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43期，原文标题《保护藏羚羊,盗猎之外的威胁》，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交配季节的一雌一雄两头藏羚羊（梁旭昶 摄）
开车在青藏高原行驶，时常能和藏羚羊相遇。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吴晓民研究员今年9月份4次从色林错旁经过，也就是“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发生的一带。他看到离开公路不远处，早晚都会有三五十只成群的藏羚羊聚集。“这样的现象过去很难看到。它说明藏羚羊的数量增多了，而且因为人类停止伤害，它们也不再惧怕人类。”吴晓民告诉本刊。
“野生动物的初始逃逸距离”是一种古典的观察视角。生物学家由此入手，就能做出当地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推测。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特有物种。雄性成年藏羚羊尤其漂亮，标志是长达50多厘米的黑色双角。最早对藏羚羊进行系统记录和研究的美国人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博士描绘过他在1985年10月与藏羚羊的第一次相遇：“它们的毛色在交配季节里变成了黑白相间，一对纤长的角从头顶近乎笔直地伸出去，看上去威风凛凛。我仿佛置身梦境，恍若看到了独角兽、手持长矛的藏族骑士，还有塞伦盖蒂平原的羚羊出现在隆冬大地。这是一个任由想象力驰骋的地方。”不论在哪里做研究，夏勒博士倾向选择一种“美丽、有趣且急需保护的动物，作为自己的图腾和心之所依”，由此便开始对藏羚羊长达20多年的追踪观察。
在当时，影响藏羚羊种群数量的最大问题是盗猎。夏勒发现，当地人除了捕藏羚羊吃肉外，还会将藏羚羊皮单独进行交易。经过多方信息搜集，西方奢侈品市场上的“沙图什”（shahtoosh，发音来自波斯语，意为羊绒之王）被与藏羚羊皮联系在了一起。藏羚羊有一身细密柔软的毛，纤维直径仅10～12微米（开司米羊绒为12～21微米）。这些羊毛从西藏流传到达拉克和尼泊尔等地，中间商将它送给克什米尔的织工，只有他们有能力将它加工成“指环披肩”——它精细得可以从一枚指环中穿过。
在夏勒1993年前后向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展示藏羚羊盗猎背后的贸易链条前，沙图什的购买者错误地认为它由来自北山羊褪下的绒毛编织而成，每年会有勤劳的牧羊人将羊毛收集起来。事实的真相是，编织一块沙图什披肩大约需要3只藏羚羊的羊绒，唯一获得的方式就是杀死它们。夏勒粗略推断，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20万到30万只藏羚羊因此死亡。在沙图什交易最为猖獗的90年代中期，夏勒估计幸存藏羚羊的数量或许不足7.5万只，这一古老的物种处于灭绝的边缘。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后，国务院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藏羚羊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明确了藏羚羊的贸易链条后，从打击盗猎到严查走私便能有的放矢。在藏羚羊重要分布区，中国政府划建了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了打击盗猎的保护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定期巡山并对藏羚羊种群活动实时监测。与盗猎分子作斗争最广为人知的一位勇士是杰桑·索南达杰，他在1992年建立了进行可可西里生态保育工作的西部工作委员会，并组织了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获一批盗猎分子后遭遇袭击，战斗到最后英勇牺牲。之后陆川执导的电影《可可西里》便是以索南达杰为原型创作的。
另外对藏羚羊的保护则来自消费市场的抵制。90年代末，随着一些纽约社会名流卷入沙图什的交易，《华尔街日报》《时代》《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名利场》这样的时尚杂志也劝诫消费者不要购买沙图什披肩。执法机构在各国突击检查高级精品店、豪华饭店里的交易商以及富人造访的其他场所。此时全世界允许合法销售沙图什的地方只剩下瑞士和克什米尔。1998年，瑞士终于加入了旨在管制相关交易的《濒危野生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而克什米尔当局仍旧顽固，甚至坚称，中国政府强烈谴责沙图什非法贸易交易对藏羚羊的威胁是为了打击克什米尔羊绒业的市场。一直到2002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才颁布禁令，终止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合法销售沙图什的市场。
2004年，电影《可可西里》在国内上映；2005年，藏羚羊形象“迎迎”成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其中之一。这些事件都让整个社会对藏羚羊的境况倍加关注。中国第一个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绿色江河促进会”的发起人杨欣告诉本刊，也就是在这个舆论声音最高的时候，他们把“索南达杰保护站”移交给了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1997年，杨欣就是受到索南达杰精神的感召而组织起志愿者，为藏羚羊及其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建立一个永久的阵地。“绿色江河”还组织过“藏羚羊红绿灯”的活动，在藏羚羊迁徙通过公路时进行交通疏导。“藏羚羊是个很成功的保护案例，从供给端到需求端，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做出了最大努力。这些得到了公众的认同，反过来公众的监督又将保护推向新的高度。”2004年开始，杨欣的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当时并不被人所关注的一些领域，像是雪豹保护、气候变化下的冰川消融，以及长江源头地区的垃圾处理。
2015年，中国环境保护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评估报告，将藏羚羊从受威胁物种名单中剔除。201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也以此为主要依据，在最新版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藏羚羊的濒危程度由“濒危”降为“近危”。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IUCN领导制定的一份衡量全球物种生存和受威胁状况的清单，将物种的濒危级别根据濒危程度划分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和无危等七级。其中“极危”“濒危”和“易危”又统称为“受威胁”。
吴晓民告诉本刊，整个青藏高原藏羚羊的数量大概在30万只左右，“羌塘保护区大约20万只，青海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约6～7万只，新疆阿尔金2～3万只左右”。作为一种有蹄类食草动物，藏羚羊的繁殖能力较强，母羊在第三年就可以怀孕生小羊，种群的恢复能力也较快。
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恢复性增长？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西部项目的主任梁旭昶向本刊解释，要想实施针对藏羚羊数量的严谨科学统计，难度很大。目前主要有两种替代方法，一种是在藏羚羊的产仔地或者交配地进行计数，因为这两个时间藏羚羊会比较集中；另一种是样线法，先将不同的栖息地按照地理或者植被类型分类，每种类型的栖息地选择若干条线路通过，记下所看到的藏羚羊的数目，算出密度再乘以面积。就科学性而言，两者都有较大缺陷。 “不过，虽然藏羚羊的数量统计会有偏差，但这种增长已经是专家的普遍共识。”
在梁旭昶看来，盗猎得到抑制后，藏羚羊的保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听得到枪声是最直观的危险，现在藏羚羊所面临的威胁则是复杂且不易察觉的。这表现为两方面：气候变化，以及在此背景之上综合的人类活动。”
藏羚羊的保护难度和它的迁徙习性有关。藏羚羊迁徙从而完成繁殖，除了个别地区有小的不迁徙种群外，绝大多数雌性藏羚羊都有长途迁徙产仔、产仔后再回到原栖息地的习惯。每年的4、5月份是母羊的迁徙时间；6月到7月份母羊在产仔地进行分娩，返回栖息地后，从11月到翌年1月是求偶交配的时期。除了这段时间，雄性和雌性藏羚羊基本都是分开活动的。
雌性藏羚羊的迁徙活动令生物学家好奇，因为怀孕哺乳是高能耗活动，为什么偏偏雌性藏羚羊进行长距离迁徙？梁旭昶说，这其中有若干假说，但尚未找到完满的答案。比如为了寻找更好的食物——夏勒博士曾经追踪西羌塘的种群翻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昆仑山，进入西昆仑山地的产仔地，在那里目睹了4000多只藏羚羊的分娩。“可是西昆仑产仔地并非‘桃源’，那里碎石遍地、植被贫瘠。在西昆仑的许多地方，只有垫状驼绒藜的新叶可供采食，植被生产力远较南部的栖息地差。即便驼绒藜粗蛋白含量更高，也似乎并不足以补充母藏羚羊长途跋涉的消耗。”
其他的解释还有躲避天敌说。“食肉动物无法长时间追踪迁徙的有蹄类。藏羚羊在偏远地区集群产仔，有可能降低被捕食的风险。较低的气温也能够帮助藏羚羊母子们躲避蝇虫干扰。”另一项研究推测产仔地选择可能与降水的时空分布有关。“藏羚羊的产仔期也是降水的高峰期。当地降水大多以冰雹和雪的形式。到降水少的地方产仔，也许小羊更容易成活，而且草也不至于被雪覆盖而易于发现。”
藏羚羊作为“伞物种”的地位也正是来源于它的迁徙活动。人类能够投入动物保护的资源是有限的。“伞物种”也就是一个合适的目标物种，它的生境需求能涵盖其他物种的生境需求，从而对该物种也对其他物种的保护提供了保护伞。“迁徙之路长达300多公里，到达产仔地之后，羊群又大规模汇集。这些藏羚羊沿途要采食饮水，也有捕食者在后面虎视眈眈。兽群上路，浩浩汤汤。除了审美意义，动物迁徙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能提升植被的生产力、促进营养物质循环。正像角马之于东非大草原，无数代藏羚羊的季节性大迁徙，勾勒出了今日羌塘生态系统的轮廓。”
梁旭昶告诉本刊，有蹄类动物迁徙，又是一种正在消逝的壮美景观：“全球至少有24个有蹄类物种和亚种，曾经或正在进行大迁徙。其中6种有蹄类的大迁徙已经消逝：南非小羚羊、黑角马、白脸牛羚、弯角大羚羊、斑驴，以及蒙古野驴。现存的有蹄类大迁徙，非洲有9个物种，北美洲4个，欧亚大陆6个（驯鹿在北美和欧亚大陆均有）。蒙古原羚仍在蒙古东部草原上大规模迁徙，而在中国境内几近灭绝。实际上，藏羚羊迁徙是我国境内仅存的野生有蹄类陆地大迁徙。”
藏羚羊迁徙过程中的“挂网”死亡现象已引起关注，为此西藏那曲地区双湖县的群众在藏羚羊迁徙季打开部分围栏
由于人类的活动，藏羚羊在迁徙道路上会遇到障碍，主要有铁路和公路这样的路网设施，以及牧民草场的围栏。吴晓民和他的团队曾经在青藏铁路的建设期和运营期监测铁路对藏羚羊迁徙活动的影响，最早是人工观察、安装远红外摄像头等方式，2007年开始又得到日本酪农学园大学的资助，将对方提供的带有卫星发送跟踪装置的颈圈应用于研究，从2007年到2010年通过围网捕捉的方式先后为10只雌性藏羚羊佩戴颈圈。它们全部都是青海可可三江源迁徙到可可西里产子的种群，青藏铁路仅对这个种群形成阻隔。青藏铁路一共为包括藏羚羊在内的野生动物留有33个通道。吴晓民发现，在通道使用的最初，藏羚羊会在通道前出现集群和徘徊的现象，甚至因为青藏铁路的野生动物通道桥梁很高，在大地上投下了阴影，羊群也不敢进入阴影区域，直到头羊率先跨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迟滞的时间都在减少。可以说藏羚羊已经逐步适应青藏铁路修建对该地区的环境所带来的新变化。”
另外像是青藏公路，吴晓民说，因为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存在，对于藏羚羊来讲不构成太大问题，其他一些等级不高的国道和县道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就不会对藏羚羊形成阻隔。随着这些年青藏高原旅游的升温，道路上的车流量逐渐增多，但吴晓民认为不文明的游客毕竟是少数，人们正在养成给动物让路的习惯。总体上讲，道路工程因为在施工前都会进行环境评估，要考虑到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让吴晓民颇为担心的是近十几年来在牧区建设的草场围栏，相比路网，它们的修建更加自发而随意，没有制度约束，但将藏羚羊的活动区域分裂成一个个孤岛，也带来了不少伤亡情况。
草场围栏同样也是梁旭昶所关心的问题。在他发来的照片里，草场围栏是一种孔洞较大的铁丝网，高度约在1.2米到1.5米之间。有时候藏羚羊被狼追逐，就会慌不择路撞在网上，绞在里面慢慢咽气。草场围栏是在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之后，牧民在农牧部门的鼓励下建起来的。它主要有几个作用：首先是标示自家草场的范围以及轮牧的区域，避免和其他牧民产生纠纷；另外也是防止草原上其他食草类野生动物和家畜争食草场。由于草场围栏是农牧部门支持的惠民举动，又和保护野生动物的林业部门分属两个管理体系，所以围栏仍然处于不断建设之中。
在青海，比藏羚羊更加处于濒危状态的普氏原羚“挂网”死亡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关注，一些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合作，比如在不大范围拆除围栏的前提下，通过摘下围栏上的刺丝以及降低围栏高度来减低普氏原羚被挂住的风险。WCS在西藏羌塘也和政府共同修建了一些藏羚羊的通道。“说到底这种冲突是因为藏北牧区生态资源的时空局限性，人和野生动物的生态位高度重叠造成的，即所有相关方都对季节性的草场和水资源有高度依赖。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已针对食肉动物肇事开展经济赔偿，但食草动物争抢草场并没有很好的量化办法。帮助羌塘牧区群众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效益，并提升经济收入多元化水平，是未来缓解这一问题的方向。”梁旭昶这样说。
迁徙季的雌性藏羚羊群（梁旭昶 摄）
羌塘在藏语中意思是“北方高地”，广义的羌塘覆盖了西藏自治区北部，还包括青海西部和新疆南部边缘，是冈底斯山以北、昆仑山以南的高海拔广袤地带。如今这片苦寒之地为若干自然保护区所分治。就藏羚羊分布而言，可可西里保护区的社会关注度最高，而羌塘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数目最多、研究和保护难度也最大。“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所发生的色林错保护区，属于广义羌塘的一部分。
吴晓民在2013年开始陆续将卫星定位跟踪装置应用到对羌塘藏羚羊的研究上。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位置选择不同种群的15只藏羚羊来佩戴设备。“选择3岁到5岁的壮年雌性，设备会每天5次、每次间隔3小时来发射位置信号，项圈将伴随每只藏羚羊两年。”吴晓民介绍。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种群藏羚羊的产仔地、迁徙路线以及迁徙时间，从而对路途当中的围栏设施能够更好地加以改善。对藏羚羊的追踪也会应用在对保护区功能区划的调整上，“现在保护区范围划定普遍偏大，功能区划不太合理”。
以项圈来追踪的好处是，调查人员不再需要用传统方式追踪藏羚羊的行踪——每年藏羚羊迁徙的季节正是夏天青藏高原上冻土融化的时候，在夏勒博士的年代里，他们整日要应付陷车的麻烦，广阔无人区里的后勤补给也是问题。2016年，根据跟踪项圈的信息，吴晓民的团队在色吾雪山脚下一片50～80平方公里的区域，发现了迄今为止一个藏羚羊最大的产仔地，估计数量超过10万只。它们属于羌塘北部的种群，从尼玛县和改则县交界的地方一直向北进入无人区。那是个非常难以到达的地方，吴晓民尝试过四次才得以进入。
梁旭昶所在的WCS已经在羌塘扎根20多年，当年夏勒博士就是作为WCS的科学家进入羌塘来首先对藏羚羊进行自然史描绘。在自治区林业部门支持下，WCS一直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对保护区管护员的培训。“政府这些年加大了对保护区的管理投入。现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73个专业管护站，每个管护站配备有8～10名专业管护员，总共有780名。另外还有一部分协议管护员是在牧区家里定期巡视。”如果将这780名管护员对应到羌塘自然保护区29.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就会发现人的力量十分渺小。这次“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连带处罚了一位协议管护员，但是对于保护区里偶尔会发生的非法穿越，管护员确实很难及时制止。“人手本来就非常紧张，管护站里的这10个人也不能同时参与巡护，一部分要留下来设卡盘查，另外一拨人也不能分开走，因为会发生陷车危险。这就决定了每周管护员只能巡查两三条线路。车子能够走多远又和汽油及后勤配备有关系，保护站的汽油是定量的。”林业部门和WCS提供的培训在于提高管护员发现问题的能力，比如运用更有效的信息化工具、更好地使用GPS和望远镜，以及设计更优化的巡护路线。
关于藏羚羊的研究还有太多未知的空白。梁旭昶强调了气候变化对有蹄类长距离迁徙造成的影响，它是对藏羚羊所有研究中最不能被忽视的变量。“原先不迁徙的种群，会不会随着局部种群密度增加而开始‘部分迁徙’（Partialmigration）或者‘巡游’（Nomadic）？这些都会干扰我们对藏羚羊数量的观察统计。”
气候变化最直观的结果之一就在藏羚羊出没频繁的色林错湖畔。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让色林错湖水的面积在近20年中扩大了至少200平方公里，成为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咸水湖。“这是否意味着高原的花花草草长势更好，藏羚羊会有更丰沛的食物呢？”梁旭昶说。这个逻辑并没有这么简单。他参考了中科院昆明所使用遥感技术分析1982年到1996年青藏高原上草甸带和草原带的生长季节变化情况。这一时期内，高原气温上升趋势显著，但植物的生长季节不但没有延长，反而缩短3～4周。原来，在冬季高原植物进入休眠期，需要一定数量的低温时数，才能打破休眠。随着高原冬季越来越暖和，植物休眠不断延长，于是第二年春季的萌芽期推迟。而在草原带，七八月份的高温让植物快速生长，于是生长季反而提前结束。另外高原植物生长是一系列温度和湿度作用的结果，它们可能让某种植物长势较好，而抑制另外一种植物。“总体上说，气候变化对于藏羚羊来看影响都是偏向负面的。”梁旭昶说，“当湖水淹没了部分草场，牧民家畜和藏羚羊争食草场的现象也可能更加突出。”
（感谢曾岩、刘炎林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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