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急了。但着急的不止山东。
山东潍坊市委书记惠新安近来的一篇万字讲话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率领党政考察团到嘉兴、泉州、宁波、苏州和南通考察学习后，他意味深长地感慨，感觉跟南方不在一个时代。与南方的差距，让这位土生土长的山东干部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莫名的恐惧感”。
山东只是产业结构亟需转型的代表，山西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7月12日，山西阳泉市委在《阳泉日报》用一个整版刊发考察学习文章，称考察其他地级市时的“敲打和冲击是全方位的、触动灵魂的”。相对于山东来说，山西的经济基础更加薄弱，产业结构转型更加迫切。2018年，山东的GDP排在全国第三，超7.6万亿，而山西的GDP不到1.7万亿，排在第22位。某省山西商会会长、中福实业股份董事长刘平山曾指出：“山西经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的太重，轻的太轻。煤炭钢铁行业独大，服务业、轻工业比重太小。”
煤炭的黄金十年已经远去，钢铁帝国也已然落寞。煤老板和钢厂老板们揣着大笔现金，四顾茫然。在去煤化、降低资源依赖的经济大背景下，山西产业转型之路显得尤为吃力。不过，走西口贩过货、沙漠里种过树的山西人，骨子里始终都有一种不甘心的韧劲与意志。这种意志，深深刻在县域企业的骨髓里。
自清末晋商从英国福(PeKingSyndicate Limited)公司手中赎回山西矿权开始，“因煤而兴、因煤而困”就成了山西的宿命。
从2002年起，煤炭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当年，中国原煤产量仅为15亿吨，而到2013年，煤炭产量达到37亿吨，消费量36.1亿吨左右。也正是从这一年起，煤炭产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到了2015年，产能过剩的情况就已经相当严峻了。国家能源局报告预计，煤炭产能过剩问题需要到2020年末才能得到基本解决。
煤炭产业的兴衰左右着煤老板们的命运，也影响着晋商的整体形象。2009年，《南方周末》的报道文章中，研究山西晋商的刘建生教授称，新晋商在当时没有核心价值观，无领军人物，无群体形象。“只要挖出煤就是钱，煤老板已取代了晋商形象。”随着煤炭产业去产能的推进，大批中小煤矿的煤老板们手里握着巨额赔偿金，急切地想让钱生出钱来。出生于山西的导演贾樟柯曾回忆称，他在北京的办公室常常门庭若市，老乡经常找上门来问他：“怎么办？煤矿不让办了，手里都是现金。”
煤老板们手握重金，却把钱投向了外地的房地产和影视娱乐。靠挖煤赚来的资本，又大批的流出了山西。或许山西人还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把当地的房价炒上来。
煤炭产业的衰落给了山西经济沉重一击，遭遇“断崖式”下滑。直到2017年，全省经济才得以企稳回升。尽管煤炭工业仍是支柱产业，但已经失去了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基础，不能带来经济增量。“去煤”、“瘦身”、“能源革命”成为山西转型的核心命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西焦煤集团总经理金智新认为，山西最大的悲哀是“资源大省没有变成资源强省”。山西去煤，无异于壮士断腕、自杀重生。2012年，在山西举办的首届世界晋商大会上，祖籍山西的鸿海精密董事长郭台铭在大会上呼吁，晋商发展要靠“脑矿”取代煤矿。他鼓励“新晋商”们勇敢走出去，“同外面世界展开激烈的头脑碰撞”。
近年来，山西省在招商引资、新兴产业规划及人才引进方面下了不小的功夫。政府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共签约1594个项目，总投资11337.64亿。2018年前11个月，共签约项目2271个，总投资额14581.1亿元。招商引资项目涉及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煤化工、新材料及轻工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文旅康养业、生物医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2017年3月，全国两会落幕后的第二天，山西省政府就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高规格的晋商晋才回乡创业创新工程启动大会，旨在吸引更多创新要素和优秀人才向山西集聚。
山西求变之心急切，但转型需要时间。官方GDP数据显示，随着煤炭去产能的推进，山西省2018年煤炭工业增加值增长0.3%，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工业等非煤工业增加值增长8.2%。不过，考虑到煤炭工业所占的比重过大，尽管非煤工业增长较快，要想实现经济结构的逆转，还要走很长的路。招商引资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可以快速拉升GDP，但要想打造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山西也要苦修“内功”，挖掘自身的内生创新力。
在北京到“煤都”大同的高速公路上，政府投放了不少“能源革命”的户外广告。2018年7月，大同市发改委和新能源产业局开展了能源革命宣传标语口号征集活动，收到宣传标语口号2755条。
朔州怀仁市距离大同只有20公里。这里位于山西省北部，2018年8月刚刚撤县设市。毗邻“煤都”，怀仁也是一个产煤大县。1234平方公里的面积，煤炭储量高达19.3亿吨，实际每年产煤2000万吨左右，而每年煤炭的发运能力则为8000万吨——怀仁是典型“一煤独大”型经济结构。怀仁前任副县长许震称，煤炭相关产业占全县经济总量的近80%，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近年来，煤炭市场的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县里发展遇到瓶颈。”许震在一次采访中说。怀仁市长苏斌如也坦承，虽然这两年怀仁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这主要得益于第二产业的增长，也就是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增长，拉动了GDP的增长。尽管已经对产业结构做了优化，但还是存在不足。”
在怀仁市郊，拉煤车排成长队行驶在县道上，路两边的树上蒙了一层灰尘，路边的泥土也被染成了黑色。这样的现象会长期存在，但也会慢慢减少。苏斌如强调：“怀仁煤炭产业不会再增长，在稳住煤炭产业的基础上，我们主要在非煤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然后拉动经济增长。”
在怀仁市区，则看不到太多煤炭的影子，反而显得干净整洁。尽管房地产业还不发达，房价平均3000～4000元，但已经有市民在百度贴吧里抱怨，这么多水泥壳子到底要卖给谁？也有人给出了答案：买房的大多是周边县的人，怀仁的教育水平比较高，而学校入学开始与怀仁户口挂钩。互联网巨头们也将触角伸进了这座西北县城，外卖小哥上午会在广场上开会，哈喽单车也已有所投放。当然，单车和外卖大战没有在这里打响。这里距离北京有四个小时的车程，拼车司机们几乎每天一个来回，往返于北京和怀仁，他们通过微信群组成了车队。
怀仁的GDP在朔州市三个县里是最高的。尽管煤炭产业比重过高，但与其他两个县相比，怀仁的其他产业门类相对较多，去煤化转型的抓手也更多一些。陶瓷业、医药产业、畜牧加工和食品业是发展潜力比较大的产业，2017年的产值总计超10亿元。不过，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相比，怀仁的县域企业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面临着品牌化、规模化等一系列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
畜牧加工业是怀仁的特色产业之一。怀仁市已有425个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25家大型肉羊养殖企业，形成了集饲草种植、繁育、养殖、加工、销售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金沙滩羔羊肉业是其中的代表性企业。公司董事长袁建军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企业家，曾于2002年～2014年期间担任海北头乡下海子村党部书记。他在2004年开办了一家砖厂，2007年开始建设标准化羊舍，带领村民科学养羊。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他又成立了羔羊肉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起了标准化羔羊养殖园区。
金沙滩羔羊肉业的羊肉处理生产线
不过，袁建军意识到，养殖仅仅处于产业链的底端，要想长远发展，就要在羔羊肉市场上有话语权，创立自己的品牌。2012年，他又成立了金沙滩羔羊肉业，筹资1.65亿元，建设占地120亩的金沙滩羔羊肉现代化加工园区，并聘请了专业的管理团队来操盘产品研发和销售。目前，公司开发的产品涵盖了分割产品、熟食制品、零食、火锅、速食等品类，还有大材地和塞外鲜两个品牌。大材地品牌羔羊肉已经进入20多个地区和大中城市的超市，最近正与盒马鲜生探讨合作。
我国羊肉市场需求量缺口很大，市场供不应求。不过，从地域来看，内蒙古、新疆、山东及河北的羊肉产量占我国总产量的一半，山西的羔羊养殖规模和羊肉市场占有率并不占优势。要想扩大规模，打响品牌，人才是关键。袁建军坦言，人才的输入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我们是县域地方，高端人才不愿进入。”
同样面临规模问题的，还有山西晋利糖果的创始人郝佃英。晋利糖果成立于1984年，已经有35年的历史。郝佃英年轻时先后做过铁匠、画匠，后来开始学习做麻糖，并把糖果作为了终生的事业。尽管身处内陆县城，操着一口醇正的山西话，但他却潮得很。他用Google搜索和浏览国外的制糖网页，关注BDI指数(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被视为全球经济景气的风向标)，提起国际糖果市场和企业，更是侃侃而谈。他透露，目前海外市场占据了晋利糖果年销售额的半壁江山。
在糖果厂的展厅，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糖果琳琅满目，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国外客户定制生产的，包括迪士尼和著名的纽约迪伦棒棒糖店。在制糖工厂里，流水线上的工人熟练地把糖做成各种形状，女工们快速把一根根棒棒糖包装、封箱。偌大的仓库里堆着七八米高的货架，大部分都是将要发往海外的产品。从2002年起，郝佃英开始参加国际糖果甜食展览会，打开眼界的同时，晋利也通过展会打开了海外市场。2010年，晋利糖果生产的糖果首次走出国门，顺利出口荷兰，并于2015年进入沃尔玛连锁超市的供货商名录，成为唯一一家出口创汇的山西糖果公司。
晋利糖果厂的糖果包装车间
目前，晋利主要是为B端客户做糖果定制生产。不过，郝佃英说，他也曾对糖果品牌有过“想入非非”。上世纪90年代，山西涌现出很多糖厂，后来纷纷倒下了。晋利也跟其他企业一样推出过牛乳糖、牛轧糖等产品，但销量很差。郝佃英意识到，自己一定要专注，因为只有专注做好产品才能存活下来。“品牌营销人才队伍很难建设，需要消耗巨大的资金，对于他这样一家糖果厂来说，太难了。能够把定制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郝佃英解释说。
与海外生产商相比，虽然国内制糖的原料成本要高，但人力成本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晋利得到了海外品牌的青睐，不过，产能问题也由此产生。郝佃英多次表示过，目前晋利最大的问题是产能不足、融资困难。由于产能规模有限，郝佃英不得不拒绝过一笔3000万美元的订单。
郝佃英并不认为品牌是晋利面临的最大问题，但怀仁的陶瓷产业却饱受品牌之累。怀仁陶瓷历史悠久，却不为人们熟知。全世界都将景德镇作为中国瓷器之都，但却鲜有人知道，景德镇的许多产品是由怀仁的工厂贴牌生产。
为了发展陶瓷产业，怀仁政府推出了“瓷成精品、煤瓷联合、以煤扶瓷”战略，尊屹陶瓷是其中的重点项目。尊屹陶瓷的总经理彭建春是一个80后，高考分数超过一本线的他，选择去景德镇瓷器学院求学，毕业后在景德镇当了工人，把从找土到压坯、上釉、烧制的陶瓷工序都干了一遍。2013年，他回到怀仁创办了尊屹陶瓷，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实验车间，研究原料和釉，成功用怀仁高岭土烧制了异形陶瓷。尊屹陶瓷研发中心生产的异型瓷也带动怀仁陶瓷实现出口创汇。
尊屹陶瓷的陶瓷生产车间
目前，怀仁全市共有陶瓷企业45家，从业人数四万余人，年生产18亿件陶瓷产品，占据了全国1/3的日用白瓷市场。拥有如此规模的陶瓷产业，却为其他品牌做贴牌生产，“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一位怀仁发改局负责筹备“二次元经济和人工智能峰会”的公务员不无感慨地说。
2019年9月6日～7日，怀仁市将举办一场对这座县城来说有些特别的“二次元经济和人工智能”峰会。对于当地的企业家来说，二次元和人工智能这样的话题似乎距离他们有些遥远。袁建军在记录峰会日期时，特地问了一句，“是一元两元的‘元’，对吧？”郝佃英在听到二次元的时候也很疑惑地问了句：“这个二次元是做啥嘞？”
如今，县城里的很多年轻人都跑到了大城市工作，在陶瓷厂里贴花的年轻女工们似乎也接触不到二次元，更别提人工智能了。广州、江苏等发达地区的机器换人在这座西北的县域并不成立，县域的制造型中小企业基本都是人力密集型产业。这是中国制造崛起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不愿回去的原因。
年轻人的流失成为县域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掣肘。年轻人需要更新的商业基础设施，追逐更新的文化潮流，大城市有无数个理由吸引他们。一位在北京工作多年、已经在北京定居的山西青年说：“从老家回北京，一坐上地铁，就感觉到一种莫名的亲切。”作为数字化时代和消费时代的原住民，县域的经济与文化环境已经让他们感到冰冷、陌生。不过，没有县域企业们年复一年的劳作，大城市年轻人们的消费也就无从谈起。他们生存所需的共享单车、外卖的包装盒子，无不是县域的中小企业生产。
然而，在年轻人汇集的一二线城市，消费红利已经见顶，品牌商们又把目光瞄向了还未开发的下沉市场。但在轰轰烈烈的渠道下沉运动背后，疯狂的消费能给县域经济和企业带来什么？或许，消费只是一种启蒙。滚滚的消费大潮，裹挟着科技与文化的暗流，给大大小小的县级城市带来一次狂欢般的洗礼——这也将为县域企业带来新的冲击，包括思维乃至经营理念。
消费只是表象。人们需要的，从来都不是消费本身。同样，下沉市场所需要的，或许并不是品牌的销售渠道，而是消费背后的科技与文化。或许，只有接受了科技与文化的灌溉和赋能，县域经济才能真正爆发出它的增长动能。
山西的内生创新力，也许就藏在类似金沙滩、晋利、尊屹这样的县域企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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