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4日，蒋友柏回到了奉化溪口。
蒋友柏是蒋介石的曾孙，蒋经国次子蒋孝勇与方智怡的长子，蒋家第四代子孙。
回到溪口之后，他在溪口武岭中学礼堂之中，亲自摆了一席夜宴。
溪口的武岭中学是蒋介石遵循其母王采玉的遗训而创办，其间的礼堂，承载了蒋氏族人百年来寿庆、礼拜、剧演的记忆。
这不是他第一次回到溪口。
在蒋孝勇病重之时，蒋友柏曾随着父亲全家返回大陆探视奉化旧宅，祭拜王太夫人之墓。这是他第一次回到大陆奉化老家。
此后，蒋友柏常往来于两岸，亦多次回到溪口，自觉担负起当地旅游推广活动的重责。此次晚宴的呈现与内容设计，均出自蒋友柏之手。
作为曾经为上百国际知名客户设计过品牌的创意公司创始人，蒋友柏为这次夜宴也提出了不同寻常的理念：“‘國’，就是‘或’结合‘口’。口中加上一，就是中。所以我们就是在邀请不惑的人，来吃一口‘最美的一餐’。”
在宴会的准备阶段时，他就漫步于校园之中，捡拾石头、采摘绿叶与花朵，将之装饰到夜宴的长桌之上。墙上的背面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长桌两旁是四扇丝制围屏，若是从空中俯瞰，能十分清楚地呈现出“中”字造型。
当晚“外婆家”创办人吴国平、“天空的院子”创办人何培均、浦睿文化创始人陈垦、摄影家曾翰、音乐人汪文伟等出身当地的文化名流，均参与了这场宾主尽欢的宴席。
蒋友柏称，自己希求通过与奉化溪口的联结，通过对“蒋氏故里”的“寻根”，来为他的商业实践充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这也是为何橙果文化在2016设立大陆总部时，将地点设立在溪口的最根本原因。
作为蒋氏王朝的第四代，“去政治化”其实并非易事。这是蒋友柏丢不掉的标签，也无法舍弃的一直流淌在血液里的血脉身份。
蒋中正至死不忘溪口花草，以致死后迟迟无法归葬。蒋友柏常往返于两岸，频频讲起奉化溪口，真就如他所说那么简单？
出身于上世纪最受风云瞩目的政治家庭，蒋友柏不可避免地带着一身的傲气和贵气。
曾祖父是蒋介石，名义上的曾祖母是宋美龄，两人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祖父蒋经国虽没有其父辈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亦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息息相关。
出身于这样的家族，蒋友柏的命运自然与历史政治难以切割，以致后来蒋氏王朝崩塌，蒋家退出政坛之后，他们一族的一举一动仍被聚焦于媒体的镁光灯之下。
历史书上的某些人与事，是自己亲密无间的家人，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这种感觉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是极难想象的，无怪他能轻言“历史与政治，都是家事”。
“在我十二岁以前，我真享受过‘政治贵族’的待遇。
我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虚晃的梦，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市蜃楼，小时候我真的就像是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似的，心想事成，要什么有什么，所有我拥有的东西都是大精灵送来给我的；所有我的遭遇以及我走过的路都好像是事先被安排好的。
直到有一天（从台湾飞到Montreal的那一天），有人把我手里的神灯拿走，大精灵不再出现，我好像一下子被丢到一个看不到边界的沙漠里，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
幼年时期的蒋友柏可以说是踏着仕途的康庄大道，此前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会走上与众不同的道路。1988年蒋经国去世，蒋孝勇带着一家飞往蒙特利尔，这才将蒋友柏的命运带向了不可预测的未来。
保镖、司机、厨子……悉数被留在了台湾。这对贵族出身的蒋家人而言，无疑是一种翻天覆地的改变。
尤其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变更是颠覆了他的所有认知。
此前他所有熟知的一切似乎全被抛到了旧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或是即便知道了也不以为意。
所有的特权一夜之间丧失殆尽，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陌生的面孔，这让他们一家多少染上了落魄贵族的色彩。
这是蒋孝勇特意选择的。在蒙特利尔，很少有华人存在，他希望蒋家人能借此契机与台湾政坛作出彻底的切割。
但蒋友柏来到新环境，便无比渴望有同龄的华人朋友来到他的学校。然而翘首以盼而来的新朋友，却与他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这让他陷入了无比孤独的境地。
原本抱持的信念一点点崩塌，身处异国他乡，蒋友柏陷入无边的迷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上大学。
“我把自己降到最低，看看可不可以活，倘若可以活，我再试着爬到最高规格，然后看看在这之间会不会找到方向。”蒋友柏说，自己与蒋家人最相似的便是这份胆识。将来蒋家人必定再起，只是必然会远离政治的是非纷扰，以另外一种姿态再度回归。
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随着岁月天增，“蒋中正”在台湾政治与文化领域不可避免地愈加符号化，蒋氏家族永远是台湾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他们的观点态度，不经意间便会成为某方党争的背书。
蒋友柏对此却是十分豁达。
他认为，作为蒋家人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讲真话的人少，他可以率直地表露自己的观点，以一贯诚恳而真实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对于曾祖父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台湾都曾经“压迫人民”的史实，他少言却也从不讳言。
仅仅就被利用说出真话这一点，他毫不在意。
蒋友柏对自己的定位仅仅只是一名商人，认为这件事会被炒作，便是本身便具有价值的。当然在商言商，他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将这种情势利益最大化。
蒋友柏说：“蒋家再起，不会从政治起来。”他还说：“我宁愿抛弃那‘第四代’残留的政治贵族利益，从零开始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
1995年，年仅19岁的蒋友柏在亲友的帮助下，进军马来西亚房地产，赚取了160万元佣金。
这是蒋友柏商业天赋的初露锋芒，但这份成功却没有为他带来任何喜悦。没有任何人生目标的蒋友柏，以一贯贵公子做派，花天酒地将这份巨额财富花费殆尽。这是一段被他称为 “没有心跳的风花雪月”的至暗时刻。
原因是他得知父亲蒋孝勇的生命仅剩下18个月。
次年蒋孝勇因身患癌症处于弥留之际，原本在纽约大学就读金融系的蒋友柏以仅2学分只差肄业，回台陪伴父亲走完最后一程。此后，照顾家庭的重担便落到了蒋友柏身上。
回到台湾之后，先辈积累下的资源便很少有能用得上的了。
最艰难的时期，他每月仅有2万新台币（约为4000人民币）的收入，还不够他在纽约一顿米其林餐厅的饭钱。但他孤身一人跑到西门町打工，精打细算就这么熬过了8个月。
那时候，他在西门町和无数出没于街头的台北人一样，踩着夹脚拖游走于康定路和中华路，观察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饿了就找一个路边摊随便打发一顿。熬过了由奢入俭的痛苦时期，他开始发现，凭着自己也能打下一片天地。
于是他选择了当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的广告设计行业。
2003年，蒋友柏与弟弟蒋友常创立了台湾橙果设计公司。
然而公司创立之初，蒋友柏蒋家人的身份却令他一度四处碰壁。
并且他十分清醒地明白：“一个普通的公司明天倒了，没有人会去报道它，要是哪天橙果倒了，新闻会炒一个星期。”
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媒体和公众用放大镜观察着，也因而他只能将所有的恐惧、惊慌、烦恼都留给自己，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别人看。
当时设计业在台湾的地位极其低下，在政商人的眼里，就如同台面下的戏子，没有实质的正视理由，却有着弃之可惜的娱乐价值。
蒋友柏成立橙果，他认为橙果的使命就应该去破除这种错误的认知。同时他也愤愤于当时经过外国设计师将设计的本土产品，以高于五倍价格卖回给台湾人的不公现实，以此作为立足点去扩张他的商业版图。
东方的设计业在当时是弱于西方的。当西方世界对东方加以凝视时，他们并非是将东方作为一个应该予以尊重的客体去加以理解，而是以西方为中心，对东方这一客体强行加以自己的解释。这种行为既傲慢，又无法为客户带来商业价值。
这是橙果的第二个立足点。这两个立足点便成了橙果之后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路线。
最初蒋友柏将橙果的目标设定为一家国际性的设计公司。为此他的朋友向他推荐了设计大师Michael Young 。
蒋友柏每天打一通电话到伦敦，持续半年，终于请到Michael Young 担任这个初创公司的首席设计官。他预想橙果一定会凭此跃入国际一流设计公司之列。
然而事与愿违。当年他们承接了一项预算为600万台币的银行赠品设计案。
原本他认为大师的设计一定会令客户十分满意，可没想到设计方案出来后，图纸和理念充满了设计的艺术性，落地执行却处处碰壁，最终成品效果很差。Michael Young 对成品材料的苛刻，最后也使得一批又一批废品就此诞生。
由于理念不同，蒋友柏最终还是与Michael Young分道扬镳。
那一年的新年是他最难过的一年。
Michael Young 离开橙果后，许多慕名而来的客户也纷纷解约。这个身带傲气的老板，只能咬着牙和着血，四处去招揽客户，低声下气地求人。
尽管如此，找不到客户，发不出年终奖，他拿出了自己仅有的积蓄给每个员工发了2000元的红包，对每一个员工都诚挚地道歉。饶是如此，过完年后，员工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里，后来又走了一半。
蒋友柏如今已是能笑着回忆说着当年的窘境。
也正是当年的咬牙坚持，才有如今橙果“不对牌的客户，再大也不要，对牌的客户，拼了命也要帮他完成”的“任性”资本。
然而这段经历，给蒋友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至今他仍未放松对自己的警惕。
他每天都会询问自己，“假如橙果还有一年就要倒闭了，他要做什么事情去进行挽救；假如自己的员工要离开，自己的公司需要做什么去留住员工”
许多问题，他每天都会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询问自己。直至如今，这种犹如西西弗斯式苦行令他的生活极为寡淡，每天即练身体，拼事业，修内心，想创意，以他自己的话讲，是置身于“第十九层地狱”中。
“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着相同的‘地狱进行式’。随着心智的成熟，背着越来越重的十字架过活会成为习惯。
当不能享受时，就承受；到不能承受时，就忍受；而不能忍受时，就接受。一旦学会平和地接受人生十字架，就会找到在地狱进行式中享受的方法。”
但唯有这样，已经年近五十岁的蒋友柏，才能做到宠辱不惊，将自己的事业推行至极致。
“我从未看过幸福的状态，20岁后一直找自己，40岁已近无欲。”
蒋友柏外形高大帅气。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185的身高。无怪当年台湾著名综艺《康熙来了》主持人小S，才看见蒋友柏就两眼放光，直呼“天杀的大帅哥”。
2003年，蒋友柏与模特出身，曾在电视剧《薰衣草》中饰演梁以薰姐姐的林姮怡步入婚姻礼堂，十余年的婚姻生活里始终相敬如宾，并育有一双儿女。这段婚姻也一直为人所艳羡，两人在世人眼中是天造地设的般配。
蒋友柏对家庭的重视也是溢于言表的。
在《康熙来了》接受采访时，当蔡康永接过小S的话题，打趣道“结了婚可以离”时，蒋友柏连连摇头直说“不可以离不可以离”。
蒋友柏每天坚持六点起床送孩子上学、八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回家陪太太孩子，因此获得一个外号叫蒋两点。
在接受鲁豫采访时，蒋友柏也透露了许多自己在家庭中与妻子相处的细节。在家庭之中，他认为妻子才是管理者，而自己的地位，要放在妻子照顾的九条狗四只猫两缸鱼之后，而地位比他低的，是他照顾的四盆植物。
他说：“婚前全部是错误，婚后才是唯一。”
但这段童话般的婚姻在走过了十余年之后，却也走向了结束。
2018年蒋友柏起诉离婚，这为他带来了不小的争议，过往的“恩爱式”发言成了讽刺的“笑言”。
坊间传言，是蒋友柏出轨自己的女特助庄涵云才导致了这场婚变。更加引起争议的，是蒋友柏称他从未看过幸福的状态，矢口否认了自己在家庭生活的所有正面感受。
婚姻家庭生活是极为私人的领域，但许多蛛丝马迹，仍能从当下的一些状态略知一二。
在无数次接受媒体访谈的过程中，蒋友柏提到自己的妻子都是极为淡然的，仿佛是到了人生的一个节点，有一些义务应该履行了，有些责任应该承担了。似乎，这都是一些人生应有的事项，需要去完成。
他将家庭划为另外一个领域，将其完整交给妻子，而自己便可以置身其外，无需费心一分一毫，毫无参与欲，亦毫无参与感。
与其说他从未看到“幸福的状态”，不若说他对幸福缺乏一种感受力。
他显赫的家族给予他的，是与普罗大众格格不入的割裂感，这令他一直无法真正的融入普通世俗的生活之中，这也令他极难敞开心扉，去接纳其他人，信任其他人。
早年间人生的剧变令蒋友柏危机感一直十分强烈。早年的自传，他称自己是“悬崖边上的贵族”，正是由于这种身份，他需要不断去印证自己，企图用事业上的成功去弥补他曾经失去的一切荣光，这令他一直处于一种“缺”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一旦形成，恐怕会如同一个黑洞，不断吞噬常世的幸福所带来的温暖感受，以致人到中年“已近无欲”。
蒋氏家族曾经失去的一切荣光，已经成了一种宿命式的记忆。蒋中正希望魂归故里，蒋孝勇生前最后的愿望：回大陆走一趟，一是治病，二是回溪口故里扫墓，三是去游黄山。蒋友柏后来回到故里寻根，亦仿佛是同样的宿命。
尽管蒋友柏对家族政治命运已然呈现反叛的姿态，但他却完全无法抗拒“过去”，那是蒋氏家族作为贵族的凭证，也是他傲然于人的资本。
因而他必须回到大陆。他的设计和艺术，也都必须回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与传统形成联结的纽带，去找到自己精神上的“根”。
蒋友柏极为推崇《中庸》中提到的“中”与“和”。他又将儒家这两个最为核心的概念引申到对设计行业的解释之中，提出“中”符合消费者习性，“和”则指外观符合潮流。
提出这个解释之后，他又将这两个解释融入了橙果的设计理念之中，定义为橙果的DNA。
2008年，台湾橙果设计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取名为“常橙”，有谐音“长城”之意。此后，蒋友柏与大陆的联结越发紧密。
2019年11月11日，全国第二家“晓书馆”在南京开馆，其设计全由蒋友柏亲自操刀。
蒋友柏将“一城、二马道、三瓮城、四城门”的意境融入了整个设计之中，令整个“晓书馆”平添了时空交织之感，仿若打开知识的城门，在其间来回穿梭。
2022年，蒋友柏在上海举办了个人画展，重新以艺术家的身份去面对这个社会。
他的画脱胎于传统水墨画，却又叛出了传统水墨画：他以水漆代替泼墨，用刮刀代替毛笔作画，不拘于工具，更带有个人的风格意味。
与传统水墨画不同，他会将西方明确的动物形体融入进极具东方韵味的水墨意境之中，东西合璧，不拘一格，是一种极富想象力的尝试。
陈晓楠在访谈中询问蒋友柏，会有四十不惑的感觉吗？
蒋友柏回答，他仍然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在尝试跳脱自己以往经验的过程中，许多事情似乎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且对于他来说“惑”本身也是极少的。
极少有人经历过如蒋友柏这般传奇的人生，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会觉得平了，也就什么欲望都几乎没有了。
叛出定式艺术的艺术，无疑是极为遵从个人内心章法的自由表达，他的人生同样也是如此。
或许到了五十岁知天命的时候，他能真正寻到他想要的“根”。
杨澜访谈录——专访“蒋家第四代”蒋友柏
中新网：《蒋友柏回“蒋氏故里”：用寻根身份为中华文化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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