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杜月笙71岁的长女杜美如在阔别故土52年之后，再次回到了上海复原的杜公馆旧居。出走半生归来，站在熟悉的家门口，想到众多兄弟姐妹如今都已经各奔东西，飘零天涯，杜美如不由得感慨：只有我一个回家，他们都走了。
也许对别人来说，杜公馆是记录着杜氏家族兴衰的历史遗迹，但是在杜美如眼中，这里承载着的却是她童年和少女时期的全部回忆。其中，最让杜美如惊讶的是，她发现杜公馆大门上方赫然镌刻的竟是四个大字：竹苞松茂。
这四个字中的“松茂”正是杜美如先生的名字。然而，早在1926年杜月笙亲手设计这杜公馆之初，杜美如和她的先生都还没有降生。对于这个巧合，杜美如认为这也许父亲在冥冥之中为他们牵下的红线。
杜美如生于1930年，她的生母姚玉兰是京剧名伶，也是杜月笙的第四房太太。迎娶姚玉兰那一年，杜月笙已经40岁，杜美如是他在天命之年生下的女儿。
杜美如出生的那一年，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巅峰。
他不仅以自己成立的“三鑫公司”，垄断了法租界的鸦片提运，还担任了公董局华董，这是当时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地位。除此之外，杜月笙又借助广大的人脉创立了中汇银行，成功将业务触角延伸到了金融界。
彼时的杜月笙俨然成了人们口中风光无限的“上海王”，就连当时的下台总统黎元洪也感念他的“礼遇”，特撰了一副对联让秘书相赠，“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晚年的杜美如称这是父亲生前最喜爱的一副对联。只不过个中所描绘的景象，在香港却是再没有了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携家人和手下100多口乘轮船前往香港，彻底离开了这片他为之打拼半生的发迹地。
轮船开近吴淞口的时候，杜月笙在黄浦江上远远眺望着对岸的申新纱厂，不无伤感地告诉女儿：
“当年你奶奶就是在申新纱厂做工，一天只挣两个铜钿。后来我苦心经营，做到了申新纱厂的董事长，但现在，都只能丢掉了。”
关于杜月笙带着一家人远赴香港这个选择，女儿杜美如晚年坦言他“不愿去台湾，不敢回大陆。”
一方面，杜月笙当时对国民党后期的腐败和落井下石，表现出了相当的失望。正如他曾经感慨的：“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因此，心灰意冷的他其实不愿前往台湾。另一方面，他也不敢留在上海。进退两难之际，杜月笙去了香港。
在港期间，杜月笙习惯过着一种闭门不出的生活。因为担心遭到暗杀，在人生的最后两年，他一直战战兢兢。与此同时，经济问题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杜美如曾说：“尽管父亲在上海跺跺脚地皮也要抖一下，其实是面上赚得多，里子花得更多，入不敷出。”
事实上，杜月笙来到香港后的全部身家不过是寄存在宋子良那里的十万美元。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资产，连居住的房子也是朋友提供的。一家妻小加上手下一百多号人，每天的起居开支高达六七千港币，基本上也全靠故旧的接济。
在此之前，盘算着要“两边”都不得罪的杜月笙，一度打算携全家人和下属移民法国，却被国民党政权告知要缴纳“护照费”。
细细算下来，杜月笙如果要给随行的一百四十多号男女老少也全部办理护照，各种费用加起来高达十五万美元，而杜月笙当时仅剩的十万美元显然远远不够。因为没有钱，最终，他放弃了移民法国的念头，只给众人留下话来：“要死大家都死在香港吧。”
自从“护照事件”之后，杜月笙更加心灰意冷、意气颓丧。他无法理解，在抗战时期，自己不惜将全家抛在沦陷区上海，全力帮助蒋介石抗日，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把家眷的首饰全部变卖了，到头来竟有出国还要被勒索钱财的一天。
在这种矛盾中，杜月笙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加上哮喘的旧疾复发，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而就在杜月笙的病情日渐严重时，大陆方面来人会见了他。
杜美如记得那一日，父亲一个人在浅水湾饭店对着海足足坐了两个小时，后对她说：“海的那边，就是浦东老家啊。”
抗战期间，杜月笙保持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为抗战出钱出力。毫无疑问，他一直以来对大陆老家有着很深的乡土情结。可同时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杜月笙又是多疑、谨慎的。
在此之后，杜月笙委托香港《新闻报》的总编钱新之帮助自己给大陆和台湾方面回信，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杜月笙先生愿意回你们那边。可阴差阳错的是，钱新之在帮忙回信那日喝了一瓶半的威士忌，最后竟稀里糊涂地套错了信封，把给大陆的信寄到了台湾，把给台湾的信寄到了大陆。
这个失误给了原本还在观望局势的杜月笙当头一棒。如此一来，他彻底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至此，一直在纠结回到大陆还是前往台湾的杜月笙终于下定了决心，将香港作为了自己人生的终点站。在那之后，杜月笙的病情迅速恶化。
出于经济原因，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家里没有请护士，家人们只能几班倒地轮流照顾病榻上的杜月笙。杜美如回忆说，病情发展到后期，父亲每天气喘不止，全靠她举着氧气吸氧，维持生命。
弥留之际，杜月笙清晰地交代了后事。他将自己最后的10万美金，以“先外后内”的原则，分配给了下属和家人，而后又特意嘱咐女儿去银行保险柜取回大把的“纸头”。
儿女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什么，直到杜月笙拖着病体将这些纸头当着他们的面，一张一张地撕掉。大家才发现这些纸头都是欠条，而那些曾经给杜月笙写下欠条的不是商界精英，就是政界高官。
杜美如回忆说，这些欠条当中有借美元的，有借金条的，其中还有个借了五百根大黄鱼（金条）。对此，杜月笙向子女们解释：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去世。回光返照之际，他给家人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在临终之时，杜月笙一再叮嘱家人，一定要将他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的老家。但是事实上，在杜去世以后，一家人的生活已经无以为继，只能靠变卖首饰度日。姚玉兰不得已之下找到了私交甚笃的宋美龄。在她的接济下，一家人护送着杜月笙的灵柩，辗转来到了台湾。
一家人原本以为很快能够回到大陆，杜月笙的棺椁也迟迟没有落葬。但当时适逢朝鲜战争爆发，加上一系列不可控因素，回乡逐渐变得无望。1952年，杜月笙的子女们最终决定将他安葬在台湾隆基。
在处理完父亲的身后事之后，杜月笙的10个子女为了生活各奔东西，从此分居在全球各地。
其中，长女杜美如在25岁那年结识了后来和她共筑一生传奇的丈夫蒯松茂。
1949年，当19岁的杜美如刚刚拿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未来得及报名就被父亲带往香港时，另一头同样19岁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蒯松茂也被迫与家人分离，随部队撤退到了台湾。
六年后，原本隔着千山万水的两人在一场露天舞会上结识。当时的杜美如正值芳华，追求者众多，而谁也没有想到，她最终的选择却是眼前这个没有背景，且一穷二白的蒯松茂。
在两人的第一次接触中，杜美如了解到，蒯松茂有过一段悲辛的童年。他的父亲早亡，自幼和母亲、兄弟相依为命。为了逃难，一家人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来到四川。机缘巧合之下，蒯松茂在13岁那年考上了四川的空军幼年学校，自此与家人聚少离多。
直到1949年，蒯松茂随国军撤退至台湾时，他还不知道大陆另一头的母亲和兄弟是生是死，只能常常一个人如孤儿般遥望海峡对岸。
蒯松茂的这段经历，让杜美如顿时想到了当年在香港同样隔海遥望故土的父亲。两颗无根的心灵，因为同样的遭际和磨难，产生了说不出的默契和共鸣。
在不断的交流中，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只是谈婚论嫁的当口，双方的经济都很窘迫。当时蒯松茂全身上下的积蓄只有一千美元，而且这还是他被派到美国空军受训一年省吃俭用才省下的。而当时杜美如和母亲的生活则全靠宋美龄接济，自然谈不上富裕。
但好在二人感情甚笃，并不在意这些世俗的排场。
在举办完简单的婚礼过后，杜美如随蒯松茂来到了他所在的驻地嘉义。军眷的宿舍十分偏僻，条件也很简陋，不过杜美如并无任何抱怨。婚后，她早已放下了以往的小姐生活习惯，学会了打理家务，洗手作羹汤。
简单而温馨的婚后生活让杜美如很是知足，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早日回到大陆，去见见思念已久的亲友。当时的蒋介石一直还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而身在国军的夫妇俩比谁都明白，这根本就不现实，他们也不愿看到两岸真正交火。
直到1967年，蒯松茂从一线飞行员转到台湾驻约旦大使馆，做了军事参赞兼大使助理。两年后，杜美如也带着孩子前往约旦随任。异国他乡，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家人也过上了一种相对平静而自由的生活。
期间，杜美如作为外交官夫人，要和这里的不少皇亲国戚打交道。久处过后，她和丈夫都发现自己十分喜欢这里的风土、文化，一家人已经不想再回到台湾。
1977年，约旦和大陆建交，“台湾使馆”自然随之撤销。与此同时，蒯松茂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选择就地办理了退役，而后和家人一同留在了约旦开餐馆。
这个决定不是心血来潮，最早可以追溯到夫妇俩和约旦国王的一次用餐经历。一直以来，这里的国王侯赛因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而且尤其喜好中餐饮食。在一次餐桌上的闲聊中，侯赛因大赞中国美食，且对约旦没有中餐馆表示十分遗憾，提议让夫妇俩在约旦开个餐馆。
约旦国王的这句话就像一颗种子，掉进了夫妇俩的心坎里。在约旦生活的这些年里，他们其实早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再加上约旦王室对中餐的喜爱和推崇，夫妇俩突然有了让中餐美味在这块土地上传播的信念。
1977年，在蒯松茂办理退役后，夫妇俩几乎是没有一丝犹豫地取出了他们在台湾的全部养老金，作为开设餐馆的启动资金。
1979年，杜美如与蒯松茂的中餐馆“中华饭店”在约旦的首都安曼开张了，这也是安曼的第一家中餐馆。杜美如从此也从一名外交官夫人蜕变成了餐馆老板娘。
作为一个从小养尊处优，走到哪里都有佣人服侍的大小姐到侍奉客人的餐厅老板，杜美如所面临的转折是巨大的，但是她还是硬着头皮上阵了。
杜美如表示，在餐馆开设之初，一切大小事宜都是他们夫妻俩亲力亲为。她和先生既当老板又当杂工，既当厨师又当跑堂，既当采买又做账房。为了体现中餐厅的风格和特色，他们还挨个教上门的客人使用筷子。
忙碌的时候，夫妇俩顾不上其他，累了就直接在地板上睡一会。在约旦开中餐馆的日子里面，杜美如和蒯松茂起早贪黑地经营着自己的事业。虽说这种远离政治的生活没了当年的风光，但他们反而觉得充实而知足，而这种日子一过就是37年。
在两人的苦心经营之下，“中华饭馆”渐渐做出了名气，期间还在阿联酋开设了分店。约旦的皇亲国戚常是这里的座上客，而大陆的代表团来访时，听闻杜月笙的女儿在这里开了餐馆，也会慕名而来光顾，还要合影。
随着中餐馆越来越受欢迎，杜美如对祖国大陆的思念也愈发浓烈。两岸解禁后，她曾多次向丈夫表示自己老了想回国定居，但是由于子女尚小，餐厅需要打理等一系列现实条件限制，她迟迟未能回去看看。
直到2000年，年事已高的两人均已无力继续经营餐馆，索性彻底退休。退休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回家”看看。
2001年6月，杜美如和蒯松茂首次回国探亲。在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的那一刻，两位漂泊了半生的老人终于再次感受到了祖国和“家”的温度。
在这次回国之行中，杜美如随丈夫一同回到了他在安徽的故乡，两人还一同游历了苏州。当他们最后重游了位于上海市宁海路182号的杜公馆时，两人都心绪万千。
看到伟大祖国的巨变、家族沧海桑田的变迁，年过七旬的杜美如在接受采访时调侃道：
“大家都以为，杜月笙的女儿肯定会腰缠万贯，实际上我继承的就只是个‘杜’字。我就像只小鸟，一生躲避狂风大浪，四处做窝。”
而如今老来的杜美如终于等到了还乡的一天。随着劫波渡尽，恩仇笑泯，对于杜美如和蒯松茂夫妇而言，夕阳之下的故园，正如他们从颠沛流离到归于平静的后半生，有着说不出的祥和静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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