放，抓住人生最后一次机遇，逆风翻盘，成为巨富。
他的事业成功，离不开吃苦耐劳精神，时代的机遇，以及关键时刻的贵人相助。
宗庆后是大器晚成的典型，前半生的艰辛让他认识到苦难才是人生常态，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谈何建功立业。
在关键时刻，他也得到了贵人帮助。
傅美珍局长是他的第一位贵人，她慧眼识中宗庆后，正是在她的力排众议下，宗庆后成功坐上经销部经理的位子，这才有了后面的精彩故事，而在事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又分别得到朱寿民、张宏辉和顾馥恩三位人才的鼎力相助。
如今，宗庆后年过古稀，依然奔赴一线。就在今年7月份，娃哈哈在广州开了全国第一家娃哈哈奶茶直营店，开业当天，宗庆后也来到现场助阵，称奶茶店是娃哈哈“第三次创业”，10月份，宗庆后又下场直播，为娃哈哈旗下的康有利电商平台直播带货。
宗庆后正努力让娃哈哈变得更加年轻，更加接近年轻人。
在一次访谈中，宗庆后曾坦言，自己最大的心愿是让娃哈哈成为一个屹立不倒的百年老店。
祝愿他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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