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湖南省教育厅在经过专家遴选、集中汇总评议等程序后，公布了《2023年湖南省中小学生读书行动推荐书目》。
这个书目中，高中段被推荐的，有30种。今年2月出版的《湖南人的境界》，是这30种之一。
“一方水土生一方人，中国人还是很重视地域。我写这个书并不简单地体现湖南人的地域自豪感，而是介绍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事，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样子。我们是故乡之树上的一片片叶子，我们对于这棵树就会有不一般的情感。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问来路，这些人物其实就是我们来路的一部分，而我们自身也都在这个地域文化的链条上面。”在被问到地域自豪感是否还有价值时，作家、《湖南人的境界》的作者王开林如是回答。
这或许也是《湖南人的境界》才出版两个月，便入选湖南省中小学生读书行动推荐书目的重要原因吧。
20多年前，王开林就公开过雄心：我试图擦净历史的后视镜
湖南人作为一个群体被书写，上溯，较为知名且也还算较早的，应该算王闿运的《湘军志》。这部“放胆推倒一世豪杰”的志书，立项的初衷是记录湘军当年战绩。战绩的记录，离不开对战将的书写，湘军将领，尤其被后世反复点评的大佬级将领，均现身王闿运笔下。虽然当时还在世的湘军将领对《湘军志》很有意见，甚至称其为“谤书”，但湖南人作为一个群体被广泛了解和被广泛评议，《湘军志》的推波助澜后世有目共睹。
湘军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湖南人群体，这一群体和稍后一些的维新变法时期、辛亥革命前后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湖南人群体，即人们常说的“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的依据所在。近代史研究以及以近代人物为对象的文学创作，湖南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一个群体。
20多年前，王开林就已经致力于近现代历史文化人物题材的散文写作，对生于长沙，大学毕业后又工作、生活在长沙的王开林来说，写湖湘人物简直就是近水楼台的事。虽然王开林最初的写作引起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注意，并不是他写历史人物的散文，但随着他写历史人物、尤其是写历史上湖南人的文章增多，评论界谈到历史文化散文的时候，王开林是绕不过去的作家之一。
王开林曾坦陈，所有书籍中，他最喜欢读的，是史籍。原因很简单，“我读一部长篇小说，比如说《红楼梦》，家族命运和人物命运的演变和发展，过程缓慢。在史书中，这类演变节奏奇快，上一页某公还在钟鸣鼎食，下一页就已经身首分离，九族夷灭。历史既具有野蛮的激情，又具有冷酷的理性，其中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史籍对王开林的吸引，自然而然把王开林的写作引向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十余年前的随笔《时间是人类的假想敌》中，王开林认为创造历史、书写历史、解读历史是人类一直孜孜不倦地做着这三件事情。具体到他个人，在书写中解读历史，在解读中书写历史，则成了他近二三十年非常重要的两件事。
“历史背面的铭文犹如魔王私处的刺青，轻易是看不到的。”22年前，王开林在他的第一本历史散文集《天地雄心》中如是说。在那本书的自序中，王开林还公开了他的一个雄心：“我试图擦净历史的后视镜，以求看清某些历史人物身上渐显模糊而又发人深省的强势和弱点，但尘垢积得太久太厚，仅擦亮一小块地方还是远远不够的。”
结合这一雄心，就不难理解王开林对历史上的湖南人的反复打量，而《湖南人的境界》，便是他尽其所能擦拭历史尘垢后的观察所得。
关注人物命运、人生价值，认为湖南人的境界有迹可循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人的水土如何？《湖南人的境界》的引言中，王开林发问。接着，他列举了贾谊、韩愈、刘禹锡、顾炎武、曾国藩及近代学者钱基博等人对湖南水土的评点。
其中，他最认可的，是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的导言中所论述的——“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
王开林认为钱基博对湖南以及湖南人的这段论述，“颇能诠释古代、近代湘地与湘人禁锢黏连的关系”，尤其认可钱基博提炼出来的“风气自创”、“宏识孤怀”、“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这四点湖南人的精神特质，认为这易于和其他地域的人区分，但他同时又认为湖南人的精神绝对不是孤立体，认为湖南人的精神在形成过程中“屡获外力加持”。
引言中，王开林直言湖南人的精神特质披襟可见，湖南人的境界有迹可循，而他并不想沿着赞美湖南人“武烈之性，文明之象”的标准线路直达终点。在他看来，全面展示湖南人的精神境界，“既不蔽美亦不掩恶，既不昧功亦不讳过”，才是“正办”。
曾经，王开林历史题材的写作，在钩沉湖湘历史人物时，发现、发掘他们与湖湘文化的生成关系及相互作用方面用力颇多，而在《湖南人的境界》中，王开林没有沿用以往的模式，仅在引言中简单论述了地域对湖湘文化、湖南人精神特质形成的影响，更多的篇幅给了所写人物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所作所为的分析。正如王开林坦陈的那样：“其实我更多的是分析，是客观地看待——湖南人的精神和境界曾经有什么样的表现，在历史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给了我们多少启示。不要简单说湖南人都是很牛的，都是褒扬或是小贬大褒，一定要参差多态。像书中易顺鼎这样的人物，私德有亏，公德也不算很有亮点，但是他恰恰又代表湖南人的一面，湖南人是一个多面体。”
王开林开始历史题材的写作不久，就有读者和研究者注意到，王开林关注更多的是人物的命运、人生的价值和心灵的光辉或者人性的遗憾。行文中的评议，像是穿越时空与当时人物对话，又像是和读者交换意见。《湖南人的境界》中，王开林延续了他的这一习惯，但相较于之前，动笔于知天命之后的这部《湖南人的境界》，因其自身阅历和知识储备的更丰富，对人物的分析、评议更中肯、更到位。
从人文角度思考中国进步之艰难
《湖南人的境界》中，出场人物的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人物事迹散见于各种正史、野史，资料庞杂，线索繁多。王开林用了近五年时间重新爬疏剔抉、斟酌打磨，所写人物故事，看似一篇篇独立的作品，但，因为人物、精神之间的关联性，也即“以人物为经、以文化为纬”，通读下来，又能够感受到各人物故事之间的互补与整体性。
书中征引各类史料近200种，每一处文献的引用都有出处。统领书中百余个人物、近两百个故事的，是冯友兰提到的人生的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个境界，也即书中的四个大的篇章。
常人看来，人的境界是由低到高的，好像是有迹可循，甚至有人认为人的境界高低与人的是否通达紧密相关。但，在王开林看来，每个人都是复杂多面的，他并没有简单僵化地把某某人列为某个境界中，而是根据其在具体事件中的作为给予评议，所以，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同一个人物，会在多个篇章出现。例如曾国藩，他既在看起来是最低境界的“湖南人的自然境界”中出现，也在其他几个境界中出现。这样的处理，更贴近历史真实，也就避免了对人物的个人崇拜。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曾说：“艺术家的剪裁以外，空间和时间也是‘距离’的两个要素……愈古愈远的东西愈易引起美感……艺术是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但是时空的‘距离’如果太远，我们缺乏了解所必需的经验和知识，也就无从欣赏。”
时空距离的贴近，或让湖南的读者对《湖南人的境界》有着天然的好感，但，必须强调的是，王开林只是恰巧仅仅写了湖南人，但他并不是单独为取悦湖南人而写，正如《湖南人的境界》腰封上的宣传文案所说：“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
王开林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一方面，书中写到的那些湖南人物，尤其是那些堪称高蹈远翥的一代天骄，他们的确与湖南这方水土血脉相连，但他们又并不受三湘四水的局囿，他们是属于中国这个更大的舞台的。另一方面，如王开林在《湖南人的境界》的后记中所说，湘人的蜕变已达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峰值状态，“这样的特异表现绝非语言文字可以描述”。
既然这样，王开林为什么要再一次书写湖南人呢？“倘若有血诚者肯极意书之，读者的幸运势必如期降临”，好像他的目的是抛砖引玉，这是非常谦虚的表述。
“划分时空的畛域，意义并不大，关键在于切实把握思想的脉络——从人文角度思考中国进步之艰难。”20多年前，王开林开始历史题材的写作时，即有这样的思考，从《湖南人的境界》来看，他仍在这样思考。
对话 | 王开林：我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思想也是有境界的
潇湘晨报：冯友兰的人生四个境界，让我想起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论。您用这四个境界去概括和区分湖南人的精神境界，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开林：冯友兰是在抗战的时候悟到并阐述出人生的四大境界的。我书中没写的是，其实在中国的传统上，例如周敦颐，他关于人的精神世界也有一个划分，不过，他仅仅是针对士这个阶层的划分。他认为第一个层次是士，第二个层次是贤，第三层次是圣，第四个层次是天，也就是他说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冯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但他对人精神境界的划分涵括的范围要比周敦颐宽。周敦颐仅仅只是关乎读书人，也即士；冯友兰的划分笼括了一切，包括最普通的人，没有任何遗漏。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考虑到湖南人是一个整体，尽管我书中主要写到的人物都是精英人物，但他们都是从普通人物成为精英的，甚至有些是从泥腿子成长为精英的。我觉得一定要有个把所有这些人包括进来的架构。以前这一类书，都是在一个平面上写的。四个境界就有个升维的过程。一个人要从自然境界达到天地境界，不是动一个念头就一蹴而就的。他需要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和跃升的机遇等等。还有一种是降维。当一个人为了私利处心积虑的时候，很可能由最高的天地境界降到自然境界。书中我虽然用的是冯先生的架构，但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还是非常灵活的。一个人很可能四种境界都具备，他在某个时间段、某个地方遇到的某件事，他表现出来的境界很可能和平时不一样。
潇湘晨报：之所以不一样，与他面临的这件事和他切身利益的远近有关系？
王开林：对。比如我在《湖南人的境界》中写到了一个很典型的事情。曾国荃打天京、围而未打的时候，天京城里太平天国粮食不多了，他们必须把一些吃闲饭的人清出城去，所以，他们就放出了一部分人。曾国荃任由他们放，但曾国藩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急信告知曾国荃不让这些人出来。这些人出来，是有活路的，但天京城里也因而有更多的粮食给守军吃，这样，湘军攻打天京就更艰难。这种功利的计较下，曾国藩觉得应该不让这些人出来，让他们消耗守军的粮食。曾国藩，我们从很多书上了解到的，他更多时间是处在道德境界这一维度的，但从这个特殊时间点的这件事的处理上，他下降到了功利境界。所以，我在书中，没有特定把某个人放在某个维度上，而是在不同情况下分析这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如何升维和降维的。
潇湘晨报：您这么说，我想起了您在“湖南人的功利境界”篇中写到的曾氏兄弟一个只顾自己的清名，一个为了家族放肆捞金，您用“互相成全”概括他们各走极端的行为，我觉得挺有意思。
王开林：曾国荃在功利境界中放肆搜刮金银财宝，他的这些行为成全了他兄长的清廉、道德上的完美。在外人看来，他们兄弟行为各异，各走极端，但实际上他们是心照不宣的。
潇湘晨报：看到您形容他们形成了一个爱国爱家的逻辑闭环时，我笑了。我感觉您对他们兄弟既有嘲讽，又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理解。
王开林：现实和人性都是很复杂的。很难有人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在功利面前，完全拎得清。换两个人未必会做得比他们更好。
潇湘晨报：相较于您早些年的《天地雄心》《纵横天下湖南人》，您在写《湖南人的境界》时对湖南人的看法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
王开林：《天地雄心》《纵横天下湖南人》是我相对早期的作品，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是看到笔下人物身上那些炫目的亮点。但随着自己的年龄、阅历和掌握的史料的增加，会更深入地思考一些人和事。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写到的这些人的思想境界的升降等微妙的变化，而写这本书时，我会尽可能看到人的多个侧面，思考到他们的多个方面，不会简单地歌颂某个人。所以，我这本书不是给湖南人歌功颂德的一本书。写前两本书的时候，我甚至连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全集都没看完过，动笔写《湖南人的境界》时就不一样了，不止是他们的全集，湖湘文库中的不少书我都看过，这些人的方方面面比较来比较去反反复复看过。
潇湘晨报：《湖南人的境界》写到的人也比之前任何一本书都要多，其中还有一些是我们普通读者可能很陌生的，您都挖出来了。看完觉得湖南人的璀璨夺目，并不是晚清突然出现，而是有着铺垫的过程的。
王开林：对，是有一个铺垫的过程，只是这种气息聚拢的过程确实比外省、尤其比北方省份要漫长得多。北方，汉唐时期，人才集中在陕西、山西一带，后来再是中原、东南沿海，差不多所有地方都发迹以后，才轮到我们湖南来一个高潮。它积累的过程挺长的，喷发出来也就不得了。
潇湘晨报：再回到冯友兰关于人的四个精神境界，您写这本书，是希望我们读者能够达到某种境界？
王开林：可以这么说吧，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一个人到达某个地位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一个普通人也是可以到达天地境界的。例如，一个人在某个特殊时间点望着夜空赏月，他的思绪也是可以遥接宇宙的，他的境界可以在瞬间得到升华，只是这样的升华不能持久、立稳脚跟。当然，也可能某个境界很高的人，哪怕所谓圣贤，在某一瞬间，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为了美色被蒙蔽得精神恍惚，降维到自然境界这一阶段，这也是很正常的，人性本身的短板和弱点不见得人的一辈子就补得齐的。
我书中所写，看起来都是古人。实际上，古人和今人只是时间维度上所处不同，但很多方面并没有多大不同。例如在人性上，今人和古人相比，进步是非常小的，甚至没有进步，有些人甚至还有退步。所以，我觉得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人如果不发展自己，今天积累起来的物质，说不定哪天就会很快失去，甚至对人进行反噬。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这种情况，物质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结果一场战争又毁于一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的文明的程度发展不充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某个点上被熔断了，不匹配了，脱节了。所以，最好的发展是物质和精神同步发展，太参差不齐，是非常危险的事。
当然，有的读者看到书名可能会有一种误解，觉得自己的思想可能还没到达称为境界的那种高度，但实际上我的目的是想要光照众生，我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思想其实也是有境界且是可以升维的。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实习生王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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