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普惠陶岚：带动50万家企业和5亿公众，每年减碳1亿吨 | 谈碳

文 | 吕雅宁

编辑 | 苏建勋

你知道吗？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行为正在帮你悄悄减碳。

使用共享单车每骑行1公里可以减碳250克；在外卖下单界面选择“无需餐具”可以减碳45.72克；就连将京东快递的快递单，替换为电子面单，也可以实现5g的减碳量。

绿色消费行为形成的减碳量和碳积分，在累计到一定量之后，还能换取奖品。

在北京一个名为“绿色生活季”的小程序上，绿色消费场景覆盖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还能转化成减碳量和碳积分，给予公众奖品激励。

绿色生活季小程序。图源：绿普惠

这个平台背后是多元碳普惠机制，其落地平台是一个数字化的“碳账本”。

2019年，陶岚正式创建绿普惠，她带领团队搭建起一套绿色生活减碳计量底层平台，打造链接多方的“碳账本”。

“碳账本”的运行模式是一个漏斗形状。漏斗最上层为各种日常生活场景，包括衣、食、住、行、用、游等方面的绿色行为，比如乘坐公交地铁、驾驶新能源汽车、购买节能家电等，这些行为会被第二层的数字化企业给记录下来，同时授权“碳账本”进行碳减排量化和记录。

其实市面上的碳普惠项目并不少见，但几乎都要靠用户主动记录和领取，反倒降低了用户积极性，还容易出现数据错算、减排量重复记录等问题。

绿普惠的思路便是利用“绿普惠云”这一第三方数字化计量平台，依托《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团体标准，科学量化个人减排行为，实现企业和政府碳普惠平台的链接，从而让个人减排量通过平台企业折现，无需手动记录。

政府也可以更方便地收集到辖区范围内的个人碳减排数量，更科学地制定地方节能减排政策，最终形成政府、企业、个人三本账。

如今绿普惠已成立三年多，支持包括北京市、四川泸州、江苏苏州等地方政府建立碳普惠平台，还服务了广汽、美团、滴滴、饿了么、快电等众多互联网企业，为几十家企业建立碳账户产品和系统，带动上亿次减排行为。

去年，陶岚带着这份代表中国民间的碳普惠方案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以前，很多人会以为中国的减碳是靠政策自上而下地推动，其实来自民间的减碳力量非常大，很多国际机构都表示很难得。”陶岚说。

陶岚在节能减排、碳交易这一领域有近二十年的工作实践，如今也成为全国碳普惠领域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她表示，绿普惠希望带动上亿公众，每年减排一亿吨碳，还想帮助更多的企业建立自己的“蚂蚁森林”。

近日，陶岚接受了36碳的专访。

绿普惠创始人陶岚

以下为采访实录，经36碳整理编辑

36碳：相比于高耗能产业降碳，个人碳减排的作用如何体现？

陶岚：如今整个社会向绿色低碳化发展，其中就包括绿色低碳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好理解，就是从高碳排的产业端去降碳，比如发电企业、钢铁企业等。但很多人不熟悉生活方式减碳，也就是需求端的减碳，这部分也是碳排放量的大头。

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已达37.24亿吨，占全年碳排放总量的近三分之一。中国科学院在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53%。联合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590亿吨，改变人的行为可减少70%碳排放。

随着城镇化推进，居民消费领域的碳排放还会逐渐增多。个人消费端碳减排能节约更多社会资源，还会倒逼生产方式转型，二者相互影响和协同。

36碳：面对中国如此庞大的消费者基数，公众参与碳减排的潜力如何？

陶岚：其实我国公众在环保意识方面的觉醒还是比较早的。早在2006年，国家还没有提出“双碳”目标的时候，当时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联合车友会及民间环保组织等，共同倡议：“为首都多一个蓝天,每月少开一天车”，当时活动带动约80万人参与，在国际上都形成很大反响，美国时任总统布什的环境顾问杜丹德还特地跑来中国调研。

2015年，我开始帮助企业做碳账户产品，最开始帮助支付宝打造蚂蚁森林，计算不同的消费行为带来多少减碳量。

前几年，我也引导了北京市发起的“我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车”、“绿行者”等碳普惠行动。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之后，公众减排热度再次被提升。

36碳：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类似产品，为什么用户热度不够高？引导个人减碳有什么难点？

陶岚：抓大好抓，抓小不好抓，从个人消费端去推动减碳的难度非常大。很多地方政府以前就建立过类似平台，但效果并不显著，原因在于没有把日常生活中的场景都纳入进来，用户在各个场景下的绿色行为数据也没有全面连通。用户完成绿色行为之后，还需要打开小程序或软件完成上传，这与个人用户习惯不符，当然就会影响用户积极性。

绿普惠推出的“个人数字碳账本”，是一个第三方绿色生活减碳计量底层平台，把跨场景、跨平台的公众绿色行为进行量化记录和融合汇总，个人减排量可以通过平台企业折现，无需手动记录。

图源：绿普惠

36碳：覆盖场景更加全面多元之后，如何体现减排量的科学性？

陶岚：这也是痛点之一，此前我国消费端一直存在减排场景不清晰、减排标准不统一、减排量计算不科学等问题。去年4月，我们和中华环保联合会、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等单位共同编制团体标准《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其中推荐衣、食、住、行、用、办公、数字金融等七大类别的40项绿色低碳行为，还规定了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基本原则、要求和方法。

这意味着个人碳减排从减排量层面有了一把“标尺”。2022年8月，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参考这套标准，推出绿色生活碳普惠平台“绿色生活季”。平台上线一个月后，为超过636万市民建立了碳账本，带动减排行为超过8800万次，形成减排量约4万吨。

图源：绿普惠

36碳：碳普惠是一个链接政府、企业、个人的多元体系，政府和企业的诉求有何不同？

陶岚：从政府端来看，“双碳”目标之后，各地开始重视碳普惠。但面向消费者引导减碳，政府很难让用户直接参与进来，没有用户基数，再多的补贴也没法精准激励到用户。而企业则不一样，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消费者，不断培养用户使用习惯，他们还希望融入国家双碳目标，带动用户减排，用更创新的方式吸引、维护用户，并在更多地方政府打开市场。

政府和企业都具备减碳积极性，但我国有300多个地方政府，几十万家企业，不可能让每个政府去跟上万家企业一个个谈合作，需要一个平台或市场机制整合多方。绿普惠在做的事情就是“链接”，让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这样各方都省劲了。

36碳：基于不同诉求和特点，绿普惠如何面向企业、政府提供产品？

陶岚：我们的核心产品“绿普惠云-碳减排数字账本”，同时可以服务企业和政府。在企业方面，绿普惠首先帮助企业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打造企业碳账户，带动员工或用户减排，形成碳资产，助力企业碳中和。其次让减碳赋能企业经营，实现企业和用户长效链接，以提升用户粘性；还可以帮助企业链接政府碳普惠平台，助力企业碳普惠减排量交易。

以丰田汽车举例，绿普惠帮助丰田汽车建立车主碳账户“丰云绿动”，量化车主的日常使用所产生的减排量，并进行车主排名，返还权益和奖励。激励方面与车辆后市场链接，车主可以去4S店去换机油，换工时费等，又回到丰田服务体系中去。这个案例被写入广汽集团的ESG报告，还获得多项双碳案例奖项。

政府合作方面，绿普惠不仅在多个省市建立碳普惠平台，去年还服务了北京冬奥会的碳普惠，用“低碳冬奥”小程序带动百万人参与减排，并作为冬奥会遗产写入赛后可持续发展报告。

低碳冬奥小程序。图源：绿普惠

36碳：这些“链接”工作，相比您以前参与的碳市场工作，难度是不是更大？

陶岚：这和我以前参与碳市场交易工作不一样，碳市场目前被纳入全国交易的就是2000多家企业。如今绿普惠面向的企业更多元丰富，有减排诉求的公司都有合作意愿，一些大型国央企还在推行员工内部的碳账户，这个需求是无限大的，我反倒觉得越做越有意思。

绿普惠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碳普惠激励模式，在未来的项目推进中也会更高效。目前，“多元碳普惠机制”还被写入生态环境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2022年度报告》、中央网信办《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报告中。

36碳：目前国内碳交易更多由企业承担，未来个人碳减排机制和碳市场有可能结合吗？

陶岚：碳普惠是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参与主体和范围来看，碳普惠是面向个人，家庭和小微企业，是居民生活需求端减排，其涉及范围更广，影响范围更大。碳市场参与主体是高能耗企业，是工业生产领域的减排。

从碳交易市场机制来看，有关部门是基于企业过去三年的碳排放数据给控排企业发放配额。碳市场目前以强制性交易为主，国家有指定交易平台。这套方式对居民行不通，不能规定居民每年的碳排量是多少，更无法做到平均发放配额，这就决定了碳普惠是基于宣传倡导和社会激励的市场，需要有解决方案服务商。

但碳普惠减排量可以自愿交易，比如去年王府井集团举办的“人民甄选”活动，经测算产生761吨碳排放，通过认购碳普惠减排量实现活动碳中和，这给今后大型活动自身实现碳中和提供初步经验范式。

36碳：未来绿普惠会关注哪些方面？

陶岚：首先一定是服务好客户。绿普惠云的解决方案采用大数据、隐私计算技术，在不触及用户隐私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系统同时服务政府和企业。

其次是做好碳普惠的宣传推广，帮助更多企业带动用户减排，并将个人减排融入企业经营过程中，最大化发挥个人减排价值，让用户、企业、政府都获益。

目前我们已带动千万用户减排6亿多次，相信不久后就会实现带动1亿用户，每人减排1吨碳，达到1亿吨的减排目标。过去两年，绿普惠已经融资数千万，2023年~2024年将再实现亿级融资，加速规模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