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2年3月20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工作人员接走一些由乌克兰代孕妈妈生下的新生婴儿，带着他们前往火车站交给父母。 （人民视觉/图）
“我怀着一对美国夫妇的双胞胎，现在的生活并不容易。”2022年4月26日，代孕母亲莉娜·巴钦斯卡娅（Lena Bachinskay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生活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当被问到是否要转移到安全之地时，她略有迟疑。
这是俄乌冲突第61天。对于孕妇而言，在这种情况下长途跋涉，风险重重。不少代孕母亲在战火中与代孕机构和代孕委托人失联。
“你不是第一个寻找代孕母亲的人。”玛丽娜·谢维列娃（Marina Shevelev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战争爆发后，小组里寻找失联代孕母亲的帖子，正在不断增多。她是“寻找你的代孕母亲”网络小组的创立者，此前她在基辅一家代孕机构担任经理，为代孕委托人提供咨询服务。
俄乌战场上的炮火声仍在继续，成群的人们涌入地下防空洞，其中也包括代孕母亲，她们是乌克兰生育产业中的一部分。
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克兰代孕诊所的电话连续不停地响铃。许多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准父母们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他们委托的代孕母亲与孩子正困在战争里。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她怀着我的女儿，请帮帮她！”
2022年2月26日凌晨1点，来自美国的艾米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请求帖。她说，战争爆发后数日，乌克兰哈尔科夫（Kharkiv）一座塔楼的地下室里，她委托的乌克兰代孕母亲一直在避难。这位代孕母亲孕期5个月，身边还有一个4岁的亲生女儿。
两天后，艾米更新了代孕母亲的最新情况。她说，避难的代孕母亲已经拿到了一张去利沃夫（Lviv）的火车票，“车程是15小时”。她们将在基辅中转，最后代孕母亲还需要赶往波乌边境。
相较于艾米，布鲁克一家则更幸运。
“感谢这位无私且勇敢的代孕母亲，我的宝贝外甥女阿尔芭（Alba）在动荡中顺利降生。”2月26日，来自澳大利亚的布鲁克在乌克兰代孕社群里激动留言。几天前，一位乌克兰代孕母亲顺利生下阿尔芭。布鲁克发布的照片中，一个小婴儿躺在襁褓中，好奇地睁大双眼。
随后，在代孕机构安排下，这位代孕母亲从敖德萨（Odessa）乘火车来到波乌边境。经过十几个小时奔波，布鲁克（Brooke van Nooten）一家顺利接到了孩子，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代孕母亲。
据非营利组织Growing Families公布的数据，乌克兰每年有2000至2500名婴儿通过代孕降生；当前乌克兰代孕母亲正为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至少1500对夫妇孕育胚胎。
她们有的正在妊娠，有的即将分娩。
代孕在中国并不合法，但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地区得到允许。事实上，不管是否合法，不管伴随着多少争议，代孕都是一种现实存在。在乌克兰，甚至已经形成了产业链。
2000年以来，乌克兰政府正式允许商业代孕，随后衍生出庞大的代孕产业。在乌克兰最大的鲍里斯波尔机场，不少外国人前赴后继地踏入这个“新母亲之国”，希望用一个便宜的价格获得一个可爱的孩子。
2022年2月，突然爆发的俄乌战争，打破了这个特殊产业的宁静。
乌克兰最大的代孕机构Bio TexCom3月19日在官网上通告，他们已经将很多代孕母亲与设备运送到了乌克兰目前较为平静的西部地区。对于困在基辅的代孕母亲和婴儿，他们还“建立了一个防空洞”。
该机构法律顾问丹尼斯（Denis Herman）在公开视频中介绍，“防空洞里配备有防毒面具、睡袋、罐头食品和婴儿床。它可以容纳200个人。”
乌克兰的大部分代孕诊所和机构的办公地点都位于首都基辅。据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会的数据，乌克兰至少有33家私人的和5家政府经营的代孕机构。
4月28日，乌克兰代孕机构福儿童（Ferta）经理艾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已经把代孕母亲和儿童带到了基辅的一个安全区域。“现在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其间的住宿费机构要求代孕委托家庭承担。”
“我是乌克兰人，今年33岁，单亲母亲，有一个6岁的儿子。身高1.7米，体重55千克左右，头发金黄色，瞳孔蓝色，A型血。”
作为进入网络社群的第一条动态，塔蒂娜（Tatiana）发布了一则“自我介绍”，并附上了四张生活照。
很快，十几条留言出现在塔蒂娜的账号互动区。有人赞赏她的美貌，有人则表达了对她的卵子和子宫的兴趣。
“你可以代孕吗？”一条评论显示。
这是一个“代孕妈妈”网络社区，而塔蒂娜正是一名独立的商业代孕者。她活跃在Facebook的各个代孕私人社区，等待并找寻潜在的“客户”。
塔蒂娜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这样更自由”。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可以自己选择要合作的代孕父母，并且能确保在代孕的过程中与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当被问到独立代孕者与委托人之间有没有合约时，塔蒂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没有正式的合约，应该不会出现纠纷，至少我没有遇到过。”
相较于独立代孕母亲，商业代孕组织往往给代孕委托家庭听起来更有力的承诺。在市场的驱动下，他们连接起代孕母亲和代孕委托家庭，将代孕过程流程化、系统化、合约化。
费米拉·柯卡娜（Mila Kokhana）是乌克兰代孕机构Kohanskaya的经理。她在广告中宣称，在选择代孕母亲和卵子提供者方面，该公司是“乌克兰和独联体国家中最大最全的”。
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该机构在世界各地招募代孕者和卵子提供者，任何要求都可以满足。“如果顾客能额外支付500欧元，就能获得自主选择代孕母亲的机会。”
“如果不想支付，我们也会根据您的要求，给您安排一个‘达标’的代孕母亲。”当被询问到机构里有多少代孕母亲，分别来自什么国家时，柯卡娜拒绝透露具体的数字。
对于代孕母亲来说，美貌也可以带来溢价。柯卡娜在发布的一则供卵招聘广告里明确表示，“拥有模特外貌的女孩”的卵子，可以获得报酬2000美元，比普通的供卵者多出500美元。
除了“完美代孕母亲”，代孕机构甚至承诺“定制完美宝宝”。
“福儿童”代孕机构经理艾惟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一份“保证协议”，其中贴心地准备了中英文说明。不同的套餐价格不同，其中总价38万元人民币的B套餐可以指定孩子的性别。
“如果你们想要男孩儿，我们可以提供不限次数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直到你们有男孩儿。”艾惟说。
当地时间2022年3月20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代孕妈妈生下的大量新生婴儿，被安置在基辅近郊住宅区一处地下室内的临时诊所里，由志愿者护士照顾，等待外国父母前来认领接走。在俄乌冲突持续之际，知名的乌克兰国际代孕行业陷入混乱，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人民视觉/图）
在社交平台上，代孕母亲们自发地形成社群，分享关于孕期潜在的风险、警告和建议。
“胚胎转移前应该如何准备？”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在一个代孕网络群中，来自乌克兰基辅的代孕母亲玛瑞亚·菲克斯（Maria Feekes）发出求助信息。不一会儿，一位名叫萨拉·威廉姆斯（Sarah Williams）的女士给出了详细回答。
“我之前并不认识玛瑞亚。”萨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此前经历了一次胚胎移植失败，部分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出现了问题。“我发现我们正处于同一个阶段，所以觉得自己的经验可以帮到她。”萨拉说。
然而，“代孕”之“代”，让孕育者的身份变得特殊。她们是“母亲”，又不是真正的“母亲”。自代孕诞生之初，支持与禁忌、温情与争议就浮动在天平的两端。
不少乌克兰人认为，孩子是上天的恩赐，应在婚姻中诞生。塔玛（Tamara）住在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她和丈夫离异，有一个6岁的女儿。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宗教里，代孕被视为一种‘罪恶’。‘抛弃孩子’的代孕母亲，‘非婚姻关系内出生’的代孕宝宝，他们都不会得到祝福。”
在基辅从事英语教育的娜佳（Nadii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乌克兰代孕虽然合法，但她几乎没有见过什么代孕广告，“大都是秘密进行的”。所谓“基辅的大街小巷都是代孕广告”的说法并不属实。
但是，在网络代孕社群中，代孕往往充满道德的感召力。
“为不孕的家庭带去孩子”“为没有孩子的家庭带去希望”。在这样的广告语境中，代孕被宣传为一种“利他主义的善举”。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20年11月，一对英国同性恋人在“乌克兰代孕妈妈（Ukraine Surrogate）”社区留言称，“我们需要一位美丽的乌克兰女士作为卵子提供者，也需要一位健康友善的代孕妈妈。如果您感兴趣，请联系我们！”不久后，一个名为玛瑞莎（Marisa）的阿根廷女性热情地回复称：“我可以借给你我的子宫！”
萨拉自称是一名利他主义代孕者，她正在为一对同性恋者代孕，并为此感到“欣喜和激动”。
她认为，代孕让本来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本身就是神奇的事。不过，她也提出，代孕期有工资不是件坏事，但是以代孕为职业是非常不健康的。
乌克兰代孕产业有无偿、有偿之分。一种是商业代孕，代孕母亲除孕期开销之外，收取薪资；另一种是“利他主义”（Altruism）代孕，代孕母亲不额外收取薪资。
在英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家，“利他主义”代孕是被允许的。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无论是独立代孕者，还是中介机构内的代孕者，她们用来发布代孕广告的社交账号中，大多只有代孕话题的相关内容。除了地理位置外，发布者私人信息少之又少。
她们把自己深深地藏在了社交媒体面具后，只留下一个面目模糊的轮廓。
像自然界的诸多生命体一样，孕育生命对母体有一定风险。无论标出多高的价码，风险都不会自此消失。
斯维特拉娜·索科洛娃（Svitlana Sokolova）是全球NGO“母亲力量”（Strength of Mothers）里的一名社会活动家。她帮助参与商业代孕母亲，给她们提供建议和帮助。
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她收到了许多代孕母亲对机构“虐待行为”的控诉。“有些代孕母亲对我说，她们的合同里规定，一旦项目开始，她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植入胚胎，直到她们怀孕为止。”
“在这样的合同中，妇女是机构的一种财产（property）。”她说。
在商业代孕中，为了增加成功受孕的几率，代孕母亲的体内常常会被植入多个胚胎。如所有胚胎都着床成功，代孕妈妈就会怀上多胞胎。而这种做法风险极大——多胞胎属于高危妊娠，容易造成孕妇早产、胎儿先天不足等问题。
“布里奇”正是商业代孕的牺牲品。
根据媒体报道，布里奇是一名商业代孕的婴儿，出生时体重只有850克，大脑发育受损。在她5个月大的时候，亲生父母从美国寄来一封信，要求停止对她的治疗和照顾。上述报道称，布里奇的代孕妈妈来自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那里正是俄乌冲突的前线。动荡不安的环境或许影响了代孕妈妈的健康。
在招募代孕母亲时，中介们往往隐藏部分重要信息。比如，多次胚胎植入对子宫造成的创伤、多个胚胎同时着床带来的妊娠风险、分娩过程中的卫生医疗条件，以及生产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等风险。
乌克兰“道路”（La Strada）律师事务所律师玛瑞纳（Maryna Lehenka）2020年1月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提到，他们的慈善法律援助热线，每年都会接到大约100个来自代孕母亲的电话，有的人提到她们在与代孕婴儿分离后，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乌克兰东部的战地记者塔莎（Tash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曾在采访时听闻，一名代孕母亲生下代孕婴儿后，因为不想与孩子分离，带着宝宝躲进村庄，从此在代孕委托人的世界里消失。
战争，让代孕母亲们面临更大的风险。
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久，玛丽娜创建了“寻找你的代孕母亲”社交媒体小组。她在小组公告中呼吁，“亲爱的父母和代孕妈妈！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并不容易！许多亲生父母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呼吁每个正在寻找彼此的人加入小组。”
3月6日，玛丽娜发布了一名怀孕20周的乌克兰代孕母亲的消息，称她所在的代孕中介机构拒绝提供相关信息。帖子中写道，“我正在寻找来自意大利的委托家庭，我和孩子目前非常不健康。”
当地时间2022年3月20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名护士抱着一个婴儿。 （视觉中国/图）
据环亚经济数据（CEIC DATA）统计，2022年1月，乌克兰全国范围内平均月收入为521美元。而乌克兰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发布数据显示，在拥有十名员工以上的公司中，一名全职员工的平均名义工资（不包括通货膨胀因素）月收入510美元，平均最低工资180美元。
在全国范围内的低收入水平下，乌克兰女性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1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乌克兰在妇女收入方面的指标排名第73位，较2020年的64位略有退后。此外，据2020年报告数据，妇女占乌克兰失业人口的55％。在乌克兰的160万流离失所者中，有66％是妇女。
联合国妇女组织2020年5月的一份研究也表明，COVID-19疫情放大了乌克兰地区现有的性别工资差距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
2014年以来，乌东地区时时爆发的武装冲突，持续影响了乌克兰东部数百万人的生活，常驻东部战争线上的乌克兰记者塔莎（Tasha）认为，战争带来的贫困，让许多人失去了选择，“许多东部乡村女孩为了钱，不得已成为了代孕母亲”。
“也许，代孕是单亲母亲无奈之下获取收入的一种选择。”塔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乌克兰的男人们通常会“往西走”。他们去欧洲国家赚钱，例如波兰、捷克，一般从事“建筑、农业”等工作。而对于乌克兰女人来说，代孕则成为一种挣钱方式，而且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代孕机构“福儿童”经理艾惟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38万人民币（约57,607美元）的“保证性别”套餐中，代孕母亲将获得1.7万美元酬金，以及每个月400美元的工资。
曾在中国留学，精通中文和英文的娜佳，现在在基辅从事英语教育。她说，自己的工资约每月500美元左右。在乌克兰西部生活的塔玛也提及，乌克兰一名教师每月大约挣250至350美元，甚至更少。
低廉的“人工成本”，让乌克兰代孕市场占据了价格优势。
据国际非营利代孕组织“代孕家庭”（Families Through Surrogacy）数据，在美国代孕的平均费用大约是12.8万美元，而在乌克兰仅需要3.95万美元。
“代孕行业有殖民主义的一面，在发展中国家租子宫要便宜得多。”美国天主教协会医生和政策顾问克里斯蒂娜（Grazie Pozo Christie）在美国国家天主教通讯社2020年5月26日的报道中表示，子宫和女性身体有一个国际市场，贫穷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不少代孕母亲和所在机构及委托家庭失联。战争带来的悲伤和焦灼气氛，蔓延在多个代孕社群中。截至4月28日，玛丽娜创建的“寻找你的代孕妈妈”小组已有229人，更多的求助信息仍在出现。
另一方面，小代孕机构的生意几乎停止。代孕机构Ukrainian Surrogates的社交媒体动态停止在2月23日。其经理人在下方留言称，“我们将在战争之后再恢复乌克兰代孕生意。”
“福儿童”经理艾惟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在坚持，代孕母亲也在坚持。希望战争快点结束，我们能恢复正常的生意。”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叶芝 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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