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伟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4月7日，中国决定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采取反制措施，这两个学术智库机构及其负责人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窜访美国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和便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西方国家一向自我标榜客观中立的智库机构亲自下场掺和政治活动，其实是继以“长臂管辖”为代表的市场体制“武器化”和以“独立检察官政治迫害”为代表的司法体制“武器化”之后，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公民社会“武器化”的又一昏招。
依据葛兰西对于西方公民社会本质的揭露，所谓的“独立”智库即便不一定被认为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至少也作为捍卫其“暴力国家机器”的“护城河”和战术壕沟，发挥了传播其“普世价值”及其全球感染力的作用。智库机构就其本质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政治极端主义思潮构成一定的制衡与谏言作用，防止政治决策部门忽视来自专业机构的中肯建议而作出战略误判。因此，智库机构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政治超然性是必然要求。
回首过去一个世纪中美两国的恩怨交集，智库机构曾经一度扮演让两国相知相近的角色，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就是哈佛燕京学派。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理解，虽然在研究方法上跳不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但是以费正清教授为代表的美国学者还是能做到尽量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这一学派也一度主导了美国朝野在1948年以后反思“美国为何失去中国”的学术思潮。不过，学术思潮在政治狂潮面前始终处于弱势、消极地位。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白色恐怖及冷战思维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美国的中国研究，间接塑造、影响了以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为代表的“右翼”学术传统。
历史似乎是一个轮回。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美国的政治潮流再一次影响、扭曲了美国的中国研究思潮，表面上驱使其朝野开始反思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为何误判中国”，但其实质是使以新版“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政治正确”狂潮，又一次裹挟了原本严肃、专业的中国研究，真正的“中国通”们再次遭遇边缘化的命运。
在这样一种政治-学术互构机制的影响下，以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2020年5月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为起点，美国开始强调以所谓“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来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战略围堵。2022年10月12日，白宫发布《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地将中国定性为“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达成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
今年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全球地缘政治展望”分论坛上，“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大国博弈热词的发明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艾利森教授，居然提出用中国历史上“澶渊之盟”的“传统智慧”来化解中美冲突，让中国同行大跌眼镜。美国学术精英对“澶渊之盟”历史意蕴的曲解，恰恰表现了使用现代贸易理论工具来观察、研究国际政治现象的严重局限性。
对于这种现象，早在2019年11月，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在《经济导刊》上题为《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文章中提出，如果说西方学术文化界正在对中国的崛起产生误判并误导其政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前西方主要社会科学理论架构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桎梏下，他们无法正确地或者认真地对待中国的复兴，也无法通过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内涵。
此外，与美国的学术文化精英一样，许多新兴经济体也存在其精英人士普遍在文化和价值观上依附于美国主导的文化霸权体系的现象。以制造“同意”为基础，所谓“文化霸权”的确立与维持，正是依赖于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知识治理及其所营造的文化景观所持的发自内心的主动服从态度。不过，像哈德逊研究所和里根图书馆这样抛头露面、亲自下场卷入大国之间的博弈与斗争，迟早会耗尽美国智库机构的全球公信力，导致其专业权威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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