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的小说家都能被称为诗人。
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它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只有那些重视强烈的情感，即便小说描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要作为诗情的主要来源——小说家的情感是崇高的、不同寻常的，这样的小说家才可被称为诗人。
契诃夫，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在小说里冶炼诗意的“诗人”小说家。
他笔下的人物大都软弱渺小，其中有不少人还有道德或精神上的污点和缺陷。这些人物在通常情况下是毫无诗意可言的，以他们为对象进行诗意创造，几乎可以说是一条死胡同。
但契诃夫独辟蹊径，或借人物情感蕴含丰富的哲理寓意，在自然环境或社会背景中强化人物性格中的诗意火花；或是借用诗歌的抒情结构方式，成功地把平凡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来的寻常情感提炼成诗，表达出复杂的诗意内涵：一个希望与忧郁，谴责与叹息，呼喊与沉思的矛盾统一体。
富有诗意的作品大都流淌着着某种真实而精警的生活哲理，但是达到哲理境界的途径各有不同，有的以直接说理的形式揭示生活的真谛，有的在永恒的大自然中发现生活的哲理。
契诃夫的诗意特点是高度地凝聚和概括普通人的情感，在用平凡的具体去暗示宏大的抽象的同时，往往通过人物言辞去集中显示作品的哲理意蕴。
《带阁楼的房子》：何多苓连环画
在《带阁楼的房子》中，画家和米修斯情投意合，但由于画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米修斯的姐姐莉达就横蛮地反对这桩亲事，而他们俩又无能力反抗这一阻力，结果天各一方终身遗恨。
若是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理解为——画家和米修斯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当时俄罗斯那些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固然无可非议；但《带阁楼的房子》的杰出之处并不仅仅在于这种思想上的意义，更在于它是一支以深沉悠远的曲调，唱响了失去了的幸福和爱情的富有哲理意味的歌。
画家的那声“米修斯，你在哪里”的呼喊，引导着我们从有限走向无限，从作品走向生活，沉浸于对个人生活道路的反思中：有多少获得幸福的机会，因个人原因而种种阴差阳错地在我们的身边溜过去了，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和行为去面对生活呢？
在这里，米修斯成为幸福的同义语，爱情故事升华为对人生道路的哲理探索。
而在《哀伤》这篇悲凉动人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也不应只是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而是强烈地感受到格里高里挽回唯一的生活慰藉的愿望，所迸发出来的凄凉的诗意美。
他想结束过去浑浑噩噩“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的念头，尤其振聋发聩：
这仿佛是世界上所有庸碌、卑劣地虚度一生的人，在临终前为过去低吟出的沉痛挽歌和对生活的最后一声深情的呼唤；也似乎在告诫我们应紧紧地抓住生活，“莫让年华付水流”。
如此，就把一个平凡的生活现象提高到哲理的高度，赋予作品以深刻的诗情潜流。
法国作家莫洛亚认为，诗的一个特点是把大自然与人的内心激情结合在一起，把个人的遭遇重新置于云彩和太阳、春天与冬天，青春与暮年这些广泛而有节律的运动中去。
契诃夫在小说中，经常利用环境来强化诗意。主要表现为借助自然环境来烘托、渲染人物感情的诗情内容；或用社会背景反衬人物的思想感情。
前者在《幸福》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后者在《神经错乱》、《波琳嘉》等作品里都有独到的应用。
契诃夫自己说《幸福》是一篇充满灵感的作品，宛似交响乐。小说里，老牧人和总管潘杰莱在空旷、静寂的草原之夜，进行着一番关于寻找“财宝”的琐屑对话，可在他们似乎无聊的言谈中，却奏响着一部执着追求人生幸福的宏伟乐章：
无穷无尽的草原给人物的内心向往，以历史的悠远感和现实的广阔感，象征性地显示了人物寻找“财宝”的欲望是一支世世代代、数以亿万计的劳动人民憧憬幸福的歌。
那只“埋头想心事”的羊则暗示了这一向往的无限普遍性，沉寂迷幻的草原之夜像是在沉思着幸福的神秘和朦胧，而东升的红日则使未来充满无比的魅力。
这是一组丰富而和谐的伴奏，在它的烘染下，人对于“财宝”的热望成为这部“幸福交响乐”的有力的主旋律：
当人类还在历史的摇篮里时，“幸福”已经悄悄地来到人间，在历史的尽头处高悬起一盏诱人的灯。从此，人类便在通向“幸福”的道路上反复地奏鸣着向往、叹息、追求的“交响乐”，这就是《幸福》这篇看似平庸的小说的诗意所在。
契诃夫非常善于把人物的情感安置在社会背景中进行表现。
在《神经错乱》中，他用两个学生硬拉主人公瓦西里耶夫去逛妓院，让善良正直的瓦西里耶夫目睹妓院藏污纳垢、不堪入目的变态生活后，使得他产生了悲天悯人的强烈感受：
主人公的悲叹与惊呼在妓院麻木生活的烘托下逐渐强化，构成整个作品的抒情旋律。
瓦西里耶夫是一个有“人道主义的才能”的知识分子，他的感情只要流露出来就容易诗化。但契诃夫的小说中还有一大批庸庸碌碌，平凡的小人物，他们的感情像他们自身一样不被人瞩目。
在描写这些人物的作品中，契诃夫也通过精心选择的社会环境来强化小人物的平凡感情。
如《波琳嘉》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普通人，他们之间发生的纠葛也毫无浪漫色彩。女裁缝波琳嘉爱着商店店员尼古拉，但后来经不住一个学生的利诱，对那个学生产生了既疑惑又爱恋的心情。在矛盾心理的驱使下，她主动去商店找尼古拉，整个情节就在正在营业的商店里进行。
为了遮人耳目，两人装着洽谈生意，暗中却在经受着一场爱情的考验。尼古拉激动的话语中既有责备又有劝告，波琳嘉深感痛苦，语音发颤，潸然泪下。于是尼古拉一边劝，一边大声嚷着：
做生意和谈恋爱，这从各自最纯粹的意义上说，本是截然矛盾的两回事，契诃夫却把它们天衣无缝地弥合在一起，借以沟通男女双方的感情潜流。
在《神经错乱》中，背景和人物行为的关系是必然的；但是在这里却没有这种必然性，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谈话可以放在这个小城镇的任何一个角落里进行，其基本内容不会因此而受影响。
然而契诃夫却偏偏让爱情去接受生意经的干扰。表面看来，环境限制了人物感情的传达，但事实上，生意场面成功地过滤了一般恋爱情境所常有的夸张的情绪、感伤的语言、甚至矫揉造作，并且反衬出小人物纯真朴实的感情，这种感情所蕴含的诗意绝不比任何热情逊色，而且更因其含而不露而显得十分动人。
环境描写对于诗情的营造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试想，若契诃夫不在《第六病室》里细致地描绘医院的肮脏、混乱、死气沉沉和病人们深受暴力虐待的非人生活，作者通过德米特利奇那些洋溢激情和哲理的议论就会显得苍白、抽象。
如果从《出诊》里删掉对工厂主及其食客的寄生生活，以及毫无活力的工厂镜头，女主人公的高尚的情感就会变成“神经错乱”时的呓语。
契诃夫的小说故事性不强，情节之间的联系很少凭借事件本身的必然逻辑，更多的是借鉴抒情诗的方法，用思想感情统摄艺术材料。
就情节而论，契诃夫自己也说《草原》是一篇“情节没什么道理”的小说，组成小说的基本材料是：
这些材料对于一个有头有尾、生动诱人的故事来说，未必都是必要的，然而正是这些材料的组合，产生了小说中最有诗意的篇章。契诃夫根据抒情的需要在作品中展开了两组抒情形象：
一组是“不知从哪儿开的头，到哪儿为止”象征着俄罗斯的大草原，以及草原上美丽迷人、满蕴生气的白昼和月夜，体现了作者对俄罗斯未来的坚定信念：人类的前景像草原一样一望无际，生机勃勃。
而另一组“单调”的“无精打采”的草原画面，肆无忌惮的鹰、庸庸碌碌的人物流露出作者对俄罗斯沉重无望的现实生活的厌恶和不安。
两组形象的反复交替正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抒发了契诃夫对俄罗斯的现实和未来的复杂感情。同时也使得《草原》的整个调子如诗一般的温存。
反复手法本是诗歌中常用来强化感情的，通过相同或相似诗句的重现，使诗情产生回环往复的特殊效果。
契诃夫虽然很少用小说家常用的情节反复，但是他非常喜欢让颇有诗意的细节反复出现。这种方法不仅使他的小说紧凑、凝练，而且是诗意创造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段。
首先，这使他的小说具有抒情诗似的节奏感。比如《新娘》是以女主人公的思想发展为线索的作品，娜嘉的思想每经历一次危机，作品中相应出现一次打更声“滴克塔克，滴克塔克……”一方面是思想的节奏，另一方面是时间的节奏。
思想的节奏是无形的，隐蔽的，它通过已被转化为听觉形象的时间节奏而被读者强烈地感受着；时间节奏是单调的，机械的，它从内涵丰富的思想节奏获得复杂的情感生命。
如第一次打更时，娜嘉虽经沙夏初步开导，却觉得沙夏老生常谈，但是她经常失眠，对自己的未来深感恐惧，死板低沉的打更声恰好与主人公的心情合拍。
而第二次打更时，娜嘉被沙夏说动了心，旧生活的理想化诗意彻底崩溃，不紧不慢的打更声有力地反衬出主人公内心矛盾的紧张和激烈，暗示了即将来临的变化。
一年后娜嘉重返故里，富有节奏的打更声似乎是勇敢行进的勇士们沉着有力的脚步声，它坚定地召唤着娜嘉，破门越窗钻进沉睡着的人们的耳鼓。
作品逐渐强烈的乐观主义情调，因打更声而层次井然；娜嘉发展着的思想感情缘更声而节拍清晰。
其次，反复出现的细节拥有诗情概括的作用。比如《神经错乱》中，一边是妓院生活，一边是瓦西里耶夫的呼声，这两部分各由一个反复出现的诗情细节统摄着：
“看那磨坊呀……它已经塌了”这支歌是前者的挽歌；纯洁的初雪是后者的升华，妓院生活本是与诗意相矛盾的，但是契诃夫站在未来的高度，用歌声来送别这种畸形的生活，这就化丑为美，脱胎成诗。
如果说妓院和歌声的关系是缩实为虚，以虚带实，那么瓦西里耶夫和初雪的关系则是化虚为实，以实凝虚。
瓦西里耶夫虽有人道精神，却缺乏实干的能力，白璧似的初雪概括了瓦西里耶夫诗情的一面，富有诗意地暗示了人道主义合理的未来。
这两个细节恰似两个“诗眼”，以小见大，把复杂的生活内容冶炼成诗情的结晶。
契诃夫的内心世界是矛盾的。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痛恨弱肉强食、庸俗腐朽的社会现状，并且蓬勃发展的政治形势又使他模糊地预感到生活将如《新娘》中的“翻一个身”，人类会有出头之日。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艺术家，他为自己不知道走向新生活的正确道路而苦恼。
况且，他敏感地觉得这“翻一个身”的生活，会淹没他曾经同情过、爱过的“好人”。那是一些善良正直，一心向往幸福的人，可是他们有才无能，在现实面前老是屈辱妥协，注定将被新时代所淘汰，契诃夫深深地惋惜这些人的历史命运。
这些矛盾给契诃夫的小说蒙上一层压抑、沉闷的诗意的轻雾，然而这决不是作品诗意的基本内核。因为不管怎样富于诗意的笔致、迷人的咏叹调，忧郁、失望、惋惜、沉湎只能使作品苍白无力只能造成“黄昏诗人”，而不能孕育新生活的歌者。
契诃夫的诗意是健康的、俊美的。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未来的信念是坚定而美好的，他把自己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如数倾注在许多小说中，编织出一支向往自由幸福的动人旋律，盖过了忧郁悲观的叹息，这就构成了契诃夫小说凝重而明快的诗情风格。
在大多数作品中，作者对新生活无限向往的热情借助于优美迷人的风景、生气勃勃的大自然来体现。如《草原》中辽阔无垠，充满潜力的大草原，《神经错乱》中具有净化作用的新雪，《农民》中阳光下向着地平线伸展开去的电线杆子，都是这类象征性的诗意形象。
即使是在那些最阴暗的篇章中，也不会看到绝望。如《在峡谷里》明快而满怀希望的调子，就夹杂着作者对现实的强烈愤懑在遍布罪恶的“峡谷里”鸣响。
且不说在描写贫穷而不开化的山村时，契诃夫处处不忘勾勒农村秀丽的风光：
而“美丽平静”则是农村应该有的和谐生活：
即便是在丽巴的孩子被阿克辛尼雅活活折磨死后，他悲痛欲绝，心灵“已经没有火苗，只剩下一堆红炭在发亮”时，契诃夫也没有渲染这一悲惨凄切的情景。
相反，契诃夫用象征光明和希望的形象——太阳，伴随着低沉而愤怒的声音出现了：
作者通过自然风光和现实生活的对比，预示不合理的生活必将消亡，并且大声警告一切罪恶：真理只不过暂时“睡着了”。契诃夫的诗意就是这样，哀叹中包含有愤怒，伤感里寄寓着希望。
在契诃夫的人物画廊里，不满眼前的现实生活，希望过上好日子的人物是一支数以百计的庞大队伍。在现实中，他们都是庸人；在思想上他们却是诗人。
虽然他们的思想有高尚与渺小之分，但只要是追求光明、美好的未来，则无论在哪个领域里努力，无不和诗的本质相接近，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判断就是通过这些人物之口得到了各种形式的诗情表现。
思想的诗情本质对于诗意创造只是一种可能，其间还需要一个诗化的过程。华兹华斯说：
可见抽象的思想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成为诗，一是正确思想的普遍意义；二是思想应该跟强烈的感情契合无间。契诃夫人物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两条途径上升为抒情诗的。
瓦西里耶夫、德米特利奇等人的那些哲理性议论，是在“这病态的时代”里每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人所必然会产生的心灵悸动，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幸福和安宁，而是整个俄罗斯的光明未来。
契诃夫赞扬这些人：
在作品中，这些关于社会和未来的思想融化在人物的情绪冲动中，与个人特有的经历和体验交织在一起。
如《第六病室》中的“疯子”德米特利奇，慷慨激昂地批判“勿抗恶主义”，又热情洋溢地预言新生：
“好日子总要来的！……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们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整个灵魂向他们欢呼，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
这呼喊兼有诗的激情和哲理的深度，是“第六病室”这个“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也是整个作品诗意构成的核心。
如此，契诃夫小说的外表虽朴素单纯，却表达出十分复杂的内在的诗意，这是一个希望与忧郁，谴责与叹息，呼喊与沉思的矛盾统一体。
虽然契诃夫称自己一生只写过一首诗，但托尔斯泰称他为“散文中的普希金”，爱伦堡更是盛赞他以“全部的作品构成了一部长诗。”
无独有偶，1888年，契诃夫获得了“普希金奖”，这项荣誉与他诗意化的小说创作是相得益彰的。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