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7期，原文标题《莫迪改变了印度吗？：探访“印度奇迹”》，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2016年7月20日，在雅马哈摩托车公司位于印度北方邦的苏拉杰普尔工厂，一名当地工人正在检查流水线上
1962年，29岁的牛津大学毕业生维蒂亚德哈尔·奈保尔（V. S. Naipaul）偕妻子离开伦敦，踏上前往印度的寻根之旅。在那之前，他对这片遥远大陆的印象完全来自童年时代外祖父的只言片语：在千里之外的大洋中存在一个巨大而朦胧的神秘国度，那里有着自洽的、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的原生宗教，并使它的万千子民永远带上了一种特立独行的烙印。尽管这种杂糅有想象的记忆终结于19世纪末外祖父迁居英属特立尼达的谋生之旅——那个加勒比海岛国也是奈保尔的出生地——却使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始终无法回避“‘我们’与‘他们’（周遭的加勒比海土著及其英国统治者）有何不同”以及“我从何处来”这两大终极追问。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在奈保尔身上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归乡”，似乎成为一剂最终解药。
从那时起直至1988年，奈保尔在超过1/4个世纪里数次游历全印度，写出了被合称为“印度三部曲”的三大本长篇游记。在《幽暗国度》（1964）中，关于血缘和精神故乡的浪漫想象已然被巨大的幻灭感所取代，作家看到了一个丑陋、浮夸、挣扎在后殖民时代泥潭中无力自拔的现代印度：陈腐黯淡的旧传统与殖民统治残留的形式主义夹杂在一起，使次大陆的每一个个体都呈现出荒诞可悲的精神状态。《受伤的文明》（1976）则开始咀嚼20世纪印度的政治失败，一度被奈保尔尊敬、崇拜的甘地被证明依旧无法摆脱印度教教义对内在世界的痴迷以及拒绝正视现实世界的盲目，结果遂使对往昔乌托邦的痴迷和自以为是的傲慢被等同起来，最终造成了国大党（INC）的治理赤字：这个自诩缔造了现代印度的政党，竟只能靠宣布紧急状态来维持地位！
到了1990年出版的《百万叛乱的今天》中，奈保尔终于提炼出了一个足够丰富的意象，来概括他对现代印度的观感。远在18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文明人”职员曾经对百万印度士兵（Sepoy）的群起叛乱流露出疑惑：何以这些“蛮人”竟如此冥顽不灵，硬是要拒斥外来者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同时拼死追逐他们自己也难以详述内涵的模糊目标？而在1988年的孟买，奈保尔察觉到一场新的“百万叛乱”正在酝酿中：尽管尚不确定应当朝何种方向努力，但属于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们已经凭本能意识到，墨守对传统的崇拜、将希望寄托在执政党身上终究无济于事。唯有变化、唯有去打破，才有些许可能突破徘徊往复的怪圈。并且印度社会实现自主转型的关键不在于对某种精神彼岸的偏执，而正应立足于对世俗财富和物质世界的热切盼望。
那时的奈保尔尚不知晓，巨变在一年之后就将汹涌而来：苏联解体使得国大党政府固守的准计划经济模式就此崩塌，印度迎来了市场化转型。历经26年的发展，到2017年，印度GDP规模首度突破2.6万亿美元（据IMF数据），上升至全球第6位，距离昔日的宗主国英国仅有一步之遥。而在2014年全国大选中，国大党以空前惊人的劣势惨败给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人民党（BJP）阵营，为甘地主义的治国实验画上了一个复杂的句号。在那之后，面向全球化的“百万叛乱”开始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全面展开：从激进的“废钞令”到建立新税收制度，从进一步放开外资入场到喊出“印度制造”口号，广泛的变化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
从贾玛清真寺顶部鸟瞰德里老城市景
今天的印度已经不必再借助寻根者奈保尔之笔记录其自身，它拥有独特的自主表达和自我展示窗口——宝莱坞（Bollywood）。2018年6月初，一部颇具主旋律色彩的宝莱坞电影《厕所英雄》（Toilet: EkPrem Katha）在中国上映，它展现了一幅充满进步主义色彩的图景：在莫迪政府发起的“清洁印度使命”（Swachh Bharat Abhiyan）运动中，觉醒的青年一代尤其是年轻妇女挺身而出，努力向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宗族长辈灌输一种更健康也更有尊严的现代生活方式。但在感动和赞赏之外，它也不禁使人追问：在21世纪的世界里，倘若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还在把推广公共厕所当成头等大事，则它相较奈保尔的反思，究竟改变了多少？
在2018年，印度依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富矛盾色彩和神秘性的存在。牛群与汽车会在首都主干道上并排而行，宗教导师通过Facebook和WhatsApp向信徒发布指示，超过7%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伴随着全球最惊人的性犯罪发生率。环境政治学者正在发出比半个世纪前的奈保尔更加严厉的警告，他们认为分配不公、族群矛盾和政府的处置不当迟早会导致一场比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更加恐怖的大冲突。经济学家和资本市场则异常看好这个“未来之国”的长期前景，理由是一连串的统计数字——它的青年人口红利、它在信息科技（IT）以及外包服务业已然打下的基础，乃至它位于亚欧之间的地理位置。2014年之后，这幅矛盾图景中又加入了一个同样复杂的人物莫迪，一位兼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赤贫阶层赈济者和“国际资本之友”三重身份的强人总理。他那些雷厉风行但又不计后果的“休克”式改革措施，似乎也只有在印度才能持续推行下去。
经济自由化的“百万叛乱”开始整整27年后，印度社会到底发生了何种程度的改变？环境政治学者的警告与经济学家的乐观，究竟哪一种才是真相？宝莱坞电影中那个怪诞谐趣，同时始终洋溢着乐观情绪的印度，是否存在于现实之中？带着这种对“何谓今日印度”的疑惑，我们启程踏上历时近两周的南亚次大陆之旅。
在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朝圣者跃入恒河水中沐浴祷告
1900年，“海权论之父”马汉上校在长篇论文《亚洲问题》中写道：“印度处在中国和埃及之间的中心位置，又是通往澳大利亚与好望角的基地。地理位置之利使得其他殖民地的援助悉数在此汇集，以遂行英帝国的总体政策。”这段分析精当地点出了印度在地理特征上的双重属性：它是苏伊士运河与太平洋之间的重要中介点，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海上交通因为这一支点的存在，在物资通过量和安全性上都有了保障。它又是遂行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总体政策”的桥头堡，俄国西进中亚的锋芒因为这个侧翼接触者的存在，时刻受到监视和限制。既与开阔大洋相连，又具备介入大陆政治的潜力：印度的战略价值在地理位置上就已奠定。
不仅如此，广泛存在的海陆地理屏障，还孕育了印度形成独立文化系统的土壤：它的西部和西南有阿拉伯海环绕，东南部分面向孟加拉湾，东部毗邻缅甸的崇山峻岭和丛林，北部和西北绵延着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脉以及兴都库什山脉的主峰，实际上是欧亚大陆深入大洋的一个半岛。在历史上，只有从波斯—阿富汗高原侵入的征服者能将次大陆一举收入囊中，而这种情形在南亚历史上发生的频率并不算太高。更多时候，以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戈达瓦里河等多条内陆河流的谷地为中心，同时存在着多个人种聚落和经济、文化中心，既互相夹杂又互相融合。即使是令人生畏的孔雀王朝，依然具有四块相对独立的经济和人口腹地，它们也构成今天的德里、孟买、班加罗尔、加尔各答四大都市圈的先声。倘若再进一步，甚至可以推演出：20世纪后半叶印度政府所制订的“西攻、北防、南联、东向”对外战略，正是对固有地理逻辑的服从与延续。
今日拥有2600万人口的德里都市圈，扮演的是一种类似调和者的角色：它扼守着喜马拉雅山脉和印度沙漠之间那条狭窄通道的出口，北面被伊斯兰文明区所包围，同时又面朝东方和东北的印度教繁盛区。从那里延伸出的交通线路和资本、劳动力流通网络，早在马拉塔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年代就开始持续运转。孟买和班加罗尔的外贸商人们至今依然认为：德里并非指挥者，而是北印度农业人口进入西南沿海地区、转型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者的中转站。反过来看，19世纪以降现代印度民族主义和海洋性商业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在阿拉伯海沿岸的孟买（经常被称作“印度的上海”），而非内陆地区的德里（“印度的北京”）周边。在奈保尔最后一次重返印度的上世纪80年代末，也是孟买的城市居民最早树起了经济自由化和市场主义的旗帜。
在20世纪后半叶次大陆的现代化图景中，德里和加尔各答扮演的是防守者的角色。以德里为轴心，印度从阿拉伯海和克什米尔两个方向同时钳制着宿敌巴基斯坦，构成对旁遮普平原的保护。在东北方向，喜马拉雅山这道天然屏障拱卫着与之平行的新德里—勒克瑙—巴特那—加尔各答城市带。孟买以及崛起较晚的加尔各答则成为地理攻势的承担者，它们不仅负责吞吐全球将近50%的集装箱货运量，还是印度洋与太平洋交界地带最大的滨海经济圈和金融、服务业中心。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术语“印太洋”（Indo-Pacific）来形容印度南部的地理重要性：全球常备军数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有7个在该地区拥有直接利益。而印度显然不甘心仅仅充当外围海洋强国的代理人，他们渴望掌控自己的命运，渴望独柄太阿。
于是，一幅全新的经济地理图景正在浮现：以孟买—金奈—班加罗尔为中心的西南沿海城市带的价值，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孟买以其现有的渔业、造船工业和港口基础为依托，正在成为集航运、物流、修造船为一体的区域海事中心。那些在达拉维贫民窟内生产出的纺织品、成衣和皮革、金属制品，将就近在货运码装船，运往西欧、北美和东南亚。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Bengaluru），不仅承接了从欧美发达国家流入的电信、金融、医疗和教育行业的落地，还能以这些行业的产出反哺北方内陆和东南亚市场。如同国大党和印度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尼赫鲁所言：“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没有吸引力，也不可能实现。”而在今天，成为“有声有色的经济大国”显然已经变成了印度政府的第一要务。
1930年11月，“圣雄”甘地（前右）和国大党女领袖沙拉金尼·奈都（前左）在伦敦出席英国政府召集的关
距离“圣雄”甘地遇刺已经过去70年了，这位现代印度最著名政治人物的形象依然高频率地出现在纸币正面、政治宣传画上和电视影像中。事实上，在奈保尔开始他的印度寻根之旅前，甘地是他唯一熟知的当地名人。作家曾经寄希望于甘地—尼赫鲁主义的现代气息能为独立后的印度开创一条不同于宗教盲信的发展道路，但他最终失望地发现：“甘地道路”的反工业化底色和它看似公允的平等主义本质上仍是希望回到古老的印度教传统，在这样的指引下不可能诞生任何现代精神。仅此一项，就给国大党的执政蒙上了深重的阴影。
尽管在1857年的上一次“百万叛乱”之后，英国政府在印度建立起了名为“拉吉”（Raj）的直接统治制度，但真正受其管辖的仅有全印度60%的土地和75%的人口；其余土地和居民处在562个大大小小的土邦王公的统治之下，到1947年印巴分治为止始终与现代文明绝缘。1885年在“拉吉”辖区成立的国大党，同样会熟练地运用印度教和耆那教教义作为宣传、动员工具。当在英式法律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甘地律师从南非回到祖国之后，他近乎刻意地换上了俭朴的土布传统服饰，并很快成为禁欲主义者和传统农业价值观的倡导者。从1920年夏天开始，甘地发起了长达18个月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不纳税、不入公立学校、不承认现行司法制度、不担任公职、不购买英货等方式对“拉吉”当局进行反制。尽管到了20年代中期，以甘地的门徒帕特尔和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激进派逐步放弃了不合作行动，开始参与各省的立法会选举，但其目的依然不是提高“拉吉”的管理效率，而是要钻进立法机关内部、延宕和破坏其议事日程，使省级政府的运转陷入瘫痪，最终迫使英国当局在自治和独立问题上让步。印巴分治在1947年得以实现，与之具有直接关联。
直到寿终正寝时为止，英属印度的“拉吉”政权都不是一个以集权和效率见长的管理者；国大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本色，更使对治理能力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古怪的扭曲。对带有剥削色彩的工业生产的拒斥被视为正义之举，创办新企业需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政治家公开倡导国民有限追求心灵宁静和寡淡的物欲，以掩饰粮食和消费品供应的长期短缺。与此同时，他们却又以毫不掩饰的宗派主义对待同为“拉吉”制度受害者的次大陆穆斯林，最终导致了巴基斯坦选择成为独立国家。著名制度经济学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将国大党政府的施政风格称为“邮局社会主义”：看似事无巨细、勤勤恳恳，内里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视野和公共服务精神。故执政当局虽然终日如邮局职员一般忙碌，意义却仅仅在于将一切社会公共事务“收纳”起来、分类陈列，实际执行效率和收益率近乎原地踏步。
20世纪许多最伟大的经济学发现是在印度大地上诞生：凯恩斯在这里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货币理论著作，阿马蒂亚·森依靠对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研究，赢得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令人难堪的是，所有这些著名个案研究都是因为印度的“独特失败性”——在那里存在着全球其他地区永不可能发生的种种经济灾难——而非它的富足和繁盛。奈保尔恰当地指出，甘地主义一方面基于民族情感，激烈地拒斥欧洲殖民者强加给印度人的“异质”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却又将传统社会的蒙昧保守、种姓隔离以及贫富阶层固化现象当作所谓“东方美德”加以包装，并鼓励底层民众回到倡导忍耐、轮回的宗教教义之中，以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即使是在第二次“百万叛乱”已经箭在弦上的1988年，整个印度政坛依然弥漫着一种陈腐的怀旧气息。奈保尔不禁感慨：“今天的甘地主义既不起政治作用，也不起社会作用。它现在仅仅是一种糟糕的妄想。”
在恒河沿岸的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Varanasi），我见到了甘地主义在21世纪印度的遗孤：一群衣衫褴褛的贫民在马尼卡尼卡河坛附近焚烧死者的尸体，并将骨灰就近倾倒入水中。就在距离他们不足500米的河上游，另一群贫民正在濯衣、游泳和取水。在孟买的百万之众已经选择拥抱自由市场之后27年，现代物质文明和现代思想似乎仍未抵达深居北方内陆的瓦拉纳西。而这座圣城的当选国会议员，正是现任总理莫迪。
“海权论之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军上校
卡耐基印度中心主任、资深南亚问题研究者拉贾·莫汗（C. Raja Mohan）将独立以来的印度政治史划分为三个世代：“第一共和国”从1947年印巴分治延续到1989年拉吉夫·甘地寻求连任失败，以政治上的国大党一家独大、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准世袭传承、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及外交上的不结盟主义作为特征。“第二共和国”从1989年延续到2014年拉胡尔·甘地角逐首相宝座未遂，以政治上两党制的崛起、经济上融入全球市场和外交上的“南联东向”为特征。而莫迪在2014年的当选开启了新的“第三共和国”纪元，他需要为周期性衰退的印度经济注入改革活力，并严肃地审视这个新兴大国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希望达成的目标。
早在第一共和国时代，国大党政治理念的空心化和缺少内部竞争的痼疾就已经暴露无余。尼赫鲁及其女儿英迪拉·甘地、外孙拉吉夫·甘地累计执政超过37年，隔绝于国际市场的经济政策和反美、亲苏的外交立场在此期间几乎保持岿然不动的状态。到了第二共和国时代，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变成了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娅·甘地；她从1998年起长期担任国大党和执政联盟主席，在相当程度上对总理曼莫汉·辛格的全球化政策形成了掣肘。由于“国父”尼赫鲁对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和外交上的去西方化抱有一以贯之的好感，其家族接班人即使已经意识到拥抱全球市场的必要性，出于维护个人名望的需要，也不得不时时以原教旨尼赫鲁主义的辩护者自居。结果遂造成一种奇怪的反差：在经济政策上最有建树的两位国大党总理拉奥和辛格，恰恰都不是尼赫鲁—甘地家族成员；而一旦“国父”的后裔走上前台，必然伴随着似是而非的“向左转”。无怪乎在2014年大选中，仓促披挂上阵的拉吉夫·甘地之子拉胡尔得票率仅为19.3%，刷新了惨败纪录。
出生于古吉拉特邦平民家庭的莫迪，与贵族化的甘地家族成员大有不同。他懂得国际资本的需求，也重视最底层民众的观感。2014年上台后不久，他就宣布将在5年时间内投资13亿美元建设9000万个厕所，使6.26亿缺乏基本卫生设施的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其中半数是女性）也能分享现代生活方式。超过300万公务员和学生参与了在4000多个城市和乡镇进行的调研、宣传活动，它和颇具争议的“废钞令”一起构成了莫迪政府的执政业绩标签。而《厕所英雄》的剧情，则暗合了莫迪希望营造的氛围——“英雄”既是力推这一运动的政治家，也是挺身而出的新一代印度市民。“未来之国”的腾飞蓝图，将由两者携手绘制。
但这很难说是全部事实。在德里和孟买近郊的工业区，我依然能看到大量简陋粗犷的露天旱厕，达拉维贫民窟内部的街道上也仍旧遍布着便溺物。在2017年初，莫迪政府已经悄无声息地将“清洁印度使命”的规模压缩了1/3，整个工程再度流露出了熟悉的“印度病”意味。当350多米高的万人会议中心正在古吉拉特邦金融科技城拔地而起的同时，德里的小工厂主正在和我谈论电力短缺、柴油价格上涨给生产带来的压力。一切并不会如电影中反映的一般，可以依靠民众的自发觉悟或者机智幽默的谈吐得到解决。这里没有歌舞片。
“在镜子中看到真实的自己往往令人害怕。而电影像是滤镜，它筛除掉了最令人感到沉重的部分，留下若有若无的希望。”我的好朋友、著名电影摄影师罗攀这样评价他眼中的当地印度电影。在2018年的印度，我看到的是一个介于“百万叛乱”和《厕所英雄》之间的世界。移除浪漫主义的滤镜之后，对“生存还是毁灭”的追问依然在拷问每个人的内心；而在夕阳落山之前，人们拖在地上的影子将变得格外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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