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说，湖南在20世纪出了两位总理，一位是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铭基，另一位是被人称为“熊凤凰”的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
生于凤凰，是凤凰之子，人称熊凤凰；出身苗族，是民族骄子。家乡山水的灵性铸就了他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民族文化的涵养给予了他乐善好施、爱民爱国的情怀。在民族灾难深重的艰难岁月，创办学校，兴办实业，支持维新，拥护立宪，走向共和，养孤扶贫，奔赴前线，救死扶伤，以身许国，不记名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熊希龄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双愚居士，晚年学佛，佛号妙通。1870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凤凰一个三代从军之家。其父亲熊兆祥，号云卿，自幼过继给伯父熊廷熙，官至澄湘水师营统带，母亲吴氏系苗族，是蓝翎守备吴支文的长女。
熊希龄
熊希龄自幼聪颖过人。他五六岁便已露锋芒，四书五经过目成诵，且能开笔作文，1884年，年仅14岁的熊希龄中了秀才，一时被人传为“神童”。
1888年冬，江苏宝山人朱其懿调任沅州知府，有感于湘西学风闭塞，士气衰微，科举久试不中，乃于府署西侧开设了一所沅水校经堂，专门招收湘西隽秀，以“实学课士”。熊希龄的父亲也把儿子送到这里学习了3年。由于学习得法，成绩优异，1889年夏，沅州府举行岁科连试，他在全郡名列第一，深为朱知府器重。次年湖南学政张亨嘉按试沅州，他又名列第一，故为张所激赏，特地将他抽调到长沙湘水校经堂学习深造。人湘水校经堂仅半年，1891年秋，熊希龄就去参加本省乡试，以第19名中式举人，与他沅水校经堂的老师沈克刚同榜。1892年春，熊希龄入京参加会试，连捷，以第65名中式贡士、因他当时的书法不合殿试要求，张亨嘉怕他因此而被耽误，嘱他暂时不应殿试，先练两年书法。1894年春，他才去补应恩科殿试，中进士，列二甲第63名。光绪帝很欣赏熊希龄的文才，用朱笔在他的考卷上御批:“笔摇五岳，气行全球，横扫五大洲，杰作也!”并钦点熊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位刚满24岁的湘西才子，一时誉满三湘，“神童”之名越播越远。
熊希龄少年及第，正春风得意时，原配廖氏不幸于1895年身患肺病而亡，所生一女宝贞亦疡。惜才如命的朱其懿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许配给熊希龄，次年春在永州朱其懿的治所完婚。昔日师生今郎舅，一时被传为美谈。
1894年一1897年，熊希龄先后在汉口湖广营务处供职，其时才华横溢，政声显赫，颇受湖北布政使陈宝箴的器重。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失败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和日本。他们的维新思想对熊希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怀着经国济世的远大抱负，积极投入维新变法运动。1895年，陈宝箴擢升为湖南巡抚，熊希龄随之回到湖南。在陈宝箴、黄遵宪(按察使)和江标(学政)等人的支持下，他联络谭嗣同、唐才常等湘中名士，积极开展维新活动。1897年9月，以推动维新变法为宗旨的湖南时务学堂在长沙成立。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学堂总理，主持校务工作。该校先后三次招生，共录取维新派学生108名。爱国志士蔡锷、范源濂等人，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1898年2月，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又在长沙创办维新社团“南学会”，并出版《湘报》，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湖南的维新运动，遭到了保守顽固势力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联名向朝廷启奏，要求把熊希龄等人驱逐出湖南。熊希龄临危不惧，坚决斗争，一并作好了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1898年8月(光绪24年)，清政府电诏江标、熊希龄入京，光绪帝要亲自和他们讨论变法大计。熊希龄北上之前，先去衡阳看望父亲(其父熊兆祥此时任衡州副将)，不料一病不起，未能入京。是年9月，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熊希龄因祸得福，幸免于死，受到朝廷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
熊希龄被清廷革职以后，先到衡阳，后到沅州，闭门谢客，潜心读书，长达4年之久。
1901年，清廷实行新政，对戊戌“党禁”趋向缓和。次年，朱其懿调任常德知府，为了给熊希龄一个谋求解脱政治桎梏的机会，在常德设立西路师范讲习所，请在芷江韬晦4年的熊希龄出来帮办学务。为免遭守旧势力的攻击，让熊专教体育和主持行政事务。熊希龄请求教国文，朱怕他在上课时发议论给劣绅们以把柄，所以不允所请。熊希龄立即倾尽全力帮助朱其懿办学。他以朱其懿的名义，招集沅水上游28府、厅、州、县的举人、贡生前来学习。当时长沙师范馆尚未成立，常德师范讲习所开创了湖南全省教育的先河。为了扩大招生规模，他又协助朱其懿开办了湖南西路师范学堂，并联合武陵(即常德)、桃源、龙阳(即汉寿)、沅江4县，创办了常德府中学。同时，他还在西路师范学堂附近开了个启智书局，专门从上海、香港进些进步书刊，借以开通风气。当时在西路师范就学的青年多为湘西隽秀，如宋教仁、覃振、蒋翊武、刘复基、林伯渠、李烛尘等。
1903年，赵尔巽担任湖南巡抚，看到熊希龄在常德办学有成，认为这是一位难得的干才，废弃可惜，于是上奏清廷:“恳恩免于严加管束，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奉旨照准，赵遂委熊希龄充任西路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赵尔巽在湖南推行“新政”，视熊希龄为难得的人才，遇事常找熊咨询。为此，熊希龄又一次遭到守旧势力的忌恨。1901年5月，赵尔巽卸任离湘，漕运总督陆元鼎继任湖南巡抚。旧党得势，纷纷给熊希龄设置障碍，使其无法继续办学，他不得不舍学务而转入实业界。
1904年秋，熊希龄自费东渡日本考察实业和工艺。回国后，他给湖南巡抚端方写了一份振兴湖南实业的规划，并首先在沉州倡导实业，把自己的两栋花园式住宅捐出来创办务实学堂，自任监督(即校长)，培养实业人才。同时，又以东洋瓷器美观，广销国际市场，而本省醴陵瓷业虽历史悠久，质量却很低劣，于是于1905年5月29日，会同醴绅文俊锋等人开始对醴陵瓷业进行实地考察，提出了设立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聘日本人为技师的改革创兴方案。在端方的大力支持下，他自任瓷业学堂监督和瓷业公司总经理，狠抓醴陵瓷业的改革与创兴，使得 1909年在武汉和1910年在南洋的瓷业赛会上，醴陵细瓷均获一等金牌奖章，“列名在景德镇之上”。此外，熊希龄还与湘绅杨度等联合创办华昌矿务公司，用以开发湖南矿产。在实业界中的这些建树，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了开创湖南近代实业的先驱。
1905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陆续爆发反清反帝运动。光绪帝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变更政体”，实行“立宪”，并派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工部侍郎绍英和湖南巡抚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为将来实现’‘立宪”作准备。在端方的保荐下，熊希龄被清廷任命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参赞。五大臣先到日本，然后分两路到各国考察。熊希龄在日本找到梁启超和杨度，三人仔细研讨了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草拟了《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和《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两篇文章。五大臣从1905年川月出国，到次年6月回国，先后考察了日、美、英、法、德、俄和欧洲其他国家，收获极大，受益匪浅。五大臣回国不久，即向清廷递文宪政改革的奏折，基本上得到采纳，并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圣旨。由于熊希龄出国考察和上疏有功，朝廷赏给他四品道员衔，分省补用。
熊希龄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既帮了五大臣的忙，也帮了梁启超、杨度等流亡海外的立宪派人士的忙，使二者消除了隔膜。同时，梁启超通过熊希龄为桥梁，依靠清朝大臣们的暗中支持和赞助，积极开展立宪活动。
出洋归来的熊希龄虽然还是个候补官员，但一时竟成为内外大臣们争相延揽的对象。1906年9月26日，熊希龄应赵尔巽之召，到奉天担任农工商局局长和地方自治局局长，并住赵的将军衙门，参赞军幕。他根据自己游历欧美所得经验，结合奉天实际，制定了振兴奉天实业的大纲，并结合日本北海道移民垦殖的经验，提出了移民开垦满洲以求农业振兴的具体方案，此外，他还就奉天商业、财政、林业、河土以及设立各类学堂诸方面，提出了许多富于创建性的意见，推进了奉天的新政建设。
1907年，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熊希龄随之离开奉天，继而又被江苏巡抚陈启泰和两江总督端方争相委用，同时担任江苏农工商局总办、苏属谘议局筹办处会办、抚辕文案和两江督蜀总文案、宁属谘议局筹办处会办、南洋印刷官厂监督，身兼数职，奔波于宁、苏两地，各项事务均料理得井井有条，足见熊希龄非凡的任事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 1909年4月，度支部尚书载泽因为两年前收到熊希龄上他的一个《论财政书》的呈折，深为他所陈述的8条理财意见所叹服，适清廷清理财政，遂奏请赏给熊希龄四品卿衔，派充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至此，熊已身负重任，端、陈不敢再留。
1909年7月，熊希龄到奉天履任，开始做清理财政方面的工作。次年，载泽兼任督办全国盐务大臣，又奏保熊任奉天盐运使。1911年4月，赵尔翼回任东三省总督，委任熊兼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和奉天造币厂总办。三年间，熊希龄经历
了财政、盐运、制币等多方面的锻炼，从一个引人瞩目的实业家，又成了名重一时的盐政专家和理财能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面对剧烈变革的形势，熊希龄开始了从主张立宪到赞成共和的转变。当时，赵尔巽复任东三省总督，手下握有雄厚的兵力。赵作为清廷遗老，对革命持消极态度。同年11月13日，奉天成立“保安会”，赵任会长，意欲策动奉天独立。对此熊希龄极不赞成，劝阻赵尔巽。但赵尔巽固执己见，熊希龄毅然与赵分道扬镳，借故回乡探母，南下到达上海，会见了革命人士黄兴、宋教仁等，表示当极力维护共和大局。
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清王朝统治者负隅顽抗，当皇族内阁宣布辞职后，又于11月1日任命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为清廷内阁总理。袁世凯上任后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指挥强大的北洋军队猛攻汉口，占领汉口后直捣汉阳，对革命军的大本营武昌造成兵临城下的紧张局势。但他并不立即攻下武昌，故意造成南北对峙局面，向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企图夺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对于这种局面，熊希龄深为忧虑。12月25日，他以湖南共和协会正式会长名义率150人致电袁世凯，希望他劝清帝退位。
次年2月，南北双方经过和谈，革命党人作出让步，终于达成协议:袁世凯逼使清帝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同意建立共和政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改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正式退位，绵延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遂告结束。
3月2日，由章炳麟发起的中华国民联合会改称统一党，熊希龄参加了该党，并被选为该党理事。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即举荐熊希龄任财务总长，熊屡辞不就。经唐多方较请，熊才于1912年4月就职。因当时财政极端困难，经费奇缺，加之袁世凯玩弄权术，处处掣肘，佼熊希龄无法施展理财能手的本领。没过多久，他就以健康不佳为由，三辞财务总长之职。袁世凯只好任命赵秉钧代理财务总长。同年12月22日，袁世凯又任命熊希龄担任热河都统。他在热河大胆改革，积极筹划建省，修整避署山庄，整理行宫文物，并送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政声颇为显赫。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追查凶手，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袁世凯也被指为幕后主使，“二次革命”发生。袁世凯武力镇压“二次革命”后，想利用进步党组阁，借以压制国民党，于是，作为进步党名誉理事的熊希龄，再一次被袁世凯看中。但是，尝过了财政总长苦头的熊希龄并不愿意出面组阁，可袁世凯硬是抓住他不放，三番五次电邀。另一方面，利用熊在热河清理行宫故物一事，派人与熊交涉，说熊有“侵盗嫌疑”，如今“把柄落在总统手里”，如果“不就总理之职，即是看不起总统”云云。熊希龄知道这是袁世凯使的手段，自认晦气，不得不应允就职。于是，袁世凯向国会正式提出熊希龄组阁，经国会表决通过，同年7月3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8月26日，熊希龄走马上任。尽管这个总理当得有些蹊跷，但熊希龄仍决心干一番大事业。他与司法总长梁启超研究起草了洋洋万言的《大政方针宣言》，对民国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等各项事业，均作了规划。这一大政方针在政治上，意图贯彻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精神，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国”。正如熊希龄所言:“‘鄙人之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制国是也。”在经济上，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华国民逐步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但是，袁世凯蓄意复辟帝制，视熊希龄的大政方针为“书生之见”，设置种种障碍，使其无法实行。1914年1月，袁世凯加速了独裁统治的进程，继宣布解散国民党之后，又颁布解散国会的命令。国会解散后，又蓄意赶熊希龄下台。目睹袁世凯的一系列行径，熊希龄大失所望，毅然辞职。
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仅仅150余天，然而这从政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为人不能理解而垢病的一段。
1914年3月，在熊希龄卸任国务总理之后，袁世凯又假惺惺地任命他为全国煤油矿督办，并兼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臭名昭著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即将得逞。熊希龄与梁启超、蔡锷等人秘密策划反袁活动，引起衰的警觉，并受到暗中监视。
1915年8月，熊希龄以返湘省亲为由，请假避居天津，设法帮助蔡锷从北京逃离天津，绕道日本赴云南组织救国军讨袁。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宣布“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洪宪”。不久，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为了防止熊希龄参与护国起义，频频电促熊希龄回京销假。因家室留阻在京，熊不得不于1916年1月16日返京，同袁巧妙周旋。
不久，熊希龄又以家乡战祸严重，需要接母抵京为由，向袁世凯请假回湘。当时，全国各地反袁护国的斗争已风起云涌，如火如茶。熊希龄刚到常德，还来不及去凤凰，袁世凯就任命他担任湘西宣慰使，要他阻止湖南的护国讨袁战争。他虽未公开抗命，却暗暗策动湘西的田应诏、张学济等人宜布独立，反袁护国。在全国一片护国声中，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复称总统。4月20日，熊希龄电辞宣慰使之职，袁世凯则催其迅速返京。不久，他又借口老母在汉口避难，再度脱身南归，继续策动反袁斗争。5月l5日，他给袁世凯致一长函，要他以国家为前提，火速牺牲个人，挽回时局”，敦促其立即退位，并警告他再也不要玩弄阴谋诡计和权术。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愤中攀病而死，熊希龄闻之大喜，拍手称快。
熊希龄从涉足政坛以来，几次浮沉，历经炎凉，特别是在任国务总理时，被袁世凯挟制利用，受尽世人的谴责与垢病，每念及此，便追悔莫及。尤其是看到军阀混战不休，国无宁日，从而对政治感到越来越厌倦，常对朋友们说:“念出仕十余年来，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于是，他一度隐居天津不出，黎元洪、段棋瑞想请他再当财政总长，他硬是坚辞不就;黎任命他为平政院院长，亦拒不接受，然而一个偶然的契机，彻底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1917年8月，直隶京徽一带洪水泛滥,103县严重受灾，25万多顷良田全部被淹，灾民多达600余万。当时的代理总统冯国璋任命熊希龄督办京徽一带的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熊希龄毅然受命，他在各县设立了170多处留养所，收养了4万多名受灾的老弱病残;还在北京设立了慈幼局，收养男女灾童千余人;最后还有200多名灾童无人认领，熊希龄就在香山创办了一所慈幼院，自任院长。慈幼院管吃、管穿、管住、管医疗，一切费用全免。香山慈幼院从创办幼儿园开始，逐
步发展到创办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造就了一大批栋梁之材。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干部中，有很多就是当年熊希龄收养教育过的孤儿。
1931年，夫人朱其惹逝世以后，熊希龄为了纪念终身襄赞自己从事慈善教育事业的贤妻，为了纪念自己的恩师朱其璐，为了服行自己后半生的诺言，特地成立了”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捐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62000两白银、47万多块大洋、42处房地产和一家没有登记面额的股票。
据统计，香山慈幼院从1917年创办到1948年，共招收贫困孤儿6000余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朝鲜和西藏的儿童。
熊希龄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25年上海发生‘’五册”惨案生后，熊希龄义愤填腐，不仅组织香山慈幼院师生开展宣传和募捐活动，而且发起成立“沪案失业同胞救恤会’，发动学生在香山附近的村镇举行游行示威，并赴长辛店、北平等地参加反帝爱国大游行。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熊希龄开始接触和了解共产党，同情和支特共产党人。1926年，熊希龄同意在香山慈幼院成立中共支部，反动当局多次派军普来校搜查，熊希龄总是挺身而出，为师生辩护。1927年4月6日几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并疯狂地搜捕与李大钊有关系的革命者，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熊希龄用自己的汽车把李大钊的夫人和子女接到香山保护起来，后来又协助党的组织把他们安全转移出京。1931年李夫人逝世后，熊希龄又将她的两个儿子李光华和李欣华接到香山慈幼院教养了7年，直到长大成人才离开香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熊希龄在北平组织“国难救洲会”，并致电张学良、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吁请抗日，挽救国难。与此同时，还发表(抗战宣言书)，表明了抗日到底，视死如归的决心。
1932年1月10日，熊希龄应聘担任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参加各种集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1月13日，他又与马湘伯联衔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杨森，严厉指贵他们不积极抗日，不收复失地的投降卖国行径。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上海，熊希龄心急如焚，于2月12日发布《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号召全院师生立即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亲自带领全家和慈幼院师生.200余人，开赴战区医院，协助救护抗日伤员。
1933年2月，他被天津地方协会推选为代表，赴上海与市商会及各方代表商讨援助东北义勇军事宜，并亲自赴南京会见国民党高层人士，较促其迅速采取抗日救亡行动。他还利用北京红十字会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成立了后方第一医院，救护抗日军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日军再次进攻上海，他不顾个人安危，奔走于城乡各地，设立临时医院4个、难民收容所8处，共救出伤兵1000多人、难民15万多人。上海沦陷后，他和夫人毛彦文一同赴香港，准备转道回湖南。因长期忧国忧民，积劳成疾，熊希龄不幸于1937年12月25日患脑溢血病逝于香港，享年68岁。当时安葬在香港华人公墓。1992年迁葬于北京香山熊氏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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