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城市商业格局与中轴线》
自元大都以来，“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城市中轴线，定义了北京的商业空间布局，导引着商业街区的生长、发展，带来了首都城市生活的活跃、灵动和丰富多彩，引导、融铸、陶冶出北京的特色城市文化。
在中轴线上，故宫的南北，一前一后，有前门-大栅栏和鼓楼两个京城著名的老商业街区，让人联想到“中心对称”。鼓楼商业街区，最早是元大都的“朝后市”，依照《周礼》“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规制而建，至今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商业街区。在元代，鼓楼一带位居大都城的中心，因有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成为南北货物集散地。它不只是大都城名声显赫的“中心商业区”，还是当时的国际贸易市场。
前门商业街区，形成于明永乐初年，至今已历六百余年。前门因曾经为明清两代都城的正门，故有“国门”之称。据此，前门商业街区可称之为“国门前市”。
据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刻本出版的《宛署杂记》称：“洪武初，北平兵火之后，人民甫定。至永乐，改建都城，犹称行在，商贾未集，市廛尚疏。奉旨，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除大兴县外，本县地方共盖廊房八百一间半，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间半，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云。”另据该书记载，这时的钟鼓楼一带，在北安门东、西，海子桥东、西，鼓楼东、西两厢及钟楼东、西两厢，共建有廊房总数574间。其中，大房429间，小房145间。由此可以看出，仅钟鼓楼一带，就占了宛平县所建廊房总数的70%。
清代的鼓楼商业街区之繁华，在清初就有“市肆之盛，几埒正阳门外”之说。时至清末，仍旧是“地安门外大街最为骈阗。北至鼓楼，凡二里馀，每日中为市，攘往熙来，无物不有”。尽管自清末、民国以降，鼓楼商业街区逐渐中落，但数百年的历史积淀，使其商业文化仍旧在北京有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明永乐初年兴建廊房，与鼓楼等处同时，前门外建了四条廊房胡同，即今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和四条。正是这四条廊房胡同的兴建，以“政府行为”规划建设出了国门前商业街区最初的“吸引力内核”，加之大运河的终点码头移至东便门外大通桥下，一个新的“物流中心”与崇文门税关前的商业、手工业的集聚，又为前门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到了明万历年间，前门大街及两厢店铺就达到1078家，正阳门外已发展成为国门前繁华的商业中心了。
明永乐初年所建的廊房，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只有廊房头条、二条、三条等胡同名和它们走向的大体格局，成了唯一的珍贵遗存。因为，它们记录了前门-大栅栏商业街区最早的“根”。
入清之后，实行“满汉分城之制”，原来居住内城的平民百姓，都“被移居”到外城。就是汉族官员，除朝廷特许人员之外，也一律迁居外城。官员们大多聚居宣武门外，科考的举子们则主要旅居前门大街两厢的数百座会馆。正阳门下，熙熙攘攘，依然“衣冠之海”。与此相应的是，各种商铺摊贩大多搬到前门外。加之有“内城逼近宫阙，禁止开设戏园、会馆、妓院”等例禁，戏园子等也开设在前门外，商业、餐饮业、服务业及文化娱乐业相辅相成，将前门一带的商业发展演绎得火爆、兴旺。《日下旧闻考》中特别说道：“今正阳门前棚房栉比，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
另外，前门又是国都前天下道路的始终点。清末，京奉（北京至沈阳）、京汉（北京至汉口）火车站都设在箭楼外侧，使前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及入民国，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从前门至西直门，全长9公里，俗称“铛铛车”，北京的城市公交事业由前门起步。铁路枢纽与城市公共交通枢纽功能叠加，使前门成了北京城人员流动的大漩涡。交通的便利,更让前门在商业发展上占尽风头。1928年，对前门大街做了道路展宽，从原来的10米拓宽到15米。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前门-大栅栏与王府井、西单，并为北京的市级商业中心。从鼓楼和前门大栅栏两个商业街区形成与发展的简单脉络可见，它们都有朝廷专门营建，且安置在中轴线冲要位置的背景。一个“朝后市”，一个“国门前市”，从它们的“国”字头的“名分”，这是任何其他商业街区都无法比及的。至此，我们是否能得到这样的认识：北京传统商业街区在空间布局上，有“中轴突出”的特点！
看到北京传统商业街区有着“中轴突出”的特点，随即会想到“两翼对称”。
“两翼对称”：以中轴线为基准，有东四与西四对称，还有东单与西单的对称。隆福寺与护国寺两大庙市，尽管在空间上，它们相对于中轴线并不对称，但早年间的北京人仍用“东庙”“西庙”的称呼，表达心目中的一种对称认可。
“东四”与“西四”，是“东四牌楼”与“西四牌楼”的简称，源出于其十字路口在东南西北各有一座牌楼。其匾额，据《日下旧闻考》记载，东四牌楼为“东曰履仁，西曰行义”；西四牌楼则为“东曰行义，西曰履仁”，南北的牌楼匾额，均为“大市街”。这就是说，东四和西四，是明北京城专门规划建设的东大市和西大市。这让人想到唐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就后来的有关记载看，北京城的这两个大市，分别有同样的马市、羊市、猪市乃至驴市等；也表明这两个市场对称于中轴线，并分别担任、照应东、西两个半城的供应。
再向南约两公里，与中轴线对称的，是东单和西单，即东单牌楼、西单牌楼，因为路口仅只有各一座南北向的牌楼，俗称“单牌楼”。只有在强调具体地点时，人们才加上“东”或“西”的方位指示。东单牌楼的匾额是“就日”，西单牌楼的是“瞻云”，典出成语“瞻云就日”，是讲“臣下对君主的崇仰追随”或“对天子的崇仰或思慕”。从中也可看到，作为地标性建筑，东单、西单的街道坊牌指示的，是其所在路口与皇城、紫禁城的位置关系，实质上也是在阐释臣民与君主的从属关系。这就不像“大市街”的匾额，仅仅是指示方位。
东单、西单，不能说是官方规划建设的商业街区。从商业街的角度，现在一说到东单，人们马上就会想到“银街”，这是对应王府井的“金街”之称。其实，早年间一说到王府井，前面不时地要加上“东单”二字，称“东单-王府井”，就像说到前门，总要说“前门-大栅栏”。在老北京人的语义中，这是在强调王府井是个商业街区，而不仅是一条街。其范围大体包括：东单牌楼（东单北大街）、东单二条胡同（东单至王府井的东长安街北侧）、金鱼胡同、东安门大街东段，王府井大街是这个街区的中心。
东单-王府井商业街区，最早可溯源到元大都的枢密院角市。据《北京历史地图集》“元大都城内主要商业区”一图中的注释称，其位置，在今灯市口一带。
明代北京的灯市，其地在东华门东，绵亘二里许，仿佛是在元代枢密院角市的基础上向东延展。明嘉靖年间，为了皇宫的安全等考虑，灯市移到南城正阳门外。内城由此没了年节灯市的热闹。今天的“灯市口大街”，在地名上留存了明代灯市的痕迹。
东单商业的发展，谁能想到，居然得了乡试（顺天府）和会试的助力。
《天咫偶闻》的作者震钧(1857年—1920年)，“世居京师十二世”，他一生经历了清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书中记述的“状元吉寓”，至少是清同治、光绪年间的事。由此推想，地近贡院考场的“状元吉寓”，其存在或可上溯到更早的时候。
到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安市场问世，一般认为是现代王府井商业街形成的标志。这也可说是东单-王府井商业街区形成的“收官之作”。
西单商业街区的形成，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比东单王府井晚了大致三十年。但它和东单一样以商业驰名京城，却是很有历史了。元代的西单，是大都城南垣的顺承门，东单为文明门。明代永乐初建北京城，向南移南城墙二里。明正统间，改顺承门为宣武门，改文明门为崇文门，西单、东单牌楼也在这时问世。
从旧刑部街、京畿道、太仆寺街、李阁老胡同等胡同名，能想到西单一带的衙署及高官宅第多。明代，这里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太仆寺、太常寺、銮仪卫等。仅刑部街就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及京畿道等衙门。明代史玄所撰《旧京遗事》中记载，“街前后有铁匠、手帕等胡同，皆诸曹邸寓”。机关单位及官员家庭消费，给西单商业的生发与兴旺，无疑是增添了内容，提升了档次。而都城隍庙的庙市，又吸引了京城各处的人们，刑部街是往来庙市的必经之路。街上有久享盛名的“田家温面”，“庙市之日，合食者不下千人”。另外，这里一个太监的家仆开的南方糖果店，买卖兴隆得竟然也能与田家温面并驾齐驱，“市利与田家等”，看来，西单一带的南方人还为数众多。西单东侧的双塔寺，有李家冠帽、赵家薏苡酒（土法酿造的中药药酒）闻名全市。
清乾隆三年(1738年)，今天北京著名的天福号酱肉铺（早年称酱肘铺），在西单牌楼东北角处开办。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有竹枝词称“西单东四（东四牌楼、西单牌楼皆极热闹，故俗呼西单、东四）画棚全（腊月十五日搭画棚，至封印前后始可全），处处张罗写春联”。及至清光绪末年，西单与东单都是“京师百货所聚”的商业热点。
明、清两代，西单的商业一直围绕着单牌楼左近做文章。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有了向街区的长足发展。
1930年5月，厚德商场（后称第四商场）在堂子胡同北开业。次年，万福麟（国民党第五十三军军长）开办了福寿商场（第五商场）。此后至1941年，又有益德（第二商场）、惠德（第三商场）和福德商场（第一商场）相继问世。这五个商场，统称西单商场，综合了百货、布匹绸缎、服装鞋帽、图书、工艺美术、文化体育用品、理发照相、餐饮及文化娱乐（影院、曲艺社，如仙宫电影院即后来的红光电影院，以及启明茶社）等。在西单北大街路东，从北向南延续200米，且连缀一体，绸缎庄、服装店、鞋帽店等专业店、专营店沿街开办，再加上从六部口到单牌楼，中央电影院、哈尔飞大戏院（西单剧场）、长安戏院、新新大戏院（首都影院）等先后问世，西单成为了当年北京商业街的后起之秀。
巧合的是，仅就西单北大街的商业而言，其商业段落的长度与王府井商业街大致相当，都是八百米许。另外，西单商场在西单商业街的位置，也与东安市场在王府井街的位置两相呼应，这很可能是西单商场最早的创始人黄树滉先生在选址时有意为之，只是我们现在不能得知了。
如果说东四（东大市）与西四（西大市）、东单王府井与西单商业街区的对称，是仅只两例，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天咫偶闻》早在百余年前所说的就更多了。《天咫偶闻》第十卷“琐记”中云：“京师百货所聚，惟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自正月灯市始，夏月瓜果，中秋节物，儿嬉之泥兔爷，中元之荷灯，十二月之印板画、烟火、花爆、紫鹿、黄羊、野猪、山鸡、冰鱼，俗名关东货，亦有果实、蔬菜，旁及日用百物，微及秋虫蟋蟀。苟及其时，则张棚列肆，堆若山积。卖之数日，而尽无馀者，足见京师用物之宏。”
这段记载中说到的“京师百货所聚”之地，有国门前市的前门-大栅栏、朝后市的鼓楼，二者一南一北，与京城的中心相对称；而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外，东四、西四，还有东单、西单，再加上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和崇文门外的花市，这八处四对，又都是与中轴线“两翼对称”。
再从更大的范围看，“内九外七皇城四”，内城的东、西城门，东直门与西直门、朝阳门与阜成门，是与中轴线对称的。城门外大多是商业旺地，虽然兴旺的程度有不同，但也与中轴线成对称格局。
北京的老城区有鼓楼、东四、西四、东单——王府井、西单、前门——大栅栏等6个老商街。如果在地图上将这6个点连起来，恰成一个六边形。如果把东单——王府井商业街区的点圈画在东单，这个六边形几乎就是个很规整的六边形了。如果圈画在王府井商业街的位置，它就是个不规则的六边形。但不管怎样，都不妨碍这六边形所表现的“中轴突出，两翼对称”。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曾对北京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布局进行过专门研究。依据研究成果,北京的商业空间格局，很像一个由若干个六边形组成的巨大的蜂窝。而在旧城的凸字形格局里，鼓楼、西四、东四、东单-王府井、西单和前门-大栅栏组成的六边形，堪称整个图形的基准。其他的商业热点街区基本上是在这个“基准六边形”的基础上，随着北京城市发展，逐渐生长起来。而这个基准六边形又是以中轴线为依据，且对称于中轴线。
课题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历史和地理因素有一定干扰，北京市区的中心地结构还是十分典型的”，即北京市区的商业空间布局，切合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1933年创立的“中心地理论”。我们将鼓楼、西四、东四、东单——王府井、西单和前门——大栅栏组成的六边形，称为北京传统商业街区网络图形的基准，这个“基准六边形”的生长与形成，经历了七个世纪的漫长岁月。
元代，大都的商业中心有钟鼓楼的朝后市、西四羊角头和枢密院角市（今灯市口一带）。这三处勾勒出一个不规则三角。明代，永乐初年建北京城，规划建设了钟鼓楼的朝后市及东四、西四两个大市街，使元代那个不规则三角形变为等腰三角形；又在前门外建四条廊房胡同，引发国门前市的形成，使等腰三角形变化为不尽规则的菱形。
明清两代，东单、西单跻身于京城商业热点区域。清末民初，东单——王府井商业街区形成，那个菱形变成了五边形。20世纪30年代，随着西单商业街区的问世，五边形转化为六边形。这个六边形才真正表现为京城传统商业街区网络格局的基准六边形。
在这个六边形中，最为古老的是鼓楼商业街区。它可称之为基准六边形，乃至是北京整个传统商业街区网络的“定盘星”；而西单，则是六边形形成的收官之作。其间历时七百余年。人们把西单商业街区形成的时间点，认定在1930年。1933年，克里斯塔勒的《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问世。
数学老师说：两点之间，能做且只能做一条直线；两点之间以直线为最短。这是平面几何的公理。物理老师说：在均匀介质中，光沿着尽可能短的路径行进。“自然界总是使作用量减到最小”，这就是最小作用量原理。忽然想到：中轴对称，不就是最小作用量原理在城市中的应用！它让在中轴线两侧的人们，只要位置对等，就能以同样的距离、时间到达中轴线。
它们的蜂巢，也随着“空间”的充填，最“节俭”地“被修造”成最为稳定的六边形结构。北京那个“中心地”的基准六边形的形成，居然有鼓楼、东四、西四和前门-大栅栏等四个传统商业街区是规划建设出来的，只有东单王府井和西单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促成。但这六个商业街区就都仿佛按照某种规律，最后走出一个对称中轴的六边形格局，还影响了其他商业街区的发展，生长出一个硕大的“蜂窝”。
有一天，“俯瞰”北京地图，发现我们真的就生活在六边形布局的商业空间网络中。这老商街的空间格局，就在中轴线的规制、引导之下生长、生成——原来“天人”就这样“合一”。在某些地方的商业空间布局中，也会在或长或短一段时间内，出现“空洞”。就像北京城最初的三角形商业空间布局一样。而后来的发展，又恰恰说明，那些“空洞”逐渐地被“填充”，而最后发展出商业布局上的“正”六边形。这或者也是北京商业空间布局发展历史带给今人的一种启发。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文|袁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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