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记者 秦苗
医疗是最复杂、最特殊的“服务”行业，兼具治疗身疾、安抚心伤的双重任务。从医三十年，我深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需要付出比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更多的努力，选择了这份职业，就意味着要过“有担当”的日子。
从小就和医学结缘了，现在回想一下，能够亲自实现儿时的梦想，我觉得挺自豪。我是典型的“医二代” ，母亲是妇科肿瘤专家，父亲是药理学教授，姐姐是助产士。从小受到医学家庭背景影响，我和姐姐从父母的身上耳濡目染了很多东西。不仅是择业观，更重要的是对生病的人怀有的慈悲心、怜悯心。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觉得学医不会大富大贵，但却可以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所以高考报考了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部），成为一名6年制的本科生；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了近30年，之后加入了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担任耳鼻咽喉科主任。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 於子卫教授
做医生，要懂得感恩。人的生命中总会有几个重要的人，他们可能影响你的人生格局甚至命运。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莫过于父母。他们带我入门；其次是我的老师，他给了我选择耳鼻喉专业的信心和决心。
还记得临近毕业时，自己非常迷茫。那时候分科没有这么细，综合医院分为内、外、妇、儿、四大传统临床科室，我总觉得这些专业太过传统，很难有新鲜的东西刺激我。恰好我所在的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齐鲁医院）耳鼻喉科非常有名，其中有一位耳鼻喉知名专家叫王天铎的教授，王教授主攻喉癌，他对我选择耳鼻喉专业影响很大，可以说他是我职业生涯的领路人。我在实习期开始接触到耳鼻喉科专业，虽然一直没有亲眼见到过他，但早已耳闻他在耳鼻喉领域的成绩斐然，除了对他本人的敬佩外，更多的是对耳鼻喉专业好奇，那时它似乎点燃了我内心的向往。冥冥之中，我知道我找到了人生的跑道。那个年代，大家对耳鼻喉专业的认识了解不多，刚开始我也没有切身体会，总听我的老师们用 “咽喉要道”这样的词来形容它的重要性，但具体有多重要还不清楚。从解剖学来看，咽喉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入口，同时兼具发音的功能，这些功能只有通过咽喉才能完成，可想器官虽小，却掌管生死大权。后来在我做住院医生时，遇到了一次紧急抢救，才让我切身体会到小小咽喉的重要性。
当时我和另外一位年资较高的外科医生正在上电梯。恰好遇到了一位患者同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突然倒地，看他的手紧紧的掐着自己的脖子，非常很痛苦，瞬间脸色被憋着青紫，我们知道如果不尽快解决缺氧，他很快就会窒息而死亡。当时我们身上也没带手术刀，摸了半天只有一只钢笔，情急之下只能用笔尖穿透他的脖子，直接捅了进去，等了几秒钟，患者马上就恢复呼吸，脸色瞬间变红润。转危为安后，患者非常感激我们及时对他施救。这件事情后，我终于领悟到“咽喉要道”的意义。
作为一名耳眼鼻喉科医生的与众不同，就是经常要与死神赛跑，在1-2分钟内利用毕生所学，当机立断，患者一口气回来就得救了。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深，也是我当医生以来第一次直面死亡，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更没见过，原来生与死之间离得如此之近，让我切身体会到耳鼻喉专科虽小，但被称之为“咽喉要道”一点不为过。
於子卫教授开展微创手术
做医生，要学会克服困难。在跌跌撞撞中学着成长，在孤单中学着坚强，历经很多的事，不论好的坏的，都要学着接受，然后一声不响，继续在自己的跑道上努力前行。从选择这两门亚专科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一辈子离不开了！
我很幸运，2003年，2009年和2010年分别去了美国和英国学习，刚到国外，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很新鲜。每天过得非常充实，记得在美国第一天跟着教授出门诊，就接诊两例鼻咽癌患者，得知他们都是中国移民到国外的华侨，我心情瞬间很沉重。大家知道，鼻咽癌属于种族易感性的癌症，主要见于黄种人，少见于白种人；全球属中国发病率最高，即便是移居他处，其后裔仍有较高的发病率。
作为鼻咽癌大国，我们拥有庞大的患者群体，但我们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对发病机制的研究尚未成熟。看到外面的研究成果那么多，做了这么多年鼻咽癌，而我们懂得依旧还太少，难免有点挫败感。
喉癌不同于其他部位的实体肿瘤，由于喉是发声的器官，对于喉癌患者来讲，切除其肿瘤不难，难就难在于后期恢复发声功能。国外更注重患者的功能保护，在喉移植方面比我们发展要快，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对手术技术更感兴趣，喉移植手术在当时属于难度很大的手术，需要将喉和气管再造，器官再造和后期修复的技术是我们下一步攻克的方向。两年美国和英国之行，给我打开了一扇外面世界的窗户，让我看到国际医院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不仅希望根治疾病，更要帮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
国外的学习对我来说收获很大，回国之后，我尝试做了很多之前没有开展的手术，如喉管神经修复再造术。另一方面，对于头颈恶性肿瘤的发病机制，我也有了新的方向。之前，我们只知道鼻咽癌的发病机制与EB病毒有关，而关于人乳头瘤病毒（HPV）与头颈恶性肿瘤相关性的研究报道较少，现在这个发现越来越受到重视，包括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把 HPV作为研究重点。口咽癌、头颈恶性肿瘤发病机制，我想如果发病机制的研究深入将有效帮助疾病的预防和早期干预，早发现、早治疗。
随着医学不断进步，我们头颈恶性肿瘤的治疗也迎来了发展最快的阶段，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高质量临床研究、新药的临床研究都来自中国。头颈恶性肿瘤的治疗从之前的单一手术治疗到现在手术结合放疗和化疗、靶向免疫治疗的综合治疗，患者生存率大幅度提高。
做医生，要懂得担当。当别人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时，面对这份托付，我们肩上的担子很沉。但来自医患双方这份信任，使我不敢轻易放下它。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出现了很多职业病。比如教师、演员尤其是歌唱演员，以及新兴的网络主播，他们的工作易导致嗓子的过度使用，长此以往，会导致很多喉部疾病，如声带结节，声带囊肿；近年来，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治疗工作，也特别感兴趣，这项专业在国内还处于空白。
我记得上海歌剧院一名著名歌唱家找到我，他由于唱歌多年，声带上长了很大一块息肉，也跑了很多的医院，找了很多医生，大家都不敢给他做手术，害怕失败后，断送他的演唱生涯。其实普通的声带息肉不可怕，但他由于延误多年，息肉长得较大，直到无法唱出完整的音才来就医，这给手术增加非常大的难度。2017年，他辗转后找到我，经过详细全面的检查，我告诉他这个手术我能做，但是我和他讲的很明白，手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一旦失败，他将彻底放弃演唱事业。我告诉他，你既然找到我，说明你信我，那我愿意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份风险。
我们都很谨慎，术前准备了很长时间，当天做完后，我下午去看他时，他就迫不及待告诉我，他已经尝试发出了“水泡音”，他告诉我能发出水泡音，证明手术很成功，他很开心，我也松了一口气。术后三个月他就能重返舞台了，他特别邀请我去参加他术后的首场演唱会，我如期而至，演出中，我看着在场的观众们那入迷的眼神，和热烈的掌声，我倍感欣慰，因为只有我知道，把这么优秀的歌唱家还给观众，把歌唱家的嗓子还给他，我做到了。看到他回归正常生活的轨道，这份成就感成为我行医路上的明灯，支撑我不畏艰苦，不断突破。
做医生，就要懂得创新。我所理解的医学创新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要不满足目前的治疗手段或者疗效，要想尽更多的办法给患者带来更多的获益。这是我能想到最接地气的答案。
回首20年前，恶性肿瘤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死亡、意味着失去器官。医生把瘤子切除的同时，患者也永远失去了这个器官，现在想想真的很残酷。现代医学的发展模式更注重创新，我认为创新的出发点要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只关注肿瘤，而忽视后期的生活质量。作为医生我们不单单要想办法把肿瘤清除干净，更要保护好原有的功能，因为二者同等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将患者从一个深渊带到另一个深渊。所以，目前耳鼻喉专业手术进展更多的是关注功能保全的技术发展。
职业生涯的前30年，我把自己留给了公立医院，我准备将后面的一段时光投身于私立医院。近日，我加入了上海嘉会国际医院，目前只有短短的两周，但是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注重患者的生存质量的人文关怀与我希望推动功能保全技术发展的目标一致，预约制下的接诊量比公立医院少了不少，能为每个患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通过缜密的诊断，严谨的设计和跨科室的合作来尽可能减少疾病对患者的影响。
此外，对一个肿瘤医生来说，嘉会为每个肿瘤患者进行多学科会诊（MDT）的制度也是一大利好。MDT上的十几位医生不乏欧洲、美国等国际一流的专家，基于循证医学各抒己见，达成最佳诊疗方案，既免除患者辗转各科室挂号问诊的麻烦，也有助于理顺后续跨科室的合作治疗，为头颈肿瘤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也用足了综合性医院的优势。
总的来说，现阶段私立医院与公立医院竞争属于良性竞争，是差异化竞争。嘉会也有35个科室，在科室设置上也是很全面的，能够覆盖全身周期，因此更多的区别在于，公立医院的快刀斩乱麻和私立医院的精工出细活。未来，我将一如既往对耳鼻喉专科方面进行深度挖掘，将这个学科做的更深更细，这是我来到这里的目的，也是我从这里出发，去实现更大梦想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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