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力量
龙腾，1942年生于蒲江一个医生家庭，父亲酷爱看书，母亲也识文断字。母亲对历史故事尤其痴迷，这也影响着龙腾，使得他在文史及乡土史料上潜心钻研，从而为他搞好文物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到撰写《魏了翁传》，他走上了一条艰辛而快乐的路，无论何时，只要跟他聊起文物的事情，他总是侃侃而谈。
初见龙腾应该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听他讲起船棺真是精彩无比，自信而自豪。当时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其貌不扬，操着浓重口音的瘦小老头竟然是当地知名专家，只听得大家称呼他龙老师，并不知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诚然，很多时候是断然不能以貌取人的。
再一次在蒲江文管所与龙腾相遇，缘自“锦点”微信公众号做人物专题而再次造访。时间虽已过去了好几年，他依旧还是老样子，精神矍铄。当我们采访他想了解更多有关老一辈文博人的故事时，他对自己几十年在文博一线岗位的耕耘与辛苦轻描淡写，说起蒲江的文物却是滔滔不绝，尤其是说到一次次考古发现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门儿，说蒲江的盐井，讲蒲江的巴蜀图章、82个船棺……，每讲一处都有引导感，思路也总是沿着那一个个发现而深入下去。
1998年1月，鹤山镇飞龙村一电杆厂工地发现船棺，从船棺的殉葬品中，龙腾拾起了拇指大小的一个青铜块，拿起来一看是一枚印章，背后是桥形钮，之前也出土过类似印章，形状一般多是圆形、长方形、正方形，山字形的也有，就是没有看到鱼形的，当时的他并未意识到这件文物的价值。
鱼形巴蜀图语印
鱼形巴蜀图语印
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境内，除了中原文字的流行外，还存在着巴蜀两族自己创造的本土文字。近年来出土的青铜器上出现的巴蜀文字约有300个字符，学者们自己辨认出30多个。自1982年以来，蒲江县境内出土了20多枚巴蜀图语印，其中以鱼形印最为精美，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出土的一枚，该枚“鱼形巴蜀图语印”被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
“从外形来看，图章上的图案分为四个部份，其中一份似乎暗示了是蚕丛与鱼凫的历史传说。图案上一条鱼，旁边是蚕在吐丝。蚕丛与鱼凫见于扬雄的《蜀王本纪》，但扬雄生活于西汉末年，时代比较晚，李白还要晚些，但他们都提到了蚕丛和鱼凫。在这之前，只有蜀国的传说，但未见实物，这枚印章的出土证实了以前的传说。”说起这枚印章，龙老师格外兴奋。他告诉我们，由他研究并撰写的《鱼形印的研究》一文已刊登在《四川文物》上。
此外，他还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们：“除了这件文物以外，还在三个不同墓葬出土了三枚蜻蜓眼的玻璃珠，这类物件原产于埃及和西亚，通过南丝绸之路而来。”从他发光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了一份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龙腾手绘
蜻蜓眼
他在《蒲江盐井与冶铁》一文中写到：“蒲江县古代盐井与冶铁，都曾经辉煌一时。蒲江盐井开凿于战国古蜀国王朝，是四川人工开凿最早的盐井。汉代地节三年，一年开凿盐井二十口，派驻盐官。宋代设置盐井监、盐井寨，最高年产量达210余万斤，居四川盐业第二位，仅次于隆州（仁寿）。”据当时的盐井监李焘在《蒲井盐官厅壁记》载：景德（1004-1007年）中，邛州5口盐井，产盐227700斤，蒲江盐井占十分之七。据《华阳国志》记载，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另据《蒲江乡土志》记载，“城南......三十七里，大王井（今白云乡窑埂村），遗老相传，即汉设盐井官处，柱础犹在，盖数千年物。”“城东十里盐井沟，沟中盐井之开，始汉宣帝时，《县志》谓之茅池井。”可见当时蒲江盐井之盛。由于蒲江是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最重要的节点之一，而盐作为生活必需品更是必不可少，所以蒲江盐井对南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个地方出土的文物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也表明一个地方的发展程度。每有一处新的发现，龙腾总是兴奋不已，他潜心钻研，考证经典，访古问今，整理了许多研究成果。他惊奇地发现，在蒲江发掘出土的82具船棺中，大多出现在盐井附近，这是其他地方少见的，且巴蜀图语印和蜻蜓眼也多出土于船棺之中，这一点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盐作为生活必需品，由朝廷派官员控制并售卖，那么盐、船棺到底是怎么一个关系？根据《汉书》记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见盐谷”，他们没有见到过盐和大米，通过南丝路古道运进去以后，深受喜欢，于是用歌唱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欢喜。据记载，蒲江县的盐井是当时离成都很近的盐井，然后要到西昌下面的盐源县才产盐了。
汉 画像砖 盐场
汉 画像砖 盐场，描绘了身处大山之中的四川汉代盐场从打盐卤，运输，到熬制的制盐的工作场景。
最早有关盐的记载是秦朝李冰在双流开凿盐井，但是通过实地考察发现，盐井并不是李冰才开凿的，蜀国时就已开凿了。在开凿盐井的同时发现了天然气，就是当时所说的火井，古书上所述的是临邛南一百里有火井，宋朝时邛崃到蒲江是63里，蒲江县城到大王井，古书上记载是37里，刚好100里。邛崃地方志古书上记载的邛崃火井是出西门，不是出南门，方位有误差。当年诸葛亮视察的真正位置应该是蒲江白云乡的位置才对，白云乡至今仍能看到盐井，是公元前67年就开凿的。龙腾顺着这条线索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找寻着。
2016年夏天，鹤山蒲砚村10组黄院子屋基下1.5米深处发现船棺，龙腾和文管所一行人前往查勘。于是立即上报市考古队进行发掘经发掘清理该船棺为桢楠木，长6.3米，宽90厘米，高65厘米，棺外有白膏泥。他们很快在附近又发现两具，于是立即上报市考古队进行发掘。经过这次对船棺的发掘发现，蒲砚村战国船棺，与茅池盐井关系密切。茅池盐井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据《元史》记载：“邛州有二井，宋旧名曰：金凤、茅池。天历初（1328年），地震。盐水涌溢，州民候坤愿作什器煮盐，而输课于官，诏四川转运盐司主之。”盐井沟下游有明代盐井碑，高1.45米，宽75厘米，厚11厘米。经考证，此处船棺应为古代蜀王开明王朝派驻蒲江管理茅池盐井的贵族官员，去世后就葬在茅池盐井沟附近山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后来不断地发现发掘，他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并撰文写下了《蒲江又现船棺群》，把出土的蒲砚、蜻蜓眼、巴蜀图语印、陶器、兵器、钱币等文物以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
蒲江出土汉代牢盆：目前唯一留存的汉代大型煮盐器
魏了翁（1178—1237年），邛州蒲江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臣。他曾在四川等地为过官，嘉熙元年（1237年），魏了翁去世，年六十。他诗文、书法尤佳，传世作品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〇九卷、《九经要义》二百六十三卷以及《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抄》、《师友雅言》等，后人对他评价颇高。魏了翁墓位于苏州枫桥镇高景山金盆坞，1995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是魏了翁诞辰840年，龙腾撰写的《魏了翁传》第一册有望在年内面世。
魏了翁
在他看来，魏了翁是蒲江的历史文化名人，是蒲江的骄傲，也是他终生仰止的人。于是，他曾历尽沧桑独自去寻找魏了翁留下的痕迹，无论是碑题、水利工程、文稿还是最终的墓园，都一一镌刻在他的心中，永不泯灭。
但凡与魏了翁相关，龙腾都全身心地投入。他在查阅史料时发现，魏了翁的儿子编撰父亲文稿时，把他写的诗竟然编错了年代，看来是有误的。他在明代曹学佺写的《蜀中广记》中看到青神县的中岩有魏了翁的题字，于是就打电话向青神县文管所咨询，却被告知说没有。他不相信，于是决定乘车到实地看看。他从蒲江到丹棱，再从丹棱到眉山，从眉山到青神县再到中岩，上山一一查找，终于在一块崖壁上看到魏了翁三次题字，惊喜之余又发现《魏了翁年谱》论述有误。年谱上写魏了翁是庆元五年进京考试的，途径中岩留下题字，进京赶考应该是庆元四年，这就证实了时间上有误。
他还专程到苏州去寻找魏了翁的墓，居然意外的找到了他哥哥高定子以及侄子高斯道的墓，这更让他喜出望外。这三个墓都是苏州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寻找魏了翁的墓让他着实费了一些周折。按照书上记载的是魏了翁墓所在位置在苏州吴县彭华乡高景山。走到公交站，看到公交站牌上就有高景山站名，索性坐公交车去了。到目的地才发现那儿是个公墓，找遍了山上公墓区，没有魏了翁墓。于是又到后山去找，蒿草疯长比人还高，因为无人询问，只得返回。第二天便去苏州博物馆打听，后找到文管所、考古队，转好几个单位，来到枫桥文化站，站长又外出开会去了，只能留了个电话。苏州市文管所同行告诉说魏了翁墓还在，就帮他打印了一套资料，他见资料上面有等高线，心想，这下好找了。第二天又去，在漫山的蒿草中，露水湿透了他的鞋袜，还是没找到。一阵凉风袭来，他感到浑身寒凉，这才意识到时间已是深秋了。
寻找无果，只得打电话到枫桥文化站，文化站的人开车带上他一同去找，结果是在高景山金盆坞。原来，魏了翁墓原规模宏大，有神道、神道碑、石碑坊，后屡经毁修。清咸丰元年〔1851年），江苏布政使倪良用曾为魏墓补立七尺墓碑，上刻“先儒宋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赠太师秦国公谥文靖魏公了翁墓”。后毁。辛亥革命后，吴中保墓会吴荫培先生重立“宋魏文靖公了翁墓”石碣。“文革”期间，墓碣荡然无存，连墓的确切位置也无从寻找。因为仰慕，因为作为蒲江人想为蒲江做点事，龙腾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
采访中，龙腾说：“我没有退休”。为了完成《魏了翁传》，他每天都要用大量的时间写作。从整理资料到一个人撰写，这个量还是很大的，于是他每天早晨5点多钟就起床写作，从不间断，没有节假日。“作为一个蒲江人，要把我们本县的人搞清楚，一定不能似是而非。”现在已经完成1到7章，全书预计写20几章。据他说，第一册写到魏了翁33岁的时候，青少年时代比较简单，学习为主，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发生的事情就越来越多，到官场更是越来越复杂了。期间，他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将魏了翁庞大的家族世系表整理出来以备写作使用。
撰写魏了翁传是一个漫长而辛苦的过程，这其中的辛酸苦辣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在他看来每弄清楚一件事情都是他快乐的来源，哪怕再细小的事情。魏了翁对后世的影响的确很大，也有好多人研究他，比如四川大学教授胡含曦先生所著《四川书院史》、川师大教授蔡方鹿先生所著《魏了翁评传》西北大学教授张文钊从文学角度写的《魏了翁与文学创作》、四川省社科院彭东焕写的《魏了翁年谱》，都是十分好的，此外还有日本学者也在专题研究他。“作为一个蒲江人我更应该写，只要每天都有新发现就觉得自己在进步。通过魏了翁，了解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思想，他学习的勤奋，越是和他贴得更近，越是鼓励我勤奋写作，不能保持终日无所用心。”
看到他一叠手稿，满桌的资料典籍，严谨的治学态度，十分令人钦佩。“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用这句话来形容他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文/叶子，图/叶子 赵霞，编辑：赵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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