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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幼师招聘信息(这些年轻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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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6-26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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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 虚构

徐闻幼师招聘信息(这些年轻人的路)

《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4期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选自《人民文学》2019年9期、《十月》202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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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那些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 | 非虚构


年轻人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班主任》创作谈

文 | 黄灯


从2006年到2019年,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学当了两届班主任,完整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如果说,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更多的触动来自时间维度的代际隔膜,那么,到2016年第二次当班主任,更多的触动,则来自网络原住民一代出路的日渐逼仄给我带来的强烈冲击。因为起点的相似,我总是忍不住拿自己的成长和学生进行对比,《班主任》一文是此种思索的结果。

先说说两次当班主任的不同感觉。第一次当班主任,时间跨度从2006年到2010年,学生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有个性,活泼开朗,深造意愿不强,整个班没有一个人考研,珠三角良好的就业势头,让他们顺当地融入了社会。跟踪他们毕业后的境况,最后留在珠三角一带的学生占到70%,留在广州和深圳的有17人,90%的学生,都买了房子,过得还算安稳,我盘算了一下,到2010年左右,一个二本院校的学生,和我大学毕业时候文凭所承载的附加值相差不大,教育对学生命运的改变,依然明显。

但仅仅过去9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到2016年接手1516045班时,我发现学生越来越沉默、非常听话,很少叛逆,男孩几乎不追女生,女生想一个人过日子的比例越来越高,一种无形的压力将他们笼罩,大四时候,有1/3的学生选择考研,毕业临近,通过和他们聊天,竟然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有信心留在广州,没有一个农村学生,相信凭个人能力可以买得起房子,好多女孩描述她们的梦想,“一只猫、租间房、将父母接到身边”。在毕业前夕,他们喜欢用“咸鱼”来形容自己的状态,用“上岸”来形容找到工作。不能忽视的是,我的学生,90%是来自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我任教的学校,一直以就业优势著称,生源也非常出色,尽管是一所二本学校,但70%的学生,只有上了一本线才有机会招进来,他们的境况尚且如此,全国那么多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情况,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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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课的一组学生

在教1516045班时,有两点感触最深:一方面,如何理解年轻人,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代沟”这个词,根本无法描述代际之间的隔膜。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身上最为真实地铭刻了信息时代的特征,如何理解这代年轻人,对我而言,既是现实需求,也是工作的客观挑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在短短的九年时光之内,就能导致我作为一个班主任的经验,如此快速地失效。另一方面,对于目前无可逃避的网络时代,以及网络时代碎片化表征,显然也需要持有更多的警惕,在我看来,碎片化不意味着多元化,它不过更为巧妙地掩盖了社会越来越本质主义的倾向,在巨大的碎片化泡沫下,时代呈现出了越来越坚硬和确定性的一面。

在几年的班主任经历中,不能否认,对我的学生而言,就算进入最普通的大学,也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他们走进大学的代价,远胜我当年,但他们文凭的含金量,却早被大大稀释。90年代初期上大学固然难,但一旦考上,就意味着人生的根本改变,上学不要学费,每月有生活补贴,毕业包分配,到单位以后,能解决住房难题。但现在,对1516045班的学生而言,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依赖市场化手段以个人力量去解决,农村孩子的学费依然需要几个家庭才能凑齐,生活费需要课后打工才能获得,工作需要拿着简历去海投,住处需要在城中村的角落去安顿。教育彻底市场化固然提供了某些自主选择的机会,但由此带来的群体分化的后果,主要由弱势的非985、211农村大学生来承担。

我不否认,在和学生多年相处过程中,直面他们学习、生活、就业、考研等各类具体的困境后,我脑海一直盘旋一个问题:年轻人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他们的出路,是否和下面的追问有着更为隐秘的关联:为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同个人奋斗的路径?为什么他们会自动剥离个体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大学的鄙视链到底如何形成?看重第一学历的血统从哪个节点开始?名牌高校的研究生考试,从什么时候理直气壮的强调985、211的重要性?这些情形和应试教育之间愈演愈烈的现状,到底存在怎样的逻辑必然?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人生存状况的恶化,通过这一条隐秘鄙视链的形成,开始被巧妙掩盖,并成功引导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对自身的质疑?我所教的这些孩子,在第一次人生的竞争中失败后,只能进入一所普通的二本高校,到底承受了怎样的代价和压力?普通年轻人状况的恶化,通过一系列程序的正义,到底怎样不动声色地锁定了他们往上流动的可能?

我相信中国的很多家长,并不知晓自己孩子进入大学以后的具体情景,也相信不少中学老师,在应试教育的鸡血中将一批批学生送进大学后,并不太关心中学岁月在其生命中烙下的印记,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漫长程序中,学生的成长恰如一个标准构件的锻造,我不过一个站在普通大学门槛的收货者,完成了签收程序后,来到身边的孩子,不过一群早已被磨砺规整的半成品,《班主任》的完成,不过我借助职业的便利,在知晓年轻人的一些事情后,自作主张的理解和记录,我知道它暴露了我对年轻群体无法穿透的隔膜,也知道它无法解答我的诸多困惑,我所想做的,不过通过文字,记住一个群体的模糊身影,唤醒更多的成年人对他们的关注。

一个让人内心踏实的时代,不在于给精英提供多少出路,而在于给普通人提供更多的机遇。

2020年3月9日

发表于《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


我的二本学生(节选)

文 | 黄灯


1516045班:

湛江女孩

关于90后孩子的描述,“亚文化”的笼统概念,显然只能勾起我更多关于城市孩子的想象。在给1516045班上了两个学期的课后,他们身上笼罩的网络色彩,逐渐淡去其神秘面纱。我校准班主任的焦点,发现在网络世界以外,他们所浸润的现实,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除了“网络原住民”“宅男”“腐女”“颜值”“玄幻”“仙修”这一套呈现他们日常的词汇,出现在学院困难名册上的“低保家庭”“单亲家庭”“母亲残疾子女”“特殊困难”“困难”“孤儿”,同样是呈现他们真实的另一组词汇。我意识到,在他们的世界中,包含了两组话语体系,在“课堂”“班群”这样的公共场合,他们总是不经意就溜出网络词汇的影子,但进入私下的交流,例如在与我这位班主任的例行谈心中,他们能立即切换到另一套话语系统,一套与他们的父辈、老师共享的话语系统。

下面是2017年11月14日,在班主任工作的例行谈心中,来自湛江的秀珊和我说的话。在班上的学生中,她是唯一主动约我的人,但在具体的聊天过程中,她说的话,最让我意外。她总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和我靠得极近,每次目光相撞,就拿书挡住嘴巴,黝黑的脸庞立即浮现满眼的笑意。她几次兴致勃勃地邀请我去家里看一下,但进入订票的环节,最后反悔,终止了行程。我原本想通过实地感知,去解读与她谈心过程中,被隐匿的诸多“梗”,这个愿望,因为她“没有必要跟别人说太多家里的事”,就此搁浅。

我出生在湛江廉江,家里的门牌都看不清楚,邮政送录取通知书时,要一家一家地问。我中学时,爸爸在一家石灰厂上班,后来做不下去了,进了一个玩具厂。在我初中以前,妈妈一直在镇上工作,我上初中后,她去了东莞,今年到了广州,住在芳村,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靠妈妈打工。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个弟弟,家里太复杂了。念大学的,到现在只有我一个。我姐小时候成绩挺好,到初中后一般般,就作文还可以,她初中毕业考上了湛江一所师范学校的幼师专业,但不想去,就外出打工了,可能是不想当幼儿园老师。我哥初中时像一个流氓,就会打架,离中考还有一个星期,突然说不读书了。我姐大我哥两岁,我哥大我三岁,但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弟弟在一起,小时候会和弟弟去田里、小沟里抓鱼,有时会捉到水蛇,有一次在香蕉地里,用那个簸箕在水里赶鱼,结果没赶到鱼,赶到了两条蛇,到现在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感觉还挺快乐的,后来长大就不行了,再大一点点又不行了。我跟我哥、我姐之间,没有和弟弟那么亲密,他们上初中时,我比他们晚了两三年,所以我们的世界不太一样,他们两个像大人。我弟弟连初中都没读完,就回家了,他被抓回家了。我们家的关系太复杂了。

我们村是镇里最乱的一个村,很大,偷鸡摸狗的人好多,吸毒的人也很多。我念初中时,村里吸毒的风气非常盛行,堂哥吸毒,堂哥那个年纪,是个人,都会吸毒,很多人都被抓走了,现在留在村里的人很少。堂哥与堂嫂离了几次婚又复合了,我搞不清堂哥对堂嫂到底是怎样的感情。堂哥吸毒期间没有理性,很多事情都很残忍,我侄女在场,我觉得更残忍。堂哥一直想要个男孩,但生的都是女孩,现在有三个女儿了,堂哥家第二个孩子一直放在我家,因为奶奶要带小堂嫂刚生的那个孩子。我大堂嫂和小堂嫂本来差不多同期生孩子,我在学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大堂嫂的孩子没有生下来,太残忍了。村里就是这样,都想要男孩,我喜欢我侄女,觉得她们好可怜,我的情况正在她们身上重演,但是她们不像我喜欢读书。我们村里,很多人读到初中都不读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村只有我一个大学生,村子闭塞到什么程度?像我考上大学,村里居然还有人问,毕业以后分配到哪里工作,然后我说没有分配,他说你怎么考上这样的大学啊?我说现在的大学都没有分配,他就觉得我考的大学有问题。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关系也不好,因为从小封闭,只跟自己玩,处于一种没人管的状态,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长大的。上初中后,基本就我一个人,我都是自己长大的。初三第一次去我妈那里,在东莞,她见到我,不让我叫她妈,因为她跟工友说,只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我一点情绪都没有,所以上大学后,我也很少去芳村看她。我从小对父母印象不好,他们总是问我,你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我怎么知道,反正越长大就越无所谓了,也能理解一些东西,是的,从原生家庭的伤害里跳出来,太难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没什么书读,读的都是哥哥、姐姐初中留下来的政治作业、材料题。八九岁上学时,有个老师,一直拿粉笔砸我的头。我当时会乘法口诀什么的,有些字也会读,课文也懂,然后我妈认为我可以跳级,但校长不同意,我妈就一直往学校跑,然后就同意了。但那个老师对我很不满意,比如我现在的位置,在第一排,那个老师不让我坐第一排,把我调到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上课,看到别人举课本我也举,他们放下我也放下,有一次,还没来得及放下,老师就拿粉笔砸我的头。从小到大,我很少碰到合格的老师,他们大部分喜欢板着脸,教训学生。尤其是我高中那个老师,对学生很不好,你知道他怎么骂我们吗?我们学校有个下坡路,那里有个很大的垃圾厂,他说我们就像那里的垃圾,我们都被骂习惯了,也麻木了。有一次,他儿子半夜发烧,第二天到学校后,他对我们很生气,其实他儿子发烧关我们什么事呢?但我也碰到过好老师,六年级时,有个杨老师教我,我感觉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除了杨老师,还有一个老师对我也很好,她将我当女儿看,她有两个儿子,但是没有女儿,她不介意我叫她妈妈,我们关系就是很好。

进到大学后,我感觉学校和自己的想象差太远了,我当时想,这是一个什么大学?我们宿舍六个人,平时都很忙,基本没什么交流。所有人忙的活动、方向都不一样,有个女生,她平时做那种高大上的兼职,她接了很多活,整天都在宿舍做策划书之类的,还有一个整天往男朋友家里跑,另外一个呢,热衷研究少数民族,学习藏语之类的,还有两个喜欢打游戏,但我不能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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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课的时候,讲到方方《风景》里面的二哥,我感觉和他就很相似啊,他通过另一个世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但我的生活是在这边,没有办法脱离这边,这种根深蒂固的感觉,可以用绝望来形容。我什么都不想做,我觉得累了,我以后想过很普通的生活,其实我理想的生活,写作就可以了,我喜欢音乐,还可以帮别人填词。

我大一的时候,还挺好的,但现在热情被消解掉了,曾经的设想也破灭了,活着就好,活着,要求就这么简单,有时想想,还不如一无所知,比较幸福。谈到毕业以后,要留广州还是回老家?我们很年轻,不想回家,但留在广州的话,可能一个月的工资,付完房租都没有钱买衣服了。

秀珊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总是说到她的家庭很复杂,但她欲言又止,并不愿和我多谈家庭为什么复杂。她跳跃的叙述,清晰地呈现了故乡廉江村庄在她身上打下的烙印。多子女、重男轻女、父母关系不和、一个人长大、封闭的村庄、吸毒的堂哥、被引产的堂嫂、像流氓的哥哥、童年捉鱼的快乐、热爱读书的天性、砸粉笔的小学老师、称学生为垃圾的高中老师、热爱写作的梦想、活着就好的淡然、无法留在广州的失落,当然,还有给她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杨老师,待她像妈妈一样亲切的女老师,这所有的一切,在我心目中勾勒出了秀珊成长的基本底色。

她没有告诉我妈妈从事的职业,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大一还有目标,到大二则突然破灭,她没有改变命运的决心,也不知权衡和计算人生的紧要环节,并且拼尽力气去争取该得的一切。她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消极,但我却从这理性的消极中,在和她小心翼翼的对话中,感受到了一种明心见性的智慧和残酷的真实,她看到了很多,明白很多,懂得很多,但她不说。

班上更多的孩子,尽管情节无法与她完全重合,但在最本质的方面,却与她有着相同的命运。下面,我说说同样来自湛江地区的胡小芬。

胡小芬1996年出生于湛江徐闻锦和镇,徐闻是广东省最南端的一个县,隔海就是海南省。她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2017年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弟弟在徐闻中学读初中,最小的妹妹在念小学六年级。爸爸之前在家务农,因为收入太少,只得离家寻找门路。由于没有技术,主要在徐闻周边建筑工地打小工,工作缺乏稳定性,收入并无保障,妈妈先后在湛江、徐闻打工,主要是在广场擦皮鞋。

因为想要一个男孩,在有了两个女儿后,小芬念到小学五年级时,父母一直在外面断断续续躲计划生育,顺便也打打散工。初中三年,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有一段时间的留守经历。弟弟出生后,妈妈又怀孕了,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又是一个男孩,于是偷偷生了下来,这样,小芬就多了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妹妹。

小时候,小芬整天和同伴爬树,玩一些游戏,性子极其野。小学五年级时,妈妈外出打工后,爸爸和奶奶去田里劳作,就会把她托付给姑姑照顾。姑姑嫁到了邻村,村子近海,孩子们穿过一片小树林,就能迅速到达海边,捡螺、捡贝壳、赶潮,成为海边孩子童年的乐事。尽管大人不准小孩去海边玩,小芬还是会经常和姑姑村里的孩子混在一起,偷偷结伙溜去海边。捡螺是小芬最爱干的事情,每次回来,她怕姑姑发现破绽,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赶紧去别人家,将弄脏的腿脚洗干净。

妈妈是家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小芬曾跟随妈妈到了湛江。六年级第一学期,她就读湛江市区一所私立学校,因为学费贵,妈妈负担起来过于吃力,小芬懂事地要求回家,从第二学期开始,她就回到了村里,此后一直到初三毕业,都待在奶奶身边,和奶奶共同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工作。大妹妹性格孤僻,不爱说话,比她小两岁,因为年龄接近,两人经常打架。弟弟比她小八岁,最小的妹妹比她小十岁,两个性格极其活泼。小芬到现在都记得,自己给最小的弟弟妹妹喂饭、洗衣服,“除了晚上,最小的妹妹,几乎就是我带大的,大妹妹也是小孩,总是将他们弄哭,而我必须想办法将他们哄住”。到小芬念初二时,爸爸也决定外出打工,并带上三个弟弟、妹妹。小芬选择独自留下,一个人守着奶奶,初中三年的学费,靠父母打工支付,而生活费主要依靠奶奶去海边挖螺、种甘蔗、养家禽。奶奶出生在对面的海岛上,从小在海边长大,人非常灵活,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人独自将孩子拉扯大。

小芬明显感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在妈妈生下弟弟交完罚款后开始变差的,没生弟弟前,妈妈在镇上的墟里卖鞋,在村里其他人都住茅草房时,家里盖了村里的第一个独立厨房,家里的正房也是新盖的瓦房,生完弟弟后,不但被罚了一万多超生款,还因为妈妈要带孩子,少了打工的收入来源,家里的开支,只能靠爸爸、奶奶在田里干活支撑。一直到现在,村里不少人家的茅草房,早就换了楼房,小芬家的房子,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房子还是二三十年前的瓦房,有四个房间,中间有个放牌位的厅,房子现在到处漏水,奶奶存了一点点钱,好不容易换了个屋顶”。家里的人气也越来越稀薄,小芬外出念高中后,就只剩奶奶一个人。

相比秀珊的村庄,小芬显然更幸运。村里有一个图书馆,是她经常去借书的地方,也是她和妹妹最喜欢去的地方。奶奶只要两姐妹进入图书馆,就很开心,在老人家看来,只要翻开书,就是在学习,哪怕她们看的是《爆笑校园》。事实上,乡村图书馆的书几乎全是盗版,图书的质量也粗劣不堪,但小芬还是为此庆幸不已,至少她能从图书馆借阅到金庸的小说。初中时,为了省钱,过一段时间,班上会组织同学统一去网上买便宜的盗版书,这同样成为小芬早期阅读经历中难忘的记忆。除了图书馆对小芬的滋养,乡村对小芬的馈赠,更多来自徐闻村庄随处可见的戏台,每年的演出,是小芬的节日,奶奶生命中,唯一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就是看雷剧,带上孙女小芬一起观看,无意中培养了小芬对雷剧的兴趣。

小芬一直深感庆幸的事情,是父母尽管重男,但不轻女。他们四个孩子的学习,始终是爸爸妈妈最为看重的事情。高中阶段,小芬考上了徐闻一所中学,父母承担不起孩子们在湛江的学习费用,决定转移到徐闻打工,既可以更好地陪伴小芬,也可以省下留在湛江不得不支付的高额学费。对于父母的外出,小芬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她极为感激父母能够陪她上到小学五年级,而不像弟弟妹妹那样,很小的时候,就留守家中;另一方面,她觉得就算到了五年级,也还是不宜离开父母,小孩天然就应该和父母在一起。小芬知道,大妹妹极为内向的性格,就和父母过早离开她有关。堂叔的两个儿子,原本成绩很好,也是因为堂叔、堂婶闹矛盾,导致堂婶外出后,两人的成绩急剧下降,三科加起来都不到一百分,而且总是恐吓养育他们的爷爷。但她明白,父母没有办法两全其美,若不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真的会难以为继。

多年来,真正让小芬一家人发愁的事情,依旧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爸爸在徐闻打散工,一年的收入仅有一万多元,天气冷的时候,妈妈擦鞋一天,勉强可以挣到一百元,而天气暖热,连买菜的钱都挣不到,但广东的天气,真正寒冷的时光,总是出奇的短暂。奶奶年龄已大,没有任何收入,除了两个姑姑偶尔接济一点,还得靠政府补贴。小芬深知家里的状况,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外兼职,不找家里要生活费。大一在肇庆校区,她在学校旁边找了一家小饭店,中午和下午上班,一天干四五个小时,每月能挣六百元,基本能维持生活开支。轮到递交补助申请时,她也会按时填表格,而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妹妹,来自同样的家庭,就是不向学校递交任何助学金申请表,这让父母恼火,也让小芬恼火。小芬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大学的课程能够少一点,这样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临近毕业,家里都希望小芬能够考公务员,尤其是奶奶,更希望孙女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小芬尽管对未来并没有确定的预期,但回湛江的目标非常坚定,“我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工作,但我喜欢雷剧,湛江有雷剧,我希望工作和雷剧有关”。

胡小芬的性格较之吴秀珊,显得更为平和、温驯,这和两者的成长环境、家庭氛围有一定关系。但从具体的生存境况而言,拨开两者成长过程的一些具体差异,会发现承载计生政策的后果、贫穷、孤独、看不到出路等方面,都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也是1516045班学生,常见的家庭标配。

我从内地来到南方,在广东从教十几年,对我冲击最大的事情,来自计生政策对学生的影响。我原本以为,只有在计生政策并未完全执行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多子女家庭才极为常见,我从来没有想到,课堂上的学生,会完全颠覆我此前的认知。对那些多子女家庭的学生而言,父母“躲计划生育”的经历,是他们必须承受的生活常态,伴随这一无从逃避的宿命,被留守、或随父母居无定所,成为他们必须承担的隐匿痛苦。与多子女相伴的现实,是贫穷。贫穷对学生的心灵伤害,同样触目惊心。尽管广东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在常人眼中,学生的经济状况,比之内地,应该光鲜很多,而事实上,因为班上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珠三角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和内地比较起来,并无明显优势,有些甚至更为落后。从学院2016—2017年度,家庭经济困难汇总的情况可知,全年级有一百六十人申请补助,其中特困三十七人,贫困一百二十三人。以2015级为例,申请贫困补助的人数四十九人,其中特困十人,贫困三十九人。换言之,在全年级的二十四个班中,有四个班的学生申请了困难补助,其中特困生有整整一个班之多。而我知道,碍于名额限制,有不少孩子,像胡小芬妹妹一样,根本没有统计在内。不可忽视的是,伴随多子女家庭,因为亲子关系欠缺所致的孤独童年、留守经历,同样是他们的共同特征。秀珊用“我一个人长大”形容这种状况,小芬也不否认五年级后父母离开她的遗憾,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团聚的家人,是她们童年最大的奢望。孩子多,生存压力大,父母的主要时间,都在为生计忙碌,放弃对孩子的陪伴,成为父母无奈但必然的选择和代价。

当然,对即将结束大学时代的1516045班学生而言,临近毕业,一种看不到出路的迷茫,成为他们最真实和沉重的情绪。对比我带过的两个班,我明显感到1516045班孩子的精神状态,比不上062111班富有活力和朝气。尽管062111班是我们独立成系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各个方面都处于一种摸索和未知状态,但因为整体经济形势好,房价也相对合理,大部分学生,并未表现出悲观和迷惘的精神面貌,更没有一个学生,为了提高就业的竞争力,拼命去考研。而到1516045班,客观而言,不管在专业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条件等方面,比之以前,都有了很大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就业好,一直是我们学校在广东高校中拥有的良好口碑,但就算如此,还是难以舒缓学生对未来和前途的深重担忧。很多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早早谋划考研,班上考研学生的比例直线上升,人数也早早过半。对农村孩子而言,经历过大一的兴奋期后,一旦认清真相,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后,往往会陷入长久的情绪低落期,但我没有想到,1516045班的低落期如此之长,以至大四来临,还没有走出。

以班主任身份,经历过和学生的常规谈心,并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了解后,我不否认,在网络貌似平等的空间以外,在私下的场合,他们曾经用另一套语言,向我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维度,在很多方面,他们接续了062111班已经开始分化的事实,并且呈现出强化的趋势。


“从未想过留广州”

毕业季来临,校园内到处都是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打着领结、穿着皮鞋的年轻人。他们脸蛋洁净、身材挺拔,迷惘的眼神和刚刚进校时的好奇、新鲜,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学的时光确实很快,熬过大一的迷茫,进入忙碌的大二,大三倏忽就溜走了。大四已经不再属于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之间,大四是他们沟通两者的时间窗口,39路公交车站,成为他们通向外面的起点。属于他们的网络世界,一到毕业的关口,便显示了二次元的无力,便捷的电子设备,除了让他们更快地叫上快餐,更方便地办理“花呗”,现实的逻辑,依然没有改变。

龙洞的房价,随着六号线的开通,已经毫不掩饰地嗖嗖上涨。对062111班而言,“房价”这个词,从未进入他们大学生活的视域,谁都没有想到,“房子”在他们毕业后的日子,悄然成为同窗分化的关键;但对1516045班而言,39路公交车站无处不在的房地产广告,不远处龙洞步行街的租房张贴,他们无法视而不见。

课堂上,莫源盛坦陈从大一开始就关注房价。他们那个小镇,在他念高中时,首付只要一万多就可以办理入住,他外婆的那个广西小镇,一百多平米,首付同样只要一万多就可以换来钥匙。他不能理解,2016年从肇庆校区回到广州时,龙洞的房价还不到三万,怎么突然在一年之内,到像服了兴奋剂一般飙升到了四五万,数字的变化,恰如魔幻,让他诧异,也让他心惊。校园内弥漫的金融氛围,对任何专业的学生都有渗透,一场和数字有关的游戏,看似和这个群体无关,但实际上和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和秀珊一样,源盛考上大学时,村里的人都用羡慕的眼神对他说:“你就好了,读大学了,可以包分配了。”他感觉无奈,不知怎样回答。从郁南遥远的大山,到达广州算不上中心的龙洞,赤裸的房价,将他生活的底色,暴露得一览无遗。这个有着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在大一的时候,曾偷偷写过几十万字的作品,在第一堂课的发言中,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诉说,他上小学的时候,还要打着火把才行。他来到广州念大学后,没有像同龄人一样,习惯性地沉湎在二次元的虚幻和抚慰中。他悄悄地关注现实,房价一直是他丈量自己和未来可能的尺度。他原本以为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很多,现在发现,自己能握住的东西并不太多。大二时,他曾偷偷留意师兄、师姐的招聘信息,稍微好一点的单位,“非985、211,非硕士不可”;为了体验真实的上班族生活,他挤地铁、挤公交去市内兼职,“上一天班,什么都不想干,真的很累”。他渴望拥有自己空间的生活,他知道在同龄人中间,流行“活着就好”的信条。他想起村里人对大学的想象,但坚硬的广州,算来算去,仿佛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在此驻留。他在默默的观察中,和小芬一样,已打定主意回到郁南的家乡。胡小芬同样知道广州的真实房价。当初高考时,父母怕她嫁给外省人,不同意她出省念书,她小姑嫁到雷州县,奶奶都嫌远。她离家的范围,妈妈的标准,只能在湛江嫁人,而奶奶的标准,只能在徐闻。小芬告诉她们,“现在交通方便,只要有钱就可以了。”“那万一没钱呢?嫁得近,过年回来能见双方父母,嫁得远,过年回来只能见一方父母。”妈妈的回答,让她无话可说,却也无意中卸除了她对广州曾有的幻觉,她内心坚定了回家的决心,奶奶和妈妈的召唤,对她极为重要。她从大一开始,就着手考教师资格证,她知道应该趁早为回家做好该有的准备,“广州的房子贵得离谱,现在想也没用,爸妈五十多了,根本帮不上忙,奶奶说,爸爸还指望我毕业后,回村给家人盖一栋房”。

对1516045班而言,临近毕业,属于他们的大学时光还不到一年。刘早亮对自己的梦想,有过明确的描述,“有个稳定、简单的工作,有套房子,像普通的打工仔一样,娶个老婆,有个孩子,没有要发大财、开豪车的想法,只想过得简简单单”。早亮从来没有想过待在乡下,他目睹父母干活的辛苦,对此深有感触,妈妈为了增强他读书的动力,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干活,从无任何娇惯。他从小体验过割水稻、插秧的滋味,做饭、喂猪这些同龄人陌生的活计,他拿捏准确、得心应手,对劳累的家务和农活,他抱有深刻的记忆。父母最大的希望,是他不要回到农村,他们所经受的辛劳,不忍儿子复制。早亮理解父母的心思,他还未到结婚的年龄,但不让自己孩子受苦的念头,就牢牢扎根心底,这种生命的直觉,显然来自父母的灌输。他偶尔会有留在广州的愿望,但“看到房价,心都凉了”。他以此度量回到家乡小城的可能,他感觉要过一种平凡的生活,都非常艰难、非常不易。

早亮妈妈来自四川偏僻的山村,在广东打工期间,认识了丈夫,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妈妈留在家里,再也没有外出。2017年12月,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一次。我想起早亮妈妈在收割红薯的地里,谈起大城市的房价,一种难以置信的空茫,跨越广州到小江的距离,逐渐弥漫在那张乐观、坚韧的脸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城市和乡村的隔离,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确定,农村妇女,也并不如我此前的成见,她们对城里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早亮考上大学,一直是这个远嫁的四川女子最强大的支撑,她此前所有的生活信念,就是努力经营好家里每一寸土地,咬牙坚持每一项能给家里带来收入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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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学在教学楼走廊


村里没有孩子念书的家庭,早就建好了气派的楼房。妈妈对早亮毕业以后的处境,没有具体的感知,儿子带回来的关于广州房价的叙述,叠加她熟知的家乡小城的房价信息,这冷冰冰的数字,不经意中瓦解了一个女人朦朦胧胧的确信,无论她如何强调,“不怕的,没有关系的”,我始终难以忘怀脑海中的一幕:在落日余晖的傍晚,在收割红薯的地里,在谈论房价不经意的叹息中,一个农家妇女,对房子和孩子命运之间关联的在意。

是的,和062111班相比,“房价”已成为我和1516045班同学之间不愿面对的话题。相比062111班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的事实,1516045班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起要待在大城市,更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能够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跟。对我而言,这明显的蜕变,中间的距离只有九年,如果说,062111班已经显露的分化让我担心,那么,对1516045班而言,孩子们不约而同的缄默和放弃,更让我直接感受到一个群体根深蒂固的困境。房子、房价对国家而言,只是一个经济维度的术语,但对1516045班的孩子而言,则是他们在离开学生宿舍后,锅碗瓢盆必须搁置的地方,他们的前途、去向、家庭、生活质量,都与此紧密关联。

随着对1516045班学生了解的深入,我发现刚接手时的隔膜、网络的屏障,不再成为我担心的理由。我真正担心的,是他们用网络以外的语言,对自己生存困境的叙述,我害怕一个固化、贫穷、无出路、挣扎而无望的群体,变为残酷的现实。在孩子们偶尔扮酷的表达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对年轻人的挤压和剥夺,感受到他们青春的色彩,正变得越来越黯淡和斑驳。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生存,“废柴逆袭”的情节,真的只能在二次元世界中出现,现实中,他们茫然四顾,根本看不到“金手指”的身影。

这一代孩子,面对自己的处境,竟然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的时代,无法想象一个年轻就该拥有爱情的时代,也从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他们一出生就面临市场的单一维度,只能在消费主义的碎片中,映照自己的身影,这妨碍他们从更多的层面去理解自己的成长,妨碍他们从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突围出去,建构自己完整、充实、自我主宰、充满力量的生活。他们是原子的个体,只能从成功学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命运、生活,他们没有力气,也不屑于进入社会分析的层面,给卑微的个体找到一个恰当的定位,他们甚至对某种宏大的东西充满警惕,恰如考上复旦的辛追所言:“作为一个写作者,对我来讲,阶级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我只关注具体的个人,我只关注具体个人的具体情况,及其具体的禀赋、具体的困难,而阶级不阶级这个东西,我是很排斥的。”是的,他们对政治话题、公共话题难以提起兴趣,也不追究房子涨价的逻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社会,他们隐藏在各类“小确幸”里,隐藏在社会坚硬的阴影下,是一个拥有年轻躯体,却任由青春缄默的群体。

在社会喧嚣、泡沫、造富的个人神话中,时代就这样将一群孩子架在钢丝上。

1516045班的孩子,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作为班主任,我见证了他们的挣扎和叹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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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第4期

《1516045班》 选自《十月》2020年第1期,原题《班主任》

部分内容经作者修订

全书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

本期微信编辑:秦雪莹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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