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五”计划期间，在石家庄开始了大型棉纺织基地、华药以及热电厂等工业建设，大量的工业移民从祖国各地来到石家庄，其中的棉纺织业因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工人数比其它行业多的多，工业移民的到来，大大促进了人口的机械增长，也促进了石家庄城市化的发展。1956 年底，石家庄市城市人口为 401904人，职工数总计 112938 人，而纺织系统的总人数为 48010 人，几乎占全市总人口的12%，占全部职工总数的 42.51%，石家庄成为名副其实的以纺织业为基础的城市。
“一五”计划期间石家庄人口的机械增长率是很高的，这种现象不能不归因于工业移民的到来。
工业移民与国营石家庄第二棉纺织厂的“厂文化” 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人的流动则无疑是促进了解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的本质就是一种文化迁移的运动，特别是在当时各种传播媒介十分有限的年代，人就成为了文化传播最有力的载体。在石家庄第二棉纺织厂的兴建过程中，从邻近的老纺织城市天津，调出了许多工人来支援新厂的建设，之后许多人留在了石家庄，把天津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和方言特点都带到了石家庄，也形成了国营石家庄第二棉纺织厂。
从天津迁往国营石家庄第二棉纺织厂的援建工人以及新招聘的工人，在带来劳动力和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天津独特的文化。虽然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天津市还属于河北省的区划，但是因为天津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 1860 年就沦为了通商口岸，并且地处九河下梢，东临渤海湾，北靠大运河，天津便成了码头和港口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码头文化”。这一部分迁入人群不但将独特的天津文化带到迁入地，而且又通过进一步的文化交往与文化融合，以文化孤岛形式稳固的保留着自己文化原有的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支柱，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正是因为棉二有大量的来自天津的援建工人，在带来天津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天津人独特的说话口音。“如果外来的移民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土著，并且又占有较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同时迁拨时间集中，那么，移民所带来的方言就有可能取代土著的方言。反之，如果移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地位远落后于土著，人口相对较少或分散而处于土著的包围之中，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放弃旧的方言，逐渐改用新地的方言。如满族(文化与包围)、回族(分散)等等。
在移民和土著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他们的语言有可能相互融合，而不是一个被另一个所取代。”天津人爱吃鱼，天津人“乐吃乐打”的文化特点对棉二都有一些影响，棉二厂里门卫说的都是天津话，一问说是不是天津人，有好多都说不是，只是从小在这个氛围里耳濡目染，就学会了天津话。
厂际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各厂工人迁出地文化背景的差异，其中包括语言、人们的个性生活习惯等内容。 在“一五”计划期间，石家庄作为国家纺织部规划的大型棉纺织联合基地，相继建立了四个棉纺织厂和一个印染厂，以及原来的棉六和棉七，各个工厂因为工人迁出地文化背景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一样的厂际文化。例如 1950 年到 1951 年兴建的石家庄纺织厂（后来的石家庄棉纺六厂），“工程技术人员全部由上海市支援和招聘”。国营石家庄第二棉纺织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则大多从天津调来。
当时住在棉二家属宿舍的职工回忆说：“当时住 20 号楼三单元三层，一共有 5 户人家，其中有 4 户都是天津人，有一户陕西咸阳。”另一名职工回忆说：“自己小时候住 4 号楼 1 单元 3层，一共住了 8 户，只记得有 4 户天津人，1 户张家口人，一户石家庄人。”
据有关资料显示，“石二厂的职工绝大部分来自外地，在普查的 802 户中，本地人只占 9.43%，来自天津的职工达71.20%。”棉二不可避免的烙上了天津移民的痕迹。1951 年建成的棉六因为大部分的援建工人来自上海，便不可避免的带上了上海文化的烙印，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厂际文化。
厂内的文化差异同厂际文化差异相类似。由于厂内职工原迁出地的多样性，同一个工厂内部便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特征。例如在语言方面，来自天津的职工操天津方言，本地的职工说本地土话。在穿着方面也有许多不同，国营石家庄第二棉纺织厂当时建厂的一些老工人回忆说：20 世纪 50 年代的石家庄还是很土的，大家都讲一个笑话，石家庄人出门左脚迈出了门，右脚的裤腿还在屋里，来形容石家庄人穿的裤子裤腿肥大无比而天津人都是小脚裤，大家还是觉得很洋气的。职工回忆说，因为妈妈是天津人，小时候都喜欢去姥姥家，有皮鞋卖，天津人爱吃鱼等等。
棉纺基地建立引起大量外来人口流入石家庄市，促进了石家庄的市政等城市设施建设，使石家庄市的居民组成、居民生活方式、市民文化生活更趋于多元化，大大加速了石家庄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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