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反动军阀张作霖绞杀于北京。
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妻子带着子女被迫离开北京，辗转流离、分散四方。
95年过去了，李大钊的子女后人们如今在何方？境遇如何？肯定也是许多敬爱李大钊的人想要知道的。
李大钊共有五个子女，受到父亲理想信念指引的他们，全部踩着父亲的脚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中，长子李葆华曾位居副国级，孙子也官至正厅级，还曾获七一勋章，并以副省级干部退休。
无论在哪个职位上，他们所有人都一直秉承着李大钊的家训，不追求权势和名利，朴朴实实生活，踏踏实实工作，为人处世十分低调，毫不张扬。
李大钊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他和妻子赵纫兰共育有五个子女。
长子名叫李葆华、长女名叫李星华、次女名叫李炎华、次子名叫李光华、三子名叫李欣华。
时间催人老，随着李光华老人于2012年去世，李大钊的五个子女都已离开人世。
李葆华是李大钊所有子女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一个，他先后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于2005年去世。
次子李光华生前曾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于2012年去世。
李大钊长女李星华生前多年从事民间故事研究，已于1979年逝世。
次女李炎华曾是北京市人事局一般干部，三女李欣华则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于1990年去世。
在李大钊的子女中，作为长子、在父亲身边生活过的李葆华，显然是受到父亲熏陶和教育最多的一个人。
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最早，知名度也最高。
1909年，李葆华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9岁时离开故乡随父亲到北京上学。
15岁时，他就开始在中共北方区委为父亲收转信件，传递消息，参加革命活动。
李大钊被捕那一天，李葆华因为早起与同学踏青而逃过一劫。
而在父亲牺牲后，他被父亲的友人沈尹默等人秘密送往日本留学，并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931年，李葆华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葆华愤而回国参加抗日爱国斗争。
1932年6月，李葆华参加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工作，任中共北平门头沟矿区支部书记。
这一年秋天，他又出任京东特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为发动和领导冀东抗日斗争奔走忙碌。
李葆华主要是在家乡乐亭和相近的丰润两县活动，随后到唐山旧属“四大镇”开平、稻地、倴城、榛子镇进行调查研究，大力发展党员，培植抗日力量。
经过李葆华和同伴们半年的努力，丰润、滦县、秦皇岛、乐亭的党组织初步得到恢复。
1933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京东特委作出决议，在迁安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最后却没能实现预定目标。
1935年春天，李葆华调河北省委担任宣传部长，实际负责天津地区党的工作。
第二年的4月，刘少奇来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会议，讨论北平党组织的改组工作，李葆华改任北平市委书记。
1937年4月，他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担任中共山西省工委组织部长。
随后，李葆华出任晋察冀省委书记，一举将其打造成“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在华北敌后和全国抗战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
后来李葆华在总结抗日时期的斗争经验时，感慨地说：“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同时他又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为什么人民拥护我们、支持我们？因为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新中国成立后，刚满40岁年富力强的李葆华被任命为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与傅作义成为工作搭档。
两人通力合作，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时任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将当时的水利部党组比喻成“以葆华同志为指挥的合唱队”，并感慨地表示在这样一个集体中工作：“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幸福”。
1962年。李葆华转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
他借了一个粮本来到粮店买粮，当时按照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7斤大米、3斤红薯干、
然而营业员却给了他3斤大米、7斤红薯干。
李葆华和营业员争执起来，营业员说：“是上边让我们这么卖的”。
后来他还报警，让警察抓走了李葆华。
当然在后来，还是李葆华将问题弄清楚了，粮食供应配额问题也解决了。
而省委书记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安徽人民将“李青天”这个名号赠送给了他。
1978年元旦前一天，时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到中央党校去见正在那里学习的李葆华，征求调他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意见。
李葆华的回答只有八个字：“服从组织，没有意见。”
1月15日，李葆华被任命为第五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行长，这一年他69岁。
当时中国银行的办公地点是在三里河财政部大楼里，在二楼北面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
年近古稀的李葆华身上那种革命的激情再次迸发，开始认真规划中国金融事业的宏伟蓝图。
在他的带领和推动下，1979年3月2日，中国农业银行恢复。
13日中国银行成立，同时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成立。
6月18日，国务院批复总行《关于重建各级银行监察机构的意见》，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在李葆华到人民银行工作之前，银行贷款只贷流动资金，所有的基础建设投资都由财政拨款。
为改变这种现状，李葆华经过考察和向中央请示后，建议开放银行基础建设投资贷款。
这一建议正与中央领导改革开放的思想相吻合，于是开始在人民银行的年度计划资金安排中，列上“基本建设贷款”一项。
此项资金被分配到各省市支持投资建设，很快在电力和扶贫等项目上见了成效，以后逐渐发展到对各行各业投资的支持。
在李葆华任内，他还推动了专业银行与人民银行的分离。
在这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总揽所有银行业务。
中国银行虽然对外挂牌，但对内只是人民银行的外汇业务部。
农业银行是人民银行的资金局，而建设银行是财政部投资拨款机构。
在他的推动下，三大银行顺利地分离出去，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之间的职能划分也逐渐清晰，人民银行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1980年9月30日，李葆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
会上，他发表精彩的演讲，得到其他国家金融界人士的赞许和尊重。
在他的助手、时任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的邱晴看来，李葆华就是一个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老共产党员的典范，同时又是一个党性非常强的忠厚长者。
李葆华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事情你们去做，有责任我来担。”
在工作上，很多事情他都让助手们放开手去做。
很多时候到中央去开会汇报工作，李葆华就带着邱晴参加。
会前，他会告诉邱晴相关原则和重点，会上他就很少说话，所有具体意见都让邱晴来说，这让邱晴十分感动。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李葆华从来不贪恋权势。
2001年“五一”前夕，北京大学联合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首都10所高校，共同举办了“坚定我们的信仰”主题报告会，李葆华被特邀参加这项活动。
他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台，对在场的首都10所高校学生代表再三强调“一定要牢牢树立共产主义信仰”。
他还向大学生们赠送了《共产党宣言》、《李大钊传》、《“三个代表”青年读本》等书籍。
李葆华深情地说：父亲李大钊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他相信青年、关心青年，对青年寄予厚望，把青年看作是“青春中华之根基”，看作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2002年，93岁的李葆华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党的“十六大”。
他感慨地说：纵观党的每次全国代表大会，总是在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关头，努力把人民的意愿、时代的主题与党的使命结合起来，提出鲜明的纲领，开辟新的航程。
“看到今天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一定会笑慰九泉的。”李葆华说。
“每年清明去给父亲扫墓时，看到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都给父亲扫墓，家人都会觉得很安慰、很光荣，这也更坚定了全家人永远紧跟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李葆华回忆道：“父亲在世时经常弹一架旧风琴，和孩子们共唱《黄种歌》。”
他还拿出一本1959年版的《李大钊选集》，翻到《庶民的胜利》一文，认真地说：“我非常崇拜我父亲，他非常了不起。”
在李葆华95岁生日前，邱晴去看他，想要出面给李葆华组织一个寿宴，过个生日。
但是李葆华很淡然地说：“不要了，我不过生日，过一个生日就少活一年了。”
李葆华就是这样一个极为低调的人，他在央行行长任上的一个业绩，就是解决了长期困扰全国银行系统的房屋紧缺老大难问题。
从那时起，“李葆华的房子”成为金融系统的新民谚。
而当万千广厦拔地而起时，他和妻子田映萱始终居住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一个机关宿舍的一套旧房子里。
他总是以“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调了”为由，多次谢绝搬迁，直到逝世。
李葆华家的客厅墙上挂着李大钊同志的遗像，两侧是他生前手书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而李葆华一直以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前行。
李葆华有三子一女，长子李青、次子李宏塔分别在浙江、安徽工作，三子李亚中在水利部工作，惟一的女儿李乐群在北京阜外医院工作。
李宏塔出生于1949年5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李宏塔成长在红旗下，是听着祖父故事长大的。
16岁时，他应征入伍当兵，退役后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
1978年4月李宏塔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通过差额选举方式，被选任为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从科级干部成为处级干部。
32岁时，他凭借个人的努力，被提拔为副厅级干部，然后在这个级别上一干就是17年，直到1998年才转为正厅。
在李宏塔的整个成长、任职过程中，父母没有打招呼，他自己也没有找关系，完全是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而无论李宏塔处于哪个位置上，在他的心中，祖父李大钊“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贫形象始终是那么的鲜明、醒目。
李大钊提倡的简易生活理念，也一直影响着他。
在北京上学时起，李宏塔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到上海上学还是骑自行车。
除了当兵那几年外，一直到他任职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骑自行车一直是李宏塔的主要出行方式。
实际上，在他当民政厅副厅长时，有人就提醒他：“你骑自行车，厅里的副职怎么办?别的厅局怎么办?”
李宏塔的回答极为机智:“按规定办，该坐就坐”。
至于自己骑车，那就纯粹是个人爱好，锻炼身体。
直到2004年，安徽省民政厅搬到城外，55岁的李宏塔才把自行车换成电动自行车。
后来上班的地方离家更远了，不得已才使用了汽车。
对于别人所谓的作秀一说，李宏塔呵呵一笑，不予理会。
他更是坦率地表示：我会在最大的范畴内尽量节俭，即使做不到爷爷和父亲那样的高度，也没必要为此作秀，真实便好了。
日复一日，骑着自行车的李厅长形象已经固化。
结果有一天，厅里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奇怪地问：厅长怎么没骑车呀？
李厅长无奈地说：车子放在楼下被人偷了。
李宏塔骑自行车上班已经是令无数人自愧不如，而他在住房上的自我严格要求，更是让人们无话可说。
按照他的厅级干部级别，在住房上至少可以享受70平方米的房屋。
然而李宏塔却自降标准，在1984年分房时，只选取了一套55平方米，冬冷夏热的房子。
在民政厅，李宏塔两次负责机关建房和分房工作。
按理说即使不分一套新房子，但调换一套面积大一点的房子是理所应当的，然而他却两次都没有搬家。
1998年，最后一次福利房分配，当分房名单上仍然没有李宏塔的名字时。有很多人替他着急，提醒他这是“末班车”。
他幽默地说:“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依然坚定地没有要新房。
无论在哪里，李宏塔都会将祖父李大钊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挂在墙上警醒自己，这是他们家族传承的责任与使命。
父亲李葆华去世后，有人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子女留了多少遗产？
李宏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我们是李大钊的子孙，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便够了。”
这平平静静的话语，却绝对是声振寰宇。
曾经有一段时间，关于李宏塔涉嫌贪污、受贿的举报信频频邮寄到中纪委。
可是经过中纪委调查组细致深入地调查，结果却是大逆转：一切举报内容均是子虚乌有，与此相反的是，经查实，李宏塔是个清官、好官！
对此，中纪委主要负责人决定，将李宏塔作为典型宣传。
2005年7月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一文，其中，李宏塔的事迹极为感动人心。
2008年，儿子李刚柔结婚，面对同事送来的红包，李宏塔来者不拒，然而却在婚礼的第二天便将所有的礼金如数奉还。
李宏塔说：“没那个必要，也没那个习惯，这都是家里的传统。”
李宏塔对礼金的照单全收，只不过是为了大家的情面和婚礼的气氛而已，这也充分显示出了李宏塔的高情商。
2021年6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国家领导人为满头银发的李宏塔佩戴上了“七一勋章”。
半个月后，他将“七一勋章”亲手捐赠给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他表示自己仅仅是“做了党员干部该做的事情”。
李宏塔，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如李大钊同志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而由李大钊树立的忠于信仰、严守节操、清正勤谨的家风，已经延续了一百年，并会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
文/蓝风烛尘
参考文献：
[1]杨学义,李宏塔:把“七一勋章”献给爷爷,党员文摘,2021(9);
[2]邱晴;金立新,忠厚长者李葆华,中国金融,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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