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陈卉丽在大足石门山石窟清洗造像局部鸟粪。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14年8月，陈卉丽在进行千手观音造像本体修复。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11年10月19日，陈卉丽正在为千手观音造像进行渗透加固。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21年11月，陈卉丽在大足石门山石窟进行造像局部脱落部位复原粘接。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文物保护与修复永远在路上，要用科技助力文物保护工作，培养更多青年文物修复师，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前不久，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回到自己的母校四川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为师生作了一次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暨先进事迹报告。
“文物修复师是文物的‘医生’，文物在我面前，是不会说话的‘病人’。不管在哪儿，我只要看到它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检查有没有病害，思考怎么‘治疗’。”从事文物修复工作28年，陈卉丽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笑言自己有“职业病”，“上大学时我学习了化学和材料学，在修复文物的过程中，这两门专业的知识发挥了很大作用。”
1995年年初，陈卉丽被调到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工作。她虽不是文物保护“科班”出身，但工作踏实、善于钻研，且有材料分析、化学学科背景，很快就被分配到保护工程中心，从此与“这群不会说话的石刻”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8年，她被委以重任，带领团队参与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该造像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集雕塑、彩绘、贴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但在历经800多年风雨后，造像存在金箔开裂、脱落、彩绘变色，更涉及石质胎体内部损伤等34种病害，可谓“病入膏肓”。
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陈卉丽团队攻坚克难，完成了造像石质胎体、彩绘层、贴金层的修复，使“国宝”千手观音造像“金光再现”，开创了我国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在修复过程中，陈卉丽团队采用了工业X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等方法和技术，这些都是国内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领域的首次应用。
28年前，陈卉丽进入到文物保护行业，如今她已成为文物修复专家。28年间，陈卉丽切身感受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刚入行时因陋就简，连修复刀都是自制的。由于没有仪器辅助和数据支撑，一些复杂、叠加的病害往往无力处理。”陈卉丽说，这些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愈加重视，投入越来越大，各种高科技运用到文物修复中来，让修复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如今，大足石刻已由抢救性保护为主转为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的阶段。”陈卉丽介绍，2019年12月，大足石刻监测预警系统投入使用，可实现对石刻监测数据、预警信息、监测报告以及档案数据的统一管理。“一旦发现病害就及时干预，尽量避免文物从‘轻症’发展到‘重症’。”
2022年6月11日，大足石刻文物医院启用，医院内设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文物保护修复室、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心、保护与修复成果展示室等，还设有分别针对石质、雕塑、纸质文物等的专业保护修复室。为文物“看病”变得更加精细、准确。
“常常有人问我，文物修复工作既单调又乏味，既清苦又寂寞，一些清洗、加固等修复材料，还对人体皮肤有伤害，是什么让你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和坚守？其实，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爱！’”陈卉丽说，“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每当看到修复过的文物焕发新颜，内心就会涌动一股无以名状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全部转化为我工作的动力与热爱。”
在工作中，陈卉丽总结出“中西医结合”的文物保护手段，即文物保护工作既要凭借积累的经验，又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为文物体检，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发现文物病害，对症下药，让文物修复方案更加精准和有效。
“大足石刻有5万余尊造像，如今已经进入高速风化期。文物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刻不容缓。”陈卉丽说。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的阮方红说，自己是陈卉丽的“追随者”。阮方红201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在来大足石刻之前，我就听说了陈卉丽主任的故事，她那份对文物保护的深情和执着给予了我不少力量。”阮方红在读研期间致力于研究凝胶清洗法在鎏金青铜器除锈以及彩绘层文物表面油烟清洗中的应用，有两项发明专利获国家授权证书。她目前主要从事石质文物保护工作，曾参与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保护修缮工程以及中意合作保护大足石刻舒成岩摩崖造像项目。
阮方红说：“陈老师手把手教我修复文物，她让我感受到做这份工作需要脚踏实地。我们青年一代要不断提高修复技艺，运用科技手段，让文物延年益寿、焕发生命力，更好地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担子挑起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见习记者 崔文瀚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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