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大门口走两步拐一个弯，往云南中路看去，有一排坐西朝东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沿街楼房，这排房屋现在看上去极为平常，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融入市井、毫不起眼的街边小楼里，竟悄然隐藏着中共中央早期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最新一期《城市导报·红色之声》周刊头版刊发，《“福兴”商号 ——隐蔽于闹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8年春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处就设在这里。不过当时这间屋子对外有另一个名字，叫做“福兴”商号。
今天，小红（ID：hszs1921）带大家走进这幢小楼，了解8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中共六大后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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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并从武汉迁回上海租界。中央机关就这样隐蔽在上海的弄堂里、亭子间。
1928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从武汉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抵沪不久，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寻找一处合适的房屋，用以筹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
熊瑾玎扮成商人，几经寻找，终于在四马路跑马厅（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处，天蟾舞台后面，相中了一间屋子。
熊瑾玎的《自传初稿》记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跑马厅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看有一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
当年的“天蟾舞台”
这是一栋坐西朝东的两层沿街楼房，位于当时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全部楼面三大间。底楼开着一家“生黎医院”。房子的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二楼有三个房间恰好用于出租。
当年的天蟾舞台是一座戏院，每天观众往来络绎不绝。经过反复考察后，熊瑾玎发现，来此看戏的观众与求医的患者，恰好形成了天然掩护。房间东面临街有窗，可以看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一带，便于瞭望。此外，屋子进出方便，不仅可以从生黎医院上楼，背后（今汕头路上）还有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弄堂，尽头处的楼梯也可直接通至楼上。
熊瑾玎判断，这是一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于是，他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上海做纱布生意的商人，顺利租下了二楼的这3个房间——政治局机关处的地址就这么定了下来。
很快，在鞭炮声中，“福兴”商号正式开张，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
熊瑾玎以商人身份主持开设了三家酒店，还同毛泽民经营了“集成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同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并加入一间大型布店为股东。这些经营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党组织为他物色了一位“革命伴侣”——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
朱端绶表面上是“老板娘”，实际上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和机关里的事务工作。朱端绶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
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合影
一开始，熊朱二人只是扮作“假夫妻”。后来，志同道合的他们在朝夕相处中情谊日增，经由周恩来撮合促成，最终结成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并肩携手了45年。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福兴”商号成为党中央政治局机关重要办公地。
资料显示，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小平等经常到这里开会。一些党内事务，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均在此地讨论酝酿。
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维汉回忆，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中共六大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坐在小桌子旁记录。
在特务横行、到处追捕共产党人的黑暗年代里，党中央领导机关从1928年开始，就一直设在这所闹市中心的房子里。这个党中央重要的秘密机关历时三载，始终安然无恙。这也是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党的核心机关。
1931年4月26日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后，迅速向中央特科报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得到情报后，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熊瑾玎、朱端绶将中央文件、账簿等转移到别处隐藏。据房东回忆，搬迁后的第三天，特务机关就派人前来追捕了，结果自然扑了一个空。
1946年熊瑾玎、朱端绶所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曾经还发生了一件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事情。
中共六大之后，“左”倾盲动情绪在党内抬头。党中央对形势和革命力量作出偏离实际的高估，要求全党准备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并要求红四军维护朱、毛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对于加强红军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此外，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以及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都离不了党中央的领导之功。由于红军和根据地地处偏远、信息闭塞，中共中央在加强全局领导，培训和输送红军、苏区干部，推进红军的制度建设，输送物资、交流经验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党中央在上海筹备召开的“苏准会”，更是催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中共中央对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指导（特别是情报支持），对于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原始照片
岁月荏苒，传奇不朽，曾经的革命机关虽然淡出了岁月，但是共产党人当年的革命事迹和伟大的革命精神，将永远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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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色之声（ID：hszs1921）综合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档案信息网、中国军网
记者：大头、浩帆、周治
摄影：周子桐
编辑：董俊成、赵铭、小能手
审稿：李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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