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松龄
我的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五十年了，每当想起那冷酷的寒夜，心中就会涌起一阵酸楚。父亲脑癌术后在家休养，他本来就有晚起的习惯，于是和午觉连成一气，后来，晚饭也不下床吃，整天卧床不起了。
他的两只手成天对空作抓挠状，人家说“抓空”是死前的征兆，然而，父亲竟这么抓了一年。我们带他去浙二医院就诊，医生说他脑瘤复发了，医生还说，脑瘤术后平均只能活两年，你爸算运气的，活了三年多，他想吃啥给他做点儿——言下之意，来日不多。
1968年的冬天特别冷，才阳历11月初，家里的墨水就结成了冰。父亲的病情加重了，呼吸急促起来，请街道医生来看过，都说“不行了”、“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我们打电报告诉大哥，他从南京赶回杭州等了三天，但老爸就是“不走”，大哥只好回南京上班。
就在大哥返宁这天午夜，母亲摇醒了和衣睡在躺椅上的我，她说：“老二，快起来，你爸好像不行了。”
我连忙起身奔到老爸床前，只见他呼吸更急促，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而且，时有时停。我以为父亲爸是被痰卡住了，就做口对口急救，然而没用，父亲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再也没有呼吸了。
房里一片寂静，静得怕人。母亲强忍着悲痛，先把睡在邻室的小妹叫醒，小妹见此情景“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老妈再把写有“归群弟子”的纸条焚烧了，然后指挥我们给父亲换衣裤……而后，我就赶到邮局打电报到南京， 知道大哥尚在回南京的火车上。我又打电话给两个弟弟和大妹……这一天，是1968年11月11日凌晨。
父亲谱名朱慰泰，字右民，又字守一。民国元年（1912）出生在江苏省一个小县城——泰兴县鼓楼南街大义桥西首的一户人家，家道还算殷实。老爷爷朱野桥中过秀才，经商有方，城里有祖传的两家店，棉花店和钱庄，乡下还有二、三十亩土地。
我们的爷爷叫朱元炘（字景炎）是长房长子，本应受到大家族重视，不幸他英年早逝。我们的奶奶蔡邦培带着父亲和叔叔（朱慰祖）回到了蔡姓娘家。那时父亲才4岁，叔叔只有两岁。（注）
奶奶靠分家时得到的财产维持生活，孤儿寡母真不容易，待父亲16岁那年先到烟台投奔舅舅蔡邦霖(荫溥)，后来到天津的堂舅舅蔡邦倜（仲琦）处，以谋生路。
父亲在家乡时只读过私塾，所读不过是诗云子曰。到天津后，父亲曾考入天津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三年级插班生。1929年夏，蔡仲琦的朋友王轶陶先生介绍父亲到天津金城银行附设通成公司货栈当练习生，他白天上班，晚上在青年会英文夜校补习英文，坚持了四年之久。
听母亲说，父亲有看一眼就能记住长达二十位数字的天赋，打算盘能“左右开弓”，两只手都可以打得飞快。他习惯用左手打算盘，右手记账。
父亲从练习生做起，后转到金城银行附设的太平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任职，再后调到北京支公司任办事员、总务副主任、总务主任、北京分公司会计主任、襄理兼会计主任。工资从当练习生时的每月四元，逐步增加到近百元（银洋）。
父亲这辈子从事的都是和财务有关的工作，不愧为财务达人。父亲曾教过我珠算飞除法，我没有学会，他用的那把红木算盘如今还在我处珍藏。
父亲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我是1933年10月在天津结婚的，我的爱人刘厚端（字初容），系我当时服务的通成公司的会计主任刘季英（名大绅）先生的女儿，我和我爱人的结婚系我岳父所介绍的，于1931年旧历2月订婚。岳父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先生的儿子，家学渊源深远，系太谷学派传人，中外哲学修养很深……中外文也有根基。早年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以后在天津金城银行任职，1929年至1931年期间并兼任该银行附属的通成公司会计主任。1935年调北京金城银行总理处任仓库科长……
1933年父母结婚典礼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好学肯干，不由得岳父不喜欢，但听说起初岳母并不同意，认为父亲家庭出身低微，门户不当，后来知道父亲是蔡仲琦的外甥，也就罢了，因为蔡当时是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华兴纺织公司董事、高级职员，也是有身份的人家。
父亲跟随刘家二十余年，品尝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和欢乐。不仅岳父、岳母喜欢他，妻舅们跟他感情甚笃，有蕙孙舅的诗为证：
“白袷春衫共少年，斜阳春水草芊芊。单车马场循驰道 ，樽酒鸾舆下降仙。写影有人惊卫玠，返魂无计觅周颠。参军有妹书难寄，往事低徊不忍言。”
“单车马场循驰道”一句说的是蕙孙舅和父亲当时均二十许，曾一起骑自行车循天津马场道飞驰的往事。
“写影有人惊卫玠”一句是说父亲曾在美丽照相馆摄影，店里人惊其英俊倜傥，好像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西晋人卫玠。照相馆特意为父亲加做一照，挂于店里作广告。
蕙孙舅扇面画作
依然鲜艳，此扇的一面是署名厚滋绘的山水图，画上题诗并款曰：
“……旧见李成画卷，杂用赭绿，简古殊甚，又睹杨龙友本，因杂用之，乃贻画虎之讥。右民兄浊世佳人，以此报之，毋为唐突乎？”
题款有诗有论，有尊敬有调侃，正是同学少年间往来之作。文字与画相得益彰，可谓佳作也。
厚泽舅题诗
厚泽舅题诗
折扇的另一面是一幅楷书，内容为抄录龙川的《西湖采莲曲》，诗后有“龙川老夫子诗录呈右民大兄清拂”字样。
厚滋、厚泽是母亲的长兄与大弟，均毕业于名校，获硕士学位者，他们与父亲相处和谐融洽，给了父亲以手足般温暖。
刘氏一家系名人之后，浓烈的国学氛围，深重的儒学环境强烈地感染着父亲。我的曾外祖刘鹗是太谷学派二代宗师李龙川的门生，我的外公刘季英是太谷学派三代掌门黄葆年的拜门弟子。
刘鹗珍藏的太谷学派圣经—《周氏遗书》捐赠浙江图书馆，编入古籍善本。
当代学者认为太谷学派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支暗流”，它活跃在清末民初。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周太谷氏开宗讲学以来，历时已一百八十年。学派以秘密形式结社，著作多由口授笔录，更不显传，因而遭到清廷的怀疑和迫害。
太谷学派是儒家最后一个分支，十分讲究修行。太谷学派修养有“明”、“诚”两路，“明字路”，是从读书明理入手，然后身体力行，是先知后行，父亲就是走的明字路。
“诚字路”是从日常生活着手，处世为人都要遵守学派训戒，在体行中逐渐悟解，是先行后知。一般人都循“诚”字路进修，做到“立功”、“立言”、“立德”，以求正果，家中女眷多走此路。
太谷学派二代传人李光炘和三代传人黄葆年、蒋文田。
学派要求门人以“一蚁之饥如己之饥，一蝶之寒如己之寒”，太谷门人应该都是具有大爱，富有善心的好人。
父亲跟随岳父学习太谷之学，数十年如一日，非常勤奋努力。但他学历不高，国学基础薄弱，理解问题比别人慢。俗话说“笨鸟先飞”，父亲就是比别人都要刻苦。
我记得父亲的写字台前端挂着一个镜框，里面用红色宣纸写着“知天命，之在躬，而时存之；知太和之气，之在性，而时养之”的学派师长的语录。
我还看到父亲夜间默观“梅花图”的情景，长大后才知道这是父亲在研修太谷圣功，以求“耳聪目明”、“天人合一”；我更记得在父亲失业的困难时期，他还能潜心抄写太谷学派遗书，心态平和，姿态端庄，那恭正的蝇头小楷体现了抄书人的恭敬与虔诚。
父亲亲手抄写的《周氏遗书》和《李氏遗书》竟达十一册之多，至今还恭藏在我的书柜中。
父亲手抄的《周氏遗书》
母亲也是学派门人，她亲手绣成的学派“训言“，就悬挂在家中的客厅里。训言是：“敬先进如伯叔，视同学如足手，有难同拯，有疑共释，有食分饱，互助不遗余力，有误同纠，闻过顿起戒心，从此同德同心如同一家。”
母亲手绣学派训言
当我们牙牙学语之时，父母就教我们吟诵学派的诗作，如《登虎丘怀古》、《西湖采莲曲》等，如今表兄弟们认可我是江苏淮安大有堂刘氏家传调吟诵的“代表”，正因为得到了外公和父母的“真传”。
北京解放了，父亲所在的保险公司解散了。当时，外公和几位舅舅在天津还开办有几家公司，做的是外贸生意。于是我们全家搬到了天津，父亲担任了天津中行公司的总会计、总稽核。
不料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加上新中国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几家公司相继倒闭破产。老刘家公司的资金原本是亲友中筹集而来的，这下全都血本无归。刘家人愧对亲友，只好举家南迁，另谋职业以求生存。
于是父亲又失业了。1950年，我们也跟着外公，从天津搬到苏州，借住在本家朱学贤家里。父亲到派出所报户口时，遇到的户籍警察是泰兴老乡，两人聊了几句。对方问：“你是泰兴人，你认识朱慰如吗？”
父亲听这名字有点耳熟，想了想答道：“我有个堂兄弟好象叫……但是我16岁离开泰兴后，就回去过两回，那时朱慰如只有四、五岁，我们也没有任何交往。”
警察老乡听后觉得无话好说，就不再问了。谁知这次谈话给父亲的档案上加了沉重的一笔：“此人系国民党泰兴县警察局长朱慰如的堂兄，要控制使用。”
这个内幕是文革时一个外调者泄露出来的，至此我们才明白，一个无党无派，政治清白的父亲，为什么会四处碰壁，工作无着的真正原因了。“阶级斗争论”害死人哦！
1951年父母手工着色照
1951年3月，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浙江建筑公司招人，他去报名应聘，经过笔试口试，终被录用。父亲成为浙建公司器材科一名料账员，工资是144个折实单位。
折实单位是由几种主要生活品按当时价格组成的一个经济指数，由银行每天公布，每个单位大约5千元，父亲一个月可领到75万元（相当改币制后的75元）左右，当时我们家能有这样的固定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谁知好景不长，1954年5月父亲在裁员运动中被资遣离职。何谓“裁员运动”，其实就是“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一部分，是肃反运动的继续，是以“纯洁”革命队伍为目的又一次整人运动。
当时公司说父亲隐瞒了“中行公司发起人”的身份，是对组织不老实的表现，故予裁员。其实那只是借口，父亲连担任中行“总会计、总稽核”都交代了，那发起人有16个之多，并不是什么秘密，何须隐瞒？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档案上的“控制使用”罢了。
此后父亲再也找不到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了，最后还是在邻居帮助下，进了上海的私人企业“兄弟漂印实业社”当临时会计，后转正为正式会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兄弟漂印实业社”公私合营了，父亲随同并入国营大美染织厂工作，后改名上海毛巾三厂。
父亲终于又到了“国企”，他每月有八十余元的工资，在当时算是中等收入了。然而，这对要供养八口之家、还要供六个孩子上学来说，仍是入不敷出的。
1961年父母五十岁杭州合影
那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六人住在生活成本较低的杭州，而父亲一人在上海工作，既得不到母亲的照顾，也享受不到天伦之乐。
为了节省开支，他租住了一间过街楼，楼下就是弄堂通道，上下楼没有楼梯，要临时用梯子从地板上的方洞爬进爬出……可见其生活的艰难。
后来大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几年后大妹考上了上海铁道医学院，而父亲也因患脑瘤病倒了。幸运的是，父亲享受到了国营企业职工的所有劳保待遇，几次住院、开刀，国家和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费用，父亲还得到过厂工会的生活补助，父亲知恩图报，他是十分感谢工会，感谢政府的。
奶奶原住泰兴老家，抗战胜利后父亲把奶奶接到了北方。因为叔叔这时也在天津安家立业了，让一个老人单独留在苏北怎能让人放心？那时苏北是新四军的根据地，时有战事发生。
奶奶到北方后，在两个儿子家轮流居住。我记得在北京时，父母带两个妹妹住一间房，奶奶带三弟、四弟睡一张大床，大哥在一边搭张铺，我睡在客厅的行军床上。
记得和奶奶住一个屋最大的好处就是能“饱口福”，因为奶奶床头上，床底下洋铁罐里都有好吃的，都是上好的糖果点心：有稻香村的桃酥、有北海御膳房的芸豆糕，还有早茶饼干，苏打饼干，甚至还有又软又甜的柿饼……这些都是父亲买给奶奶的，父亲对奶奶可以说是惟命是从，奶奶不管有什么要求都会答应，他真是个孝子。
但奶奶更喜欢住在天津叔叔家，因为婶婶是仲琦舅爷爷的大闺女，特别孝顺。朱蔡是两代联姻，亲上加亲，婆媳关系更为融洽。
奶奶和母亲总归有些生分，双方都会感到不大“自由”，此外，叔叔家和仲琦舅爷爷家都住山西路一带，靠得很近，舅爷爷家人多，来往亲友也多，比起北京我们家要热闹许多。我们家南下后，奶奶只能留在天津，请叔叔婶婶照顾了。
我们一家在南方日子并不好过，流离奔波，经济拮据，生活沉重……父亲总想等情况好些时，请奶奶到南方住一段时间，以尽孝道。然而，这心愿终未能实现，这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
一次学校要我们填家庭情况表，我填家里8个人，父亲纠正说：“我们家里是9个人，别把奶奶忘记了！”可见奶奶在父亲心里的地位。离开北方的十多年，父亲只能靠写信表示孝心，谁谁喜结连理了，谁谁早得贵子了，这些喜讯全靠鸿雁传书。
记得有一次父亲让我在信纸上用红色笔写上“代朱”二个空心字，我不解问：“这是为什么？”父亲说：“信是向奶奶报喜的，但没有红纸，用白纸不好。”原来是这样，父亲的心够细的。
1964年春父亲得了脑膜炎，经上海龙华医院治疗，初愈后休息了大半年，回厂试工了一个月，当然，没有让他管账，只是做一些简单的轻便活儿。
然而，脑子得过病的人就是不一样，本来思维敏捷，动作灵活的父亲，后来干活儿竟磨磨蹭蹭，老要去上厕所，一蹲就是半小时。其实他的病根并没有查准，更谈不上根治。
只隔了一年，1965年春父亲的病复发了，因剧烈的头痛转到华山医院就诊，经过气脑等一系列检查，确诊为“右前颅脑肿瘤”，只有做开颅手术才有活的希望，手术虽成功了，但此瘤定性为三度胶质瘤，属恶性肿瘤。
父亲术后高烧不退，经中医治疗才得缓解，回家休养后继续中药调理。厂领导很照顾父亲这位癌症患者，给他办理了退养手续（因不到退休年龄）工资照发，工龄照算。
父亲在家无所事事，母亲就说：“你没事给奶奶写封信吧！”于是父亲在桌上摊一张白纸，取出钢笔，沉吟片刻就写了起来。
半个小时过去，母亲走近看看，只见抬头处写着“母亲大人”四个大字，而后是四个稍小的“母亲大人”，再后还是“母亲大人”，一连四个，且一个比一个字小……母亲知道父亲的复杂心情：有牵挂，有内疚，有焦虑，有无奈。
伉俪情深
母亲终于下定决心，要让父亲回北方一趟，一定要让他看看自己的老娘，尽儿子的最后一点孝心。因为经济实在困难只能让父亲单身前往，一人独行。
大哥当时在铁路工作，托人找到一位津沪线的列车员。母亲和大妹在上海送站，和那位列车员接上头；车到南京大哥上车去看望，并送上一程（到徐州），天津自有叔叔和堂弟们接站，就这样一路护送着，照顾着把个病号平安送达天津卫。
父亲终于见到奶奶，见到叔叔、婶婶一家，见到仲琦舅爷爷了！奶奶看到久违的大儿子，一激动竟晕了过去，小五弟立即请医生登门急救，还好没事。
在水利部任副总工程师的荫溥舅爷爷特意从北京赶来天津，一则看看卧床不起的老姐，二则要见见久别的大外甥。父亲还随着荫溥舅爷爷去了趟北京，这些日子父亲绝对是开心的，是感动的，是清醒的。
父亲1966年赴津探亲与舅舅、弟弟夫妇以及侄辈合影。
荫溥舅爷爷带父亲逛王府井时，他还给我买了两把荣宝斋的篆刻刀，回杭时，车过山东符离集他还买了一只特产烧鸡带给我们吃。这是1966年春天。
1966年下半年，父母妈就回到杭州和我们一家同住了。父亲的心愿了却了，心情还不错，每天睡睡懒觉，玩玩扑克（一个人玩的接龙游戏），看看闲书，听听广播。他的收音机还是我给他安装的“半导体”三管机。
即使这样，父亲却是全家挣钱最多的一位，每月有58元收入，比名校交大毕业的大哥还多几元。
这段时间原本应该是老爸最顺心的日子，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没有人可以安稳生活，没有一个家庭能开心地过日子，父亲最后一次发病，就是因为邻居误传消息剌激了他所使然。
那天，杭州的造反派组织游行，有数万人，我和三弟都参加了，从市中心“游”到拱宸桥再返回。不知是谁造谣，说游行的队伍打了起来，死了好几个人呢！父亲当时正在楼下堂间吃中饭，一听这话就晕了过去，顺着桌边滑到地上，他是在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危。从此，父亲的身体状况就一蹶不振了。
父亲是一家之主，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但他并不是一位人们常说的“严父”，他对子女很是和蔼可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父亲挺喜欢孩子的。
因为七七事变，延误了我大姐朱骏治病，造成大姐的夭折，父亲恨死了小日本，剃光了头发，并发誓不打败日本鬼子，不再蓄发。
1937年骏姐与虎表哥合影
1943年合家欢，父亲剃发铭志。
在家里，母亲管我们更多些，但有些事一定要父亲出面，如男孩子们洗澡，我对小时候父亲带我们上澡堂子洗澡的情景记忆犹新。
北京的冬天也够冷的，家里是没有条件洗澡的，每年春节前，父亲会带上我们哥儿几个去洗澡，我们坐着两辆洋车到西四的清华池，这是一个老字号大澡堂，父亲订了个包间，里间有两个大浴缸，这是洗澡的，外间有两张睡榻，那是休息的。
父亲总是叫工人给我们大的先洗，他自己给四弟洗，然后自己洗。父亲每次洗澡都要请人修脚，这时我们就在外边玩，有时还会溜到澡堂大门口张望张望。最开心的是父亲往往会叫一些吃食和点心，给我们解解馋。
南下后，父亲有空时最爱给我们洗脸、擦脖子、洗手。每次清洗都得换好几回水，他边洗边嘀咕，“就像洗掉了一层皮”。而后，父亲再洗毛巾，他常把毛巾放在搪瓷脸盆里泡一会儿，再放在煤炉上煮一阵，最后才漂洗干净。
父亲会做老家特有的粯（hán）子粥，就是把元麦搀到白米中煮成的粥，这元麦是泰兴一带的特产，他在家时常会做给我们吃。
父亲还爱吃包饼，是用面粉做的，不用发酵，烙得薄薄的，吃的时候裹上油炸粉条，绿豆芽，蘸着甜面酱吃，特爽口。每次我们吃包饼时，父亲最忙了，他要给每个人包上一个，等到他自己吃时，所剩已不多哉！
上海稻香村的白蛋糕也是父亲的最爱，所谓“白”就是非烘焙而是蒸成的，颜色微黄。每每有人送蛋糕给他，父亲定要分成几份，要奖励学习进步的，要奖励干活努力的，要照顾年幼的闺女，要慰问辛苦的夫人……
父亲在浙建公司工作时，每天回家要路过延龄路闹市，遇上发工资的日子，他会买点熟食卤味回来，有一回他带了一包“六角麂”给全家佐餐，这是一种野味，味道特别鲜美，真是过口难忘，但此“麂”现在是国家保护动物，不许捕捉了。
1960年，三弟工作了，一次去上海出差，顺便探望父亲，父亲见到三儿子非常高兴，一定要请他去吃饭。
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价昂贵，父亲不管不顾，一定要到上海有名的绿扬村饭店请三弟。三弟记得有红烧肉，炒茄子，鸡蛋汤……整顿饭，父亲几乎没有动过筷子，就是看着三弟“狼吞虎咽 ”。这顿饭让三弟牢记了一辈子“爸爸的味道”。
父亲携表姐和大哥游北海公园
记得在北京家里悬挂着一副中堂，是华铎写的行书，内容是李白的南湖诗：“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在苏州时，虽寄人篱下，但房间不失文雅，悬挂着一副张建勋的行书对联：“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这些都成了老爸给我们子女讲课的教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
有一次父亲写了三个字问我认识不？那时我已上初中，一看便大笑道：“锡茶壶谁不认识？”父亲让我再仔细看看，我才发现三个字和“锡茶壶”很像，但不是。父亲告诉我这是“鍚荼壸”，应该读yáng tú kun。我受教育了，长知识了，一辈子也没忘。
父亲有两个大书箱，是用松木板钉成的，这是从北方回南时请人钉的。书箱里主要是放书籍和字画，当然还有一些文具和生活用品。父亲每次整理书箱时，总会把大点的儿子叫到身边，边整理，边和我们讲解介绍，使我懂了许多传统文化知识。
他曾告诉我一本线装的《庄子》是老外公刘鹗批注的，《南华真经》就是《庄子》的别称；还告诉我两册袖珍印谱是曾外祖罗振玉留下的。
罗振玉给外孙婿（父亲）题写的行书中堂
父亲的书箱里藏了不少字画，有罗振玉写给他的行书中堂，有外公刘季英写给他的《桃源诗》屏条，有刘涵九爷爷庆贺父母大婚的喜联，有老亲何福谦为父母大喜所作《梅花图》等等。
在书箱里还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如钱币形小刀，上百枚铜钱编的宝剑，以及后来给了我的篆刻工具铜印床和线装的《汉印分韵》等。
刘鹗批注《庄子》手迹和细部。
刘鹗批注《庄子》手迹和细部。
可惜的是，书箱里很多“四旧”书籍、物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扫除”了，以每斤2分钱的低价卖给了收破烂者，那厚实的书套人家还不要，留了一麻袋。
父亲是个有原则的人，他的身教更重于言教。老爸从不喝酒，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全家几乎滴酒不沾，如除夕夜打一斤黄酒上供，到正月十五还有大半瓶。
但父亲爱抽烟，烟瘾不小。那些香烟盒就成了父亲给我们的好礼物，每逢年节时，父亲爸把平时攒下的烟盒带回杭州分给我们兄弟，有时还会有几个稀有的名贵烟盒，如“金猴”、“凤凰”，那是父亲特意向别人讨来的。每当我们分到新烟盒时，个个如获至宝，倍加爱惜。
父亲爱喝绿茶，绿茶是杭州特产，但“龙井”可喝不起，只能喝“捡片”或“炒青”之类的低档茶叶，好在邻居中有翁家山的茶农，每年还能搞到一些茶叶末子，这末子是等级龙井筛下来的，味道同龙井，而价格却便宜许许多多，可谓“穷人美”。受父亲的影响，我也喝了一辈子绿茶，也特偏爱西湖龙井。
父亲吃东西从不忌口，只有牛肉他是绝对不吃的，因为他19岁时得过一场大病，据说是伤寒，父亲向菩萨许过愿，如果病好了，就不再吃牛肉。他做到了，父亲是一个守诚信的人。
1967年我的全家与父母及九龄妹合影于杭州
我们兄妹六人，父亲都很喜欢，请看他在五十年代末向组织交代的材料中是这样写的：
“长子椿龄，共青团员，交通大学运输起重系机车专业学生，四年级。次子松龄，共青团员，在杭州市上城区第一中心小学代教导主任。三子莱龄，共青团员，杭州师范学校三年级学生。四子柏龄，浙江省粮食厅养殖实验场实习生。长女梅龄，少先队员，杭州第三初中二年级学生。次女九龄，少先队员，少先队大队委，杭州府前街小学五年级学生。”
连小妹当“大队委”都写上去了，可见父亲是多么重视我们的“进步”。我们兄妹六人都很争气，读书时成绩不错，工作后表现良好。
朱家六兄妹与二媳1957年合影于杭州
2010年为梅妹夫妇赴美送行，朱家兄妹与配偶的合影。
除四弟1996年病故外，其余五人改革开放后，都得到党的培养和国家的重用，现在儿女各家生活富裕，孙辈个个英出，或在国外定居，或在国内创业，再下一代也正茁壮成长，令人称羡。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倍感欣慰，会更加为我们骄傲的。
步韵蕙孙（厚滋）舅七律诗作为本文之结束：
七律
祭先父右民公
斗转星移咏长歌，更新万象是谁何？
神州处处新容展，朱府年年喜事多。
儿女安康居广厦，子孙茁长似娑罗，
时闻海外传佳讯，笑煞九天翁与婆。
附原玉：湖上酬守一
湖上花开缓缓歌，人天消息近如何？
九边澒洞风尘急，六代兴亡感慨多。
一二百千怜岁月，十三四五有云罗。
与君喜遇明行脚，打碎南柯春梦婆。
2019年9月6日改于杭州嘉绿苑
注：婶婶蔡北生生前再三关照我，把老朱家的世系告诉弟弟妹妹们。我们的祖父朱元炘，字景炎，是长子，有四位弟弟：
—摘自朱椿龄《祖父兄弟及后人情况》
完
作者朱松龄，1939年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清代作家刘鹗之曾外孙，1949居天津马场道，后定居杭州。作者毕业于杭州师范、浙师大中文专科，从事小教和少年宫工作30余年。退休于杭州市文联，曾任副主席。家学渊源深厚，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晚年致力家学资料整理研究，著有论学集《家学拾零》、回忆录《岁月有情》、作品选《童心未泯》和《罗守巽资料选编》等。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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