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这两天，一篇《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戳中了教育不均衡的痛点，刷屏朋友圈。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跟随成都七中同步上课。开设直播班的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称，16年来，有7万2000名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完成高中课程，其中88人考上清华北大，大多数成功考取本科。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后，也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比如，88个考上清华北大是两百多所学校16年来的总数，不能说是效果明显；又如，远端学校资源向直播班倾斜，加剧了学校内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再如，国家多所高校扶贫定向招生的政策被忽视、本地学校老师的角色被弱化等。那么，网络直播课程是否真的有“改变命运”的“魔力”？是否只有少数成绩拔尖的学生才能享受到网络授课？我们先跟随央广记者一起到事件中的主角之一——云南禄劝第一中学看一看。
实地探访禄劝一中 班主任：“有了这个东西你才会去艰苦奋斗”
一篇《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爆款文章，让这座名不见经传的禄劝一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禄劝一中始建于1928年，学校历史很久远，但教学质量在云南省并不突出。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得益于这两年脱贫攻坚进程的加快，禄劝一中的软硬件条件都得到了较大提升。
傍晚时分走进学校，有的同学在新建的篮球场挥汗如雨，有的同学在草坪中朗读背诵，远处是仍在施工的教学楼。
大部分学生都寄宿在校。晚自习时间从7点开始，高中部要一直上到11点，留1个小时自由时间就熄灯休息。学校副校长吴飞介绍，由于白天的网络课程节奏快、内容多，自习一般都留给同学们消化巩固。
在与成都七中的同步网络直播课程中，授课内容和进度都以成都七中为准，禄劝一中的同学们跟着同步上课、同步作业、同步练习。高三学生罗仁斌以前是在乡镇读的中学，高中来到禄劝一中，他回忆自己刚接触网课时，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学习态度和城市里的孩子相差了一大截。
罗仁斌说：“刚开始接触这个网络教学，那边的教学特点就是密度大，知识量覆盖广。比如听某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过了，所以这方面有一些不适应，说实话还是感觉差距大。”
农村孩子们在慢慢适应和习惯。罗仁斌说，隔了一层屏幕并没有距离感，这种教学模式就像是6门学科有了12名指导老师。
罗仁斌对直播课程的评价比较高，“他们那边问什么我们就回答什么。一开始觉得有点儿奇怪，慢慢发现你答的跟那边也差不多，你会发现已经融入那个课堂了。那边老师的确很有教育水平，针对学生不懂的方面做着重讲解。
网络班教学过程中，这边的老师们也不能“袖手旁观”。除了课前准备、课间讲授，学生没有跟上和理解的课后还需要一起查缺补漏。网络班班主任杨文权今年教出了两个清华北大上榜生，他观察，新的教学模式除了成绩上的帮助，更多的其实是给了学生一个参照和动力。
杨文权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不是那边的老师给了你多少东西，而是有了这个东西你才会去艰苦奋斗。那边我的理解是很好的一面镜子，对这些孩子起到一个很好的引领作用。跟他们说说之后，逐渐逐渐相信，坚持下来，到高一下学期基本能够听懂，他就（会觉得）‘通过我的努力终于得到一点回报’，都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养出来的。”
禄劝一中副校长：网课的积极作用“不存在炒作”学费财政出
从2006年11月开始引入一个班试点，逐渐发展到现在禄劝一中、禄劝民族实验中学两校30个网络班1500多名孩子上课，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参与到了网络课堂中。他们中很多人并不是成绩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尖子生”。
不过，一些网友也表达了“过分夸张炒作网络课程作用”的质疑，一个课堂直播起不到“逆天改命”的作用。对此，禄劝一中副校长吴飞介绍，近些年基层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步，贫困学子得到了更多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网络班的教学模式的确带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吴飞说：“从一开始，一个大县40多万人只有20多个上一本，现在到150多个。（大学）上线率从过去47%点几，到95%以上，我觉得在教学质量上提升是很大的，这个不存在炒作。”
由于距离昆明只有大概2小时车程，过去许多“优质”生源都选择到城里读书。随着教学质量的改变，一些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选择回流到县里就读高中。
不过，对于网络教学模式能否大规模推广惠及更多寒门学子，吴飞坦言，不论是从成本上、还是从网络班基本的入学门槛考虑，目前都无法做到普遍使用。这是一套好的工具，却不是能来之即用的工具。
吴飞向中国之声记者分析道：“一个班的费用，理科的资源费是7万一年，文科的是6万一年，全部普及的话投入有点儿大。都是政府投入的现在，作为一个贫困县来说真的不容易。他（成都七中）那边基本一本以下的学生是很少的，标高就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很困难，一个是经济支撑的问题，二就是这边的学生跟那边的学生学习差异很难弥合的问题。”
想要让网络直播授课的模式走进各大基层校园，吴飞建议不同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将教学内容作出针对性修改，适合自己学生的才是最有效的。
他表示，“我们的老师可以每一年分批地进入这种教学模式里锻炼，那么他的教学水平就高了，你要把人家的资源本土化。比如数学一节课他那边6道题，如果我要来推广，我得把难的两到三个做拓展题，能学有余力的同学去做，而其他三个基础的可以研究推广下去。我觉得作为贫困县来说，真的要提升我觉得这条路才对，人家有引领，咱们再把这东西吸收消化后再做。”
禄劝直播班本科上线率近100% “屏幕”背后是政府支持
从记者的实地调查来看，在禄劝一中，实践直播班模式，所带来的效果是积极的。禄劝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当地普通班本科上线率，大概在45%左右，而网络班的本科上线率达到99.9%，最好的两届是100%，一本上线率达到了60%。虽然，这些功劳并不能只归功于直播课程，但毫无疑问，网校直播一定程度上，给禄劝县学生带来了积极改变。
禄劝一中副校长吴飞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提到，十多年来当地（大学）上线率从过去47点几，达到到如今的95%以上。这当然不能只功于网络直播，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支持、当地教育、经济全面进步的体现。
那么，直播课程到底对于学生的成绩究竟能提高多少？2011年，云南丽江一中直播班学生和晓堃考入了北大医学部。回忆这段在直播班学习的经历，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说对自己的命运有多大的改变，其实并没有，要说高考增加多少分，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从成都七中的师生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觉得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考一个什么大学，想去什么样的地方。”
直播课程的作用，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更不应该抹杀。但似乎能够达成共识的是，适当合理的运用，能给教育相对落后的地方，带来改变。那么这样的模式是否值得推广？或者说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开个直播班要交多少钱？买套卫星通讯设备就要20万
首先，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禄劝一中通过网络引进的成都七中优质教育资源，并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来算一笔账。综合公开报道的信息来看，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对远端学校收费主要包括：直播教学卫星通讯设施设备费用、运维服务费，以及远端学生的学费。
位于成都七中的导播室 图片来源：冰点周刊
先来看远端学生的学费，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川价函〔2005〕139号对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学生试行收费标准的批复，远端学校的收费标准为：民族地区学校免费，非民族地区学费最高限额为每人每学年5000元。批复中还说，具体标准由网校与合作学校根据办学成本、招生人数协商确定，并报当地物价部门备案。
在禄劝一中，副校长吴飞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说，一个班的费用，理科的资源费是7万一年，文科的是6万一年，可见并不便宜，据记者了解，这部分钱由当地财政支出，并不给学生添加负担。
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慷慨”，有的学校由校方负责这笔费用，也有学校会将费用分摊到每个学生。根据四川自贡市旭川中学的2017年招生简章，每个直播班40至50人，学费为每学年1500元，每个班的学费收入为六七万元左右，大致与网校的收费持平。
至于占收费大头的直播教学卫星通讯设施设备费用和运维服务费，东方闻道网校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直播课虽然是收费运营，“但目前在绝大多数贫困地区，都是政府提供购买，学生并不承担经济压力。”根据江西省宜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今年8月在网络上公开的一份采购征求意见公示显示，江西省宜春实验中学将开设成都七中网校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项目，拟采购直播教学卫星通讯设施设备及三年运维服务，预算金额为20.5万元。这笔费用由政府来出，可见，直播班模式的生根发芽少不了政府的财政支持。
推广还有多少路要走？曾有直播班开办两三届后停办
除了资金投入、政府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消化优质网课资源？怎样弥补课程和学习的差异？从2017年全国高考起，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均采用全国三卷，高考试卷的差异对这几个省份的学生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云南丽江一中2011届直播班学生和晓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学生存在跟不上进度的问题，丽江一中的直播班后来就因为教学进度的问题停掉了。
她说：“其实挺遗憾的一点是，我们当时好像我们之后又直播了一两届之后，这个项目在我们学校就停掉了，就不合作了。就好像还是因为一些家长，来自家长和学校的阻力吧，就是有些同学反应说跟不上，就是说教学的进度会快一些，然后平时训练的题型会难一些。”
引进网络课程，本地教师不能当甩手掌柜。在禄劝一中为什么效果好，因为课后针对有些没跟上没消化的学生，本地教师会再进行教学辅导。因此资金投入、政府支持、资源本地化是网络直播课程推广的必要条件。
当然，选一个靠谱的网课公司也很重要。随着对“直播班”的广泛讨论，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背后的运营公司被发现已在今年年初被法院冻结股权，其负责人也被媒体曝出曾涉嫌行贿、挪用资金等。资本迷局下，远端学校对“直播班”的经济投入是否要更审慎？政府的财政投入是否要警惕资本游戏？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一起学习，会否存在揠苗助长的隐忧？这些都是在说到“推广”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实，所谓“直播班”模式，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鲜事物，单说成都七中网校，就已经成立了16年之久。早在1996年，我国就出现了第一所网校。进入21世纪后，随着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实时可视化课程出现，直播课、录播课也成为各类网校提供远程教育的主要方式。网校老师和本校老师组成的“双师课堂”的模式，已经通过互联网教育公司和公益组织等机构推广多年。
网校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真的能弥合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鸿沟吗？“双师课堂”模式还存在哪些发展困惑？怎样才能实现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
“双师课堂”还有什么花样？公益录播网课现身初中小学课堂
此前已经有不少机构尝试双师课堂的形式，解决名师难下乡问题。“双师课堂”的尝试已经在不少高中落地，也让一些农村偏远地区初中、小学等教学点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好——看来同学们都完成了作业，那老师找出了3幅作业，大家来评价一下。”
这是安徽省金寨县天堂寨同心小学三年级的一节数学课，听上去是一堂普通的小学数学课。不过，给孩子们上课的却是远在安徽合肥的南门小学教师李双玲。数据显示，在安徽，乡村不足50人的教学点高达近5000个，优秀教师缺乏、课程不能开足开齐成了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此，安徽全省信息化投入70%用于农村尤其是边远地区乡村学校信息化建设。
安徽省六安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赵幸福说：“想开不能开的课程开了，同时解决了教学点教师缺编的问题，最大地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让边远农村孩子能够享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
过去六年以来，公益组织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简称友成基金会）就一直在做“双师课堂”项目。他们将人大附中的课程免费同步分享给200多所贫困地区的学校，最初以从初中数学为试点，目前已经在逐渐拓展科目门类，以初中和小学课程为主。
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成都七中的形式不同，他们采用录播的模式，人大附中当天结束的课程，远端老师下载并提前观看、剪辑，记下部分不适用于当地的内容，提高教学效率，课堂依然由当地老师主导，同时也避免了“屏幕另一头热热闹闹，屏幕这一头静悄悄”的情况。
业内：网课不乏超纲教学内容
汤敏介绍道：“因为学生之间的差别比较大，而且好的学校会讲很多超出教学大纲、或者比较难的题目，可能是农村学校不需要的。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头一天把课堂拍下来，当天晚上农村当地的老师先看一遍，对人大附中的课程（视频）做一些剪辑。学生和老师之间有互动，当人大附中老师开始提问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当地的老师就把声音关掉，由当地的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由我们当地的老师判断，这个学生掌握了没有。”
汤敏还表示，相比于直播课对于网络信号等条件相对苛刻的要求，录播课更为灵活，易于大范围推广。
“屏幕”能否改变命运？专家：解决贫困地区师资问题是基础
校宝在线董事长兼CEO张以弛告诉中国之声，以“双师课堂”为代表的远程教育值得肯定，但也有其局限性，如从课程设置上，一些强调体验感、动手类的课程是远程教学无法覆盖的，另一方面，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是健全人格和价值观培养，需要情感层面的日常沟通，这也是无法通过远程教育这一单一形式来实现的。
园钉创始人兼CEO王旭认为，就目前的发展程度看，“双师课堂”的互联网教育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针对不同圈层的学生，名校老师备课、教学进度等都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同步上课是否会对名校学生的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也被打上了问号。
王旭说：“首先这个模式可以去尝试，并不是说不行，但是我认为作用和效果没有那么夸张。名校老师为了上这个课，为了照顾这些偏远地区的学生，很多上课的内容会进行一个调整，这对他备课的过程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特别是在直播过程中间，他还要照顾临场的讲解过程，（孩子们）是不是听得懂，这个节奏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节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一块屏幕”报道中提到的该县“16年，88人考清北，大部分考取本科”，这究竟是在线教育的功劳，还是国家实施扶贫定向招生计划的功劳？究竟是“在线教育”的成功，还是狠抓“应试教育”的成功？这些问题尚存疑问。要分析在线教育的成效，应该看2012年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之前上网课的贫困地区学校与没有上网课的学生考上名校的情况，否则难以得出理性的判断。同时，该县教育主管部门的投入和学校老师的配合支撑至关重要，不能片面夸大“直播班”或“双师模式”等在线教育模式的作用。
熊丙奇提出，“（报道中提到）这些（线下）老师非常累，他上直播课的时间，是自己上普通课班（工作量）的三倍。很多老师要连续二十天加班上晚自习，而且学校的晚自习上到23点。我们可以看到，这首先是需要老师的付出，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老师是加班加点付出，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他对记者表示，让贫困地区学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首先必须解决贫困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只有基于师资队伍建设引入在线教育，才能让在线教育真正发挥作用。
“对乡村学校来讲，当前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师资的投入，这其实是乡村教育最大的短板，离开了师资，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设备都有可能成为摆设，另外一方面要深入推进教育的改革，尤其是乡村教育内容的改革，今年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提到，我们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要破除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如果我们一直以升学率和分数作为评价乡村教育最重要的指标，那么乡村教育很难走出现在的困境。”
记者：陈鸿燕、李腾飞、李行健、张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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