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强 张法才
在平遥古城南三十里的官沟河畔，有一座高高耸立的古楼台，叫“乾山楼”，因这儿距京城一千三百里，所以平遥人把这座楼台叫做“千三楼”。
明朝时，北常村有位做买卖的商人在京城住字号，家中的老母亲十分想念千里之外的儿子。孝顺的儿子因不能离开字号守在母亲身边尽孝，便为家乡的老母亲修建了这座高高的楼台。楼台拔地八丈多高，呈方形，台顶筑有堞墙，堞墙围着雕梁画栋的木结构楼亭。据说这位孝顺的儿子在楼亭里安放了一件稀世珍宝金灯盏。母亲只要登上楼台，在金灯盏的照耀下便可望见千里之外的儿子来到自己身边。这座楼台，人们也叫“望儿楼”。
故事是美好的，假如每位母亲都拥有一座望儿楼，那么，平遥城乡就该是一大片楼台的森林了，因为平遥人在外经商的太多了。有人戏言：“凡有雀儿叫的地方就有平遥人。”平遥商人最早经商的源头已无法考证，然而至少在明代，平遥的商业就已经相当发达。在北京崇文区北芦草园，二百多年前就有一座平遥颜料会馆。馆中石碑上刻有《颜料行会馆碑记》，碑文载：“馆之始建，上莫之考。次则乾隆六年，嘉庆二十四年重修。”
另一尊《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碑载：“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谢三仙翁。香火修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从前于康熙十七年重修大厅西廊、后阁及东西正房。悬额书名，以昭不朽……”
有碑为证，京城的平遥颜料会馆至少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在崇文区翔凤胡同，还有一座平遥集赢会馆。会馆的出现，是行业商家数量和规模达到相当大的时期的产物。既是乡人进京经商或家乡读书举子上京投考落脚的所在，也是商家财力达到辉煌时非常风光的财富显示。平遥颜料业在明清两代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而又有着雄厚实力的群体，组成京城上流社会一族。当年平遥颜料会馆由三座院落组成，前后共有房屋二十三间，还有罩棚、戏台。我们可以想象，志得意满、腰缠万贯的平遥商人们，逢年过节不能回家，便聚在这会馆之内，品一杯香茶，喝一壶美酒，操着平遥味儿的京腔，评论着戏台上戏子的演技，那是何等春风得意！何等风流倜傥！
然而更为志得意满的是平遥总号的财东掌柜们，在一座座灯火辉煌的商家大院中，在通宵达旦算盘珠子的激荡跳动声中，滚滚金银源源不断流入“装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
今天我们站在巍峨瑰丽的金井楼头，俯瞰峥嵘的千家青堂瓦舍，令人感慨万千。平遥古城现存古民居３７９７处，尚且不包括分布在广大农村中的古民宅。楚霸王崇信“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平遥商人的荣誉观则是赚了银子便在家乡故土修建高宅大院，以示光宗耀祖。可以肯定地断言，这每一座古民居至少昭示着一位乃至多位成功的商家。
然而我们想到的却是比成功的商家更多出十倍百倍未能成功的先驱者们。明清两代直至民国前期的几百年间，一批又一批平遥人不甘心一辈子厮守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狭小天地，他们要做出艰难的选择，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讲，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平遥人改变命运没有选择造反，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商业经济之路。他们中的先驱者们挥泪辞离妻儿老小，唱着《走西口》苍凉的曲调，走出家乡故土，去到长城之北寻找理想，去谋新的生路。当时走出长城的杀虎口是走西口，走出张家口是走东口，无论是走西口，还是走东口，这些先驱者中的多数人没有成功，他们无颜再见家乡父老，也无力再回到家乡故土，最终的结局是魂归他乡，累累白骨铺成一条条艰难坎坷的沧桑路。
然而平遥商人认准了商业经济这条路子，他们沿着这条路前赴后继一直走了几百年。可以断言，在滚滚流入平遥古城的每一只银锭上，大约都附着一位先驱者的孤魂。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实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哥到大路口。
这实在是一曲用血和泪弹唱出的爱的音符，这既是一支生离死别的苍凉悲歌，也是伟大民族为了改变命运而做出巨大牺牲的一曲慷慨壮歌。用激情掺和着血泪唱着这曲悲歌的是一辈又一辈伟大的女性。在晋商的创业时代，平遥的女人们付出了绝不亚于男人们的辛酸和劳苦，她们承载着比男人们更大的心理牺牲和生理牺牲，她们以美丽的仪表和朴素的道德观念承载着伦理的重压和艰苦生计的煎熬，她们以孱弱的身躯支撑着一个个家庭的和谐完整，支撑着社会的稳定。如果说平遥男人们的功绩在于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那么女人们的功绩便是保证了这个商业帝国的良好秩序。她们中的杰出代表名列平遥古县志，我们很想以《走西口》的优美旋律为她们唱一曲最美的赞歌。
平遥商人的选择毕竟成功了，他们开拓成功了一条平遥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经济之路。走出家乡故土的平遥商人，他们的商业才华异乎寻常地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以家乡古城为基地，把自家的商业舞台拓展到了全国各大商埠码头，直至漠北海外，大量的颜料、布匹、棉花、茶叶、粮食、皮毛等商品的大流通，以及相应的账局、典当、钱庄、银楼、镖局和各业字号，构成明清两代直至民国前期经济社会的一大景观，持续发展几百年。平遥商人是这一景观中最为出色的一支劲旅，凭了这支劲旅，凭了这条平遥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商业经济之路，终于将平遥古城打造成为“拔乎其萃”的庞大的商业帝国。
有一支平遥商队，他们身背肩挑，走出家乡古城，走出雁门关，翻过贺兰山，来到阿拉善草原。他们给当地牧民带来了茶叶、粮食、药品、绸缎布匹等日用杂货。牧民们则以牲畜、皮毛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平遥商人成功了，他们的商业资本越滚越大，于是便建立自己的商号。雍正元年，平遥西赵村董家在紫泥湖畔修房盖屋，建起“祥泰隆”商号，成为阿拉善草原最早而且最有影响的一家商号。在雍正八年，朝廷在紫泥湖东建立定远营城，成为阿拉善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祥泰隆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舞台。当地人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可见当时平遥商人在阿拉善草原的影响是很大的。到乾隆年间，董得峰任财东时，董家在全国各地已分布有许多分庄，平遥城内的“广裕公”仅仅是董家设在平遥的一处分庄。
平遥城像祥泰隆这样的商家，在当时能列出一长串来。据市楼碑文记载，到嘉庆时，平遥城内的商号有７００多家。明清两代直到民国，平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庞大的商业规模和与之相联结的“买卖人”阶层。
发达的商业，需要发达的金融业来支持。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平遥票号业的出现是发达的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产物，镖局时代的运现流通方式让位于票号时代的汇兑流通方式，已是历史的必然。
时代造就了天才，天才又将时代的车轮推动得更快。平遥古城以她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商业，成为天才的摇篮。
元朝末年，一位名叫李实的朝廷官员弃官回陇西老家，路经平遥，定居在了平遥城西门外五里处的达蒲村。达蒲李家最初经营的是铜绿作坊。铜绿是一种制作颜料的上好材料，李家在村里设作坊，在城里设铺面，产品逐步销往外地。经过几代人的精心经营，到李文雍时李家设在平遥城的西裕成颜料庄已成为平遥城的一大商号。而且在北京、天津、成都、汉口设了分庄，形成在全国有影响的颜料业家，甚至有“无达（蒲）不成颜”的美誉。达蒲李家成为当时的平遥首富。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特殊机遇下，两位天才大师登上了中国金融业的大舞台，成为中国金融两鼻祖，他们就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创始人李大全和雷履泰。
李大全是李文雍的儿子，少年李大全十几岁就胆略过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二十岁的李大全结识了四十岁的雷履泰。雷履泰是平遥东南乡细窑村人，李大全结识雷履泰之后，以一位天才大师敏锐的目光，洞察到了另一位天才大师潜在的巨大能量。李大全说服父亲李文雍延聘这位商界卧龙进入西裕成，先派他到汉口分庄任执事，以后又调往京师分庄任掌柜。
雷履泰的幸运在于和诸葛亮一样得遇明主，获得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诸葛亮遇到的是比自己大二十岁的明主，而雷履泰遇到的是比自己小二十岁的明主。雷履泰在京城分庄任掌柜时，有一次，一位在京城做事的平遥老乡来到柜上找到雷履泰，说想请西裕成往平遥老家捎点银子。这人说好，他把要往老家捎的银子送到西裕成京师分庄来，然后往家里写一封信，让家里人到西裕成平遥总号去取银子，图个快捷方便。雷履泰答应了老乡的要求，帮了老乡这个忙。这件事一传开，每到逢年过节时，许多平遥老乡纷纷来托西裕成往家里捎银子。托的人多了，大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于是给西裕成贴一点“水”，即以后的汇费。聪明的雷履泰从这件为老乡帮忙的小事中洞察到了一个绝妙亮点，透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财之道。雷履泰与各联号之间也开始以汇兑代替运现。这种汇兑，给了商家以极大的方便，既节省了大量的运现费用，也快速安全。
李文雍下世后，李大全调雷履泰回到平遥总号任大掌柜。李大全作出重大决策，采纳雷履泰的主意，投资三十万两白银创办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礼聘雷履泰出任大掌柜。一个伟大的决策家，一个天才的经理人，结成最佳组合，共同开创了一个在中国金融史乃至世界金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票号时代，把晋商帝国推向辉煌的顶峰。在此后的百年间，以票号商为代表的晋商帝国纵横天下，财雄天下，汇通天下。
在西裕成颜料庄斜对面有一家木器铺，生意不景气，主家以为这地方风水不好，要卖掉。而精明过人的雷履泰恰恰看出这是块风水宝地，便说服李大全买下了这块地方。在雷履泰的主持下，在这块地方修建成一座一主两跨带后院的票号大院。
票号大院建成时，财东李大全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见两轮红日降落在新建的楼顶上。第二天，李大全和雷履泰说了梦境，雷履泰说巧极了，他也做了同样的梦，也梦见有两个太阳落在了楼台顶上。也许东掌二人果然碰巧做了同样的梦？也许是足智多谋的雷大掌柜杜撰了个和东家同样的梦境，以坚定少年财东创建票号的决心？总之，东掌二人以为双日梦是个吉兆，于是将票号取名为“日昇昌”，三个字中带有四个“日”字，暗合东掌二人的双日梦境，也寓示着旭日高升、繁荣昌盛的意思。
道光三年正月，日升昌票号隆重开业。开天辟地以来，中国第一家票号像一轮光耀四射的朝日，升起在平遥古城上空，在中国金融史和世界金融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章。如今，被史家称作中国现代银行业“乡下祖父”的日升昌票号旧址依然如故，向世人昭示着中国金融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所在。
日升昌票号的诞生，大清帝国开始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代。雄心勃勃的日升昌东掌出手不凡，票号堂匾上“日升昌”三个大字便是出于嘉庆朝状元公的手笔。请状元公题写字号牌匾，图个名人效应，这是雷大掌柜的过人之识。当年雷履泰在汉口任执事时，曾资助过一位上京赶考的举子。这人姓陈名沆，上京赶考竟高中状元，所以请状元公题写匾额对于雷履泰不是难事。在平遥城商家大院的门匾上，如今仍能找到状元公的笔迹。
日升昌票号旗开得胜，在雷大掌柜和票号伙友的精心经营下，生意兴隆，名扬四海。道光帝御笔题封“京都日昇昌滙通天下”，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在以后的百年岁月，日升昌就像它的光辉名字一样，应上了道光皇帝的金言，汇通天下，千金日进。
李大全爱玩鸟儿，雷履泰便在票号院内垂花门楼匾上一面刻了“栖鹂处”三个字，一面刻了“我学鹦”三个字。看似为东家爱鸟而题写，实际上是雷履泰暗以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和齐国相国晏婴自喻自励。
雷履泰经营票号也果然有范蠡之谋、晏婴之才。他作为日升昌票号的创始人，创造了一套令后人叹为观止的号规制度。日升昌票号的业务主要是汇兑商款和官款，票号的利润来源：一是汇水。汇水根据距离远近和时间长短而确定，每千两白银的汇水一般在半两到二十五两之间，最高也有三十两的。汇水是票号利润的主要来源。另一来源是平色。平即天平，当时各地使用不同的官定平码，色即成色，指含银量、含金量。由于各地成色平码的差异，给了票号家以赚取余平的可能。平余与色余，对于汇银人不明显，而票号的平色积累却很可观，有时会超过汇水。
日升昌票号以信誉为本。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叫化子老婆婆持一张１２０００两银子的银票来日升昌兑现银，而这是一张三十多年前的旧银票，日升昌在确认之后仍照数付给了。原来是在三十多年前，老婆婆的丈夫在外地做生意，在回家的路上死了，家中落得一贫如洗。三十多年后沦为乞丐的老婆婆在翻动死去的丈夫当年的旧衣物时发现了这张银票。她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兑取的，而日升昌笃诚守信，童叟无欺，照数兑付。
雷履泰运筹斗室，动摇全国。分庄遍布全国各地，直至漠北海外，形成庞大的金融网。年汇兑总额达到５０００多万两白银。雷履泰本人以卓越的才华和业绩名重当时。在他七十岁寿辰时，商界同仁赠金匾祝贺，上刻“拔乎其萃”四个大字，给了这位晋商大师非常风光的荣誉。九年之后，雷履泰老人走完了他“拔乎其萃”的生命历程。后人有诗赞曰：百年栖鹂处，二公拔其萃。双日楼台照，金融两鼻祖。
提到金融两鼻祖，李大全是中国第一位，也是世界第一位伟大的风险投资家，雷履泰则是世界第一位既具有一大半决策权，更具有全部经营权的职业ＣＥＯ，对于这两位天才大师的历史地位，香港《中国人》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金融两鼻祖》，客观评说了李大全和雷履泰共同开创中国第一家票号的历史功绩。今天的人们多重雷淡李，提到票号鼻祖只讲雷履泰而不讲李大全，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大声疾呼，中国金融两鼻祖不可淡化任何一位，就历史的真实来说，李大全所起的作用更是第一位的。
在两位天才大师的推动之下，日升昌票号创造了一套平遥特色的商业经营模式，这套模式即使在今天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被现代经济学界奉为经典。日升昌经营模式有这么几个最显著的特点：特点之一，首创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制。财东不参与日常经营，一切由大掌柜全权负责。特点之二，首创银股人股制。日升昌初始资本银３０万两，合银股３０股，为李财东独资，而人股的数量超过银股，且人股只负赢不负亏，这对于财东来说实在苛刻，但对于凝聚众人的智慧形成强大的合力则是独到的创举。雄才大略的财东李大全用人不疑，独担风险。特点之三，首创连锁经营。日升昌总号设在平遥城，数十家分庄分布在全国各大商埠码头，形成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特点之四，首创平遥特色的股票期权制。特点之五，孕育了在传统农业经济大环境中的具有当时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实力雄厚的财团，打造成功中国第一艘经济航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日升昌票号凭东掌二人的天才经营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日升昌票号辉煌业绩的影响下，许多风险投资家纷纷来平遥古城寻找商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号称侯百万的介休巨商侯荫昌，于道光六年将设在平遥城的五座绸缎庄全部改营票号。榆次商人王栋于咸丰初年投巨资创办协和信票号，以后又于咸丰六年创建协同庆票号。祁县巨商渠源祯于咸丰十年在南大街创建百川通票号。从此，世界上最早一批风险投资家和职业ＣＥＯ聚集平遥古城，在道、咸、同、光时期，小小平遥古城同时存在二十二家票号，众多的智识精英组成强大的商业军团，平遥古城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招商中心、财富中心和人才中心。
平遥商人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积累和形成了平遥特色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已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择其要有四：
第一是重商轻文观念。明清两代直至民国前期，平遥人的择业观念普遍倾向重商轻文，学而优则商。读书成名固然好，但那是一条独木桥，一百个学子中有一个能考取功名就相当不错了，而经商却是一条更广阔的路子。所以更多的家庭选择经商，家中最有出息的孩子在十二三岁上初识些文字便送到字号学徒，父母最大的期盼便是儿子将来出人头地，当上大掌柜。当时在平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大儿雷履泰，二儿毛鸿翽，三儿不成器，还是个程大培。”其中雷履泰是日升昌票号大掌柜，毛鸿翽是二掌柜，程大培是三掌柜。从这首歌谣可看出当时平遥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取向。
第二是羡富心态。平遥人没有仇富心态，平遥商人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利于天下、有利于自我、有利于乡亲的大事业，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集智者强者勇者富者于一身的人格魅力，有着极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平遥人以成功的富家为崇拜的楷模，纷纷奋起仿效，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去冒险，去开创，直接的结果是平遥城乡矗起一座座豪华的商家大院。乾隆朝时，平遥南湖村出了一位名叫张永义的商人，张家的生意做到新疆，张永义本人官做到四品都司，他在家乡南湖村建了一座旗杆堡，张家的驮队从新疆回平遥老家，一路上不用住客栈，因为沿路都有自家的商号。
第三是平遥商家最早创建了平遥特色的商业“黄埔军校”——学徒制。这是一种特殊的德智体全面培养的最为有效的培圳方式，不收学费，信用担保，考核极为严格，优胜劣汰自成规则。这种学徒制度在票号之前已有积累，票号产生之后更加规范，选拔人才、理论学习、技能培养和实践历练，形成完整的制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ＭＢＡ商学教育。平遥商家凭着特殊的机制打造出一辈又一辈商业精英，保证了平遥商业军团的持续高素质、高效率状态。
第四是平遥票号商首创相与制。他们以诚信为纽带，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最早创立了战略合作伙伴机制，行业间实行“最惠国待遇”，是平遥特色的ＷＴＯ。凭着这种机制的有效运行，平遥商人保持了百年长盛不衰。
今天的我辈俯吻脚下这方文化热土，不得不发出发自内心的慨叹：就是这方古土，在两百年前就曾孕育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经济奇迹。晋商文化与犹太商业文化、威尼斯商业文化被誉为世界商业史上的三大商业文化。晋商文化诞生了最伟大的商业巨人和商界泰斗，诞生了最为庞大、实力最雄厚的经济财团，创造了至今仍被经济学界奉为经典的商业运作模式，形成闪耀着光芒的晋商文化传统。
大约雷履泰压根儿没有想到，他设计的一个小小动作竟然惊天动地地推动了中国票号业的蓬勃发展。日升昌初创时，在雷履泰大掌柜的麾下，另有二掌柜毛鸿翽和三掌柜程大培辅佐。这位二掌柜毛鸿翽年轻干练，聪敏智慧，很受雷履泰的赏识。当年毛鸿翽在聚财源粮店当伙计时，有一次掌柜派他到晋北某地购油。他到了那个地方一打问，当地油坊的油已经全让外地人订购了。怎么办？毛鸿翽灵机一动，便将当地编织的油篓全部订购下。到了取油季节，外地人来要取油时才发现买不到油篓了，只好向毛鸿翽提出分油篓。毛鸿翽便提出分油，对方只好答应。这样，毛鸿翽不仅采买到了油，而且在油篓中又赚了一笔钱。毛鸿翽以篓分油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所以雷履泰在任西裕成大掌柜时，把毛鸿翽拉进了西裕成，在组建日升昌票号时，更将他提拔为二掌柜。
今天的人们走进日升昌票号旧址大院瞻拜游览，导游小姐在解说词中总要讲说一段雷毛内讧的故事，故事的脉络大体上是这样的：李大全英年早逝，少年李箴视出任财东。一次雷大掌柜偶感风寒，毛二掌柜告少年财东李箴视劝雷大掌柜回家休息，雷大掌柜以为是毛二掌柜的主意，是要取代自己的大掌柜位置，于是就愤然回家养病去了。过了些日子，财东李箴视去看望雷大掌柜，发现了雷掌柜将要发往外地分庄的信件，信中提到要将外地分庄全部歇业，立即回总号作交待。李箴视大惊，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儿？雷大掌柜说日升昌票号是你李家的，外地分庄是我布设的，如今你李财东听信小人之言不用我了，我让他们回来向你东家作交待。李箴视再三解释，雷大掌柜执意不听，少年财东李箴视急得下了跪，说从今往后我只信任你雷掌柜一人。聪敏过人的毛鸿翽很快发觉了端倪，愤而离开日升昌，在介休巨商侯百万的支持下创办蔚泰厚等五座票号，时称“蔚”字五联号，要以五家的实力打垮日升昌。雷履泰面对强手不敢怠慢，另创日新中票号，这样两大阵营七家票号开始了激烈的龙争虎斗。雷毛二人从此结怨，雷履泰责骂儿子是“雷鸿翽”，而毛鸿翽则将孙子（长孙）取名“毛履泰”。
然而我们却想到了一句俗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今天的人们以常人的道德标尺来度量晋商大师的智慧高峰，更有人用庸俗和无聊这样的字眼来解读大师的人格行为，而且作为解说词向世人传扬，是不是落于庸俗和无聊了呢？真实的事实是毛鸿翽果然将自己的长孙取名为“毛履泰”，而雷履泰将儿子取名“雷鸿翽”却纯属子虚乌有。
我们认为，历史的真实应该是雷毛二位大师心照不宣地演绎了一出绝妙大戏，这是一个截止现在仍未被后人破译的历史之谜。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解读：日升昌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日升昌的连锁分庄很快便形成覆盖全国的金融网，日升昌票号成为全国唯一的汇通天下金融垄断财团。然而大师毕竟是大师，雷履泰大师以未雨绸缪的目光透视到了这样一个危机：没有竞争的垄断，长此以往势必会走向自我否定，走向自然衰萎。那么，怎么样才能打破这种独家垄断的局面，以保持票号业旺盛的生命力呢？唯一高明的选择是设置竞争对手，具体操作只能是再开一家或几家票号。那么谁可担当此任呢？最佳人选便是毛二掌柜。然而雷履泰明白，要想说服财东李大全放弃毛二掌柜是绝对不可能的。道光六年，李大全英年早逝，十几岁的少年李箴视出任财东。时机成熟了，于是雷履泰大师忍受着被世人的误解和后人的曲解，导演了一出极为高明的、中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反垄断大戏，以特殊的方式派出毛鸿翽二次创业，借助侯百万的财力一举创办成功五座票号。两位大师终于以他们创造的特殊方式联手打破了垄断，培育成功了竞争机制。
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两大集团，七家票号，商海鏖战数十年，谁家也没有吃掉谁家。倒是两大集团在激烈的竞争中都强化了自身，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票号业大规模发展。直接的结果是滚滚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装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以后这种竞争机制的局面进一步扩大，票号业在咸丰年间扩大到了相邻的祁县和太谷，形成晋商票号业真正意义上的“汇通天下”大势。我们以为从这个角度切入来破译二位大师的天机，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毛鸿翽将孙子取名“毛履泰”这个事实呢？我们以为这正是毛大师的高明之举。我们绝不可以常人的心态推测大师的行为，在常人的行为，将对手比作自己的儿子、孙子是骂人，是诅咒。而大师毕竟不是常人，曹孟德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这绝对不是对孙权的贬斥，恰恰是对孙权的仰慕。我们现在不妨作这样的解读：从来英雄惜英雄，英雄慕英雄，雷履泰比毛鸿翽年长十七八岁，在毛鸿翽的心目中，雷履泰是他最敬仰的楷模，是他人生路上最好的师长。古往今来有许多事例，将自己儿子的名字与某位伟大人物同名，以这种方式作为自己理想的寄托。毛鸿翽对雷履泰太崇拜了，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雷履泰大师的仰慕，雷大师也把毛大师的行为当作自己传名的友好表示。民间百姓由此推演说雷履泰将自己的儿子取名“雷鸿翽”，以示报复。事实上雷履泰根本没有这样做，而真实的事实是毛履泰长大之后果然不负其祖之望，于同治三年成功创办蔚长厚票号，将毛家的票号事业推向顶峰，毛履泰成为平遥商界的雷履泰第二，邢村毛家成为与达蒲李家齐名的大财主，如今毛家大院形势犹在。
可敬的晋商大师啊，就像这高高的金井楼一样，耸起一座又一座，成为令后人叹为观止的商家高峰。平遥古城因晋商大师的辉煌而辉煌，今天的平遥古城已经成为国际更具知名度、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晋商文化旅游中心城市。
平遥票号商无论怎样精明干练，他们无论聚敛了多少财富，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社会大潮涌来的时候，平遥票号业无一例外地画上了自家痛苦的句号。日升昌票号到民国十年时，京外债权人已有４３０户，债权人拥有债权额高达２００万两白银。再往后，尽管最后一任经理梁怀文奋力挣扎，惨淡经营，但已是末日的尾声。有一次债主上门逼债，李财东被迫藏到倒扣的水缸中躲债。
在十九世纪末期到民国十年前后，平遥所有的票号全部相继歇业。当时外国驻华银行２５家，国家银行３家，其他地方银行１６家。保守的平遥票号商在迅速崛起的银行业的冲击之下，他们没有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势切入现代银行业，终于纷纷败下阵来，有的败得很惨。这个时期，蔚丰厚票号京师分庄大掌柜李宏龄是一位很有识见的商人，与祁县巨商渠本翘力倡集合西帮票号实力组建银行。然而西帮商人的保守性太顽固了，他们终于未能扭转西帮票号的败局。宣统年间，李宏龄告老回家，写下《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这两本书，发出平遥商人无奈的哀叹。
然而晋商并没有随着票号的歇业便走向衰亡，年轻一代杰出的平遥商人审时度势，重振雄风，再次作出重大选择。民国十年之后，随着票号的消亡，平遥城内又相继出现了十八家银号，平遥商人以出类拔萃的智慧开创了晋商的银号时代，开始了又一个繁荣期。
民国十二年，达蒲李毓温首先崛起。李毓温原是百川通票号汉口分庄的跑街伙计，在汉口期间，青年李毓温结识了汉口巨商胡三多堂，娶胡家女为妻。民国八年百川通歇业时，李毓温在胡三多堂支持下，以４０００两银子买下祁县渠家百川通票号大院，于民国十二年投资１０万银子在百川通旧址开设了永亨银号，主要经营存放款业务和汇兑业务，在太原、上海、天津、汉口、漯河、武昌等地设有分庄，事实上是票号业的继续。
与永亨银号同时开办的还有设在鹦哥巷的道生银号、设在米家巷的大来银号、设在衙门街的晋裕银号。以后又有永成庆、复兴公、洪福祥、恒升庆、绍华、永泰昌、恒裕晋、崇丰厚、厚德恒、同裕、兴隆信、永和信、晋鸿泰、协和等十几家银号相继开业。而这个时期山西省地方银行、铁路银号、汾河河务社这三家官办金融机构也先后在平遥挂牌营业。省银行设在东大街，铁路银号和汾河河务社租用的正是永亨银号的南北两座跨院的门面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平遥城出现了多家银号与银行业并存的局面。
有实力的银号也开始发行自己的纸币，在当地流通。银号仍然沿用票号旧制，实行银股人股制，也是四年一个账期，分利也颇为丰厚。永亨银号汉口分庄大掌柜张庆元，表字积善，以一万两银子开设了汉口分庄，一年却要做到二百多万银子的业务，绝不亚于票号时代规模。永亨银号最兴旺的账期每股分红达一万银元，也不亚于票号时代的红利。
平遥商人在剧烈的时代洪流冲击的旋涡中继续创造着辉煌。平遥银号业又创造了不亚于票号时代的又一个辉煌期。然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中华民族遭遇了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侵华日军的炮火吞噬了平遥古城的繁荣和文明。１９３８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军二次攻打平遥城，一颗炮弹打塌永亨银号的门面楼。日军破城之后见人就杀，就这一天竟杀掉平民一千多人，民族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摧残。
至此，辉煌了明清两代，以巨大的财富创造了无与伦比繁荣的平遥商家，终于带着无奈，带着颤栗，悲壮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光绪三年（1877年），是中国历史上灾害最严重的年份，而山西的灾害更是全国之最，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因饥饿、疾病、暴力充斥社会，所以，百姓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必然也影响到晋商。对晋商的打击也颇大。
榆次的常家在历史上被称为“外贸世家”，主要的商业项目是对俄罗斯的茶叶出口。大量的茶叶是从江南的武夷山一带运往恰克图。由于遇上大灾之年，人畜因疾病死亡，所以无法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伍。由于常家违约，还得承担违约的赔偿。打击也是相当大的。
尽管如此，常家在赈灾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贡献。据史料记载，常家不仅捐出银两3万两赈灾，还又拿出3万两银子盖了一座戏楼。常家的戏楼始建于光绪三年，历时三年完工。一向勤俭的常家为何还要在此时建一个如此奢华的戏楼呢？不知内情的人们，以为常家有钱欲盖戏楼用于享受。而实际内情不是为了常家自己享用，而是作为救济村里乡亲们的一种变通办法。因为，尽管有这样的灾年，乡亲们仍难以放下脸面，去粥棚领取施舍。所以，常家人还是动了一番脑筋，让乡亲们有尊严地接受帮助，便想出用招工盖戏楼的办法，让那些饥饿的乡亲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活。
当时，常家盖戏楼规定：只要搬一块砖就可以管一天的饭。在大灾的三年，戏楼也修建了三年。常家盖戏楼也不进行成本核算。单从经济观点来看是不合算的。但常家的宗旨是要体现仁爱之心，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在光绪三年的大灾中，献出爱心的不仅是常家。另一大户祁县乔家的掌门人乔致庸，年逾八旬，他亲自作出决定：一、家中无论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俭，灾年期间，一律不准做新衣服，不许吃山珍海味；二、凡乔家堡的人，按人头发给口粮直到灾年过后；三、在街上设粥棚，所熬的粥一定达到“插上筷子不倒”的标准。
参与这场救灾的，不仅是常、乔两家，而是整个晋商群体。
在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就慷慨捐出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荫昌捐出1万两，元丰玖票号东家孙淑伦先捐银1.6万两，后又捐米数千担。乔致庸一人捐3.6万两，常家捐了3万两，各商号、票号都有不同数额的钱粮捐助。
晋商票号还承担捐款的募集、汇兑与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晋商在各地分号的掌柜，也与家乡同仁共同救灾。蔚丰厚票号金陵分号的掌柜范家俊，受两江总督之托，负责募捐之事。他四处游说，在短期内筹款百余万两白银。在四川分号任职的温佩琛，在四川财政困难时，先垫支10万两银子汇往山西，以后又在四川筹集捐款几十万两白银，这些都体现出晋商急公好义，关心百姓疾苦的精神。
晋商对公益事业的热心，由来已久，还是先回到常家。
道光十八年（1838年），常秉直八十大寿，儿子常德元要为父亲做寿，常秉直说：“值此饥年，粮价腾贵，与其宴客一日，曷若济贫三冬。”
于是，常德元捐米60石，救济穷人。乡人赠匾“德被桑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旱时，常家十二世常恽和十四世常望春号召富人捐资购米，每日按量发给村民，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遇旱灾，十四世常望春和十五世常运元捐资购米。时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在光绪二十九年，奏请皇上，给常家“世德堂”和“世和堂”赠予“乐善好施”匾额。常家还从事办义学、公学，修水利等社会公益事业。常家从九世到十四世，仅用于公益、救灾等事业的支出就达近百万两白银，他们还以自己的力量，维护社会安定。道光二十年（1804年），归化兵乱，常家十三世常义训出资，招募兵勇，维护社会治安。这样的事，在常家不止一次。
同样，乔家也热衷于各种公益事业，他们的家风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乔家善待佣人，不仅保证佣人吃饱穿暖，还尊重佣人的人格。佣人偶有过失，从不恶语相向、打骂虐待。佣人的工资相当高，除了吃住，奶妈每年80两银子，厨师有100两，其他佣人五六十两不等。乔家对在乔家服务多年的老佣人养老送终。乔家不以富而横行乡里。对每个人都平等相待。
乔家的一个好传统是，过年时，给同乡的贫穷者送面、送肉，让他们过一个好年。乔家门口总是拴着几头牛，谁都可以无偿使用。如果乔家的狗咬了要饭的乞丐，从家里的太太到佣人，都会出来赔不是。无论衣服有没有咬破都要领人家到高级裁缝铺买一件赔偿。
俗话讲，好人是自有好报的。晋商大户尽管富可敌国，并没有受到“仇富”的威胁。光绪年间，一股流窜的土匪想抢劫乔家，但在乔家找不到一个内应，在整个乔家堡村里，也找不到一个耳目，面对乔家的高墙大院，只好知难而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乔家堡与邻村张庄发生械斗，乔映霞误伤人致死，有一个佣人挺身而出，自愿为其顶罪。常家的老人过世时，经常有三乡五里的人来送葬。直至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这些大户人家的长工或佣人，几乎没有人来控诉受剥削的“血泪史”。
站在常家的戏楼、乔家大院前，我想：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晋商的经商之道，还有晋商的做人之道。其实，财富是过眼烟云，经营之道是技术层面里的事，只有博爱的精神和做人之道，才是永恒的。有了晋商的精神，才能做出晋商那样伟大的事业，像晋商那样做人，才会有晋商的辉煌。
晋商不辞劳苦走南闯北,引种烟草,创立名牌。据《山西烟草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平阳府曲沃县乡民张时英自闽中引种烟草,开了山西烟草种植之先河 ……”
明末清初,山西从南到北普遍种植烟草。一些富商大贾看到烟草加工获利大、见效快,纷纷投入资金建造“烟坊”。曲沃县烟商云集,仅城关、席村、东宁村、下坞村一带就有“烟坊”百余家。当时著名的“烟坊”有:永兴和、祥云集、裕顺义、魁泰和、东谦亨、北谦亨。主要品牌有郑世宽、晶生、永兴皮烟、拔翠皮烟、祥云集、祥生定、魁生号、魁生定、魁生拔翠皮烟 、王梦隆皮烟 、兴隆皮烟、东生定、北生、北生青、天生号、天生定等。据《山西烟草志》记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山西河东烟商在北京经营烟丝生意的就有532家。”由此可见烟草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各大商号都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品牌。
明朝天启年间,郑世宽在曲沃县下坞村首创烟坊,主要产品有:郑世宽、晶生、永兴皮烟。“郑世宽”烟丝是以经营者的真实姓名命名的,精工细料,货真价实,是烟草行业最早的品牌。
“祥云集烟店”始创于康熙五十九年,在曲沃县席村建设烟坊,加工烟丝。总号设在祁县城内东大街,分号设在张家口、绥远、天津、蒙古等地。祥云集是当时规模较大的烟草企业,经营者张侗也是颇有名望的烟商。主要产品有:拔翠皮烟、祥云集、祥生定、杂烟等,其中“拔翠皮烟”、“祥云集”是驰名中外的名牌烟丝。“杂烟”物美价廉,适应普通消费者,销量最大。“祥云集烟店”的特点是:资本雄厚,东伙同心,各地设庄,大吞大吐。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平遥县东泉镇赵西堡村商人邓元文创立了“魁泰和烟店”,主要产品有:魁生号、魁生定、魁生拔翠皮烟等。“魁泰和烟店”有一套完整的销售网络,以平遥为集散中心,省内在汾阳、忻州、大同等地设立专销店铺;省外在张家口、包头、乌兰巴托、天津、上海、陕西、甘肃等地设庄批发零售,甚至发展到俄罗斯、波斯、阿富汗等国。据《山西烟草志》记载:当时人说“拉不完的曲沃,填不满的平遥。”
康维艾
晋商从贫穷落后的乡村陆陆续续走出来,身后是站在黄土高坡上送行的亲人,唱着凄苦的民歌“走西口”。这是电视剧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粗浅印象。其实,山西商人从明朝开中制就开始背井离乡做边贸生意。那时,谁曾料想他们能成“大器局”。正是这群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开创了“万里茶路”、“百年票号”及海内最富的五百年商业辉煌。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育才文化”。
(一)以商养儒 兴基础教育
晋商在创业之初是靠勤劳而致富的,他们很快就悟出一个道理:要成就大事业, 仅仅依靠勤劳节俭是远远不够的,必需广纳贤良和培育人才。
晋商的人才战略是分两步棋走的:第一步是“纳才”。招纳家乡粗通文墨的子弟 “学生意”,称为“学徒”或“小伙计”,包吃包住培养三年,然后择优录用。第二步是“育才”。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十年九旱,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哪有余钱供子弟读书。其时,读书人如凤毛麟角,那些官宦人家的子弟读书是为了求取功名利禄,他们根本瞧不起生意人。晋商很难招聘到可用的人才,为了彻底摆脱困境,为了商业持续发展,迫使晋商扎扎实实从基础教育抓起。他们把千辛万苦挣来的钱拿回家乡兴办义学,聘请学识渊博的先生执教,本村和邻村的儿童兼可免费入学。此风兴起,山西人文蔚然,私塾、蒙馆、经馆如雨后春笋遍布三晋大地。至明末清初晋商普及基础教育已大见成效,山西秀才比芝麻还多,连偏僻山村也是人才济济。
笔者的家乡晋中市灵石县段纯镇罗铺村康家祠堂旁至今保存一块追思碑,追思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太学生康璇。“……光大前业、家道日隆;赋性慷慨、乐善好施;倡导勤俭、力禁赌风;博览诗书、事多成见……” 撰文并书丹太学生康嘉乐。大清乾隆三十二年立。捐银者61人,其中有太学生2名、廪生22名、监生21名,几乎清一色姓康。从这块碑中可以看出清朝初年,居住在崇山峻岭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家族,总人口最多也不过五百余人,其中占半数的妇女不许读书,竟然培养出如此多的儒生。他们的学位虽然不高,但在旧中国教育史上也属罕见。从康氏家族“崇尚儒学、尚文重商”的例证中可以知微见著,明清盛世山西城乡读书学贾之风浓郁。
(二)以儒兴商 重职业教育
晋商独创的“身股制”和“银股制”原本是山西农村邻里之间互通有无、周急济困的生活习惯和互助友爱、朴实可信的处事方式。他们在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进化的过程中,摸索出一条“一人出资,众伙共而商之”的兴商求富之路。为了确保各方权利不受侵害,他们把资本所有者的合约投资和劳动者的经营管理才能整合在一个产权制度框架内。通过资本流转和商业运营而获得利润,劳资双方合作共赢;再通过合理分配剩余价值,东伙共同享受经营成果。
晋商以激励经营人才为主的“身股制”,为青年才俊构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深深地吸引了家境贫寒的乡村青年,那些已获取生员、廪生、监生等功名的莘莘学子,纷纷放弃学业,义无反顾地挑起行李投奔商号“学生意”去了!他们找到又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谁还愿意寒窗苦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呢 ?
晋中农村有句俗话:“秀才入了字号,改邪归正了。”乡间学子和有为青年通过铺保引荐,再经过严格的口试和笔试进入字号,等于考入职业技术学校或商学院,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模式。
晋商以宗法约束为特征的 “铺保制”和严格的“ 铺规制”,形成强烈的制度文化氛围和严培养、硬约束的组织环境。激励学徒奋发上进。家庭贫寒的农家子弟十二三岁放弃学业,带着祖宗的训示,亲人的期盼,依依不舍地离开故乡,踏入商号的门槛开始“熬人”。无论今后的职务是高是低,也不论今后是贫是富,他们的行为优劣都会反映到家乡,受到族规的褒奖或惩处。如果因为品行不端而被字号解雇,丢了饭碗,便无颜去见家乡父老,更不敢去面对举荐者。
新学徒入门先从打杂开始,同时学习商号的规矩礼仪和专业知识;了解各地的历史文化、地理气候、物产特色和民情风俗等。有些大商号还聘请外籍教员,专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熟悉各国的法律法规、政体商情、外交惯例等等 。徐珂写的《清裨类钞》,其中有一段话:“其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洲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员工皆手一编,学习语言文字……”
商号有意把品学优秀者分配到苦寒地区的分庄熬炼心志,然后再分配到大码头、商业重镇实习锻炼,业内叫“练习生”。越是经济效益好的字号学习气氛越浓厚,对学徒的管束越严谨。掌柜身教言传,伙友相互切磋。商号把学习和实习、理论与实践、品行与命运、业绩和利益紧密地咬合在一起,因材施教,量才而用。
通过严格的职业教育和商场历练,由学徒到掌柜,由平民到富豪。一个成功的商人不仅为家人带来荣耀,同时也为家乡带来福祉。他们发财之后回乡修桥补路、赈灾济贫、办学育人、润泽桑梓,同样受到各级官府的表彰褒奖,成为官府衙门的座上宾。自古仕途坎坷,商路则更加艰险!经商亦可谓修身齐家、济世利民之计,也可与仕途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有了钱再买个功名,捐个官衔也令世人仰慕,同样在社会上施才展志,实现报效家国的人生理想。农家子弟在商号长期供职而获得“顶身股”,在乡村也是光宗耀祖的事,农家女子能嫁给一个生意人,一辈子吃穿不愁。由儒入商,苦熬数年再不济也能顶到几厘生意,全家人可以享受小康生活。不会像那些潦倒的儒生,连行乞要饭都不会。其实从小伙计打熬到掌柜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是普通职员。只要人品好,兢兢业业办事,就会被长期录用。为人忠厚,业务娴熟的老商人同样会受到尊重,不断增加薪金和股份。山西人不慕虚名坦然经商,他们把经商视为读书人明智的选择。
晋商的职业教育直接与清廷的科举教育争夺生源,大多数儒生都不去参加府试,引起了山西官员的特别关注。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於义上奏朝廷:“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皇帝的御批是:“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为可笑。”笔者认为:殊为可笑的不是山西商人而正是雍正皇帝自己。清朝政府固守的科举取士制度在晋省早已失去了吸引力,在人才争夺方面已经输给了晋商,还不清醒。晋商不仅经济实力雄厚富可敌国,而且在教育方面更胜一筹,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之先河。
(三)商儒并重 强素质教育
晋商把培养高素质人才看作商战策略,“以儒兴商、商儒并重”是晋商成功的法宝。 晋商的财东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开明旷达的胸怀,源于山西商人老鼻祖白圭的 “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
晋商的财东们一般不参与号事,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物色选用总号掌柜和开拓新市场上。让大掌柜们自主操盘,施展智慧。晋商的财东们像高明的养蜂人一样,只需选择好蜜源,培育好蜂王即可坐收红利。例如:商界久负盛名的榆次常家,极具士魂商才的常维丰的墓志铭中写道:“君性明敏,事宜张弛,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故生理日盛,富甲一方。”又例如:祁县财东乔致庸本人就是学识渊博的儒生,他深谙以儒兴商之道。乔致庸重金聘请阎维藩任大德恒票号大掌柜,又亲自登门请儒生高钰筹建大德通票号。仅仅几年的时光,乔家两大票号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了设立了分号,生意十分兴隆。“大德恒”与“大德通”并驾齐驱,后来者居上,成为经济实力最雄厚的票帮翘楚;还是山西票帮整体衰落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的三家票号中经营效果较好的两家。高钰、阎维藩二位大掌柜功不可没。
晋商的掌柜们三权在握,即资金调拨权、人事任免权、经营管理权。他们不仅是慧眼识才的伯乐,而且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不仅善于理财而且善于培育人才,各家商号,各位掌柜手下又凝聚了一群如工蜂般的采蜜能手、晋商近乎苛刻的仪态锤炼、知识培养和人格训练,为晋商集群化发展、集团化推进迅速占领国内外市场,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品德高洁、业务娴熟的各类商用人才。
晋商文脉一代传一代,延续了数百年。一批又一批素质高、声望重的商业奇才脱颖而出,凝聚成一支又一支庞大的货通天下的“货帮晋军”。山西著名的四大商帮是“太汾帮”、“忻代帮”、“泽潞帮”、“临襄帮”,其中太汾帮资本最雄厚,在往返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的商帮队伍中,光“大盛魁”一家就有16000多头骆驼。“晋商货帮”究竟有多少处商号,已无法统计了。据遗存史料记载,单是太谷曹家在各地就有640多处分号。历时300余年,发达时从业人员约37000余人。
在太汾帮的老家,经济最繁荣活跃,资本最雄厚的晋中地区,崛起了又一支以祁县、太谷、平遥为主力军的汇通天下的“票帮晋军”,据遗存史料记载,晋商票号鼎盛时共有43家总号,在国内外126个城镇设立分号566处。
晋商的每一家字号都有一套独特的经营方略,晋商的掌柜们哪一个不是“五车奇蕴胸、雄才腹内藏”的理财高手。如果没有真本事,岂敢在强手如林生意场上博弈;如果没有真才实学,财东们也不会把真金白银托付给他们经营管理。各家商号都十分注重信誉,越是经济效益好的大商号越重视职员的道德教育。“利以义制,名以清修 ”是山西各大商帮治理的道德标准和人格诉求。其“德通天下”、 “汇通天下”、 “货通天下”、“利通天下”的文化理念,不仅成就了晋商的商业道德,而且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富有开拓精神,懂经营、善管理、精核算并且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的商业奇才。
晋商有一种高尚的商人节操和家国情怀,逐利与求义并重。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官员被外国列强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一面割地赔款,一面感叹弱国无外交。晋商却以其惊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横跨欧亚,飘洋过海,在日本的东京、横滨、神户、大阪;朝鲜的新义州、仁川;俄罗斯的莫斯科、彼得堡等地开设山西合盛元银行支店,堂堂正正地挂牌营业,赚取洋人的钱财,为中国人争了光。合盛元银行不仅为留学生和海外侨胞提供了汇兑方便和优待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尊严;不仅开创了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纪元,而且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示了晋商的雄才大略。合盛元银行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银行 。
(四)文脉延绵 促社会教育
由于外资入侵和官僚资本的重重挤压,连年战乱和兵匪掠抢等不可抗拒的原因所致,晋商五百年鼎盛春秋大势已去,经济实力整体衰弱了,大多数商号关门歇业了。但是他们精心培育的人才还在,文脉还在延续,被迫分流到社会各界的人才仍然发挥着潜能。
山西商人素有跨国经商和海外游学的经历,使他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洞明了世事,认识到中国被动挨打的原因是政局腐败和科技落后。为了复兴家业,为了振兴中华,那些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晋商后裔并未因商运衰败而一蹶不振。他们不惜倾家荡产弃商从教,甘为人梯。如榆次常赞春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学士学位,长期在山西大学文、法、教育学院执教。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甘守清贫,致力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如:祁县渠本翘曾任大清驻日本横滨领事,不久便弃政归国。他一面投资民族工业,与乔雨亭创建双福火柴公司,投资运筹同蒲铁路建设,参与保矿斗争从英国商人手中夺回矿权。同时与各界人士筹办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自己开采煤铁矿;一面创办新式学校,筹资扩建昭馀书院,改革旧式教育。为培育科技人才,特从北洋大学堂聘请英语教师,从山西大学堂聘请数学、物理、化学教师。如:渠晋山在祁县城内创办亮新小学校,开设国文、英语、算术、音乐、美术、体育等新课程。人才辈出的榆次常氏家族,以教育求启迪民智、以振兴实业求富国之途。常望春、常麟书、常赞春等有识之士先后创办笃初学堂、笃初中学堂、知耻女校,为山西第一所私立中学堂和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为了激励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榆次常家笃初学校还自编了爱国历史、地理教材。此时,晋商的育才“观念” ,育才 “宗旨”,育才“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打破了单纯“以商养儒、以儒兴商 ”的传统理念,由单纯“为振兴商业而育才 ”的办学宗旨,升华为“为振兴民族、挽救中华而育才”的宏图大志。
与此同时,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晋商后裔摒弃了狭隘的乡土观念,在全国各地投资兴办近代教育。为了革除传统教育的弊病,他们纷纷将家庭学馆改为新式学堂;积极与名人学者合作办学;引进新学科、开设新课程,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如:山西蒲州盐商王氏的后代在天津开办“中和烟店”,专营兰州青黄丝烟,历时350余年,誉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其后人王奎章是著名南开学校的创始者之一。1904年在张伯苓的倡导下,王奎章将其家庭学馆与严氏学馆合并,创建了南开学校,第一届招收学生96名,其中有周恩来总理、著名教育家梅贻琦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无数爱国晋商子弟投笔从戎、弃商抗战。如:著名银行家贾继英精心培育的金融人才贾汝瑜,以财经督导员的身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一兵团转战新疆伊宁、新源、绥定等30多个州县。一边接管国民党的银行,一边组建地方人民银行和实施新的金融体制,使新疆货币局面很快得到平稳。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地科技、教育、工商、金融、财贸系统工作人员中,许多人来自晋商字号。
晋商利用经济杠杆不断地撬动历史车轮前进,他们精心培育的人才已经改变了中国社会。晋商不仅在世界商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晋商的“育才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晋商，包含商品经营者和货币经营者，它展示了集体的智慧，群体性的崛起。太谷票号是晋商队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一支劲旅。它不仅经营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而且是以票号货币资本为龙头统帅商品资本，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扶植、相互滚动发展的一支混合性的、金融行业的一支晋商劲旅。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着货币经济的成长，货币资本的发展，助力、保障了商品资本的再积累，再发展，并为中国金融事业的兴起、发展、革新奠定了基础，始创了似当今二十一世纪“金融卡”汇通天下的雏形。
专营汇兑业务的民间组织———太谷志诚信票号———第一个出现在神州大地，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大创举。确实，这是一朵鲜活而有魅力生命的美丽的金融之花。她的出现，找到了百多年传说“山西票号由亭林创办，一切组织规则皆其手定，是否属实”的答案和实情。太谷志诚信票号，在“康乾之治”的盛世年代，兴旺的汇兑业务达到巅峰。进入道光年、咸同年间，三晋大地及江南等地富商大贾纷起兴办，改号组建票号。中国票号的中心在山西，山西票号的中心在太谷。道光朝后，山西的金融中心在太、平、祁三县。“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云集。”票号凭借一张不足为奇的汇票纸片，解决了明清数百年神州大地金融货币流通缓滞的难题。
正由于太谷志诚信票号的出现，太谷的商业迅猛发展起来，在票号支助下，商号林立，市场兴旺遍及神州大地。员家与曹家、赵家、孟家等富商大贾联手，采用繁而有序，集团化管理，跨国购销，多方敛财，规避有形、隐形风险的经商之道，统领“谷帮”达二百四十余年之久。二百多年的持续发展，打造了太谷县成为“山西省的第一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才使得“太谷成为汇通天下的领头羊”“成为华北乃至神州大地的货物集散中心和贸易中心”，并获得“金太谷”“小北京”“中国的华尔街”之美誉。
晋商研究专家赵荣达在《太谷商业繁荣的历史缘由初探》（见《太谷报》1984年10月12日）一文中说：笔者曾亲耳听到一位曾在志诚信票号供职的账房先生和一位志诚信东家的后裔说过，太谷的志诚信票号乃是康熙年间由太谷城南二里的沟子村一个叫员成旺的人创办起来的。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康熙帝的大内总管乐三爷，并用自己的铺号为乐三爷存放和运寄银两，在乐三爷的支持下，员成旺开始试办银两汇兑。不久他在太谷、北京、广州分别建起三个汇兑点正式创立了志诚信票号。
一九九四年，那个时候的平遥古城还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地方，尽管它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八年之久；那个时候的我，从事着几乎与文化并不太密切的乡镇工作，日子过得不紧不慢，不好不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集子中的散文《抱愧山西》，其间余先生用大篇幅的文字论证着“山西曾是海内最富”这一说法，从此，我的心境再也不是那么“水波不兴”了。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脑海中有了和余秋雨先生同样的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余先生说：“我只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升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恍然大悟！
我要让历史的印象赋予现实的意义，从发黄照片的面容上追寻你们的精魂所在！
平遥是晋商的重要发祥地，仅一个雷履泰就把中国金融史的纪录刷新，因为他和他的商业团队打拼出了“汇通天下”之“日升昌”，让中国内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挺起中国金融的脊梁，进而有了一种豪迈的辉煌——这一历史是平遥人的骄傲，也是文化经营的重要资源，我明白得天独厚是何等的优势！然而由于沧桑巨变，晋商文化能展示给世人的似乎更多的是历史遗存的晋商宅院和文史资料，要想通过历史照片来表现其独特魅力，困难之多可想而知！
据史料记载，摄影艺术于１８３９年８月诞生于法国，清光绪中期传入中国。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４２岁的法国人方苏雅，带着七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１８８５年才问世），历时１１个月后抵达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五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式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方苏雅于１９００年拍摄的《个性强烈的五百罗汉》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珍贵照片。
１９０１年～１９０２年间，太原有了山西第一家照相馆。
平遥作为当时引领风气之先的富甲之地，很快就有了照相馆，商界、学界竞相拍照，成为一时风尚。一些富商子弟出于个人爱好还专门购置了摄影器材以供娱乐。虽历尽百年沧桑、社会变迁、人世代谢，但平遥早年摄影艺术的传播普及还是得以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珍贵历史瞬间。
从我现有的近千幅晋商照片资源的分析，晋商老照片的主体是晋商东家或掌柜的个人照片；晋商人物闯荡外出时的照片；东掌、东掌夫人、东掌伙计的合影；商业性团体合影、晋商人物与客户的合影；晋商家族家庭合影；字号伙友同仁合影；晋商民俗风情照片等。从时间上分析，清中期及稍后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拍摄照片是一项高级消费活动，故以晋商东掌个人形象照片和东掌伙合影照片为主，还有一些人由官而商、由商而官的照片。晋商人物直接为官者并不太多，但有许多发迹的商人捐得了官位，如平遥“日升昌”东家李箴视就曾为其曾祖、祖父、父亲捐得“府加四级”职衔；其弟李箴听、李箴言分别捐了武职副将衔和盐运使加二级。毛鸿翙也为自己的父亲、祖父都有捐输。这些商业精英、商界领袖捐官后都留下了一些照片资料。
据考证，平遥晋商在字号年终结帐或正月开张时，东掌伙要聚餐并合影留念。我所收藏的晋商老照片中有很多属于东掌伙合影的照片，这些照片以铺面字号或东家住所为背景，尚无人造道具背景，但那时候风光照片凤毛麟角。
从平遥现有老照片分析，到清代后期，照片领域逐步扩大，生活类照片出现，婚嫁活动也有记录。这一时期的照片，除自然背景之外，人造布景背景出现。照片领域还出现了商团合影、学校师生合影。
到民国初期，照相成为一个普及性行业，这一时期的照片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商人一般性合影，普通商人照片、民俗活动如婚嫁、生日、寿辰筵席等都有照片反映。
晋商老照片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文革”洗劫，许多有研究价值的照片几乎全被毁损，遗留下来的弥足珍贵。也有一些老照片流落到了非法文物贩子手中，还有的漂洋过海，沦落他乡。有的晋商老照片反映了晋商封闭氛围中的开放理念，如我征集到的第一幅照片就是“日升昌”在武汉的分号经理李文权夫人的照片。这张照片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亮丽风采，尽显其思想解放程度。当然大多数照片是晋商后人作为祖先牌位需要供奉才得以侥幸“存活”下来的。
一九九七年，平遥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出现了十几家民营博物馆，老照片来源“紧俏”，供不应求。一些商贩虽有经营，但缺乏晋商知识，不懂照片蕴涵的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对其价值估计不足。于是，我与这些人结识为朋友，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使他们成为我收藏老照片的一个主要信息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老照片价值的认识逐渐上升，有人视之若宝，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收藏的难度与日俱增。为了一张老照片，我真是吃尽千辛万苦，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不惜跑遍千里万里，其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与外人道也！
“存得本来真面目，映成绝世好风姿”——照片，通过摄影技术纳天地于方寸，铭古今于瞬间，是让历史成为永恒的载体之一。翻阅这些泛黄的老照片，我们可以欣赏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宏伟壮观的古老建筑，瞻仰历史名人的风姿俊采，领略晋商巨子的雄才大略，感受有识之士的宏图大志，体会时代骄子的凌云志向……
从一张东伙合影照上，我们可以对平遥票号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有一定直观印象：无论是身材相貌，还是穿戴打扮，东家掌柜们都是相当讲究，无可挑剔，个个都显得那么自信。看照片中人一个个泰然自若，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浩浩商海风云，尽在运筹帷幄中。透过照片，我们会不由想起当时的一些民谣，如：“八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等。
一张老照片就是一部晋商创业史，一张老照片就是一部晋商文化史，它们是那个时代社会经济的缩影，是晋商艰苦创业、智慧守业、悲壮歇业的佐证。在我所收藏的照片中，有一幅是用数千元的代价收藏的，那就是毛鸿瀚的巨幅老照片。毛鸿瀚原为蔚泰厚票号后期大掌柜，是一个杰出的票号经营者，为蔚泰厚创造了丰厚的财富，但他同时也是平遥票号商中保守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由于他的影响，致使平遥票号在向现代银行转型的关键时期惨造失败。毛鸿瀚与创新人物“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总经理李宏龄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实意义之大非同寻常。从他照片的形象上，我们依稀看到他运筹帷幄、调度有方之精明一面，但分明也读出了他刚愎自用、顽固不化的另一面，不由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枉叹时不我待。
本人涉足摄影领域虽然很早，很遗憾由于众多原因干扰却不能专注于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收集到作为东来号财东的祖父、祖母照片，后也零星积累了一些老照片，但并没有从晋商这个主题上去寻访。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启动后，我曾与原平遥县衙博物馆馆长冀太平先生共同策划了《平遥商人·女人·老人》老照片展，旨在表现“平遥的商人创造了历史，老人记录了历史，女人诠释了历史”这样一个主题。这次活动之后，我破译了晋商与老照片的密码，开始用心去研究和收藏老照片，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积累平遥晋商老照片，把触角伸向了晋商历史文化名村，伸向了晋商后人，伸向了文史研究工作者，伸向了各级各类档案馆，建成了一个兴趣同一的网络，利用自己是县市摄影机构负责人的优势，发动会员，在晋商人物主题下，把一个老照片征集收藏成为研究晋商、服务平遥文化的大事，渗透在平常的工作之中。
收藏研究晋商老照片是我精神领域的一片蓝天，我不祈求老照片的增值，但我寻访晋商的光芒，历史的光影凝聚了辉煌，历史的光阴灿烂了文化。
每年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期间，我都策划组织专题展览，辟出专门的展位来表现平遥晋商老照片的独特风情。更为欣喜的是，２００６年国际摄影大展中，我在王悦、张国田两位老师指导下策展的《晋商老照片》被安排在国际级大师作品的展区内；在太原市举办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国际级大师作品邀请展中，《晋商老照片》有幸应邀参展，也算是对自己老照片情结的一种接纳和鼓励吧。
这几年在与老照片的“亲密接触”中我经常会思索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晋商是山西最悠远的骄傲，他们曾经带给山西最辉煌的荣耀，他们的印记应该震撼、感动和抚慰今天之山西后辈的心灵，并为艰难行走在重振晋商雄风之路上的人们亮起一盏明灯。也许有人会说，让一张照片承担如此厚重的内涵未免太苛刻了一些，可是想想罗中立的《父亲》，谁走到他的面前能不驻足凝神忆起几千年的沧桑？想想解海龙的那个唤起希望工程的《我要读书》的大眼睛女孩，谁走到她的面前能不掬把热泪而心潮涌动？如此想来，我们又不能不说，一张老照片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取悦观者的眼睛，它该有一种力量，该有一种魅力，让人们被滚滚红尘物化了的眼睛、刻板了的心灵，活跃起来，振奋起来，高尚起来。商道即人道，晋商老照片让历史变成了鲜活的面容，呈现出了可以触摸的灵魂，并穿越昨天，引领今天，印证明天……
为此，我将持之以恒；为此，我将矢志不渝！
（赵永平）
张燕生
我出身票号世家，对于晋商发家致富的商业经营管理却知之甚少。不过，家风的耳濡目染，父辈的言传身教，所涉及到与晋商有关的诸多旧闻轶事，还是给我这个关注晋商文化的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下不妨将其中我认为有价值的细枝末节，疏理剪裁成一束花絮，奉献给最能体现晋商文化、晋商精神的平遥古城。
猴儿嘴 吃柿饼
在平遥，几乎每一位母亲，从婴儿口中拔出奶头，都会用手指点着婴儿那红润的小嘴，喃叨一首近乎摇篮曲的俗谚：“猴儿嘴，吃柿饼；在哪儿吃，市楼底。”
柿饼象征生活的甜蜜。那么，婴儿们未来的甜蜜生活寄托在哪里呢？不是在天地里，也不是在“书中自有万钟粟”的书本里，而是在买卖人向往的市楼底。
平遥人经商致富的“发蒙”，就是这样从母亲的怀抱中开始的。而平遥巨商大贾的商业天赋，也许还正是在母亲的怀抱里萌动的。
也许有人会说，母亲们当初并不见得有这样的意识，而婴儿们当然更不可能有所理解。但正是平遥母亲们向往买卖人发家致富的潜意识并在哺育婴儿时不经意的流露，才最具晋商文化的意义。
入徒三条件
我爷爷的爷爷有三个儿子。他和兄弟们分家以后，人多地少，儿子们又都大了，生计就成了问题。好在儿子们写字打算盘还算可以，就请有名望的买卖人朋友作荐主，把二儿子送进了日升昌票号。
生计所逼、会写字打算盘、荐主有名望，这就是山西商人入徒的三个条件。
生计所逼，是个条件吗？是。收徒方是很看重家庭出身的。富家不存在生计问题，子弟们一般都娇贵，不吃摔打，没守心，缺乏敬业精神。而贫家子弟买卖，就是奔饭碗子来的，耐摔打，没二心，最招商家待见。字写得好，性有定根；算盘打得好，心有灵性；这是业务素质。而有名望的荐主，则是保障人品道德的第一信用人。
敬业精神，业务素质，信用保障。这又成为山西商人选人、用人的三个基本原则。虽然简单，却非常实在。至于学徒是否有成就，那就看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了。
称谓问题
掌柜的，是商号的总负责人。总号设大掌柜、二掌柜。二掌柜职权有限，相当于现代的见习经理。如果几年还被称谓二掌柜，等于挨骂。二掌柜的主要职责是巡视、督察分号事务。在这其间，又称为巡边掌柜。分号没有二掌柜。分号不过五、七、九人，没有那么多“官位”。经理是后来之称。分号掌柜的，在总号称之领班，并冠以分号的地名。如汉口领班、上海领班等等。而在任上，仍以掌柜的称之。
称呼账房（会计）、书办（整理文件的）都尊称为先生。
伙计、伙家、伙友，都是商号一般员工的通称。但有区别。伙计是掌柜的称呼一般员工的通称。当面称员工伙家，含有贬意。伙友是旁称，没有当面称伙友的。伙计之间并不互称伙计，称对方伙计，有在同伴前自高之嫌。伙家伙计连称，有调和矛盾之意。又，长期合伴的员工称伙家伙计，而临时合伴的，则称打伙客计。
晋商之家
晋商字号，家的气氛非常浓郁。掌柜的如同父母；账房、书办如同兄长；伙计如同小兄弟。
伙计们伺候掌柜的，如同孝敬父母，所谓的递茶壶、倒夜壶，体现的是如同在父母之前的晨昏定省之礼。没有掌柜的已经起床，伙计们还在懒睡；掌柜的还没有就寝，伙计们就先睡了的道理。
掌柜的和伙计一桌吃饭，并且吃的是一样的饭菜。
账房的书办不可以为私事支使伙计。伙计即使有错，账房、书办也没有大加训斥的权利。
掌柜的批评员工，也留脸面。有错单独批评，不可以当众训斥。当然更不能体罚。
解雇员工，也要顾及荐主的脸面。不是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半路辞退。商家惯例，正月初五忌财神，员工皆到，初六开张。如果年前未被告知，那就算是解雇了。
如此人性化的管理，体现的就是——和气生财。
饭桌上的规矩
旧时，平遥城内商号林立，唯独没有酒肆饭庄。商家讲排场，自设厨灶。竞请名厨，攀比成风。所以大商号的掌柜的都是美食家。
掌柜的和厨子有‘吩咐饭’的规矩。午饭后，大厨不解围裙，上来向掌柜的请示明日饭菜，以及是否准备客饭。如果掌柜的吩咐，并不配套合谱，那是要让大厨笑话的。大厨到任的第一桌饭菜，虽不丰盛，但极为讲究。如果第一道主菜原盘退下，那大厨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掌柜的伙计一样的饭菜同桌吃，但也要讲究礼恭毕敬。饭菜上桌，掌柜的迟到，这为不恭；掌柜的未到，伙计先坐，或掌柜的尚在座，伙计无故离去，这为不敬。
掌柜的坐主位，小伙计坐近旁。小伙计要一边吃饭，一边伺候掌柜的传菜盛饭，都是从这样过来的。所以，商家吃饭一般都快，没有大排而排假斯文的规矩。
素常吃饭不备酒。掌柜的、账房先生们陪客，自然有酒。节日，掌柜的伙计同桌，酒不得过量。正月里，各商号掌柜的、跑街外交们联谊互请，酒可尽兴。
小伙计虽然伺候掌柜的吃饭，但也是上桌面的身份，所以从不厨下捧盘。素日饭菜，帮厨贴灶的捧盘；正月酒宴，外用村里标致勤快的小伙子。
邢村（今喜村）毛家，系指中国票号创始人之一，日升昌票号首任协理、后创办和组建“蔚”字五联号并为蔚长厚财东之一，又于清末相继设立永泰庆、永泰裕票号的巨商毛鸿翙及其后代。
毛鸿翙祖籍大汪村，后迁到平遥城内，后移居邢村。自其父毛际美始步入商界。毛鸿翙为第四子。毛家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东，当从毛鸿翙算起。
毛家发展的第一桶金是毛际美从天津掏的。
毛鸿翙，字振羽。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幼有至性，不喜纷华，貌则循循，于技似无所能，言则讷讷”①。兄长们都轻视这位小兄弟，认为只是种地的材料。然毛鸿翙从小就喜欢经商行当，“略通经籍，即从事于商”②，时仅十三四岁。先在一家油面铺学徒，后被相距只有5里的细窑村（今龙跃村）雷履泰看中，入达蒲李家的西裕成颜料庄。道光三年（1823）左右，西裕成改营票号后，毛鸿翙积极支持李财东和大掌柜雷履泰。“凡其所谋，莫不奇中”，“握算技筹，随机观变，所有蓄聚充裕，而有盛无败也”③。后雷、毛纷争不和，毛鸿翙被迫离开日升昌。
道光六年（1826），蔚泰厚财东侯培余（介休人）重金聘用毛鸿翙，首先组织完成蔚泰厚等五联号改营汇兑业，并逐步有了积蓄。到道光末年，毛鸿翙以“毛忠恕堂”名义合伙参加投资蔚泰厚票号银本2万两，成为连东带掌的总经理。后直接投资蔚长厚票号成为财东，在票号界大展才能。
毛鸿翙除经营票号外，还投资设立了长泰永绸缎庄、日生烟店、晋泰昌钱庄，以及药材、当铺等商号。在曲沃县建有制造旱烟的日生烟厂；在安泽县府城一带，置买土地4000余亩，并在安泽城内开设义泰昌粮行总店，“吃租入贷”。从此，毛家财富愈积愈厚。
到毛鸿翙后期，见独生子毛宗闵（字瑞堂）未能执理大事，就把希望寄托在孙子毛履泰、毛履祥、毛履廷、毛履恭四兄弟身上。同时着手购买大批建筑材料，将旧居翻新扩建，在邢村正阳高坡上，修起了富丽堂皇的大宅、二宅、三宅、四宅四幢大院和毛家祠堂、书院，号称毛家堡。对面还建有一座花园，专供毛家人观赏。
同治四年（1865），毛鸿翙去世。到光绪中期“履”字辈四少东时，毛履泰继承祖父遗志，重开票业，于光绪十八年（1892），设立永泰庆票号。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成立永泰裕票号，并加强日生烟店和其他商号的经营，与平遥另一烟业大户魁泰烟店平分秋色。至宣统初年的10余年中，毛家发展到鼎盛时期。
民国年间，毛鸿翙第四代“德”字辈有十大少。由六少毛敬德执事时，已失去前辈创业精神，家业开始衰退，生活逐步走向侈奢。毛敬德去世后，存丧1年多才出殡安葬。停葬期间，每天按六少生前习惯，除供献各种吃食外，还要照烧3次烟枪（泡）。就连报丧通知亲戚，都要逐一打制馈赠银器。“寻魂”、烧纸、出殡时，分别用民乐吹奏、和尚念经、道士诵咒。建造墓窑时，不远千里到河北保定专门订购石料，凿制完毕，远途运回。棺木用5寸厚柏木制成，外加沙木套，并用红石板外固。一次治丧花费近2万现洋。
至于毛家娶亲嫁女，一向讲究门当户对，排场阔气。据不完全统计，毛家除与平遥当地巨富多有姻亲关系外，与相邻的祁县渠家、何家，文水县贺家，介休县侯家、冀家，灵石县王家等，都有秦晋之好。据说到灵石县静升村王家娶亲，不惜资财，往返两天，沿途光放鞭炮一项，就要花费2000大洋。到第五代“述”字辈、第六代“国”字辈，不少人沾染吸食鸦片、“料子”（近似海洛因）恶习，使家业日渐衰败。民国19年（1930）前后，毛家的商业铺号已大部分歇业或转让。到抗战开始时，家道已破落不堪。
注：
①②③《诰授武德佐骑振羽毛翁墓志铭》
毛鸿翙
毛鸿翙（1787—1866），字振羽，平遥邢村（今喜村）人，幼时家境一般，弃学就商，先在粮油店学徒，十几岁受聘西裕成颜料庄。学习认真，办事精练，甚得东家、掌柜赏识。二十余岁就提拔为颜料庄副经理。清道光三年(1823），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毛鸿翙为日升昌副经理。1826年（道光六年），蔚泰厚绸缎庄正式改为蔚泰厚票号，毛鸿翙成为第一任经理，1865年（同治四年），毛鸿翙去世，享年78岁。
1823年（道光三年）左右，西裕成颜料铺改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日升昌票号，毛鸿翙担任了日升昌票号的副经理，经理是雷履泰。毛、雷两个都非常能干，开始时，俩人同心协力，日升昌票号的生意也蒸蒸日上，日新月异。但一山难容二虎，两个能人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发生矛盾。1825年（道光五年），毛鸿翙只好被迫辞职。
毛鸿翙离开日升昌票号后，正赶上介休蔚泰厚绸缎庄的财东侯荫昌酝酿组建票号，熟悉票号业务的毛鸿翙正是求之难得的人才，于是财东侯荫昌马上聘任毛鸿翙为蔚泰厚绸缎庄的经理，并由毛全权负责改建票号的工作。1826年（道光六年），蔚泰厚绸缎庄正式改为蔚泰厚票号，毛鸿翙成为第一任经理，多年的副经理终于转了正，这时毛鸿翙已年近不惑。不久，侯家又改建了第二个票号——新泰厚票号，毛鸿翙又兼任了经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两个票号的业务都蒸蒸日上，于是，毛鸿翙下工夫说服了财东侯荫昌，把侯家的蔚丰厚绸缎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享布庄等都改为票号，组成了“蔚”字五联号。
蔚泰厚的号址，就扎在日升昌隔壁，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结果，两人的这种激烈竞争，反使山西票号业迅速发展起来。毛鸿翙在侯家“蔚”字票号担任经理39 年，为侯家挣了几万两白银，同时，也为毛家挣了20 多万两银子。
毛家在毛鸿翙时代，前前后后共购置了数百倾土地，在中条山一带，还购置了林山六七处，这些土地、林山全部出租，每年仅地租就可收入4000余石粮食。
毛家还在平遥城内开设有晋泰昌布庄和日升烟店，为了搞好日升烟店，还在晋南的曲沃县设有日升烟厂，专门制造旱烟，积累了巨大的贷币财富。毛鸿翙在他逝世的前一年，以毛家为主和人合资开办了一个叫蔚长厚的票号。
毛履泰
毛履泰生活于清朝道光到光绪年间，生性聪明，是在祖父大人经营票号的竞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连其名字都是竞争的产物。毛鸿翙与雷履泰共事多年，打心眼里钦佩雷履泰的才谋，这如同雷履泰爱惜毛鸿翙一样，把儿子名字起名为“雷鸿翙”，毛鸿翙则把自己的孙子起名为“毛履泰”，期望他向雷履泰一样，受到世人的尊敬。毛履泰从小耳濡目染，他自然爱上了经营票号，同时也擅长于经营票号。祖父毛鸿翙去世后，他接手了刚刚成立一年的蔚长厚票号，成为蔚长厚财东，并在以后50多年中，使蔚长厚票号不断发展壮大。
综观蔚长厚的发展过程，蔚长厚与蔚丰厚、蔚泰厚、新泰厚诸号属一系统，被称为平遥帮。其资本实力强，经营灵活，在商界政界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我国新兴金融业的发展，票号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遭受金融风潮和历次战事的打击下，票号日渐衰弱。蔚长厚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融风潮中也遭受严重打击。如1891年（光绪十七年），厦门端云茶庄受汇丰银行抽收资本的打击，关闭其所开之源通、汇昌、厚诚等银号而宣告破产后，蔚长厚、蔚泰厚、新泰厚、百川通等各票号被亏欠达二三十万金。又在辛亥革命战事中，仅蔚长厚成都、西安分号就损失13万两银。从此，蔚长厚也就一蹶不振，勉强维持到1920年宣告歇业。
此外，毛履泰还加强日生烟店和其它商号的经营，与平遥另一烟业大户魁泰烟店平分秋色。至宣统初年的十余年中，毛家发展到鼎盛时期。
光绪三年（1877年）、十八年、二十六年，晋中遭受了空前未有的大旱灾、大饥荒，人民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老幼死于沟壑，壮丁走于四方。据平遥县段村在四川坐官的张桂林写的一本《年谱志略》（也叫《瑚珊年谱》）上说：“丁丑（1877年）七月初三日，告假省亲，值晋省连年饥馑，斗米制钱三串，斗麦三千有奇。死殍枕籍，人民相食。同治十年间编查保甲，余邑中户口几及三十万，迨大祲后，仅遗十九万余，遭灾之惨，诚有不可言状者……”就在光绪三年这一年，毛家施善积德，从安泽县府城拉回数万担米谷救济灾民，受到了清政府的褒奖。
光绪初年山西大旱捐银救灾中毛鸿翙之孙毛履泰捐银八千四百两、捐钱一千三百千文。咸丰六年捐银修平遥城墙中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翙捐银五百两。捐资修《平遥县志》毛忠恕堂（毛鸿翙堂名）捐银二百四十两。
创办永泰庆、永泰裕票号和永泰昌钱庄永泰庆票号。1892年（光绪十八年）由平遥人毛履泰和祁县常家堡人乔某创办。资本有6万两白银、经理是文水县南齐人段启祥分号设在太谷、祁县、介休、北京、天津、西安、三原、济南、道口、周口、汉口、沙市、长沙、成都、重庆、沈阳、上海等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歇业。这个票号不景气，创办9年中没有分过红。
永泰裕票号，1901年（光绪廿七年）由平遥人毛履泰创办，是永泰庆票号失败后组织起来的。资本有10万两白银，经理是文水南齐人段启祥。由于组成后不久又歇业（1905年左右歇业），所以没有分过红。
光绪十八年（1892年），毛履泰兄弟四人合伙投资创办永泰庆票号，各门股银1.5万两，共计6万两白银。聘请文水县南齐人段启祥出任经理。分号设在太谷、祁县、介休、北京、天津、西安、三原、济南、道口、周口、汉口、沙市、长沙、成都、重庆、沈阳、上海等地。
自光绪中期到庚子赔款前后这一时期，毛氏家族正处兴盛时期。毛履泰兄弟四人继承祖父遗志，决心自立票号，大展宏图，大有超过中国票号创始人雷履泰之势。但由于经理人选不当，经营业绩不佳，连搞两个帐期不能分红，被迫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关门歇业。
永泰庆停业后，财东毛履泰很不服气，一直埋怨经理段启祥经营无方。段则矢口否认这一点。他对财东毛履泰兄弟说，永泰庆无法经营是因银本不够用。于是毛家各门再加银本一万，由原六万加至十万。并东掌议定将票号名改为“永泰裕”，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择吉日重新开张，东掌皆同于永泰庆。但由于经营不善，没有分过红，于1905年左右又歇业。
此后，毛履泰又在票号旧址开办起永泰昌钱庄。1930年前，“晋钞”急剧贬值，毛履泰企图攫取投机利润，大量收买“晋钞”。1930年，阎锡山突然宣布“晋钞”作废，永泰昌钱庄因而倒闭，毛履泰损失惨重。
在经历了两次创办票号和一次创办钱庄的失败之后，年逾古稀的毛履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终日郁闷寡欢，不久就一病不起，一代晋商实业家就这样带着叹息和失望与世长辞了。
梳理时间的脉络、历史的走向,那些璀璨就在细心地擦拭中愈发耀眼。晋中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晋商文化的发源之地;晋中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著名的晋商故里。公元18世纪前后,以晋中商人为主的晋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亚欧大陆,首开中国金融业发展先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股份制的商业企业,创造了财富神话和具有重要影响的商业文明。
祖先的脚步渐行渐远,但那些跫音仍然回响在耳畔,时刻提醒着过往,更催人前行。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晋中拥有 5538处不可移动文物、65处国宝单位,可谓 “一座晋中城、半部中国史”。这里有着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晋商民居豪宅乔家大院,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左权麻田,曾经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的昔阳大寨村。除了这四座闻名的文化地标之外,晋中还有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中国(晋中)社火节两个国内外盛名的文化节庆。
晋中山、川、丘陵皆备,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了奇秀峻美的自然风光,介休绵山、灵石石膏山两座历史文化名山峰峦叠嶂,灵石红崖大峡谷、和顺太行山断裂带走马槽风景区、左权龙泉国家森林公园、“太行天池”榆社云竹湖景色秀美,是观光、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全市可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近200处,是全省三大旅游精品线路之一,文化旅游业发展迅速,2015年,全市境内外旅游人数突破5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513亿元。“十三五”期间,晋中将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家国文化之都、太行度假胜地,三年建成千亿产业。
基于这些禀赋优势,晋中大力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晋中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发展态势迅猛。左权花戏歌舞剧《太行奶娘》,晋剧《王家大院》、《大禹治水》,电影《血色西峪》、《好人常慧珍》、《大山深处的烛光》、《无冕英雄》、《党的女儿尹灵芝》,纪录片《晋中抗战记忆》,太谷秧歌剧《孟母三迁》,现代戏《女支书》,图书《晋中历史文化丛书》等一批作品深受群众喜爱。大型情境体验剧《又见平遥》自上演以来,上座率一路高歌,赢得了良好的市场效应与社会效应。除此以外,“全民文化活动季”、“十台大戏闹新春”、“送文化下基层”、“廉政文化精品剧目展演和书画图片展览”、“电影公益展映”等活动深得观众好评,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生活。
此外,晋中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全市已发现矿产资源66种,探明储量的有煤、铁、铝以及金属镁等17种,其中煤炭探明储量200亿吨,占全省8%。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晋中目前已形成煤焦、机械、冶金、电力、医药、食品等支柱产业和包括31个门类的工业生产体系。作为山西老工业基地,晋中是中国纺机工业摇篮、全国液压元件基地、全省水泵、农机、改装车生产基地,拥有纺机、玻璃器皿、玛钢等多个国家级行业检测研发中心,产业基础扎实、工业体系健全、产业工人群体大素质高,比较优势突出。特别是以电动汽车、甲醇汽车为主的山西新能源汽车装备基地加快建设,千亿级的新能源汽车及配套产业呼之欲出。
晋中自然条件适宜农林牧各业发展,是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之一,蔬菜、肉蛋奶总产量居全省领先地位,是省城农副产品的主要供应基地和全省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国宝广誉远“定坤丹”、“安宫牛黄丸”闻名天下,医药产业潜力巨大。平遥牛肉、寿阳豆腐干、太谷饼等食品深得好评,备受喜爱,食品加工业发展良好。
积淀了厚重与优势,勃发着特色与风尚,谋求着发展与创新的晋中,全局一隅,越品越有味道意蕴;俯仰之间,越“拾”越得奇珍异贝。这样的晋中,值得珍惜,值得品味,值得挖掘,值得聚焦。
晋中,因地处山西中部而得名,总国土面积1.64万平方公里。辖一区一市九县和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人口333.6万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总量突破千亿,公共财政突破百亿,正昂首迈入“六大发展”、决胜小康的新阶段。今天之晋中,汇集文化厚重、资源富集、产业扎实、区位优越、交通发达、环境优化等诸多优势。
在交通方面,晋中交通便利,区位优势独特。晋中距离首都北京500公里,高铁行程仅两个半小时。紧邻省城太原,两市中心距离只有25公里。市城区距太原机场和太原高铁南站仅15公里,铁路、公路、航空交通都十分便利,是山西乃至华北地区重要的区域性交通枢纽。横贯山西中部的晋中108廊带,拥有近4000平方公里的盆地平川,地势十分平坦,发展空间广阔,是山西经济发展重要的隆起带和改革创新桥头堡,是山西省唯一批准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这座地处北方的城市,山清水秀,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优势明显。深深呼吸,可以品味到时间的味道,历史记载、当下展示相得益彰;举目环顾,可以感受到昂扬的气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交相辉映。
九月金秋,花木缤纷。作为晋商故里、科教新城的家国晋中、魅力晋中,正如同这个季节一般,葱茏勃发,景丽目新,继往开来,新意丰盈。
刘冬冬
过去,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夸土产》,让“平遥的牛肉,太谷的饼……”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如今,这些老字号更是搭乘“互联网+”的快车,正在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
去年10月,拥有近500年历史的中药老字号企业广誉远,将首次亮相央视一套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在国家平台上唱响百年老字号的复兴;近年来,平遥牛肉、太谷饼等一批中华老字号企业,伴随我省“山西品牌中华行”系列活动,走出山西、走遍全国、正阔步走向世界。
老字号作为古老文化的标志之一,是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记忆。它拥有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精湛技艺和服务理念,承载着中华民族工匠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品牌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目前,我市有六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分别为山西省平遥牛肉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山西太谷荣欣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太谷通宝醋业有限公司、山西省平遥县延虎肉制品有限公司、山西云青牛肉有限公司。其中冠云等5家为2006年商务部首批认证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通宝为第二批认证企业。这6家企业均为民营有限公司性质,5家属食品加工行业,1家为医药保健行业,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人,省级非遗传承人7人。
据了解,我市各中华老字号企业整体向好,经营状况良好,企业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管理体系,引入了多种投融资模式,同时在历史传承、技艺保护、工艺改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建立起了完整的制度体系。
平遥牛肉久负盛名,清代时已誉满三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冠云平遥牛肉传统加工技艺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冠云注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平遥牛肉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集饲草种植、种牛繁育、肉牛育肥、屠宰分割、深细加工、文化旅游为一体的股份制企业,保持了传统牛肉卤煮工艺,建立了技艺传承谱系,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山西省模范单位。目前, 该公司拥有9大系列100多个品种和规格,产品辐射民航、高铁、沃尔玛、家乐福、美特好、淘宝网、京东商城等营销渠道。
被称为“晋商文化活化石”的广誉远,近年来通过对历史文化及品牌战略的精心运作,发展速度明显提升。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现有八个剂型104个“国药准字”号产品和保健食品,主导产品龟龄集、定坤丹、安宫牛黄丸三个品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品种,龟龄集、定坤丹为国家级保密处方及工艺技术,“远”字牌商标为国家驰名商标。该公司还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如今,国药老字号焕发新生机,“传统中药+精品中药+保健酒”三驾马车阔步向前,迎来快速发展阶段。近日又开辟“互联网+中医”模式,该公司旗下健康云服务平台“杏林壹号”APP正式上线启动。助力“旅游+中医”的城市新名片,位于北京前门大街的广誉远中医药历史文化博物馆也正式竣工并对外开放。目前,该公司主要在我省各地市开拓国医馆,今年计划在全省各地市县开设10-15家国医馆。
去年“双十一”,荣欣堂太谷饼,一天卖了240万元。始创于1895年荣欣堂,是国家商务部首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先后获得了“山西省著名商标”、“山西省名牌产品”、“山西省民营科技企业”、“山西省质量信誉 AA 企业”、“山西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等荣誉称号,“荣欣堂太谷饼传统制作工艺”已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荣欣堂实施企业转型升级,借助“互联网+”,开启探索电子商务销售新模式,企业销售量和销售额实现了双增长。2014年6月荣欣堂正式启动天猫旗舰店,探索网络电子商务运营,目前,荣欣堂共有淘宝分销店铺108家,开立了官方微信商城,微信分销店铺已达到9300余家。截至2016年年底,该公司总计完成销售6900余万元,网络销售占比54%。
传承与创新始终是老字号永久的话题,传承为本,创新为魂。尽管我市的老字号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市域范围内起到了相当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但传承创新动力不足、企业机制僵化、支持和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不仅需要政策助力,更需要主动求变。当前我市还有众多品牌企业亟待挖掘、发展壮大,各级政府需给予全方位支持,多渠道引导,精准帮扶,传承创新, 探索振兴路径,促进更多的品牌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中华老字号企业除了传承和发扬代代相传的工匠精神和精湛技艺之外,还应顺应消费需要,在产品、服务、文化上不断推陈出新,迎合消费者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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