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三星电子公司副董事长兼法定继承人李在镕做了一次公开道歉，结尾时，他立下誓言，绝不会将集团管理权移交给子孙后代。
如果这位财阀言而有信的话，那么，一个时代结束了。
三星，一家特殊的跨国集团，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
1938年3月1日，韩国大邱，李秉喆用手中仅有的3万韩元成立了“三星商会株式会社”，日本对这个国家的全面深刻影响，体现在了这个名字中。
之后的几十年，韩国逐渐变成了“三星的韩国”，在韩国，所有人都离不开三件事：税收、死亡和三星。
李秉喆的三星帝国连同衍生出来的公司，涵盖了韩国每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穿着三星服装生产的衣服，住着三星地产建设的房子，用着三星电气生产的电子产品，开着三星汽车生产的汽车，走着三星建设修建的道路，用着三星手机生产的电话，在三星设备搭建的通信网络上打电话，送着子女去三星爱宝乐园玩耍，上着三星基金资助的大学，最后死了还得去三星管理的公墓……哪怕是泡菜，全球500强里面有泡菜业务的13个企业中，三星一家，就贡献了3个。
三星在美股上市，从其股权结构看，它不光是韩国的企业，也是全球化的产物。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三星帝国最值钱的三星电子，堪称彻头彻尾的美国公司。
普通股当中，外国投资者占比达到了55%（这里面80%以上的股份是由美国投资机构所持有，特别是华尔街花旗，摩根大通等金融机构）， 大股东和关联企业持股比例是21%，而韩国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是19%。
优先股的股权结构更夸张，89%的优先股由外国投资者持有，韩国境内的投资者以及大股东持有的优先股只有10.2%。
三星是最早确立“家族继承制”的韩国企业，李家通过各种交叉持股的方式，在这几十年里牢牢的掌控着三星帝国。
掌控经济，世代继承，方为“财阀”。
三星电子的最大股东是三星生命保险——成立于1963年，并于1989年7月独立，改为现在这个名称，三星生命保险持股 7.7%，而三星生命保险的最大股东又是李秉喆的儿子李健熙和三星爱宝乐园，分别持股 20.8% 和19.3%。
三星爱宝乐园的最大股东就是李在镕，他是李健熙的独子，持股25.1%。三星电子持有三星信用卡 37.5% 的股份，而三星信用卡又持有三星爱宝乐园8.6%的股份。
李在镕
三星电子的第三大股东是新世界百货，持股 11.07%，新世界百货的前身是1967年收购的东花百货，其现在的实际控制人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女儿李明熙。
第四大股东是希杰集团，现在的掌控者是李在镕。
正是透过这种交叉股权结构，李健熙和李在镕成为三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成立之初的三星，做的生意和现在毫无关联，倒卖的东西，都是韩国当地出产的干鱼蔬果等农副产品。
而三星的崛起，跟政治不无关系，李秉喆与李承晚和朴正熙两任韩国总统纠缠不清，相爱相杀。
1948年成立的三星物产，是三星的第一块宝石。当年，外逃33年的李承晚博士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大邱拜访李秉喆，随即三星物产成立，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三星物产的资产，就增大了20倍，之后，三星物产成为了李承晚政治经费的来源之一。
1961年，朴正熙发动兵变，李承晚下台，朴正熙成为韩国总统。上台后的朴正熙，对李承晚治下的企业，开始了大面积的“调查”，或者说是“连坐”，通缉并对11家财阀的27家公司的负责人实施逮捕，李秉喆位列“1号”。为了“表忠心”，这些可查到的27家企业，以“补缴”的形式向政府缴纳了高达378亿韩元的税费，三星一家独占27%，而且还上交了三家银行。
三星爱宝乐园
1966年，三星开发成立，后来发展成为了三星爱宝乐园，此时的三星，已经是韩国横跨11个大行业的巨无霸公司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李秉喆确立了三星“家族制企业”的管理形态——这也是东方人的惯有思维。
李秉喆最初的设想是自己的三个儿子——长子李孟熙、次子李昌熙、三子李健熙分别接管当时三星重要的几个业务板块，共同进步，做大做强。
然而，“内斗”的戏码，再次上演。
2012年2月，时任三星集团的领导人李健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揭露了大哥李孟熙被废黜的真正原因。
这次采访的背景是李孟熙发起的一笔超过7000亿韩元的诉讼，起因则远在1966年。
1966年，三星旗下第一制糖、韩国肥料把糖精伪装成建材进行走私牟利，李孟熙将此事举报到了青瓦台朴正熙的桌子上，但他不知情的是，朴正熙对此一清二楚，并且参与了分肥。
不过，朴正熙也希望借此掀翻三星。于是，朴正熙利用李孟熙的举报，联合媒体，揭发三星在全球范围内的走私情况，李秉喆和他的三星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李秉喆的次子李昌熙以三星“常务理事”的职务，将整个“糖精走私案”揽了下来，最终，李秉喆迫于压力，辞任三星会长一职，在1967年的宣判中，李昌熙被判入狱6个月。
之后，李孟熙顺利成为三星副总裁，但半年后，业绩毫无增长，管理混乱不堪，李秉喆复出，李孟熙淡出管理层。
1968年，李昌熙出狱，令所有人不解是，昔日扛下罪责的他也向朴正熙举报，举报的内容是李秉喆有“小金库”。李秉喆为了自保和保存三星的命脉，将三星51%的股份“上交”国家。
1973年，三星“王子之乱”，这一年，李昌熙利用职务之便，秘密搜集李秉喆的“违法”行为，并将这些材料罗列成册，写成请愿书递交给韩国总统朴正熙。
这一次，终于让父亲李秉喆放弃幻想，先是监禁了李昌熙，进而想把李孟熙关押到精神病院。最后，两位继承人虽然被放出，但都离开了韩国。
李秉喆放言：
最后，李秉喆以“秘密建储”的古老方式确定了继承人，尽管这个秘密人尽皆知，李健熙由此上位。
1987年，李秉喆逝世，李健熙正式成为三星帝国的掌门人。尽管受尽了伤，但作为一个父亲，李秉喆的遗嘱安排中，还是能看到他对于家族成员的照顾。
长子李孟熙：本人没有分到任何财产，但其妻获得了三星财产保险公司的股份，李孟熙2012年起诉的内容便是基于此；后李孟熙儿子李再贤继承第一制糖，也就就是那个走私糖精的公司，这家成立于1953年的公司，在李再贤领导下，于2002年改为希杰集团；
次子李昌熙: 继承成立于1954年的第一化纤，李昌熙被流放到美国后，李昌熙之子李在宽将继承了第一化纤，1995年，李在宽将独立出来第一化纤，与世韩传媒合并组成了新的世韩集团；
三子李健熙：继承三星集团最主要的子公司：1948年成立的三星物产、1954年成立的第一毛织和1969年成立的三星电子，后在1991年独立并更名为三星集团；第一毛织与爱宝乐园则通过剥离相似业务，来进行合并重组，改组成为三星爱宝乐园和三星化学和第一毛织；
长女李仁熙：继承1968年成立的高丽医院、和收购而来的全州造纸等产业，后于1980年独立并改组为韩松集团；
次女李淑熙：1957年和LG集团创始人具仁会的三公子、餐饮业巨头Ourhome总裁具滋学结婚；
三女李顺熙：与西江大学教授结婚；
四女李德熙: 嫁给庆尚南道大地产商；
五女李明熙：继承新世界百货——其前身是1963年收购的东花百货；以及新罗酒店，在1995年收购威斯汀酒店后组成首尔威斯汀朝鲜酒店，成为韩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和酒店服务商。
2008年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而被起诉，被韩国首尔中央支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李健熙辞任三星集团董事长一职，作为李健熙唯一的一个儿子，李在镕又成为三星的法定继承人。
三星三代掌门：李秉喆、李健熙、李在镕
时至今日，三星集团贡献了韩国20%的GDP，三星电子贡献了三星集团70%的营业额，储存器芯片及手机业务贡献了三星电子70%的营业额，其他的三星集团旗下业务，涵盖了各行各业，他们围绕三星电子，组成了庞大的帝国。
在2006年，三星成为全球第35大经济体。
家族继承制，是东方企业最想尝试，但本身又充满了问题的古老制度，是摆在中国、韩国、日本很多企业面前的诱惑和陷阱。
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影响甚深。
《公羊传》开篇“隐公元年”就写道：“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李秉喆的三星帝国，走的路子与古代中原王朝的继承制殊无二致，预先就让长子李孟熙参与到运营中去，并通过逐步的放权和调度，让元老们逐渐习惯被“继承人”率领的方式来推进帝国的发展。
1966年，李秉喆被迫隐退，实际上李孟熙已经大权在握，可惜不够老练，又操之过切，最终被废黜。
李昌熙的经历几乎如出一辙。
李健熙能顺利继位，靠的其实是三个字，“不犯错”。这一点上，我们在《琅琊榜》里也曾经看到过。如今，1942年出生的李在熙，也得认真考虑继承人问题，从李秉喆，到李健熙，再到李在镕，顺理成章，但李在镕5月6日的声明，似乎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件事起于3月11日，由前任大法官、学者及法律界人士组成的“三星合规监督委员会”向李在镕提出建议，就继承权问题、保障工会及劳工权益、倾听多元化的声音及保障委员会的独立运作四个方面，发表针对全体国民的道歉声明，随后李在镕表示接受，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由，将道歉的时间从4月推迟至5月。
5月6日，李在镕就公司经营等问题召开记者会，发表向全体国民致歉的声明，并称自己“没有想法将公司的经营权继承给子女”。
韩国学者认为，李在镕的本次宣言，如果能够落实的话，意义不亚于彻底改变三星未来走向的“三星新经营宣言”，尤其是打破了财阀制度的根基，即通过家属经营保证经营的稳固性，这对于三星自身，乃至韩国的财阀体系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三星经济体的影响力，在韩国依然巨大，但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衰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崛起，以及中国市场的丢失。
2018年12月，关闭天津手机制造厂并停止在华手机制造业务，2019年10月关闭惠州工厂后，三星手机制造业务完全退出中国；今年4月9日，三星正式宣布退出LCD面板市场，将于今年年底关停旗下在韩国和中国的所有LCD面板产线。
而这些业务，曾经是三星在华的最大业务和利润来源。
如今，随着中国加力发展储存器芯片以及其他半导体细分产业，三星帝国正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而三星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经历，足以让中国的企业家们警醒。
改革开放42年后，第一代中国企业家都面临一个问题，“打下的江山该给谁继承”。说实话，如果有机会，这些草莽英雄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扛起大旗，不过，这并不现实。
尽管因为计划生育和体制原因，中国企业的继承人只有一个，不存在“宫斗问题”，但继承人们真的能够成功接过企业，守成，并推陈出新吗？尤其是在这个风云突变的时代，任何一点错误都会被无限放大，让企业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其实，理性的选择只有一个，交给职业经理人。而父死子继的传统，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
就让它与旧时代，一起留在昨天吧。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