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28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刊发报道《欢迎大学生到敦煌来》。
常书鸿，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当时已在巴黎作画10年的他，在塞纳河畔的书摊偶然邂逅一本敦煌画册。他惊叹，从4世纪到15世纪之间中国壁画的艺术水准，绝不逊色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惊觉自己文化之根在中国，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国看看敦煌。
1936年，32岁的他回到战乱中的故土，直到1943年，常书鸿一行6人从兰州骑了三天三夜的骆驼才来到敦煌。当时常书鸿面对的莫高窟是400年无人管理、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废墟，他并没有退缩，筚路蓝缕，揭开了敦煌保护的序幕。
在《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中，常书鸿这样说道：“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苦难便会出现，人生就是困难的反复，但我更不会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但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段文杰，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被称为“大漠隐士”。1942年，25岁的段文杰是国立艺专主攻国画的高材生，在重庆参观了“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画展”和“张大千抚临敦煌壁画展览”，决定到敦煌看一看。1945年，他一路向西向北，来到敦煌，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段文杰院长说：敦煌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弘扬它。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敦煌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原壁画已经大部泯灭，无法看清。段文杰的临摹品成了认识这幅壁画的依据。
时间沉淀赋予文物价值，也让它们随着时间暗淡、甚至消失，守护敦煌就是让这些承载着中华文化基因的文物，生命更久。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被称为“敦煌女儿”，与敦煌初见是在1962年，作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的她来到敦煌实习。第二年，25岁的樊锦诗从未名湖畔被分配至敦煌工作，面对简陋甚至是恶劣的环境，她有过动摇，但最终选择在这里守住前辈的星火。她在任院长期间，更是开辟了敦煌保护创新之路，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敦煌的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有了自己的数字档案。
她说：“我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是最大的幸福。”
2022年五四青年节当日，她将多年来获得的奖金和部分个人积蓄1000万元人民币捐出，用于支持敦煌学研究。
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的赵声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了敦煌。
198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学三年级的他偶然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采访段文杰的文章，看到段所长说敦煌也缺年轻人才，受到触动的赵声良试着给段文杰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段所长热情洋溢的亲笔回信，欢迎他到敦煌来。“虽然他父亲极不愿意儿子去偏远的敦煌工作，但这个执拗的年轻人还是在大学毕业后背着行李直接去了敦煌。”从此他在敦煌扎下了根，成长为敦煌的又一位领军人物。
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叙述中的敦煌保护则是妥妥的理工男思路，科学保护已成为敦煌保护的日常，在敦煌这个世界级博物馆，科技成为敦煌保护和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其中凝结着一代一代敦煌人身上共有的“莫高精神”。
“择一事、终一生”是敦煌人共有的信念。在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们身后，是一代又一代“打不走的敦煌人”，合力在大漠上耕耘着希望和理想主义的种子。
敦煌记录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莫高窟保护事业的发展，刻画着一代一代敦煌人的成长。他们有投身事业的热情，对待学术的专注；他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
如今，一群年轻的面孔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大漠守护着敦煌，他们着迷于敦煌文化，被莫高精神浸染，他们身上既有老一辈扎实朴实的治学精神，又有着新时代扑面而来的气息，用AI、数字化赋予莫高窟新的生命，他们用年轻的热情和激情接力守护敦煌。
敦煌莫高窟因为这群敦煌人而愈发生动、厚重，更有温度。
刘静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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