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3年3月31日下午7时左右，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手中提着密码箱，从一辆小轿车中出来，朝着北京首都机场入口处走去。
机场工作人员一边检查证件，一边说：“这是你的身份证吗？”仔细看了看，工作人员说：“你这个身份证是假的。”这个中年男子的神情流露出一丝慌张，支支吾吾地说：“这不可能啊？”
机场工作人员厉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男子说：“沈太福，我叫沈太福。”工作人员愣了愣，很快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他就是沈太福，超级巨骗沈太福。
提起沈太福这个人，也许不太熟悉。但一说起他创办的长城公司，在当时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短短几个月内，这个公司筹集了10亿的社会资金，名噪一时，掀起了一阵“长征旋风”。
沈太福是什么人，他是如何在短短时间内一跃成为风云人物，却又迅速成为人们唾弃的“巨骗”呢？
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沈太福，出生于吉林省四平市。从小，他就喜欢发明创造。高中毕业后，他考入长春水利电力学校读书。步入社会后，他来到吉林省某水库工程局工作。
在机关里，沈太福每天没有什么事干，只是看看报纸、喝喝茶，可沈太福是那种不太安分胆子又不小的人，稍有风吹草动便想大大地“折腾”那么几番。久而久之，他便厌倦了水库工程局那种“平庸”的生活。
1984年，中国正处于第一次改革向纵深发展、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社会发生巨变的转折时期。就在神州大地“公司热”方兴未艾之际，在那个“人人都是总经理，个个都想当歌星”的时候，沈太福也坐不住了！
他看着一个又一个普通穷光蛋，在一夜之间变成万元户。沈太福心想：他们都能办公司，赚大钱，我为什么不行呢？
既然敢想就要做，不满30岁的沈太福很快将自己的辞职报告交到主任的办公室上。就在沈太福辞职的同时，他的妻子也紧跟着辞职了。就这样，他们成为了改革开放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
辞职后沈太福可谓是野心勃勃，做生意需要资金和本钱，他却没有这些。沈太福和妻子经过深思熟虑后，成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公司长春长城科技集团公司。从此，“长城”便与沈太福连在一起了。
按理说，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有了自己的公司，便有了自己的一方用武之地，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纵横驰骋的舞台，可以大干一番了。
可这家科技公司的发展，并没有沈太福想象得那么顺利。虽然科技信息领域前景很好，但是在吉林长春，这个行业同其他公司相比，并非有什么特殊之处。
虽然这次创业没赚钱，但沈太福从中吸取了教训和经验。科技公司行不通，他便决定另辟蹊径。很快，他承包了一个即将倒闭的街道小厂，试图希望在这块试验田上找到自己的一条致富之路。
经营不到一年，沈太福很快便取得了一些成绩。他承包的这个街道小厂很快出现活力，效益大大提高，盈利金额为47万。从企业从亏损到盈利，沈太福心中也添了信心和勇气。
第二年，沈太福便投入了一些资金，聘请了几个科技人员开发研制新产品。不久，他们便研制成功了新产品双色水位计。
这个新产品一经批量生产投入市场，很快就赢得广大商家的青睐，甚至交通部、机电部、商业部、劳动部等国家主管部门向全国推广。仅仅在1986年，双色水位计的产值便高达两千多万元。
原本，沈太福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企业效益一年比一年好，他也会成为名声显赫的企业家，实现自己发家致富的梦想。但沈太福此时的野心开始膨胀起来，竟放弃已经取得明显效益的事业，成立了长春市长城公司。
用沈太福本人的话来说，他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挣大钱。只可惜，沈太福没把经营放在心上，干了两年没什么效益，失去了自己往日的辉煌。
这时候的沈太福觉得自己没法再在长春混下去，只能开始寻找自己的新天地，将目光投向了北京。于是，沈太福迈出了他冒险之路上的第二步。
到北京干什么呢？沈太福在长春经营科技公司时就坚信，科技这一行有利可图。1989年，沈太福离开长春、闯入京城，来到了中关村。
图|上世纪中关村
经过沈太福的四处游说和联络，他找了几个人，凑了30万元资金，注册了另一家集体性质的公司。不久，公司林立的中关村一条街上，多了一块“北京长城科技公司”的招牌。
就这样，沈太福以更大的野心和机谋坚起了又一杆旗，踏上了一条冒险的不归之路。既然扯起了旗号，那干什么呢？
某天，沈太福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条简讯：一种新型电机正在抓紧研制，不久便可以问世。对科技有研究的沈太福，嗅出了这条信息包含的重要价值。如果中国能在电机方面有所突破，一定会带来巨大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经过多方打听，沈太福查出了这个科研人员是屈维谦，找到了他的家庭住址。
屈维谦原本是辽宁省阜新矿务局的一名普通工程师，1984年研制出了“逆变型无整流子三项换向器电动机”，还作为职务技术成果向中国专利局申报了发明专利。
但由于没在规定时间内补交维持费，这项申请被视为撤回，丧失了申请专利的条件。可屈维谦不甘心没有结果，便从辽西煤城来到北京寻求机遇。幸运的是，沈太福看中了这项专利，两人一拍即合。
1990年6月，沈太福聘请屈维谦为长城公司总工程师，并给他配备豪华桥车、高级公寓，月薪2000元。在当时那个年代，已经是非常高的待遇了，但屈维谦付出的代价便是将专利卖给沈太福。
沈太福用较低的价钱将专利买了下来，还把这个专利权记到了他和他的妻子的名下。从此，沈太福便开始了所谓的“电机开发”之路。
在专利权正式通过之前，善于打政治牌的沈太福已经通过种种运作，获得地方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推广长城系列调速电机。
就在他申请专利的同时，胃口极大的沈太福便利用开发专利的名义，用不正常的手段向海淀区一家银行贷款5000万。此后，他借助各种关系，获得一笔又一笔贷款。
一时间，长城调速电机的名字便响彻国内。技术和资本同时具备，再加上政策支持。如果好好干下去，沈太福很有可能会成为机电产业的枭雄，可结果并非这样。一直到1992年5月，沈太福不仅没有在技术开发上有了进展，反而债台高筑。
与此同时，技术发明者屈维谦和沈太福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裂痕，矛盾日益尖锐。1991年9月，屈维谦的研制工作不顺利被沈太福降职。两人大吵一架后，屈维谦离开了长城公司。
此时的沈太福，再一次走到了绝境。沈太福虽然不是机电专家，但他善于变通，人脉广泛。灵机一动后，他重新申请了专利，并将其改名为“内反馈可控硅串级调速器”。
1992年3月25日，沈太福的这项专利获得中国专利局的批准。但这时的他已经债台盖住，继续制造新的利好信息敲开银行贷款的大门。
沈太福便作出一个决定：向机械电子部提出申请，尽快召开调速电机的部级会议。长城公司的员工日夜准备了各种文件，将沈太福在银行的全部存款取出来，东借西讨筹集了16万。
1992年5月28日，沈太福在北京钓鱼台宾馆召开了部级鉴定会，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部级鉴定证书。
拿着这个部级鉴定证书，沈太福天真以为银行会继续给他贷款。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银行表示：在欠款还未还清的情况下，绝不会再借一分钱。
偶然间，沈太福从一本关于“如何发财”的书本中看到一个故事：外国一个经销商因经营不善导致巨大的亏损，债主整天向他要钱。在无奈之下，他想出一个办法：向人借高利贷，用后债还前债。这个经销商用这笔资金迅速发展业务，不仅度过了难关，还成为远近闻名的企业家。
这个故事对沈太福的刺激很大，他今后的所作所为都和这个故事脱不了干系。
从政策上说，沈太福这样的人和他的长城公司是无法获得集资权的。此时，一个专家为他提供了妙计：可以以发展节能电机为名，和投资者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和社会集资。
沈太福便重金雇佣了几个学者帮他起草“技术开发合同书”，很快便炮制出了一份上万字洋洋洒洒的“技术开发合同书”。
合同书规定：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和长城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投资金额3000元起，上不封顶。此外，合同还承诺：投资人随时随地都能提取自己的资金，投资回报相当可观。
长城公司还承诺：按照季度支付补偿费，每年的补偿率达24%，要比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高出一倍多。
1992年，“技术开发合同”年息高达24%，这种诱惑正巧迎合了当时百姓们的心里。从这年6月2日开始，沈太福的集资游戏开始渐入佳境。
很快，海南百姓看到了集资广告，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短短20天内，沈太福便成功集资到2000万元。
沈太福在海南集资成功的案例，让他尝到了甜头，他马上决定：将发行债券的工作推到全国。紧接着，全国17个大城市便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集资活动。
截止到1993年2月，全国大约有10万人卷进来。不到半年时间，长城公司的集资金额便高达10亿多人民币，尤其以北京集资金额最多，超过了两亿人民币。
拿到这笔钱沈太福，首先做的一件事：便是马上用这些投资者的钱，还清了银行数千万元的欠款。
之后，长城公司发展到20多个分公司和100多个分支机构，雇佣3000多名职员，主要业务是“炒新闻、登广告、募资金”。
长城公司之所以能风靡大江南北，和媒体的鼓吹也有关系。《科技日报》先后发表了“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20天集资2000万”“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等相关报道，不遗余力为长城公司鼓吹。
在广泛施加影响力的同时，沈太福经过孙怀兴的引荐下，结识了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而李效时对于长城公司的项目深信不疑，在一些重大场合下作出的积极评价，具有明显的说服力和宣传效果。
此外，沈太福还在人际公关上下了不小工夫，先后聘请了160多个曾在司局的工作人员担任公司高级顾问，企图构建一张大大的官商关系网。
不过，但是也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对沈太福的集资模式表示由衷赞赏，其中包括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图|费孝通
但并非所有人都被沈太福的骗局蒙住了。北京有一家名为海淀永航技术开发公司的小公司，一开始便认定这是一场骗局，尽全力进行了抗争和抵制，而这家公司也是屈维谦之后去的那家公司。
1992年，《民主与法制》这份报纸刊登了声明并指出：《内反馈式串级调速电动机》与《逆变型无整流子三项换向器电动机》的技术和原理完全相同，发明人从未将任何授权作为专利技术向社会公开转让。
此时沈太福的集资活动只有8000万左右，如果这篇声明能让人们的头脑清醒一些，这场骗局或许能及时制止。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篇声明在一片赞美声中瞬时被淹没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长城公司在某些地方遭到了抵制。沈太福将目光投到东莞市，并于1992年在东莞注册成立东莞长城科技产业分公司，并广泛展开宣传攻势。
图|上世纪东莞
但东莞长城公司的负责人清楚，他们设计的一切没有金融部门开绿灯，没有披上合法的外衣，一切都会变成泡影。
而东莞市人民银行已经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当地银行行长吴焕成说：“在东莞搞社会集资，要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经当地人民银行审查批准。你们这样做表面上是技术合作，实际上是高利率集资，我们坚决反对。”
在东莞遭到抵制的同时，沈太福的计划还在大连等地先后遭到抵制，他的很多战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1993年，《中国青年报》揭露了长城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一时间，引发了极大轰动，数字万级的投资者涌入长城公司，将其围了个水泄不通。
为了稳定投资者，沈太福在慌忙之中制订计划说：要想办法打通关系，不惜一切代价搞到一份能证明长城公司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资信证明！
在收取了10万元验资费后，中诚会计师事务所仅仅用四小时便出具了一份审验报告。按照相关部门规定，这份文件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因此，沈太福便赶紧让手下人广为散发，到处宣传扩大影响力。而原本要求退资的群众看到这份报告，便相信了长城公司的实力，纷纷撤出退资。
眼看着大笔大笔钱打入公司账户，沈太福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开始侵吞集资款。而沈太福的妻子则掌握着公司的财政大权，随时能从各大公司提取资金，任其挥霍。
随着长城公司集资规模的膨胀，中央相关部门也发觉了沈太福的非法集资活动。长城公司集资活动仅仅是1993年金融秩序失序的冰山一角，直接给国家带来了重大影响：出现一个缺乏制度可控的体外金融流通权。
长城公司开始集资九个月后，中央政府决定整顿金融秩序。时任副总理朱镕基亲自下令：马上终止长城公司的集资活动。
1993年3月6日晚上，沈太福正在举办集资超过10亿元酒会时，突然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
这份通报指出：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在变相发行债券，所筹资金用途不明，投资风险大，发行数额远远超过资产净值，担保形同虚设，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并要求公司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这个《通报》，无疑相当于当头棒喝。如果沈太福积极配合中央，也许还有别的可能，但他却选择继续散步谣言，欺骗要求退资的集资者们。
3月29日，沈太福选择起诉中国人民银行，状告中央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并要求索赔1亿元。
1993年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并声称：“国家科委和人民银行总行的步调不一致，婆家和娘家之间有矛盾，却让自己这个民办企业吃亏。”此外，他还宣布：投资者的年利息从24%提高到48%。
图|时任副总理朱镕基
1993年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开了中外记者会，声称因为政府干涉，长城公司已经很难继续经营下去，要向国外拍卖。
但沈太福心里清楚：中国人民银行的声明，已经为他的集资行动画上句号，早早便购买了当天的机票，想要逃之夭夭。
当天下午，沈太福在首都机场被捕，也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他无不沮丧的感慨：“这下完了，彻底完了。”
在国务院的直接干预下，各地组成了20多个清查组。经过半年多的清查清退，长城公司集资案的投资者一共拿到70%的本金，清退款比率达到90%以上，大部分消费者表示满意。
1994年4月，法院正式宣判：沈太福因犯行贿罪和贪污罪，被判处死刑，其余作案人员被判处死刑。
图|沈太福
自此，长城公司不复存在，但这起诈骗案突出反映了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国家官员的腐败；二是法律的不健全。
从其诈骗过程看，钱能通神的确在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上得到了应验。使沈太福的技术水平并没有过关的电机通过了部级鉴定会，并使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我们新闻界的某些报刊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断从舆论上为骗子以声援。
当善良的人们从其信赖的被称之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上读到那一篇篇充满火热的的报道时能不上当受骗么？
同时，沈太福的所作所为，也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法制不健全，使沈太福一类人有可乘之机。据说，在查处长城公司的过程中，检察官们时刻都面临着法律的困惑，遇到法律不健全，甚至是无法可依的局面。
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法制健全的经济，必须有可靠的健全的法律来保证。但是，由于法律不够细致，过于宽泛，使得一些本来能够通过法律解决的问题变成老大难，无奈之中只得依靠行政手段予以解决。
我们可以肯定说，法制越健全，类似长城公司这样祸国殃民的事情就会越少，老百姓受骗上当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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