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过大学的人都知道，综合大学比专科院校好玩，学文科的比学理科的好玩。中午下课时，男男女女有说有笑直奔食堂的往往是文科生，而戴着大眼镜、背着大书包、闷头闷脑低头走路的那些家伙多半是理科生。同在一个校园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平时碰不上，到了球场或者情场，文理科往往是较上了劲。
话说学生八舍住着学经济和法律的，学生五舍住着学生物和数学的，每逢院系大赛之后，两个宿舍楼之间的空地就成了比拼的战场。有一年暑假前，校足球队刚拿了个大区冠军，大四的老炮儿们都已打包行李，准备各奔东西，借着这高兴劲儿，全没少喝。
八舍率先发难，一个酒瓶子就丢了下去，没过十秒，五舍的一个热水瓶不仅扔得动静大，还激起一股白烟，仿佛遇到了空袭一样。八舍各寝室马上紧急动员，一、二、三、四，三箱空啤酒瓶子就跟扔炸弹一样，震得山响。文科生们激动得大喊大叫：“嘿！哥们儿，怎么着啊？没电了吧？”没多大工夫，对面的窗户全打开了，人头涌动，伴随着吆喝，几十个热水瓶砸在地上，跟扔了原子弹似的，场景十分震撼。
经济系一哥们儿本来就特别好事，跟隔壁俩屋一撺掇，把三个打包好的破电视直接就给砸下去了，那声音跟打雷似的，跟着一批空啤酒瓶子也（左卒右瓦）下去了，跌落之声轰然而起；数学系那帮人也喝多了，一见此情此景，眼睛都红了，嚷着说：“显你们有钱哪，今儿陪你们好好玩玩。”没过几分钟，五舍的六层连续扔下五六个电脑显示器和机箱，尤其是机箱又大又重，砸在地上，那效果，整个八舍都没电了。
法律系一主刚失恋，毕业分配又被踹回老家，平时就喜欢踢球，今天刚和班里的一校队主力喝酒喝大了，一见对面叫板，真乃怒从心头起，恶自胆边生，和那主力拉起宿舍床垫就往楼下扔，跟着，他一个人站在窗台上，大叫一声：“我×你大爷的！”从二楼一屁股就坐下去了。
两边的人全傻了，盯着地上，一时鸦雀无声。不一会儿，就见那主儿揉着屁股慢慢地爬了起来，指着对面的五舍嘶哑着吼道：“丢哇，丢哇，看你们还丢什么！我就不信了，还有比丢人更牛的吗？！”
1984年春天，我到社科院经济所面试，是第一次去北京。在火车上，我已记熟了路线，下来便上了103路公交车。首发站有座，但没过两站，我就让给了一个中年人，想起来，那家伙还没我现在大呢，连声谢谢都没说，估计也是一外地人，没必要跟我客气。
大学时的老乡魏辉，比我高两届，两年前就考入了社科院，导师是朱绍文和黄范章，研究方向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辽大时，他跑万米，每天不跑完都睡不着觉；我则爱踢球，见天地泡在球场上。原本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后来，他跟我们八〇级学数学，我们很快就混熟了，毕竟我是数学课代表啊。
魏哥见到我特开心，说：“咱辽大后继有人啊！”问我这届考来了几个，我说工经二班有个邢国均，听说七九政经有个魏志强，经济片应该就三位。他也扳开了手指头：八一级的左大培、崔丕胜，八三级的郑秉文、皮树义等。
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分三个地儿，总部和老生在玉泉路的十一学校，八三级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八四级新生都去了后勤学院。上课则看情况，或去总部，或在后勤学院，有时还去老师家。至于新闻所，在《人民日报》那边，基本与我们没什么交集。
报到那天在十一学校，可把我乐坏了，那球场老棒了，标准的一个大场，摆小场的地儿也有的是。可等我一到居住的后勤学院，顿时傻眼了：就一个操场，全铺的大水泥块子，正前方耸立一观礼台，右上边是个红色的大五角星。
我在辽大养成了一个毛病：下午一过三点就坐不住，浑身发痒，必须去活动，有课都上不好。那时，我们两个同学一专业、俩导师，学得特杂，所以，社科院容易出通才。工经、农经的组成经济二班，世经的叫三班，经济所、财贸所的叫一班。
我们寝室一共四个人，都是性情中人，见我憋得够呛，便帮忙凑钱买了个足球。学经济思想史的老黎来自南开，贵州土家族，长得像外国人，踢球也猛，自称凑数的，但分拨时很受欢迎；真说起来，老大周欣虽是个狂野球迷，但几乎没踢过球，有时被拉来，帮着守守门。
秉才是镇江人，吉大经济系的，性格内向，属于标准的书生，平日里苦读经典，有一天静极思动，跑到场上胡抢乱踢，一通地撒野。忽然，他闭着眼睛一个起跳，正好顶在我眼镜上，俩镜片顿时就跟蜘蛛网似的，稀碎稀碎的。还好我眼睛就只是有点肿，并没大事。
我们班有个叫济光的，河北雄县的，也是二十岁，比我还好动，大雪天都得出去跑几圈。他是头号积极分子，一到下午就各个寝室砸门，拉人到操场，摆上小门就踢开了。要说学员一个爱足球的都没有，那不可能，但待了一年，愣是没见到一个来踢的，他们顶多在楼下打打羽毛球，还挺欢实的。
第一年课程紧张，不少同学经常要跑到所里，所以经常凑不齐人，或者刮风下雨的，大家窝在屋里不出来。我和几个小哥们儿照旧闲不住，对着墙上固定的某一处，轮流练习脚法，嘭嘭嘭地，不时发出欢呼。
后勤学院对社科院很尊重，知道都是研究生，那时候本科录取率也就百分之五六。可有回检阅，院长在观礼台上，指着背景墙大发雷霆：“这到底怎么回事？看看看，把墙都踢出花来了！”
80年代初，我们那时气氛特别好，拼命地学习经典，这是社科院的一大特点：尽量读原著，自己去思索。
记得有次下课，刘国光老师笑呵呵地给我们发烟，然后随意聊着，这事过去三十年了，我一直没忘。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看样子都不像什么三好学生，却不失学霸本色。那时，见面最多的是在食堂，看看外系女生，认认外系老乡。有几个文史哲的也爱踢球，见经济片成群结队，也过来套磁，后来也组了个小队和我们踢，记得有文学系的孟学龙、哲学系的肖阳等。
后勤学院正面角上，有个游泳馆特别正规，因为北京游泳队在那儿呢。后来，好多同学办卡去游，游完出来清清爽爽的，估计他们心里挺瞧不上那群浑身臭汗的傻小子，为个球傻跑，图个球啊！
有天人不够，忽然过来几个身材匀称的漂亮小伙儿，说是游泳队的。踢球这事不论出身，来就一起玩呗。一来二去熟了，他们说教练不让他们在水泥地上踢，很容易受伤什么的，他们有时在对门总后勤部分组踢。有天，他们的教练捎话，要跟我们踢大场。
我们同学还有一拨人打篮球，像德霖和老曲等，年纪大些，似乎觉得篮球多些技术含量。老曲是工经的，辽宁凤城人，其球风凶悍，在大连工学院（现为大连理工大学）都是厉害的。我们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确定战略为：防守反击。
上场开打，那帮运动员身体真是好，撞得我们东倒西歪，但老曲除外。那会儿，我们有几个中场好手，比如基建专业的姜明，国民经济计划的阿郭，世经的沈华、老祝等，始终能控住球。我是右前锋，记不住进没进球，但肯定是赢了。
初战告捷，大家伙儿太开心了，本来就寄人篱下，踢踢球、喝喝酒，是周末最大的乐事。对方不服啊，很快又约了一场，弄了个大个子专门盯着我，把我摔得七荤八素，有一次急了，我揪住那家伙就踢，后来被拉开了。
踢球人没几个记仇的，球场事，球场了。下次再战，最好的报复还是进球，赢死你丫的！记不清一共踢了多少场，对方教练反正挺满意，夸我们踢得不错，更重要的是，调动了队员们游泳训练的积极性。
1985年春天，在十一学校总部，研究生院举办了一次运动会。魏辉拿了万米的奖牌，我得了跳远冠军。记得老大哥们动作特标准，腿在空中还摆了几下，成绩为：4.8米，5.1米……轮到我，一个飞踹就出去了，成绩5.7米。我还参加了400米，一分钟整拿第二，冠军是陈伟——58秒，兰州军区专业队的，他足球踢得也好，只是很少跟我们踢野球。
十几年后，我与师弟建欢说起这事，他是体育天才，听了一乐说：“跳远嘛，我怎么也得7米多吧。”
1985年秋天，魏辉毕业去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当老师，我们则去了北京东郊的西八间房。八三级、八四级和新入学的八五级以及院部，都搬到了这里。当时院内的基本建设还没搞完，一切都显得乱糟糟的。
四座楼呈长方形，最低的是食堂，靠河的是学三楼，住着文史哲；靠院的是学二楼，住着经济片；靠着庄稼地的是学一楼，住着所有的博士，这些师兄除了退休的，估计都是知名学者和部长。
说来也怪，楼群中间是片绿地和小道，从建成那天起，就没有学生在这儿谈过恋爱。为什么呢？知情者说，设计者是位右派，建筑风格是口棺材，谁敢在棺材底儿谈情说爱啊！
我和生态专业的金和辉一屋，两人都是夜猫子，一熬就是天亮。他有位湘西来的女朋友，所以经济比我还紧张。有时过了后半夜，我俩眼睛就绿了，开始捡抽过的烟头，甚至抢了起来，这在我们班算是佳话。
金和辉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他们中学他所在的那一届就一个人考上了大学，就是这小子，可见其聪明。他和崔之元最好，一本原著三五天就看完了，我呢，一个月也读不完，为啥呢？他们是学理科的，经济学对他们算简单的。
而我们文科出身的就不行了，当然也有例外，像左大培兄，就常来与他俩掰扯那些曲线和模型。我们屋的卫生是全楼最差的，比猪圈强不了多少，他埋头读书，我照例是天天踢球。
食堂后面有个小院，平房里面是图书馆和行政，平时没几辆车。由于是水泥地面，踢球很方便，我们一开学，就瞄上了这儿，十来人分两组，用衣服或瓶子摆成球门，大声小气地踢着，搞得满头大汗。踢完后，我们就拿着饭盒去吃饭。
后来出问题了，一是老踢碎玻璃，二是图书馆提意见：太吵了，影响看书，还有女生害怕不敢过。研究生院的人都好说话，知道踢踢球没什么，可影响太大也不行，反复交涉了多次，我们一想：算了，换地儿吧。
记得毕业照相时，学校大门还是轮廓呢，所以，我们那儿没门，出去就是庄稼地。往左拐是条小道，通往丽都饭店方向的京顺辅路，往右有块地，我们平整平整，就在那儿踢上了。
八五级不光人多，应届生的比例也大，像工经的武文辉也来自辽大，踢球极为凶猛，跟坦克似的。张平身高一米九，脚下活儿比我还细，但他还喜欢篮球、拳击，不怎么爱踢小场。至于肖阳，永远站在最前面，有球就是一脚，球丢了也不抢，搞得一拨的队友屡有抱怨。
想起来挺逗，我那时天天踢球，一个月都不洗一回澡，真不敢想象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记得有一回，我脱去球袜，随手一甩，“啪”的一声打在墙上，竟没有掉下来。这事之后，我才想起：为什么在食堂吃饭，人家都离我远远的。
国内都市都有一道靓丽风景线：一伙伙背包踢球的人。他们背景复杂、性格迥异，可无论刮风下雨，都阻挡不了他们踢球的脚步。北京有多少支业余足球队？还真无法统计，其组成无非：同学、同事、同区域，或者其他机缘。
现在望京有章程的球队，应该不下五六十支，其中不少韩国队，经常搞各种名目的联赛。有一次，踢完球喝酒，我举杯不无自豪地说：“老哥我差不多是望京最早的足球队队长了。”
1985年秋天，大家伙儿踢球久了，渐次有了组建院队的要求，团委和学生会当然求之不得，赶紧给这帮野马整个有约束力的草原吧。我们与隔壁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没少比画小场，屡战屡胜，早就不满足于内战，而想征战酒仙桥一带了。
八四级法律系有个储贺军，踢球一般，却十分热心，为组队没少策划，后来做了领队。他的建议是，干脆打一场，以成败来论英雄。那时，八四级高手如云，遂挑战八三级、八五级、博士及教工联队。
八四级优势在于默契，有一条完整的中轴线：后防老曲、中场姜明、前锋小滕，我那时速度奇快，挑球过人那一下，很难被防住。而教工有个小耿，刚从朝阳体校下来，球技高我们一大截，后来在首钢踢8号，但受身体所限，没踢出来。
有回踢完了聊天，他指着脚上的阿迪鞋，吹嘘说是赢的，他与人打赌：颠球能颠1000下。结果呢？颠了1300多。我故意表示不信，这家伙就来了个现场表演，颠了600多，球才落地，看得哥儿几个目瞪口呆。
大场不同于小场，要防住小耿太难了。憋了半天，我出了个馊主意：让济光全程盯防。为啥呢？济光属于那种连踢两场都不带累的选手，反正你过也不容易，刚过完，马上又贴上去，何况还有补防。
比赛在酒仙桥798体育场打响，刚踢了没几分钟，八五级老夏带球太黏，被姜明一脚断下，然后直塞过来，我的球形成单刀，推射得分。下半场，我又突破得分，最后2∶0完胜联队，也拿到了组队的主导权。
小耿急啊，被济光盯得毫无办法，中场休息时，他很郁闷地去厕所，回头一看，济光在身后两步还跟着呢，气得大声咆哮起来：“怎么着啊？尿尿都不让啊！”
多年以后，济光来研究生院，我给他弄身行头，又踢了一场，赛后喝酒，我给弟兄们介绍了他的光荣业绩，大家都笑得不行，纷纷上前敬酒。
野球踢得久了，我们彼此间非常熟悉，所以组队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比如右路，我是右前锋，中场是盛洪，他是八三级的，北京人，技术极好，不亚于他的围棋水平。右后卫是肖微，身高力猛，但他更爱跳拉丁和打拳，他是八四级法律系的，后来和老褚创建了君合所。
两个中卫是张平和老曲，头球和拦截能力均属上乘。本来推举老曲做队长，但他忙，不像我见天泡在球场上，所以，队长不是什么荣誉，而是种责任，就像电视剧里说的：“弟兄们，跟我上。”而不是：“弟兄们，给我上。”
头一个对手是丽都饭店队，我给那儿的经理的儿子补过课，算是联系上了。他们是北京大饭店冠军，有几个队员是从专业队下来的，教练是李维淼、李维霄。比赛还在798体育场，这家兵工厂很大，场地标准，还有看台。
赛前，我听几个人在说：“这队就前面那孩子挺快的，盯死就行了。”果然，一开场没几分钟，那位退役的老北京队员，一脚就把我眼镜踢飞了，我们戴眼镜的最怕这个，我顿时就蔫下来了，最后打我们一个5∶0。刚一结束，那家伙就跑过来跟我握手，还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儿踢得不错。”
沮丧之余，拿弱队练练手吧，有人联系了财科所，就是财政部的研究生院，人更少，住在酒仙桥的一家旅馆。他们平时在隔壁的中学踢，有天邀请我们过去比画比画。
那场球踢得太爽了，大比分获胜不说，我还进了一个任意球，对我来说，那是很少见的。他们不服啊！其实，踢球的人没有服的，不服就再来，反正我们赢了七八场，可能也输过一两次。
有了组织以后，踢球方便多了，什么学校、企业，你说也怪，只要是个单位，保准有一帮踢球的。我们赢多负少，大杀八方，渐渐有了点名头。后来798厂说，行啊！我们来一场吧。那场球败得也很惨痛，不提也罢。
最后说说青政学院，这帮团干部别看平时人五人六的，踢球时却很猛，敢下黑脚。但他们毕竟人少，经常成为我们泄火的对象。我们两家住斜对门，那时没有什么望京，只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以及小村落。
“望京”这个名字，圈子里是潘石屹起的。90年代初，老潘前来考察，说起个名，他的脑袋灵光一闪：“这不是能看见北京吗？叫望京得了。”
读研究生那会儿，有几件事挺难忘的：一是在食堂，王逸舟、赵士林几位博士与一外校的舌战。我去晚了，见那人说话有点不利索，老是重复，却能以拙破巧，任凭你的唇枪舌剑。我问身边的哲学系队友：“谁啊？”他有点上火地说：“就是最近火了的，北师大搞文学的那主儿。”
还有1987年元旦，北京八大艺术院校业余比赛选手过来联欢，有个唱得特别好的，一问是冠军，再问，叫刘欢。亚军是宋柯，后来和我踢了好几年球。
那时文史哲与经济片争学生会主席，搞得跟阶级斗争似的。唯一不影响双边关系的，就是我们玩球的，管你丫的谁上位？争个球啊！
研究生院就那么点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文学系的崔子恩很爱和我打招呼：“小弟啊……”他们不懂球的人，喜欢叫我马拉多纳。我那时只崇拜马拉多纳，他那种横冲直撞的风格，彰显着男人该有的肆无忌惮。
班里的老周力挺的普拉蒂尼，在1984年的欧洲杯上，可是大大出了一把风头。对决终于来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当时，我俩各领一拨，要是东北话怒吼，准是我们马派；要是湖南话大笑，那肯定是普派。后来，每次见面，我都要提这事，老周总是愿赌服输地说：“那是马拉多纳的世界杯。”我虽然兴奋得跟过年似的，可损失却十分惨重。
社科院那年与南加州大学搞了个英语培训中心，我有幸考上了，分在一班。由于上课在建国门总部，我有时不去，一位后来做了领导的老大哥劝过我：“改革跟你有多大关系啊！还是先要把英文学好。”培训一年后，中心发个证书，说是可以顶托福来用，所以，想出国的同学都很重视。
考试前一天凌晨，是法国队与巴西队的世纪大战，这必须看啊！那是一场世纪大战，我看完十分兴奋，心想甭睡了，天亮后直接去建国门参加考试吧。谁知中间打了个盹，醒来一看表：哎哟，上午九点半了，怎么赶也来不及了。我找陈老师商量补考，美国老师Peggy也替我说好话，但还是不行。
我对足球是真爱，上大学那么穷，还订了一份《足球报》。“五·一九”那天，我和储贺军几个，拿了张板凳，站在后勤学院食堂的窗外，张望里面的一台小黑白电视。输给香港后，我郁闷得吐血，还给年维泗写了封信，力陈足协改革的意见。
多年以后，新的足协领导上任，他孩子的补课老师也是我儿子的班主任，领导让他找一家民营研究机构，为中国足球做份一揽子的改革方案，结果阴错阳差地找到了我。抛开以后的“叉腰肌”那些事儿，我感觉这人还是真心要做事的。我想了想，推荐了天则经济所。
据说，我那俩同学，去了跟老谢谈得很是投缘。不过，看到国家队这些年的表现，估计也没啥用，这不，十二强还没打完，高洪波就下去了，急三火四地请来了里皮教练。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二流人物，所以，平时没有出风头的烦恼。毕业论文是《城镇化的指标体系》，准备了好久，但答辩那天，师兄占的时间长了，答辩很快就过，后来看和导师们的照片，自己显得那么青涩。
我的专业是经济所的人口分析与预测，后分出来的人口所考虑留我，但我想去社科院经济所发展研究室，家成师兄也同意了，不过阴错阳差，我和同学彭哥一起去了体改所。
我的带头大哥是白南风，颇有侠风，只要本职工作做好，并不理会其他。那时社会片，主要是八七北大社会学那批，包括其光、楚君、小侯等。我们年龄相仿，趣向相近，没有非要只争朝夕的大志，有时踢踢小球即可。
刚进所里，大家都住在欣欣宾馆，男女老少都有，看到纪兰大姐一家其乐融融，我们都羡慕不已。后来搬家，一部分去了民族大学，一部分去了音乐学院，最终还是集中到了黄寺大街的人定湖北巷十一号。
那里原是中专，踢球场地不够，纵深几十米，打篮球还行。我们憋得够呛，抽空还是要踢，就用篮球架当门。我不知道其他运动如何，反正踢球跟吸鸦片差不多，很容易上瘾。开始踢小场，踢着踢着，队形基本就出来了。
除了北大的，还有行政一帮哥们儿，有个北京人玉波，踢过南开校队，速度、技术都没说的，一到大场，特别地好使。另外，人大的翔龙几个，也都是好手。
尤其是政法的老曾，那时体改所新来的应届毕业生，都得去贵州边远山区实习，所里的所谓海龙帮就是这么来的。这小子号称土匪，做人虽然一副绅士派头，但带球一蹚，无人可挡。我们哥儿几个的右路，煞是了得，打遍民院、音乐学院以及企业队，几乎没有输过。
老曾是部队大院长大的，最早来张刚的联络室，他比我们经商还早，干过好多行业，后来做了仙妮蕾德的塔尖。我出车祸后，找他请教，才皈依了净慧长老，所以，与其说是球友，不如说是师兄。
老曾走的那天，恰与傅彪同日，他俩还都是六三年的，我助念了两天，抢着买白玫瑰，一时京城告罄。后来在无助的时候，我还想过：要是老曾在就好了。有天，与晓龙兄提起这事，他很惊讶，说道：“不会吧，那小子一抬胳膊，俩人都按不住啊！怎么就走了呢？”
体改所搬离人大对面的胡同，新址人定湖北巷十一号，百废待兴，鼓励部分新进人员自主租房。彭哥关系广，通过一个成都老乡，联系到了音乐学院，租金不高，还有食堂。个别羡慕嫉妒的家伙酸溜溜地说：“住哪儿？哦……‘淫’乐学院啊。”
那时，中国院刚和中央院分家，搬来健翔桥外的苇子坑，基础设施都谈不上，跟八间房那会儿差不多。我们四个人两间房，同屋小侯北大的，河南人，属于闷骚型的，为人正派、踢球认真。
不管学校大小，踢球总是有的。果然在楼门口，有五六个家伙在遛球，看脚法一般，高校系队的水准。我是自来熟，上去与踢得最好的那人聊了起来。他叫阿峰，院学生会主席，云南人，搞音乐教育的。
阿峰比我还大两岁，不开玩笑不说话，和我一样，周末必须喝顿大酒。那时酒友还有老管、小何，以及中央美院的老王。老王是郓城人，媳妇是音乐硕士，同宿舍的总也不来学校，所以，他喝并快乐着。
我觉得，搞艺术的人都很简单，他们拿着饭盒，一边走一边唱，仿佛在回味老师上课的内容。我们踢完球，有时也唱，不是《一无所有》，就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阿峰有次喝酒时说：“学生们都觉得，你们唱歌的档次太低。”
夏天时，我们踢得较晚，有位姑娘总坐在台阶上，抱着膝盖若有所思。我们琢磨：看上谁了？阿峰一点也不客气，拉倒吧，人家马上到亚运会唱荷花仙子了，有心事而已。
我们踢来踢去的，阿峰把院队建起来了，我和小侯也算。第一个对手是前面靠四环的信息学院，记得我和阿峰一个屋一个屋地游说，总算把这帮理科男说动了，然后在附近一家工厂体育场开踢。阿峰打突前，进了俩球，牛得不行。
有一天，阿峰急三火四地来找我，原来他们艺术院校联赛，对阵美院。我速度快啊，就扮演了济光的角色，死盯一位老黑，那小子估计是非洲某国青年队的，把我晃蒙了。后来总结，我郁闷地一口干了，说道：“靠，我就奇了那个怪了，他手心怎么是白的呢？”
我那时的女友在师大，另外几位跟音院都有一段爱情故事，只有小侯修成正果，娶了阿峰的师妹，至今举案齐眉。有天，来了一个北大哥们儿，跟我们踢了一次，后来连着几天都来。蹭饭，不可能；爱踢球，也不像。
喝吧，他酒量很小，然后说了真话，他那天看到一个女孩背影，在夕阳下极其美好。过了几天搞课题，我跟他说，知道是谁了，钢琴班的……他却说：“算了，美好是不可触摸的。”
那时，我对经济改革抱有某种悲观情绪，曾改编过广告来福灵：“我们是害虫……”看到社会下海的风潮，很是有些心动，毕竟自己没有下过乡，有机会锻炼锻炼也是好的。
1988年6月，我下决心去了海南经商。有天晚上，好多体改所和中国院的哥们儿为我饯行，喝了好多的酒。记不清哪个家伙说的：“你这一去，女朋友还不知道是谁的了！”结果，还真就不幸言中。记得院长李西安挽留了几次，叹息地说：“赚钱算怎么一回事？改革的人才难得啊！”
海南省是1988年5月1日从广东省分离出来，成为中国最大的特区。我那时在社会室负责一个课题，按南风的指示，为北京市写了一份社会分层报告，熬了几天几夜，完成后有好几万字。
身心疲惫之余，同学老曲找我：“去海南创业吗？”见我不知所以，又加了一句，“就当上山下乡吧。”我立马就答应了。因为我一直觉得搞研究不接地气，也非己所长，人生多些历练总是好的。另外，我俩是队友，不愁没球踢的。
6月30日，我下了飞机，在海南感觉跟蒸笼似的，后来知道是像桑拿。海口白天很热，但天天下午有太阳雨，并不难受。刚到了五六个人，还老出差，只剩我和大姐留守，财务、办公啥的，什么都干。公司在军区干休所租了三层小楼，民工搞得极脏，我们一点点把厕所、房间都收拾干净。
这几个月里，最难受的是没球踢，我下班后，偶尔跑去海南中学的运动场，那里人很多，分了十多拨，三对三，最多是五对五，我还纳闷儿呢：干吗不踢大场啊？踢球的全是孩子，说话根本听不懂，叽里咕噜的，也不欢迎大陆仔。还好也有大陆来的，我们自己踢，也跟他们踢。开始觉得赢那帮孩子跟玩儿似的，一交手可不同。那里是沙子地，跑不动、直打滑，倒是对手如鱼得水。
过了“十一”，中化总公司派来了一批干部，是来自人大、北大、广贸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都比我小一两岁。这下子可热闹了，从省水产公司下班后，我们自己做饭，或者出去喝酒、跳舞，还分两拨人：打桥牌、打麻将。
有次桥牌人不够，叫了打麻将的一人，老曲就问：“你打精确还是自然？”那小子眨巴眨巴眼睛说：“我打混合。”大伙儿一听对啊，国际上高手还真有把两种结合起来玩的。上手没几下子，他就露馅儿了，赶紧溜之大吉。
这时候张罗踢球就方便了，中学那儿可以玩，海南还有家师范学院，场地更好，就是远点，其实那时整个海口市，还没现在一个区大。三角地对面有个红绿灯，嘿嘿，全省就这么一个。
海口的海鲜真好，比老家渤海湾的味道鲜，而且便宜。那时几百元是硬通货，哥儿几个都不差钱，你请我请的，打那啥还没有，但打架可以有。有回去，见前面一妞儿风姿绰约，打赌谁敢搭讪。一哥们儿拎着砖头就上去了：“小姐，这是您掉的吗？”
1989年，我想着回京考托福，出去留学算了。临走前，公司组织去了东郊椰林。在我的印象里，东郊椰林是海南最美的地方，椰树、鸟群、海浪、渔船。我们分成两队，在原始的海滩上呼啸来去，什么动作都可以有，倒钩太容易了，反正也摔不坏。
之后是大吃大喝，真正的饕餮盛宴，爽啊！大连一哥们儿学过点把式，提出摔跤比赛，三下五除二，撂倒了好几个。我看他那小体格还真没把他当回事，一交手，却是势均力敌。但他不是我们公司的，弟兄们都给我加油，助威声中，我把他按倒在地。
起身见霞光万道，只觉得人生是如此美好，我长啸一声，一脚把球踢向大海、踢进夕阳。
我拎包回京的时候，只有在人大当老师的哥们儿知道，一进门，他和一北京姑娘同居呢。我一下子傻眼了，便上楼找大学同学老贾，他毕业留在统计系教书，娶了人大的家属，他爱人见此情况，二话没说，收拾收拾就回娘家了。老贾没啥，但嫂子这份情谊让我感念一生！
我们这伙兄弟除了我，都是北大的，当初信誓旦旦留守祖国的大哥，一不小心，做了总指挥，抢先出去了。我们也考托福吧，哥儿几个以杰子的小黑屋为据点，一起复习、一起做饭，过起了抱团取暖的生活。
他们四个都有女朋友，我呢，女友回辽宁了，单位也被定性取缔了，真正的无牵无挂。每天下午，我准时去球场，和一帮学生踢球，后来认识一群人大家属，我们组成一队，一般的系队都踢不过我们。
杰子的媳妇叫小魔，大概指她有点魔魔怔怔，其实就是热心外向，她是北京物资学院毕业的，刚见面，杰子就让我猜，小魔是哪儿的人。我连说了五六个地儿，杰子急了：“就你最烦的那个。”我脱口而出：“上海啊！”小魔爱干净，见我臭烘烘回来，急忙轰去洗澡，然后摆上一桌亲手做的菜，边吃边聊。直到现在，我都没吃过比那更好吃的面筋，里面的肉丸子，香啊！
几个嫂子见我单着，都跟着瞎着急，小魔有个姐们儿绰号老猫，搞精神分析的，力大无比，可以把一男病人背到四楼。她们全都反对，理由是：这分析来分析去的，早晚你都得精神喽。于是此页翻过。
去海南前还有件事。我特别喜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找人联系了作者。那位朔哥很痛快：版权可以授权，千字二十以下归我，高出部分归你们。我和晓明师兄是在作者政治学院家里谈的，出来后，我俩说：“丫真直接。”后来，我们给他安排了高校演讲，效果特别好。
1988年那会儿很狂躁，一是健哥的《一无所有》，二是朔哥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小魔的父亲是《十月》副总编，我们又与朔哥联系了，他已经搞了海马俱乐部，委托一事，就不了了之了。
1996年，我和汤哥约小刚导演侃大山，他请来了朔哥助阵，不过，那晚大出风头的是汤哥，那俩还真说不过他。其间，我们总去北大，那会儿大家都很消沉，地球系有帮打桥牌的，没日没夜地玩儿，水平据说接近国家队。我和杰子经常换身衣服，去宿舍后面踢小场。
北大的球场条件是当时最好的，四周带网，不用四处捡球。但北大学生踢球太独，几乎没有传球的，就知道闷头自己带，进球特牛掰，遇到臭球就骂骂咧咧。也不是都这样，但我踢那十来回，差不多都这样。
成绩一出来，托福漏题，成绩取消、美元返还。我托福考了536分，申请的53家学校，没一家给我提供奖学金。我分别送到了机场的那几对，到现在都定居在了加拿大。
每每想起那段日子，都珍藏在了心灵的最柔软处。
有位王哥与我缘分很深，看我没工作还傻玩，心里很急，经常找我去他家里改善一下。嫂子是北京人，对我特好，一般人去她家，都得脱鞋，唯独我不用，有次我不好意思，坚持要脱，两口子拦不住，都快急眼了。
某天同学聚会，我心怀感激，又说了这事。可能也是喝点酒，王哥说：“拉倒吧，那回你脱鞋来家，为了放味，大冬天开了门窗，结果你嫂子感冒了半个月。”后来她说：“算了，千万别让小滕脱鞋了，怎么说拖拖地也比感冒强啊！”
早在1988年，王哥就给我约过农信公司的一位总裁助理，谈工作问题。该公后来下海，做了不少大项目，其风格是单打独斗，自己坐飞机去谈，谈得差不多了，打电话叫来律师，签完协议，再去找会计师进场。那天，他和我聊了有半个小时，说现在进公司很难，最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我们这帮人，过去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现在也能享别人享不了的福。”
农信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信托公司，下属公司很多，王哥当时在贸易公司做处长，见我出国无望，便把我拉去跑业务。反正我是一个人，所以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的，虽然辛苦，却也自得其乐。
贸易公司总部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我为了方便，有时晚餐也吃食堂。晚饭后，我发现他们十来个员工在踢小场，便凑过去看，渐渐熟了起来。后来，我背着球包放到公司，这么一踢，他们觉得不错，邀请我参加了球队。
财务佟哥是北京人，也爱踢球和喝酒，我们一起进了俱乐部队，周末了去找他的一帮朋友。记得有回和人打起来了，那就一起上吧，不光动手，还动了家伙，结果进了派出所，蹲到天亮。
那时叫《治安管理条例》，不像现在，不揣个百八十万元，你都不敢出手。而且男人打架斗殴，没几个记仇的，再见面了，拉拉手，一笑而过，继续踢球。我记得佟哥有个特点，下班回家，必须先睡觉，然后再吃饭啥的，不知这么多年过去，他这习惯改了没有。
国际俱乐部是涉外机构，待遇优厚，各种活动也多，每周都约球，或打小联赛，队里有个中场，脚头硬朗，控球又稳，是当然的核心，我打右前锋，身后是阿坤，整天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没少给我喂球。
一次踢完洗澡，阿坤又开始八卦，说起东北角这块儿要扒了，日本人来了好几次，想盖一座建国门最牛的六星级酒店，但一直谈不拢。末了，忽然来了一句：“哥们儿，你们这么有钱，干脆接过去算了。”
我还真当回事了，专门找了国际俱乐部的副总大姐，她说：“行啊，对面不就是中信的巧克力大厦吗？”中信、农信差不多啊！我回去汇报，那时总经理是医保进出口公司退下来的，压根儿没理这茬儿。
前两年，我在国际俱乐部酒店张罗婚礼，遇到了阿坤，他带俩保安，估计是混上位了。嘻嘻哈哈闹了一会儿，他说：“你看看这楼，哥们儿你错过了多好的机会啊！”
1994年的一个夏夜，从不失眠的我忽然辗转反侧起来，原因是白天公司表彰会，领导亲手将最高业务荣誉——金犁铧奖，颁给了我。而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这个包金的玩意儿，我喝了多少酒、受过多少煎熬。
当时，我主要与各大领导打交道，还有各军种，他们的资金长期放在银行，低利率，也低风险。受托理财分两种：信托，保风险；委托，风险自负。而按照规定，这都得通过信托公司来完成。
1993年3月19日，我带了一张5000万元的汇票去海南，是航空结算中心的委托业务。在头等舱遇到一个老人，很厚道的样子，我们聊得挺好，他说是中组地方局的，还不是局长，我一听，还蛮同情的：混一辈子了……
临走时，他给我写了俩电话。我说：“您是张金景？”他微笑：“是全。”直到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人家职位不低。后来遵嘱寄《中国农民》杂志，那秘书笑得不行：“我们部长一提你就想笑。”
思考了一夜，我决定见好就收吧，第二天毅然提出辞职。老板自然不会同意，尤其是洪总。之前，我追随杨大哥筹备北京招行，他就给否了，还说除非给十亿元转会费。人家也乐了：正筹备呢，哪儿来的这种条件。
新来的领导其实挺烦我的，因为刚来大家为他接风时，他说认识不少大领导，有什么事尽管说。而做资金挺偏门的，一要安全、二要合规、三要效益，哪是上下嘴唇一碰那么简单。
后来在农信关闭时，这位老哥与我也成了好兄弟、好朋友。前些年他生病走了，我们很是怀念。
离开农信，我算是自由了，把酒给戒了，见天地找人踢球。我一哥们儿老吴，承包了奥体所有的足球场地，效益不好，见我成天泡在那儿，马上奉为上宾，给我介绍各路人马，开口就是：“这是滕处长，搞资金的。”
朋友李哥借我一辆老奔驰，劝我帮他融资炒股票。鉴于之前的教训，我坚决不干，说道：“行了，小克，要是做金融去哪儿不行，用得着到你那儿吗？这玩意儿风险太大，我可不想出事。”多年以后，李哥还真出事了，在里面待了好多年。一天在昆仑洗澡，我俩竟然不期而遇，拉着手聊起来没完，我依旧戏说：“亲家，你可头发全白了。”他说没事，然后介绍起各种项目，而我真的不感兴趣。
也巧了，当时旁边有个全身黝黑的人，很健硕的样子，被一群人围着，叽里呱啦谈项目。我觉得在澡堂子聊这些很怪异，问李哥这谁啊？李哥奇怪地看我一眼，回答说：“是你进去了，还是我进去了？那不是爬珠穆朗玛峰的那主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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